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宏：见证的历史还是臆造的历史(中国青年报 2010-8-11)

    如果单从王楚英的自述来看，这个87岁的老兵拥有一段传奇般的人生：1923年出生，14岁就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担任排长，指挥击毁过3辆日军装甲车。在1942年~1944年的印缅战场上，他是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中将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又被派至英国陆军少将温盖特身边担任联络参谋，亲历了那场导致温盖特身亡的空难，并幸免于死。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侵华日军投降仪式上，他还负责了会场的警卫工作，成为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1954年，王楚英从香港“起义”回到大陆。此后，便一直留在南京工作，退休后又出任南京市政协专员，从事文史研究。

    从2005年起，王楚英在报纸与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回忆文章，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种种传奇经历。

    彼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度曾被遗忘的抗战正面战场，重新进入公众与媒体的视野，王楚英也从一个以往默默无闻的老人，一跃成为媒体的“宠儿”。

    根据王楚英本人的统计，仅在2005年，前来采访他的媒体就有180多家，“北到哈尔滨，南到海南岛”。在一些国家级电视台制作的权威历史纪录片上，这个老兵也作为重要的口述者，频频亮相。

    王楚英的口述，一定程度上重塑了那段曾被人遗忘的历史。他的回忆文章，曾在国内最为权威的军事历史期刊上长期连载。按照多位研究者的说法，这“从某种意义上确立了他在这个领域的权威地位”。

    近年来许多研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历史论文与作品，都引用了王楚英的回忆。反映侵华日军南京投降仪式的著名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来自王楚英的回忆。

    2009年6月，王楚英数十万字的回忆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军碑1942》。有业内权威专家评价：“这是迄今为止一部最权威、最真实反映中国远征军滇缅印征战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与研究价值……是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的生动材料。”

    但逐渐有研究者发现，在这个老兵的自述里，不仅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史实性错误与不合常理之处，而且许多叙述前后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记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其他文献资料里，似乎从未显示过这个职务如此重要的军官的存在。

    随着研究的深入，质疑者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有时候感觉，他像是凭空出现在那个历史现场的。很多细节根本经不起推敲，有些甚至很荒谬。”在写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封邮件中，一位研究者这样表示，“如果我们把他的讲述当作真实的历史，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那真是太可悲了。”

    蹊跷的空难

    在王楚英的自述中，最为惊险的经历，莫过于在温盖特将军空难中死里逃生一事。

    奥德·温盖特，英国陆军少将，他是印缅战场上的英军高级指挥官，丛林特种作战的先驱者，于1944年在一次空难中身亡。

    根据王楚英的自述，1944年3月24日，温盖特一行5人（包括王），乘SV918号L-5型联络机，在因道歧湖边的机场跑道降落时发生空难。

    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关温盖特的传记主要有3本。其中最权威的，是1959年出版的《温盖特传》。该书作者克里斯托弗·赛克斯曾遍访温盖特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其有过密切接触的当事人。

    现居北京的杨虎，是《温盖特传》的中文本译者。他在研究后发现，该书中描述的温盖特遇难经过，与王楚英的回忆有很大出入。

    王楚英提供的失事地点，是在缅甸因道歧湖东岸的机场，而《温盖特传》所提供的失事地点，是印度的比什普尔山区，两者相距近160英里。飞行的时间、机型也不同，王楚英所说的起飞时间是上午11时，机型是L-5，《温盖特传》及其他文献资料所称，起飞时间是晚上8时左右，机型是B-25轰炸机。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机上乘客的名单完全不同。根据王楚英的自述，机上共有5人，他与一名叫开普生的英国中校幸免于难。而根据《温盖特传》及其他文献资料提供的名单，飞机上包括温盖特及其副官、无线电通信员、射击员、机械师与两名美国记者在内一共9人，全部遇难。

    事后英军对空难现场的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道：“现场非常惨烈，解体的飞机残骸钻到地下18英尺深处，尸体难以判明身份，但在一些可以辨认的东西中，他们发现了那顶著名的遮阳帽的残片（注：温盖特平日总带着一顶遮阳帽，这也成为他的标志）。”

    由于9位遇难者中有5位是美国人，而遗骸已混在一起无法分辨，所以美军把9人的遗骸一起运回本土，合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如今，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里，依然可以看到这块刻着9个遇难者名字的墓碑，与《温盖特传》里提到的名单相符。

    疑点重重的显赫经历

    从这时起，杨虎开始对王楚英的自述产生了怀疑。在此后他与另一些研究者的交流中，越来越多的疑点被发现。

    在王楚英的自述中，1942年3月11日，他在缅甸第一次见到史迪威。随后，史迪威点名要求这个年仅19岁的中国上尉，出任他的联络参谋与警卫队长。一直到1944年10月史迪威离开中国为止，“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担任史迪威的司机，保护着这个传奇人物在滇缅战场上东奔西走，史迪威亲切地称他“我的孩子”。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按照常理，“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

    首先，王楚英几乎不会英语，在近年来的多次与美国访华老兵的交流活动中，王楚英都需要翻译陪同。有研究者指出：“史迪威身边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位，怎么会交给一个几乎不懂英语的中国人？”

    有研究者曾当面向史迪威将军的外孙伊斯特布鲁克求证，王楚英是否担任过史迪威的司机与警卫。伊斯特布鲁克回应道：“美国的研究者也是近几年才从中国方面得知，有过一个中国人担任过史迪威的司机，但他们从未找到相关证据。据我所知，给我外公开车的，从来都是美国士兵。”临了，这个美国老头还略带幽默地说：“或许，这只是（王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另一些旁证，也能够支撑起对王楚英的怀疑。

    在现居台湾的原远征军54军198师特务连连长曹英哲的回忆录《雪泥鸿爪——老兵忆旧》中提及，在1944年春节期间，王楚英还只是驻扎云南曲硐198师的一个参谋，由于与上峰关系不好，受到排挤，一度产生过逃跑的念头，曹与王素来交好，曾在暗中保护他。

    无论是在回忆文章里还是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楚英曾反复提到，自己是198师师长叶佩高将军的老部下。198师是国民党军队的一支精锐部队，声名显赫，但一直在云南境内作战，从未出现在印缅战场上。

    还有研究者查阅过《史迪威日记》，在这部数十万字的日记中，史迪威曾多次提到过在他身边工作的多名中国军官，但从未提到过王楚英这个名字。在美国国家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近千张史迪威在印缅战场活动的照片中，司机均为美国士兵，从未见过王的身影。

    除去滇缅抗战的战场亲历，在王楚英的自述中，还有两段“显赫”的经历，也存在着颇多疑点。

    一段是淞沪会战。王楚英称，当时年仅14岁的自己在那场战役中担任过国民党第18军的代理排长，并在一次日军的夜袭中，指挥着由马夫、伙夫组成的一支小部队，用扁担摧毁了日军的3辆装甲车。他本人因这一显赫战功，受到了军长罗卓英在最高级别军事会议上的点名表扬。

    但有研究者查阅过第18军军史，以及淞沪会战期间上海的所有大小报纸，此事从未被提及。

    “按常理推断，一个小孩子立了这么大的战功，而且军长还点名表扬，军史与当时的报纸都应该记录下这件事情。”这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者称，“你只要想想，连那个冒险送国旗到四行仓库的杨姓女童子军，都有那么大的知名度，我们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王楚英的名字？”

    另一段经历，是王楚英最引以为豪的。他自称，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侵华日军投降仪式上，他作为新六军第14师的少校级作战科科长，与第40团团长王启瑞，以及宪兵营营长赵振英一起，负责会场的警卫工作。

    不过，近年来，王楚英在会场中的具体位置，也在自述中不停地变化着，有时候是“在中方代表团的后面”，有时候是“在日方代表团的后面”，有时候是“在会场内四处巡视”。

    2008年，有研究者突然发现，王楚英自述中的“宪兵营营长赵振英”尚在世，住在北京。赵现年92岁，记忆力还非常好，他记得那场仪式的许多细节，甚至还记得新六军第14师营级以上所有军官的名字。

    记者向赵振英求证王楚英的回忆，他明确告知：“首先，我不是什么宪兵营营长，我是14师40团第1营营长，团长王启瑞与我，从滇西到印缅再到南京，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其次，在我们14师，我不记得有过王楚英这么个人，在南京受降仪式的警卫工作中，也从未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和我共事过。”

    “我的作品，要对历史负责”

    8月5日下午，在南京城西的家中，王楚英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回应对他的质疑。

    王楚英称，大多数时候，都是他给史迪威将军开车，但在记忆中有一次例外，那是同为美军军官的史迪威的儿子来看望父亲时，由其亲自为父亲开车，他改为驾驶随从车辆。

    说话间，王楚英拿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两辆美军吉普，第一辆车是史迪威的座驾，开车的是小史迪威，第二辆车上坐着几个戴钢盔的美国兵，开车的司机是个面容模糊的中国军人。

    “这就是我。”他指着照片，肯定地说。

    王楚英承认，自己的英语确实不好，只是小时候在一所教会中学里上过几天夜校，会一些基本的对话。他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史迪威为什么要点名，让他出任那么重要的工作。“也许是看中我出身农家，没有什么背景吧。”他解释道。

    在王楚英的回忆中，史迪威向他口述命令时，基本上用的都是中文，然后他再将其转成书面文件，传达给各个部队。“史迪威将军不仅会中文，而且还会中国很多地方的方言，是个有语言天分的人。”

    在《军碑1942》里，王楚英写道，他和温盖特的第一次见面，就交流了印缅战局，“从午餐后一直谈到夕阳西下”。此后，温盖特还曾向他讨教“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包括戏剧、绘画等”。众所周知的是，温盖特是个完全不懂中文的英国人。

    王楚英并未正面回应这一质疑。

    “有时候我也能说一些英语。”他说，“那就是我亲历的事，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当记者提出，为什么他描述的温盖特空难经过，与《温盖特传》里描写的完全不同。他回答道：“我不晓得，我不晓得那些资料里为什么那么写。我的经历是亲身的，千真万确的。”

    对《史迪威日记》里对他只字未提，王楚英也感到“很疑惑”。“我看过《史迪威日记》的，他提过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提到过我呢？我也不晓得唉。”他说。

    他不愿再与记者多谈关于南京受降的经过。“那些在我写的文章里已经很详细了。”他拿出一本杂志，说道：“警卫工作，是我与王启瑞，还有一个宪兵营长叫赵振英的，一起主持的。”

    “那赵老为什么说他不认识您？”记者问。

    “可能是他年纪也大了，记性不好了。我前一阵在南京还见过他一次，不过后来也就没联系了。”他说。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王楚英：“您年纪这么大了，又写了几十万字的东西，您怎么来保证这些历史都是准确真实的？”

    “我写的东西都是我的亲历，大部分应该是准确的，有些记不清楚的地方，我也去档案馆查过很多资料。”他回答道，“我的作品，要对历史负责，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心里突然涌起一种恐慌感”

    类似这样的回答，在一些研究者听起来似曾相识。当有人当面对王楚英提出质疑时，老人的回答也多半是“不清楚”、“不晓得”或者“这就是我亲历的事”。

    而更让这些研究者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面对这些“明显的错误”，国内一些在二战史研究领域具有权威地位的学者却选择了“视而不见”，甚至还有不少人“力捧”王楚英。

    “像温盖特空难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国际上早就有公论，可在中国，如此明显的史实错误，却从未有人对王楚英提出过质疑。那么，我们的二战史研究，究竟在研究些什么？”杨虎反问道。

    曾有研究者打电话给一家发表过王楚英回忆文章的杂志，提出质疑。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只对错别字与病句负责，对具体的口述史史实，并没有鉴别的能力。

    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者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曾经向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朋友谈起过对王楚英的怀疑，对方听得频频点头，但一到制作相关的节目时，那个朋友还是扛起摄像机，去采访王楚英了。

    “能说话的人本来就没几个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这个朋友对他说。

    该研究者说，当时他“心里突然涌起一种恐慌感”：“那我们何必再去研究什么历史，大家都去研究养生吧，最后比谁活得久，越久，就越有发言权，这不就得了？”

    在《军碑1942》出版后，几名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曾有过一个想法，联名在媒体上提出公开质疑，但后来由于有人反对，最终作罢。

    “他年纪那么大了，而且无论他说的是真是假，毕竟也是个抗日军人，有些于心不忍。”那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者告诉记者，“但我内心里对他是很失望的，编造的光荣历史，比那些耻辱的失败更可耻。这样下去，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里，还能剩下多少真实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