茅于轼：100多年的经验说明 学习西方利大于弊

茅于轼：100多年的经验说明 学习西方利大于弊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茅于轼先生的演讲。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天则经济研究学理事长茅于轼先生上台演讲、樊纲先生、周其仁先生和陈志武先生分别在嘉宾席就坐，就改革30年发表他们的见解。
今天的四个话题已经说过了，首先就这本书从各自的角度做一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有请茅先生。
茅于轼：各位来宾，谢谢大家光临，我下面还是谈谈30年改革的回顾。30年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半辈子，很长的时间。我看这段时间要看得全面一点，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眼光来回顾它，也就是说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这30年。我们也可以从解放开始，那就是60年或者从民国开始那就是一百年，我觉得更恰当的坐标是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因为那个转折点是标志着中国认识到自己落后，开始要向外国学习，追求现代化，1840年到现在160多年，我有幸亲眼看到后面的一半，这160年是非常曲折的过程，首先我们承不承认中国是落后的，请问中国落后是有很大的转折，因为从来不以为中国是天下第一的，后面我们发现打不过英国人，发现外国人有很精良的技术，承认自己落后很痛苦，很勉强，经过反复的斗争，大家看历史知道，清朝的大官不认为中国不行，要承认自己不行，向外国学习，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承认向外国学习。
第二个问题下来，学哪个国家？在清末明初的时候，中国的主要学习榜样是日本，因为日本接受现代化的思想比较早，而且他们离中国很近，现在大家到美国去十几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到美国去，坐船要坐两个月，到日本去两天就到了，不管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我们的目标是对着日本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靠着日本的帮助，孙中山一碰个事就逃到日本去，黄兴这些人都在日本活动。我们学它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名词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清末明初的时候主要学日本。后来胡适提倡向欧美学习，可是这段时间并不长，等我们解放之后，就学了苏联，政治上学苏联一党专制，经济上学苏联计划经济，这个榜样学错了，所以苏联自己也垮台了。垮台之后，苏联自己改革了，混不下去了，那个时候中国经过了文革之后，开始要寻找一条路，华国锋上台之后，中国派了很多人到外国去学，头一个学罗马尼亚，第二个学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是最失败的典型，那个时候当成我们的榜样。
我们不想去学习西方，因为西方是帝国主义要走向死亡的，我们是它的掘墓人，怎么会向它学习呢？就拿社会主义阵营里搞得好一点的，比如说东德、捷克，我们觉得它太西方化，要学东方化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到真正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地大家认为需要向西方学习。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是很顺利的过程，很复杂的过程，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认为我们改革所有的毛病都是向西方学来的，当然这个话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看向西方学习所得和所失来比较，我认为所得大大超过所失。拿我们的技术毫无疑问绝对是学西方的。在制度上我们有多少学习方的呢？可以说成功的方面都是从西方学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学西方的，秦始皇、西太后不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是进口的，环境保护是进口的，不是我们国家搞出来的。股票市场、证监会、银行，这都是进口的，我们得到很大的方便，节省了很多时间，节省了学习的成本。我们一步跨上去了，这叫后发优势。当然我们说学习方有很多毛病，西方克服了这个毛病，我们没有克服，我们犯得比它更多，所以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在主流的思想方面，要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
过去一百多年，国际形势有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冷战以后，它的变化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小了，在民国的时候，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最大的任务是救亡，就是不要做亡国奴，救亡的任务超过一切，民族、建设都不在话下，最要紧的是救亡。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我感觉整个国际环境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是更多的国家由老百姓来作主了，而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是没有仇恨的，中国人跟美国人跟日本人，老百姓没有仇恨，国家之间的矛盾都是制造出来的，不是老百姓心里有什么问题，是有些人在里面挑拨起来，也有些人从中得到好处，他要扩张军队，他要获取权力，他制造一些矛盾，实际上国家的安全，问题跟50年前、100年前，现在不是大问题，这个环境变化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环境变化对我们日常生活有多重要。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讲了十分钟了，谢谢大家！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茅于轼：通货膨胀等五大问题挑战中小企业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茅于轼先生答记者问。
主持人：问一下各位经济学家，现在企业生存也面临挑战，我们谈的是劳动力的成本在提高，这些年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由于出口退税和汇率政策的压力，也导致了广东福建沿海、江浙一带大批的中小企业濒临倒闭，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贵了。在这种情况下问一下企业如何渡过难关，政府应该如何帮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他们解决了大量社会的就业问题，今天他们为了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为了退税，为了国家宏观调控，请问茅教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茅于轼：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出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别人有钱，别人发财，对我是好是坏，很简单的问题。可能有两种答案，有一种答案是别人有钱对我是不好的，因为他有更多的可能来剥削我们，他用他的钱来剥削我们，使我更穷了。还有一种答案，别人有钱对我有好处，我也能沾点光，这两种答案请大家思考，到底哪个答案对。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我说说我的答案，我的答案是属于后一种，我觉得别人有钱对我有好处。中国人喜欢移民到美国去，哪怕到餐馆里洗碗，挣得钱也多，什么原因呢？同样的劳动拿得钱多了，因为美国餐馆来吃饭的人，他收入高，所以洗碗的人也高。再拿我来讲，我现在的收入比过去十倍都不止，是不是我的本事大了十倍呢？没那么大，从前一千字拿50块钱稿费，现在拿500块钱都不多，给我这么多稿费的人是不是赔呢？他不但赔还赚了，因为他拿我的文章，拿我的书去卖，买书，买文章的人，他们收入高，不在乎贵，因此他们的收入高，就使我的收入高。
以财富为基础的权力互相能够包容的，相反官位为基础的权力是彼此排斥的，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皇帝不能有两个，一个部里只有一个部长，一个市里只有一个市长。如果一个社会是官位为基础的权力，一定是斗得不停。但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权力不一样，你发财我也发财，对我发财有好处。这个社会结构如果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权力的社会，是走向繁荣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补充一下对张维迎教授的看法。从人类社会的看法，就是从投资性财富为基础的权力转变为财富为基础的权力，这里发生很多的转变，有钱的人可以打的，可以坐飞机，可以吃山珍海味，没钱的人肚子饿着照样饿着。钱的东西是造成社会不平等飞机重大的原因，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办的事。
下面回答主持人提的问题。企业生存的问题。现在企业生存困难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劳动力的成本上升。第二，人民币升值，使得很多出口的企业造成了困难。第三，由于短通货膨胀，银根很紧，贷款非常困难。第四，是能源涨价。第五，环境成本上升，现在要讲环保，你要规范环保，就要花钱了。
这么多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又都是好事。劳动力成本上升，那当然好，大家收入提高了，有什么不好。汇率上升，人民币上升，我们购买力增加了，这也是好事。环境成本上升，我们要保护环境，这也是好事。但是金融市场没有自由化，造成货币收紧的时候，苦乐不均。这是一个问题，其他的几点别看它是一个问题，它又是一个机会，到底是问题还是机会呢？那你要看宏观面，宏观面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是10.6%，比去年略微有点下降，但是基本上还是上升的姿态。
这个GDP上升一个点就能把那些毛病抵消一大块。我们买股票，看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怎么样，讲经济基本面就是GDP，GDP的上升这些问题，环保的问题，汇率问题等等都有调整的空间，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正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我们不能老是靠廉价劳动，老是靠低的浪费原料、材料、能源，浪费环境的结构，一定要改，不能老是重复落后的国家，我们要变成先进国家，这些变化正好促使我们走向更高一个台阶的经济结构的机会，我觉得政府现在需要帮助这些企业，帮助他们克服。我们说改制很不容易的，你要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环境消耗，提高劳动工资，这些企业都要下很大的力气，要做很大的投入，这些地方政府要想办法帮助，老百姓有机会也愿意帮助他们。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老百姓怎么帮助企业，我们没时间仔细谈。就说这几点供大家参考。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茅于轼：别人越来越富，我们也容易变富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茅于轼先生答记者问。
香港财经文摘记者：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茅于轼教授，别人如果有钱了，对我有好处，可以沾光。但是6月份布什公开指责现在的粮价上涨是由于印度需求大量增加，所以才引起国际性粮价上涨，而前一段时间金融师表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像中印这种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像美国那种发达国家，他的居民不能像美国居民那样过那种生活，走他们的路，这样会造成地球能源供应不足，使地球不堪重负。像布什、赖斯这种观点，会不会跟您所提的兼容性有冲突呢？不知道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其仁教授。现在热钱在国际上由于越南金融危机爆发，热钱又引发了大家的注意，据相关数字显示，是中国从2008年1月份到5月份，平均每月涌入中国热钱的数量达到30亿左右，但是现在在中国，中国股市被套牢，中国楼市又现在在降价，涌入中国大批的热线现在到底钱漂在哪，不知道周其仁教授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茅于轼：我先回答您的问题。首先我同意周其仁的意见，如果货币控制住的话，物价水平不会变，粮食涨价，是不是消费粮食的人吃亏，生产粮食的人占便宜呢？从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从长期看，价格反映稀缺性，如果一个商品稀缺了，他必须得涨价，他不涨价就糟了，他涨价让大家谨慎地使用，节约它，用别的不稀缺的东西来代替它。
这个问题是有特别大的重要性，别人赚钱对我是好是坏，如果别人钱多，对我是坏事，或者说我所以穷就是你富了，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贫富总是有的，不管是哪个社会就有，我所以穷，是因为你剥削我，把我剥削穷了，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我的穷是希望能够变成富，因为别人越来越富，我也可能变得富了。这是截然两种不同的看法，这对人类历史的发展，由于这个看法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今天的时间太短了，这个问题只能这样讲，我希望大家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说一个题目，正面的，反面的，好好想想，把它想通了，对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身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再说一句，一个人赚钱靠别人，另一个人赚钱说我在孤岛上能赚到钱，没有这个事，他赚钱靠别人，而这个别人也赚钱，你不可能做一个买卖，你赚钱把别人亏了，没有一个傻子，我是一个赚钱的人，你也是一个赚钱的人，你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我跟你是一样的人，你能赚，我也能赚，正因为你赚钱我才能赚钱。对我们制度演变有重要的意义。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