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女儿朱敏在苏联和德国集中营的岁月[组图]

1944年1月,朱敏与异国伙伴们在德国集中营

朱敏在德国集中营中化名赤英，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四年中她受尽了折磨，落下了终身病痛，直到1945年德国法西斯投降，苏联卫国战争结束，朱敏才有机会寻找自己的父亲，而此时苏联政府也在斯大林的安排下，艰难地寻找着朱德总司令女儿的下落。因为朱敏当时的名字仍叫赤英，长时间的集中营生活，她已对中国话、中国字有些生疏了。有一天，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启程回国之前，到苏联国际红十字协会办手续，无意中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封“名叫赤英的女孩寻找一位中国父亲”的信，他将此消息带回延安告诉父亲毛泽东时，毛泽东才告诉他:“这是我们朱老总的千金啊，这个化名我知道。”

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一封沉甸甸的信，递到了朱敏手中。离别4年后，辗转收到爹爹的第一封来信。信中说:“苏联四年卫国战争也是中国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而没有及时打听你的下落，让你受了苦，爹爹对不起你！全苏联都在遭受战争的苦难，我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麻烦苏联政府，想必女儿能谅解爹爹的……”读着爹爹的来信，朱敏忍不住泪流满面，她好想立即回到父亲的身边，当时摆在朱敏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虽然很想回国看望爹爹，但想起当年离开延安时父亲的叮嘱——“你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朱敏选择了留在苏联。她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不能给爹爹丢脸。她先在儿童院补习俄文，然后进入中学，到1949年读完了苏联十年制的课程，完成了高等中学的教育。随后她想上列宁师范学院。在战争年代，她亲眼目睹了许多孤儿无法上学，渴望上学，朱敏将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父亲，朱德接信后十分支持女儿的这一选择，朱敏在莫斯科如愿考入列宁师范学院学习。

1950年，朱敏趁大学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这距上一次的离别、有10年之遥。见到女儿时，朱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着。对于那段集中营经历，朱敏几乎没有提及，爹爹也不多问。作为职业军人，他知道法西斯的野蛮与残酷；作为爹爹，他更对女儿所受的痛苦感同身受。康克清妈妈把这封压在箱底、尘封了八年的家信拿给朱敏看。信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但是毛笔书写出来的浓浓墨迹的字里行间，让女儿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父亲的厚望。想起自己在苏联度过的日日夜夜，想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和信中所写的每一句话语，这位共和国元勋的爱女，禁不住热泪盈眶，她理解爹爹，知道父亲爱自己的女儿，同时也爱天下所有在战火硝烟中挣扎的人民大众。他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加倍努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争取早日完成学业，回去报效祖国，让爹爹的希望变成现实！

朱德和女儿朱敏

朱敏尽管是共和国元勋的唯一爱女，但朱德对她的要求却极其严格。1953年，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到祖国参加了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她的第一个孩子也来到人世，年近70岁的朱德当上了外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敏还记得，爹爹小心地把婴儿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久久不肯放下。朱敏从此更懂得了爹爹，读懂了他炽热的内心。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他们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他却硬把朱敏赶到了北师大集体宿舍。那是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朱敏一家在这里住了4年。之后，他们搬进了一座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宿舍楼，一住就是40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晚期，在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才调换到了如今居住的房子。朱德这样的安排是颇有用意的，他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干部子弟，容易产生优越感，背上个包袱，觉得自己生来就比别人强，再加上生活条件比较好，稍不注意，就会脱离人民群众。所以当子女们开始独立生活以后，朱德曾明确表示:“以后在经济上我不再帮助你们了。”但是朱德对儿女们思想上的进步、成长却始终没有放松过。为了帮助年轻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朱德说:“在生活上我不再帮助你们了，但是必读的书，马列著作，我还是给你们买。”

不光是朱敏和刘铮，就连他们的6个孩子也接受了爷爷的平民似的教育。1960年，朱敏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上学，学校离家有好长一段距离，朱敏心疼，就在司机面前唠叨这件事。可是，事情让朱德发现了。第二天，朱德推着一辆三轮自行车走了过来，“自行车难看，同学们会笑话。”孙子不乐意了。朱德也不生气，笑着问:“爷爷大还是你们大？爷爷大，才能坐4个轮子的车；你们小，就只能坐3个轮子的。”孩子们被逗乐了，欢欢喜喜地去了学校。

1963年，朱德专门给朱敏书写了一张条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字里行间，凝聚着朱德对女儿的教导和期望。在朱德的教育和影响下，朱敏并没有躺在父亲的功劳薄上生活，而是平平淡淡，一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