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课和其他老师没两样”

“我上课和其他老师没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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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原稿）艾滋就业维权第一人：我上课和其他老师没啥两样

“败诉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走上讲台，觉得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法院是执行法律的机构，判我败诉意味着我站在讲台上就是在干‘非法’的勾当。我上课主要是说话加粉笔，和其他老师没啥两样，怎么就‘非法’了呢？”——小吴

这是一次特殊的电话采访，小吴（化名）长啥样、叫啥名、在哪儿工作及家庭情况等涉及他个人隐私的信息记者都不知道——但这并不影响他向记者敞开心扉。可以说，他既脆弱，又坚强。他既担心身份暴露后很可能面临难以承受的社会生存压力，又非常渴望社会各界能用包容、友爱的心态接纳他，让他拥有从事教师工作的权利，过普通人的生活。

因体检中查出“HIV—抗体阳性”（艾滋病毒感染），小吴被安徽省安庆市市直学校拒聘，起诉维权又被判败诉。近几个月，小吴的遭遇在社会各界不断掀起舆论狂潮。争议的焦点是“HIV—1抗体阳性”的笔试、面试合格人员，是否可以做教师。在这场讨论中，小吴身上唯一跟多数人不同的地方被无限放大，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异类”，而他身上和人们大部分的相同之处却被忽略了。

相同的成长经历

       如果忽略地域和一些具体的物质化差异，小吴的成长经历和多数农村的孩子相同。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从小很乖，学习成绩也好。农忙时节，他常帮家里干农活，田间、草垛是他嬉戏的场所。

       和大多数农村父母一样，家里有个学成绩好的孩子是件极为荣耀的事。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供他上大学，进城找份好工作。

他们常给他灌输这样的思想——世界上有两种职业最令人敬佩，一种是教师，一种是医生，希望他长大后能够从事其中的一种。

青春期时，小吴也有过叛逆心理，越是父母想让他做的事，他越不想做。每当父亲给他勾勒将来当老师的蓝图时，小吴常不以为然，觉得不一定非得当老师，记者、律师、公司职员……只要是份体面、收入高的工作，都可以。

但高考填报志愿时，他还是听从父亲的建议，顺利地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

那时的他，根本没意识到有一天，有人要剥夺他当老师的权利时，他会多么眷恋这份职业。

相同的职业梦想

师范院校的学生多数都希望毕业后进入一所条件好点的学校工作，小吴也一样。

从大四开始，小吴就开始找学校实习，为今后找工作打基础。毕业后，适逢安徽省安庆市市直学校招聘老师，这是他向往的工作单位。因为安庆的教育在整个安徽是非常好的，这有历史传统。在这样一个地区当教师，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会低。

这么好的工作，自然不乏竞争者。一百多个岗位一共吸引了两千多人参加考试。小吴自信满满，顺利地通过了笔试、面试，然后兴高采烈地给家里打电话报喜。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领着较高的工资，在城里买房，风风光光地回村里看望父母……小吴觉得这些曾无数次憧憬的画面开始越来越清晰。

相同的信仰法律

       8月底，体检结果出来后，小吴被明确拒聘。

那是小吴最煎熬的一段日子。眼看就要开学，如果再没学校聘用他的话，就意味着至少这一学年都将赋闲在家。如果每所学校都设“艾滋检测”这个门槛，对于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的小吴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就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权利。

在法治社会，每一个人都信仰法律最终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小吴开始向一家维权机构求助。他最初联系的是云南的一家公益维权机构，对方说路太远了顾及不到，但鼓励他说，这是明显的就业歧视，让他坚持下去。之后小吴又和北京益仁平中心的负责人于方强取得了联系。于方强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就业歧视，问题出在公务员体检标准上。这个标准是错误的。

小吴最初只想通过律师给学校施加一点压力，但毫不起作用。“起诉是最后一根救命草了……”

相同的教学方式

       小吴主要通过代理律师来打这场维权官司，他自己则去了县城一所学校当临时代课老师。那里门槛低，待遇也低。

在没人知道他是艾滋感染者的环境里，他和其他年轻老师没什么两样，在讲台上渐渐从青涩到得心应手。

作为一名新教师，他不像老教师那样有“威严感”，但也因此受到孩子们欢迎。

为了让自己在课堂上表现更好，他常去听别的老师的课学习经验，也常用点网络新词儿来活跃课堂气氛。他甚至把讲课视频录下来，下来再琢磨自己的举手投足该做哪些改进。

       对很多新老师来说，课堂上最难的是内容过度和控制课时，小吴已渐渐在这两方面游刃有余。“当你刚讲完这节课的内容，说‘下课’的时候，铃声正好响起，这种感觉非常美妙。”

       9月10日，小吴迎来了当老师以来的第一个教师节。上课铃声响起后，同学们齐刷刷地起立喊道：“老师教师节快乐！”这个意外惊喜让小吴心潮澎湃，他深深地给学生们鞠了一躬，然后即兴讲了些我国传统师德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

       小吴说，“当真正意识到当老师的权利要被人剥夺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原来当老师是这么好。”

相同的渴望接纳

       “我现在仅仅是艾滋感染者，劳动能力和其他老师是一样的。而且也需要获得更好一点的待遇来维持生活和治疗。”小吴说，将安庆市教育局告上法庭之前，他就想过这条维权之路或许会充满艰难曲折，但一审判他败诉后，仍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败诉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走上讲台，觉得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法院是执行法律的机构，判我败诉意味着我站在讲台上就是在干‘非法’的勾当。我上课主要是说话加粉笔，和其他老师没啥两样，怎么就‘非法’了呢？”

11月29日，小吴通过代理律师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继续维权。同一天，他也致信张朝阳、周涛、濮存昕、姚明、蒋雯丽、彭丽媛、李丹阳7位艾滋病宣传防治大使，希望他们希望他们向整个社会呼吁：请给艾滋病毒感染者工作的机会，不要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之外。

对话：希望社会多一些宽容和接纳

记者：安庆市教育局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也很同情你，但考虑到众多家长的担心，不得不将你拒之门外。你怎么看？

小吴：我觉得这是教育机构的人自身对艾滋的认识存在狭隘的偏见。事实上，艾滋病毒仅仅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三种有限的途径传播，日常工作和学习不会传播艾滋病毒。因此艾滋病毒感染者完全可以与普通人一样工作和学习。

艾滋病毒可怕，但感染者并不可怕，我们可以做教师，我们可以做很多种工作而完全不受影响。如果没有强制艾滋检测，就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艾滋感染者，家长们也不会有这层担心。

记者：起诉前，考虑过如果赢了官司，还会去安庆市市直学校上班吗？

小吴：去的可能性很小。但如果赢了，就代表推倒了艾滋患者在教师职业领域的就业歧视这堵墙，公立学校招聘时很可能就不再设强制艾滋检测这一项。然后我就可以参加其它地方的公立学校招聘，开始新的生活。

记者：听说你现在认识了很多艾滋病患者？

小吴：对，在生活中遇到歧视他们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在我维权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希望。如果我的案子赢了，或许会改变他们以后的生存状况，为他们的人生开一扇窗。

       我们经常在网络上沟通，主要都是关于病情、医疗水平和所受歧视方面的话题。有个网友告诉我，尤其是在医疗歧视方面，艾滋病患者如果生病需做手术，除上海、北京少数几家医院外，全国多数医院都会拒绝。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无助和无奈。

记者：你怎么看待他们中多数人选择沉默？

小吴：我非常理解，毕竟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人们还是“谈艾色变”，一旦身份暴露，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压力将是难以承受的。我也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才选择打官司）。

记者：想过第一个站出来维权的风险吗？

小吴：想过。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起诉就是为了获得就业权。对我来说，就业权就意味着生存权。我别无选择。

       如果真有一天，我的身份暴露了，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对我多一些宽容和接纳。

记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已将2010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设定为“正视艾滋，尊重权益——点亮反歧视之光（Lights for rights）”，你怎么看待这个宣传主题？

小吴：它很贴近我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歧视也是全世界艾滋防治工作面临的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在中国表现的更为严重。要想人们改变思想的确很难，需要政府从政策上对艾滋病人的权益进行保护，从舆论上进行引导。

记者：为什么选择在上诉期间的最后一天上诉？

小吴：其实，败诉的当天我就做好了上诉的准备。之所以选择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上诉，是因为这一天离世界艾滋病日很近，我想得到社会舆论上更多的支持。

记者：周涛和濮存昕对你的求助信已经进行了回应，表示支持你。

小吴：对，他们的回应让我非常感动和满足。天津公开身份的艾滋患者马志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对我上诉表示支持，我在电视上看了，非常感谢他们。但从目前的社会大环境来看，艾滋就业歧视维权的这条路可能还会遍布荆棘，也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帮我们向社会鼓与呼：请给艾滋病毒感染者工作的机会，不要将我们排除在社会之外。

文/本报记者朱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