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波：面对炮轰泰然处之―朱德的“文革” 岁月

反对“顶峰”提法遭林彪嫉恨
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内政治气氛异常紧张。1965年12月，80岁高龄的朱德，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上海十二月会议”。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会前的朱德毫不知情。
会上，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与野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暗中指使其同谋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等，在会上对罗瑞卿进行围攻，指责罗瑞卿在1964年组织的全军大比武是不突出政治、只突出技术的单纯军事观点；抓住罗瑞卿说过的“不应该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句话，诬蔑是反毛泽东思想言论；还无中生有地说罗瑞卿要“篡军反党”等等。在会上，朱德对林彪等人这种做法非常气愤，表示异议。还针对自1959年9月彭德怀被免职，林彪接任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多次鼓吹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种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在林彪等批判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时，朱德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不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嘛，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意味着不能发展了，怎能这么说呢？”林彪等听了朱德的发言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便怀恨在心，酝酿着对朱德的报复。
“上海十二月会议”后，林彪等人加紧了篡党篡军夺权的阴谋活动。1966年5月4日至26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就此，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开始了。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编造谎言说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歪曲事实的批判。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时间读完，连下来就读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诬陷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他攻击朱德说：“别看你没有本事，整天笑嘻嘻的，其实你有野心，总想当领袖。”同时，康生也在会上诽谤朱德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入党，还是党外人士”；并诬蔑朱德“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还到处煽风点火，恶毒攻击和诬陷“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朱德是老机会主义者”等等。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赤膊上阵，指名道姓地诽谤朱德。尽管林彪反党集团骨干到处利用机会攻击朱德，但朱德以他的革命经历与品格及对党、对革命、对人民所表现的忠诚和卓越才能，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在这次会议上，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1个常委之一。林彪对此更是怀恨在心，对朱德施明枪、放暗箭，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阴谋策划，企图在全国掀起“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恶浪。
面对炮轰泰然处之
1967年1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窜到中南海党中央机关，召集党中央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策划布置“炮轰朱德”。当天晚上，指使几十个戴着红色造反派袖标不明真相的年轻人，突然闯进朱德在中南海的住处，乱吼乱叫，声言揪出朱德，造朱德的反。他们在朱德住处的门前、墙上贴满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的标语和大字报，庭院里的地上用石灰刷写了“炮轰朱德”、“朱德滚出中南海”等侮辱性的大标语，还扬言要把朱德一家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德正在玉泉山参加一外事活动，他听到这些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开进中南海西门，远远就看见各种纸张的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他很奇怪，自己哪来这么多“罪名”。于是他凑近去看，看过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吓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话：“反对毛主席”。这可真是天大的诬蔑：谁人不知当年红军是“朱毛”，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那几天，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叹气，反复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康克清过来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答非所问：“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和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毛泽东对这一行动表示了支持。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继而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乃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狂潮骤起，全国陷于空前混乱之中。林彪等人阴谋策划“炮轰朱德”的活动也随之逐渐加温、升级。
朱德对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顽强的抗争。1月11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针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的问题，在会上发言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把什么都搞乱了，搞到造成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怎么能行，要注意下大力量及时妥善解决。”他又针对新出现的群众组织之间武斗升级问题，强调说：“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是一意孤行，武斗不但没有制止，甚至还在逐渐升级，发展到动枪动炮，砸机器、烧房屋，胡乱抓人，害人，这一定是有人在幕后策划搞鬼，破坏革命队伍内的团结，广大群众和干部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注意识别这些人的阴谋诡计。”这些话使林彪、江青等人坐卧不安，他们更加嫉恨朱德。
不久，林彪、江青暗中指使戚本禹，煽动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学生在街头贴出“炮轰朱德”、“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地处闹市，离全国妇联机关不远的北京市东单灯市东口街道的墙壁上辟了“朱德罪行”专栏。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戚本禹等人暗中加紧策划，准备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朱德，并让康克清陪斗。后来，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及时干预，才使戚本禹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北京造反派并未罢休，竟又在戚本禹指使下，派出“揪朱兵团”窜到朱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大吵大闹要召开“声讨”朱德大会，张贴“炮轰朱德”、“打倒朱德”等大字报和标语，无礼闯进朱德旧居陈列室，捣毁和抄走文物，煽动当地群众反对朱德。由于朱德在全国人民和家乡人民中都享有崇高威望，当地群众并不到会，“声讨”朱德大会也只是由北京窜来的几个造反派用高音喇叭，胡乱大叫大喊一阵子了事。他们在一栋空闲旧房里住了一天，当地群众不给他们饭吃，也不供应水喝，第二天当地群众就把他们轰走了。
更有甚者，林彪还指派他在江西的亲信，窜到井冈山，强令井冈山革命纪念馆篡改陈列品说明词，将当年朱德在井冈山挑粮扁担改写成是林彪挑粮用的扁担，将扁担上的“朱德记”三个字换写成“林彪记”；把描绘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撤下来，换成毛泽东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
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批评了在“一月风暴”期间出现的把斗争矛头指向朱德的错误举动。他对出席会议的中央军委委员说：“朱德同志还是要保，他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很高，要按照延安的规定，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林彪等人在“一月风暴”掀起“炮轰朱德”的恶浪暂时平息。朱德才按往常情况，出席了当年国防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和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并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但林彪、江青等并未因此而停止对朱德的诬陷、诽谤和攻击。
中共中央曾计划在1968年国庆节后，于10月10日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只好改变计划，先举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为召开“九大”作准备。十二中全会于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朱德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林彪、江青等人暗中指使其同伙张春桥、吴法宪、谢富治等人肆意对朱德进行攻击、诽谤，诬蔑朱德是“军阀”、“黑司令”、“三反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并篡改历史，胡说什么是毛主席和林彪率领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吴法宪眯缝着小眼逼问朱德：在井冈山期间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朱德并没有动怒，只轻蔑地看了吴法宪一眼，然后提起手中的拐仗，先朝天上指了指，再往地上点了点，意思是说“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与会的多数中央委员对吴法宪等人的这种拙劣表演非常气愤，私下里痛斥他们是“小丑”、“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企图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会议上，迫使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岗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又授意当时担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指使公安部的“造反派”，采取逼、供、信等手段，诱逼中科院的一位同志捏造了一份所谓朱德等组织“伪党”的材料。这个在1968年12月制造的耸人听闻的“伪党”政治案件，诬陷以朱德为首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马列）”，声称这是“埋在党中央的一颗定时炸弹”。
编造的这个“伪党”主要成员还有董必武、李富春、徐向前、贺龙、叶剑英、陈毅、萧华、伍修权等几十位中央领导和地方省、市领导干部，说这个“伪党”是想从中央到地方搞政变、全面夺权。更为离奇的是，他们还编造出这个“伪党”曾在1967年7月，秘密召开代表大会，一些修正主义政党的头目发来贺电。朱德在这次“伪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陈毅被选为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被任命为总理……。还说这个“伪党”设有若干常委，并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领导进行全国夺权的最高组织机构，甚至编造说朱德、陈毅曾签署一份发予台湾当局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
这一政治陷害案，由谢富治直接操纵、策划，责令公安部门系统组织造反派追查、审问，曾伤害了众多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他们将其认作是须急办的重大要案，要求定期按时逐级向指定的专人汇报案情，谢富治更是定期秘密向林彪、江青汇报。林指示其死党必须在九大召开前破案，以期达到将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挤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扫清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实现他们反革命政治野心的罪恶目的。
中共九大会议前，林彪等炮制的陷害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伪党”政治假案，喧嚣一阵，由于追查不出结果，而且露了马脚，这起假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83岁的朱德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他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那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
康克清说不认识。
朱德又问：“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
康克清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喽!”
九大闭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德说：“不要理它!”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德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名义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开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仓皇乘机叛逃，最终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集团失败后，朱德的心境舒畅多了。
1973年8月下旬，在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子，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毛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性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对老战友周恩来的最后一个军礼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非同寻常的革命友谊。他是1922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朱德和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并肩战斗与工作，生死与共，成为亲密的革命战友。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1971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公开表示：“朱德同志年纪大，85岁了，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说他犯过错误，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在一起战斗到现在，所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周恩来公开对外宣布朱德是“红司令”，对朱德无疑是个保护。
周恩来总理为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早在1972年就发现患了癌症，直至1974年6月，才在医护人员的强烈要求下，住进北京医院治疗。
周总理住院后，朱德非常关心他的病情，经常打问治疗情况，盼望总理早日康复。他多次要亲往医院探望，但又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心里总是惦念着，只要从秘书那里得悉总理病情稍有好转，就要秘书联系约定探望时间。而周总理也十分想念他的这位亲密战友，但考虑朱老总已年近九旬，仍在为国事操劳，已经够辛苦了，而且身体也有病，怕劳累过度影响老总健康；同时又考虑自己病情总不见好转，已显得相当消瘦，不愿老战友为自己过多地担忧。再者，由于江青等人阴谋干扰，两位亲密战友盼望能有更多机会见面相互问候的愿望，长时间未能实现。直到1975年7月11日，周总理病情稍有好转，又想到朱德过几天就要去北戴河疗养，于是，便约请朱德到北京医院叙谈。这是朱德同周恩来最后一次相见。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做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
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5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可以离开，6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来一趟。”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要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5时50分，朱老总到了。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谈。”朱老总已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两位老战友开始了谈话。
6时15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在他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将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告诉他。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怕朱德悲伤过度，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
回来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竟不肯相信。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但他的心情还是显得十分沉重。
直到晚上7点钟，朱德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新闻时，才惊悉周总理不幸辞世，顿时，两行悲痛的热泪扑簌簌从昏花的老眼中流了下来。当时，在客厅一起看电视新闻的夫人康克清，女儿朱敏和身边工作人员一霎时也恸哭失声。朱德从电视播音中，听到周总理临终遗言，请后人将骨灰撒在伟大祖国的大地和江河时，更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已是老泪纵横，他揩着泪水，把女儿朱敏叫到身边坐下，悲痛地对朱敏说：“按照中国和许多外国人的传统习俗，人死后，遗体都要入棺安葬在地下。后来人们思想解放进步了，人死后，遗体火化，这是一次移风易俗的思想革命。党中央也早作过决定，党的各级领导人要带头，死后遗体火化。总理为党、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时时严于律已，处处模范带头，事事高尚清廉，高风亮节，不愧是人民的公仆，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围的工作人员也都聚精会神地默默聆听着。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同志特地来看望朱德。考虑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劝他不要外出活动，注意节哀，并建议他只参加一次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全部吊唁活动。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在女儿的陪同下，赶到了医院。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双眼直盯盯地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这位九十高龄元帅的刚毅的脸上，流下了热泪。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专注地望着共事50多年的老战友，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可这已经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笔直，异常庄重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千言万语都化在这崇高的敬礼之中。从此以后，朱德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经常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叨念周恩来的名字。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了。秘书见朱德悲伤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
“去，当然去!”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因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猛然，朱德想起什么，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巨大哀思，随着那撕心裂肺的哀乐，闪着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弥留之际的最后期盼
朱德晚年最关心的是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周恩来去世后，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朱德有一次同江西负责同志谈话时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1976年6月21日，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德，他在人民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德90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待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也不见减轻。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较晚。朱德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建议住院治疗。朱德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已经连续几天感到不适的朱德，还是硬撑着起来，让秘书念念文件，为次日接见外国使者做准备。医生不放心，给他检查并请几个专家会诊，最后决定让朱德立即住院治疗。朱德听着医生们的劝告，脸上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等所有的医生都讲完了，他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
医生们着急了，都劝他：“委员长，你毕竟年岁已高，就是一声咳嗽，一次感冒都会危及生命的!还是住院吧。”
“你们放心。”朱德还是那样从容而执拗，“等我接见了外交使节，做完工作后，就来住院，这总可以了吧。”
医生们无可奈何，也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只好勉强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无力。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头来。他向医生提出，自己还要按约定时间去接见外宾。可是他的头颈无力，说话也不利落。医生们坚决阻止他：“委员长，你不能再活动了，一切要服从治疗!”
朱德没有办法，可眼睛还不时扫一下房门，希望有人会来接他去会见外宾。可是门口出现的却总是秘书。秘书俯在他耳边，小声告诉他，外事部门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养病吧。朱德这才翻过身去，闭上眼睛休息。7月初，朱德病情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已报病危，但他神志还比较清醒。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听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了，他紧闭的双眼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朱德轻声慢语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他说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后面的话。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眼看看，但是几乎已不能说话，神志很快也不清了。
7月4日，朱德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用尽全身仅有的一点气力，清楚地喊了一声女儿的名字：“朱敏。”朱德两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女儿，口微微张了张，似乎有话要说。见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凑近父亲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说：“爹爹，你不用说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到底’。您放心好了。”听到这些话，朱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朱德逝世，享年90岁。从住院到去世，只有10天。朱德病逝之后，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刚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中国红军之父。”“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无私地忠于职责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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