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海外培训历时20年 成为干部晋升台阶

世界博览封面稿：探秘公务员海外培训。
探秘公务员海外培训
一个国家的渴望与历时20年之久的教育大迁徙
如今，中国公务员眼中的“新加坡”，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加坡了。
中国的公务员阶层正集体对南洋岛国——新加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特殊感情的发生，绝不仅仅是黄皮肤黑眼睛，也不是传统文化上的认同，而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并成功延展至今的“海外干部培训”。
据统计，截至目前，有近万名从省部级到县处级干部已经或正在新加坡接受培训学习，而且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各级政府重要岗位的领导者。
这种自上而下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机构人才海外培训，也许正在创造某种奇迹或奇观。而这种跨国合作的奇观能够发生，正依赖于中国政府高层对新加坡政治和其人才理念的赞赏和偏爱。
随着赴新加坡公务员培训的规模效应越来越大，中国公务员和新加坡的关系正在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比如，人们热衷谈论的“中国市长班”——赴新加坡干部培训自然也在产生多样化的效应。
不可否认，这是一次各有所求的、不寻常的大规模合作。中国政府究竟看重了新加坡人才教育的那些特殊价值？其投入是否已经获得部分预期的回报？而热衷此项事业的新加坡，又有哪些意外的收获？
“你去新加坡了吗？”
南洋理工大学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市长班”已经成为中国中高级公务员晋升的一个重要台阶。
“你去新加坡了吗？”据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这句话成了当今中国中层公务员见面后相互问候的第一句话。
目前，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国立大学等著名大学，正因为承担大量的中国干部培训任务而越来越引起中国民众关注。中国公务员赴新加坡培训，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化、潮流化。
在江苏省某市城市管理部门任职的陈平(化名)先生，幸运地位列“去过新加坡”的中国基层干部中的一员，他是2010年4月由组织部门选派前往新加坡短期学习的干部之一。这一看起来貌似平常的培训，却令陈平很高兴。
“下飞机就感到非常亲切，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说国语，那种在异国的陌生感和心理障碍一下子就没了。”陈平回忆自己在新加坡的短期培训时说，“所以，尽管是出国培训，却感到很放松。”
他甚至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培训期间的全过程。“我们学习的南大，老师非常认真负责，要求相当严格，他们用国语授课，教学方式也很新鲜有趣，大家围着一个大圆桌学习讨论。”
作为地方某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陈平的高兴有自有其理由。因为即使基层干部前往新加坡培训，也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要经过一系列的挑选、资格审查之类程序，比如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年龄要求、外语水平要求、是否具备进一步担当重要职责的潜质等——被选派到新加坡参加干部培训，往往意味着职位进一步升迁的可能。
像陈平经历的干部赴新加坡培训活动，近年来已经在全国各省市行政机构、金融机构和事业单位内普遍展开。
从级别来说，培训对象已延伸到县处级干部；从任职分工类型来说，则延伸到政府或其他公共职能部门的各个领域，比如城市规划、环境管理、金融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职能部门等等。
“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和直辖市都派人来南大学习过。”一位相关项目负责人说。
如此培训浪潮，显示出中国政府要打造一个庞大的、自上而下的、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以造就一个高效廉洁的、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于是很自然的，能去新加坡培训对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者来说，已经意味着一种难得的资格和荣誉。
“作为一种必要的履历，领导干部之间至少有了已‘参与新加坡培训’和‘没有接受培训学习’的区别，相比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经历而言，新加坡的培训经历对很多人来说尤其重要。”陈平说对《世界博览》记者说。
“短短20天时间，培训的课程安排得很满，内容涉及到新加坡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还包括到街道社区参观，走访新加坡的同行工作场所，当面交流工作经验，研究问题，以加深对课堂所学内容的了解。学习节奏很快。”陈平说。
重庆市某区参加培训的一位公务员在回顾所上的课程时说，“比如讲解新加坡如何打造和谐社会问题时，老师采用了现场教学法。第一节课堂设在大巴车上和各个考察点，先实地考察了华侨社区、马来民族(穆斯林)社区、印度民族社区和观音堂、清真寺、婆罗门寺庙、犹太教圣殿、锡克教寺庙等地方，让学员们实地了解三大族群的文化差异，然后讲解新加坡如何解决宗教纠纷，促进民族和谐等问题；第二节课设在新加坡公共住屋展览厅等各个参观点，学习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员们实地考察了飞跃社区服务中心、陋屋模拟展区等，教师边走边讲，完全是脱稿讲授，令人心悦诚服。”
在江西省南昌市某部门任职的何志用(化名)，去年有幸被挑选参加为期十天的新加坡干部短期培训。
何回忆自己在新加坡培训的感受时说，印象最深是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国家的现实情境对他的刺激，“真的不能比，要是执着地去比较，你只能很郁闷，人比人气死人嘛。虽然只有我国一个地方城市那么大，但管理效力确实令人惊叹。”
不仅如此，在培训期间的走访考察中，何还直观地体验到，新加坡民众的道德自律意识非常严格，“你觉得每个人都很能严格要求自己，城市一尘不染固然与雨水多有关系，但更多的是市民对自身行为的规范，你很少见到当地人抽烟喝酒，虽然在我们看来过于拘谨了一些。”
“民众的道德自律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近年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影响和旅游业需求，政府在城市豪华地段开设了一些赌场，但实际上，赌场开设后新加坡国民很少参与。”何先生说。
令何先生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件微妙的事情。
尽管他们这一期学员们学习的是“新加坡政府的执政理念”、“新加坡的国家人才战略”、“新加坡的政府危机管理”、“新加坡和谐社会建设的策略和经验”、“新加坡社会保障策略”等，但是在与教员们交流的过程中能感受到，这些老师对中国的国情是相当了解的，而且对有关中国的负面内容相当谨慎，基本上是避而不谈。
“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争议吧，其实很多老师都是当年中国留学定居人员，我感到他们有意识地把握着分寸。”
尽管收获颇丰，但何先生对每人四万元的培训费却有些怜惜，“短短十天，每人光学费花四万元人民币，究竟值不值呢？”他自嘲地说，自己是有些小家子气，能像他这样斤斤计较的人应该不多。
在“南洋”做同窗
在新加坡培训大军中，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中高级公务员——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班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也即“中国市长班”的学员们。
位于新加坡南部裕廊(Jurong)区的南洋理工大学，距离市中心25公里，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大学”之一。
南洋理工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班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学制都是一年。有资料称，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学费1.8万新元，相当于8万元人民币，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学费是4.5万新元。学员可以争取各大基金会设立的奖学金，最高奖相当于500万人民币。
南洋理工大学是海外最大的华文院校。“新加坡的一些大学保留了英汉双语教学，在培训中国公务员方面是有优势的，而培训他们的教师也多安排为华裔。学校会为学员安排普通话传译，方便那些英语水平不足的学员。”一位负责人介绍说。
对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来说，能针对中国公务员开设“市长班”，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南大乐意自己的校园里出现一大批中国中年公务员的身影，并不是因为能收取高额的学费。参与这个两年全日制硕士项目学习的公务员，回国后都能很快得到提升，成为省部级干部或市长等重要官职，这样就更有利于两国之间良好的关系。“市长班”也因此更具有诱惑力，备受公众瞩目。
但要成为“市长班”的成员，绝非容易的事情。能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的，都是由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严格审核挑选的，对学历、外语水平、政治素质及工作能力、潜力等都有严格要求。
据相关部门透露，这些干部都要经过两轮的严格考试筛选，并且校方也要认真审核来最终确定，被挑选上的干部学员们平均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在这些选定的学员中，既有各省直和市直部门的处长、局长，也有各县区的主要领导，都是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干部核心骨干力量。、
据公开的媒体资料显示，目前赴新两个最大的培训团是“重庆团”和“广东团”。
来自江西省的公务员张欣(化名)曾幸运地在恢复高考中上了大学，30年后他又幸运地进入了新加坡南大“市长班”的洋课堂。而他的同窗里，除了像他一样由各省选送的学员外，还有10个来自中组部和8个来自教育部选送的学员，唯一不同的是后者由新方承担主要学费和生活费，而他们则由地方政府负担。
“市长班”的学习课程主要涵盖东西方的公共治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治理模式和操作。该项目主要特点包括由新加坡政府退休公务员讲授课程和参观新加坡各企业总部的活动。
让中国公务员们印象深刻的是，公共政策课的执教者严崇涛是新加坡任职时间最长的高级公务员，曾担任新加坡三个最重要的局主席(建屋发展局、经济发展局、公积金局)，同时兼任财政部副部长20多年。另外，“市长班”的教师不乏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外交部政务部长、国会议员等新加坡政界要员。
“学员们学习都很积极认真，”在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授课五年的何启良教授对记者介绍说，“他们都会提前来到课堂，积极讨论问题，我感到他们很渴望成功。”对于很多学员来说，“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因为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的课程量大，考核也很严格。
“每天学习不少于六个小时，认真一些的甚至达到十二个小时，还有十分频繁的调研和社会实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说，“严格的考试和国际国内的时政、现实联系很紧密，一些重大事件总会很快出现在试卷上，如果没有学到过硬的专业知识并融会贯通，很难过关。”
令南大教授们惊叹的是，除了学习用功外，这些前来学习的中国高官们在生活方面其实也很吃苦，“他们都住三四个人一间的公寓，吃饭和其他学生一样，他们挤出租车去考察，这些都很难得。”一位老师介绍说。
曾参与培训的沅陵县委书记黄泽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顾说，学员们利用课余时间，几人一组挤上一辆出租车去社区基层调研，费用都是AA制。黄泽春对新加坡政府精细化、现代化的服务和管理理念，公共设施的精制细作等颇为感慨。
“在候车的地方，钢管非常结实，表面非常光滑，没有灰尘，焊接的地方打磨得特别光滑，特别细致。”黄泽春培训学习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新加坡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而这一次学习使他意识到，中国县域经济如果不转型，全国调结构就是空谈。
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的任课老师们发现，前来学习的学员，事实上早就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并且已将很多知识都运用于施政实践中，许多时髦的公共管理术语概念，他们早都知道。
这就对教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讨论一些更深刻的问题，”何启良说，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往往造成很大差异，比如学员们很难理解权力分离的重要性，而老师们也很从中国找出案例来给他们解释。
比较遗憾的是，市长班的学员们和新加坡本地人的课外交流却相当有限。何教授说，“我一直鼓励他们多和新加坡人交流，不要让生活圈子这么封闭，但他们就是喜欢围成一个圈子。”
在南大市长班的学习，并不仅限于课堂上的知识，中国政府更希望他们学到一些技术性的内容，以便回国后解决中国类似的实际问题。
事实上，课堂上行的教学，也超出了培训的预期，比如老师们会启发学员们去积极思考制度的作用和文化的角色，更深刻地理解制度和文化对执政技术的影响。
在考察了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后，很多中国学员们也承认，这些在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却往往较难实施，因为毕竟国情不同。
但是2009年下半年，在中国就有5本关于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的书籍出版。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其中一本书的作者、河南大学教授孙景飞(音译)认为，这些书的出版都是由官方推动的：“因为去新加坡接受培训的公务员越来越多，当他们回国后，就想同别人分享自己学到的东西。”
这五本书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深圳大学教授吕元礼编写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这本书在2007年出版，由李显龙亲自作序，据说卖了3万册，先后重印8次。吕元礼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书基本都是党政干部买的。他们更看中实用性。他们想知道新加坡的哪些经验最有用，这本书正对他们的胃口。”
同窗的意义，对于这些学员们来说，也是非同寻常。
在南大学习期间，公务员们会相互交流学习，而这种交流的喜欢，在回国后也会得到延续，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项目副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好几届市长班同学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等等。”从南大“市长班”学成归国后，张欣顺利从某市政府副秘书长位子上调任该市机构编制办公室主任。
中国人很重视同窗校友的情谊，学员们在回国任职后，在实际工作方面也会互通有无，相互协助。因为经历了共同的学习时光，他们在理念和认识上更接近一些。张志斌认为，这样的培训经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很有好处。
在长达一年至两年的新加坡学习生活中，中国公务员们的收获不仅限于课堂，新加坡作为国际化城市国家，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中国学员由此会获得更多国际交流的机会，比如出席国际论坛或招商会、推介会，对自己任职的所在地区、相关部门进行推介，为当地寻找更多的交流和发展机会。
南洋理工大学公共关系课程主任吴伟说：“我们的毕业生大多数都会晋升到重要的岗位。比方说在河北省，他们占据了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位置。四位省级公务员和50多名地方部门负责人曾经在我们这里学习过。”
他表示，现在学习班还希望能吸引来自香港的学员，他觉得香港的公务员会很乐意在这里认识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务员们。“我们欢迎香港的公务员，甚至是跨国企业的高管来参与这个课程。他们会成为中国通，同时也会和中国未来的高级领导人们交上朋友。”
在采访“市长班”一些学员时，记者发现，受访学员都很低调，不愿意使用“市长班”这样的称呼，而且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还有些学员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他们的具体学习及归国后将新加坡所学应用实施的情况，记者无法得到一手消息。
但也有“不争气者”。2009年落马公务员——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许宗衡就曾极力推崇学习新加坡，也曾率团去新加坡培训过，并派出一支来自九个市政部门的129名公务员组成考察团，分四批到新加坡“跨海取经”。归国后，还“建立指标逐一对照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
为什么选中新加坡？
中国政府对新加坡的好感由来已久。
早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就明确指示要向新加坡学习。巧合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幕随后开启。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再次赞赏新加坡“经济秩序好，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应该说，新加坡的这些“好”至今依然是中国政府所想要的。
南大“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张志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新加坡是一个不按照西方政治民主制度运行而成功的现代化发达国家。这一点，尤其是一个政党对政权掌控，并且非常成功，对中国很有吸引力。”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说，“中国政府派干部到这里学习更主要是因为新加坡制度化的成功。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民主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无非就是权力的制度化，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来保持政治稳定。”
新加坡是强势政府与公民社会并存，民族混居而文化多元。
由于两国在民族和传统文化上的天然亲近之外，新加坡在管理模式上具备了东西方双重特点，它一方面在吸收西方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方面有它的独到之处，另一方面又秉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先进管理经验和理论本土化道路上，新加坡给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并且第一次提出“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作用”。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科学发展相适应、与干部队伍建设相适应、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适应的干部队伍建设显得十分迫切。拥有新加坡那样的一个高效、廉洁、训练有素的人才队伍，以最终打造一个“精干，统一，廉政，效能”的现代化官僚体系，是中国政府的强烈愿望。
新加坡在公务员培训方面是世界闻名的。在新加坡，公务员培训始终都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确定其培训的主要目标，从而有效的保证了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促进了政府公务员系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服务力。
专家认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表明，高度重视干部培训、科学实施教育培训战略，对促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解读新加坡干部培训时曾说，“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李源潮还表示，这不仅由于新加坡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而且也因为新加坡是真心帮助中国发展。
“对比国内的培训，海外培训项目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和国际性，能给地方公务员更多的启发。”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党校系统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培训，行政学院负责管理方面，高校培训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出国深造则是打开了眼界和思路。
新加坡某媒体驻中国记者lee chih hong的认识颇为有趣。他说，新加坡是中国公务员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没有政治和技术风险的学习目的地。“这是一个很小的发达国家，同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冲突。同时，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形象一直很好，所以如果中国的公务员说向新加坡学习的话，民间几乎不会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新”立国产业
李光耀经常提起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小故事：当邓小平祝贺他把一个脏乱的地方建造成花园城市时，他回答说，新加坡是个小国，容易管理，我们做得到的，中国也能做并且能够做得更好，因为当地有的是状元、文人，而新加坡华人都只是福建、广东等地区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代。
李资政的一番话后来被诠释为“激将”言论，但这一“激”却“激”出一批批前来本地学习的中国公务员。
据相关资料披露，1992年，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南洋理工大学开始培训中国公务员。最初的学习方式是进行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短期培训，随着培训的不断深入，各方都认为有必要把培训时间延长，于是先后在1998年和2005年针对中国学员增设了学制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每年可吸引到上百名参加硕士课程的学员，以及800多个参与短期培训的公务员。
有报道称，2001年4月，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和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见证下，中新两国政府代表在狮城签署《关于中国中高级公务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从此，两国间干部培训的合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根据《协议》，由中组部有计划地向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派出干部培训，最初学员的级别必须为厅局级，后来逐渐放宽到部分优秀处级干部。再加上各省自己派往新加坡的干部，形成了今天中国干部在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主体。
从海外媒体得到的数据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如今，共有9200余名中国公务员“受训”于南大。
2010年3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正式成立，从项目办公室变为更具规模的学院，这意味着负责管理“市长班”的机构在迅速发展。
相较于南大而言，尽管新加坡国立大学起步晚了十多年，但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课程却“来势汹汹”，今年3月刚开课时就有60个学员。该项目课程主任陈抗副教授透露，希望今年内就能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推出短期培训课程。
中国的公务员到底给新加坡又带来什么？
根据官方数据，中组部至今已派送1000多名司级干部到新加坡受训，来自中国各地的干部则超过三万名。从公开资料不难推算出，每人赴新学费一年约2万元新币，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仅学费一项也达上百亿元。
有政协委员曾预估，至今用在出国培训方面的费用超过了万亿元人民币，虽然《世界博览》对此数据存疑，但是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
随着2003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作出了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的决定，要求5年内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近几年，国内党政干部出国考察、培训，无论是在考察团的规模上、还是出国的频次上，一直曾上升的趋势。
9200名县厅级中高级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受训，等于全国3000个县(区)平均到新加坡受训的领导干部有3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司管理处2007年的数据，中国公务员海外培训涉及国家较多——目前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中组部最为重视的两个项目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新加坡。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公务员培训“哈佛计划”。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共同组建了“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这个后来被外界称为“哈佛计划”的培训班，在5年中接收了大约300名来自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他们的培训为期三个月。有报道称，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公务员海外培训计划，将对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每人学费20万元人民币”，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花20万在哈佛学三周值吗？
后经调查，这项计划的资金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由其原单位支付。
在培训中国公务员方面，亚洲也绝不甘人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瞄准了这项“生意”：早在2006年，韩国首家中国公务员培训基地在韩国龙仁市锦湖韩亚集团人才开发院正式成立。
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在过去的3年内，中国派出3万多名农业公务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按照“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打算，在今年为来自中国的约1万名公务员，安排“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
比韩国更早行动起来的国家就是新加坡，目前它正在成为中国大陆中高级公务员的首选海外培训基地。并且和一般的出国培训不同，中国公务员赴新加坡学习是一项正式的官方行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学者向《世界博览》表示，“新加坡已经把对中国公务员的培训作为重要的经济产业发展”。
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明江(音译)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说，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新加坡将同中国发展官方合作视作关乎国家战略的大事。他说：“新加坡希望成为中国同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桥梁，并以此扩展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新加坡并不仅仅吸引着中国的公务员们。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将李光耀视作自己学习的榜样，特别是中东国家，它们纷纷派出政府公务员到新加坡来考察、学习。
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国家，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国内市场，主要靠国外市场生存。新加坡每年的进出口总值是GDP的数倍，这样的情况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因此，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新加坡又能从这种合作中得到什么？新加坡合作事业部(SCE)的发言人说：“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会快速发展。中国的公共部门正从各个国家吸取经验。在同中国的合作计划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同中国公务员交流的机会非常有价值。如果我们能同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未来就能为我们的企业赢得来自中国的商业机会。”
Sce是由新加坡工业和贸易部以及外交部的公务员在2006年联合组建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希望学习新加坡发展经验给国家政府公务员提供服务。
中国公务员出国培训给世界带来的机遇是很明显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主任周孙铭教授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我们一向都鼓励新加坡人来参加我们这个项目。来参加我们这个班可以认识到中国高级干部，跟他们建立同学的关系。以后我们的国营企业，我们法庭机构要去中国开分公司或投资，他们就有这些校友帮忙。”
新加坡本地媒体更直接地指出，本地企业要熟悉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模式和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进而顺利赶搭中国经济顺风车，其实无须舍近求远，完全可以在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就地取材”，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千军万马下南洋，值不值？
《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领导者的讲述》一书，为部分接受培训的公务员回国后集体撰写。
评论人士认为，该书中的案例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价值、方法、能力等方面作了大量探索和创新，既是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也是参与世界公共治理实践、进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
对于最早一波赴新加坡的广东干部而言，最初学习新加坡，主要体现在市政规划和工业园管理上。“如果我早去(新加坡)一个月，深圳就不是这样了！”深圳早期开发的元勋梁湘在1983年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回来后，大胆提出将城市大道两旁的建筑物统统后退三十米，建造绿化带。
而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则成为中新合作的一大典范，并为遍布全国工业园区建设提供了经验。“苏州的新加坡模式”成为全国一个学新典范。
但是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也在“市长班”任教的黄靖教授指出，这种小国寡民的家族公司式管理模式其实并不适用于中国：“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它很小，社会也比较同一，利益也比较一元化。而中国是一个利益和要求高度多元化的国家，而且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要把新加坡模式照搬到中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学员也都能体会到，新加坡的很多体系是不可能全面运用于全中国。
据了解，反腐曾经是“市长班”中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这是因为新加坡在反腐方面相当突出，连续十多年名列亚洲第一、世界三甲。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训，新加坡究竟如何防止腐败虽然仍然是中国学员关注的话题之一，但已经不再是焦点。
除了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市长班”这两年还有两个热点话题，一个是城市的管理和规划，一个是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每年以1%的惊人速度在城市化，城市不断扩大所带来的问题困扰着受训的中国公务员。
黄靖说，他在“市长班”授课过程中与中国的许多高级公务员讨论过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公务员在新加坡模式不适合中国的这个问题上有共识。
从2001年起至今，中国干部正千军万马下南洋学习取经。来自南大中国事务处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学员中，约两成为厅局级干部，七成为县处级干部。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课程主任陈抗副教授透露，相对于侧重政策研究与分析、对象是年轻公务员的公共政策课程，新项目锁定领导或决策者，学员平均年龄是42岁。
一位没有去新加坡培训的吉林省公务员告诉记者，“去的基本都是领导，或者和领导较为亲近的人。”
对此持有异议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世界博览》记者透露，“目前来说，有资格去国外培训的，都是一些各层权利核心人物，最起码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一般都是在机关单位主事的权利阶层，有权决定去不去，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尽管民间对这类行为有看法，但是没法干预。出国考察被限制了，变成了培训。”
出国深造更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开地方公务员眼界和思路，不可否认的是，不少学员在学习期间或毕业不久即被提拔。大量的“市长班”学员回到国内后，在各级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现任河北省副省长的才利民、石家庄市市长吴显国、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沈小平、河北省工商局局长钱晓钟等均是“市长班”的第一批学员。
据河北省委组织部介绍，1995年11月—1996年11月，40岁的才利民被选派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时，还是邯郸市委副书记。当时的吴显国任廊坊市长，现在已转任省会城市。时任保定市常务副市长的钱晓钟2004年升任省工商局长，沈小平从省计委副主任顺利过渡到省发改委主任。
学员在国外培训归国后被委以要职的规律其实由来已久。据了解，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九成以上有在国外受训的经历，一些省级领导就是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49名中国高级干部之列。
部分人士认为，南大为中国专设的“市长班”已经成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晋升的一个重要台阶。
而对于正在全面展开的赴新干部培训，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许多包括新加坡和美国在内的媒体舆论，都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干部出国培训应该继续推行，但我个人认为不需要了，起码不需要大规模推行，也不需要过于频繁。同时，也不应该把这类培训作为提高干部素质的一个关键环节。”
竹立家说，“事实上许多培训内容在国内师资力量是可以满足的，而且在国内，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学习研讨，教学相长，也许更有利于学习实践和解决问题，即使从性价比成本考虑，我们也应该有所反思。”
则……”可惜，好经却被他念歪了。　香港为大陆主打“专才培训”
(导语)港方认为，语言相通、地理相邻，互相交流与经贸联系紧密，使得香港在针对大陆的“专才”公务员培训方面具有优势。
特约记者/殷俊(发自香港)
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副总监黎慧霞介绍，香港大学与多个专业组织合作，为内地机关及企业的中高层行政人员及专业人士提供“度身订造”的短期培训课程，涉及金融及资本运行、工商管理、银行经营及管理、企业管理及领导力开发、法律、城市建设和管理、教育管理和发展、公共行政和政府职能管理、医疗及社区卫生管理等多个领域。
这些课程时间一般在一周到两周，其特点是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主要分专题讲座及考察参观两部分，除了邀请相关讲者就着主题作深入演讲，同时亦配合实地考察有关政府部门、工商机构及组织。比如今年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学员，就会到交通与房屋局、香港房屋协会等政府部门和专业组织考察，实地了解香港在这方面的政策和运行机制。
在这些课程中，与江苏省、福建省合作的培训项目是开始较早，运作比较成熟的。以江苏省为例，从2004年开始，江苏实施“千人赴港培训计划”，在财务会计、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物流运营等方面，选送专业人员到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培训，学习香港的管理经验，提高专业素质，计划10年内赴港培训总人数将达1万名，既包括中高级公务员，也包括企事业单位的专业管理人员。
截至今年，江苏累计已组织218个赴港培训团，共选送6803名服务业领域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赴香港培训。
黎慧霞认为，香港高校为内地提供公务员培训的优势首先是语言相通，并且地理相邻，经贸联系紧密，在金融、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不仅是单方面的教育，还是互相交流的过程。所以港大和多个省市的银行业协会都有密切的合作。
香港其他高校也以不同的方式为内地公务员提供培训，比如香港城市大学就和最高人民法院合作，为内地法官提供为期一年的中国法硕士课程。
此外，香港和内地在公务员培训方面的合作方式还包括香港的专家和专业管理人士到内地进行短期讲授。比如香港廉政公署的有关官员就曾在今年的市级纪委书记集训中讲课。
香港现有公务员约15万人，其中包括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的工作人员，但不包括行政长官、司局首长等人。
香港公务员分为通才和专才两大类，其中绝大部分为专才。通才与专才有两条不同的晋级轨道，互不相通。公务员分为400多个职系，每个职系又有从高到低的职级，并对应相应的薪级。
香港设有专门的公务员事务局，负责制定和执行公务员管理政策。
香港公务员每年都会进行综合考虑，评核内容主要包括：个别才能及本领显示；整体评语；晋升能力；培训等，表现达标的可获赠薪点。此外还要接受测试中心能力测试，从四个方面对一个人的能力进行评估。A、此人公开的资料，包括年龄、学历等；B、隐蔽的方面，如性格、价值取向、期望、诚信等；C、弱项及盲点，包括他人的评价等；D、潜能。
在新加坡采访“市长班”
特约记者/安康(发自新加坡)
中国公务员赴新加坡培训究竟是“物有所值”还是“人为炒作”，《世界博览》特约记者带您一起走近新加坡的中国官员培训班。
“南大”是最早面向中国官员培训的新加坡高等学府，至今受训的中国高级公务员已经超过10000人，从长期硕士课程毕业出去的也达到906人。
今年来，“市长班”在中国官场中越来越流行，无形中变成了官员之间谈资的一个今重要话题。2008年有129名中国中高级官员参加南洋理工大学开办的两个硕士课程，是“市长班”学员最多的一次。
2010年的“南大”市长班人数也达到98人，90%是处级以上，20%以上是厅级以上。加上“国大”招收的57人，2010年总人数达到155人。短期培训的官员更是来来往往，数量极大。
“南大”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南大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教授告诉《世界博览》记者，今年南大已经接待了来自中国17个省市共44批中短期学员，达到短期培训的一个新的高峰。 他说，通常是省里的干部来看了，再回去带动市里的干部来。比如，广西省里组织干部培训后，市里的干部又各自回去，像崇左市等各市的干部又来培训了，广西大大小小小的官员在这边几乎都培训过。
吴伟教授介绍，硕士课程培训费一般是2万新元(合人民币10万元)，短期培训根据时间和课程设定的不同有差异。拿短期3个礼拜时间的一个团来说，一般学费在在7万多新元(合人民币近40万元)左右。在“从上到下”官员的带动下，“回头客”多了，“生意”自然也就兴隆了。
面对中国培训干部的需求，南大“老牌”市长班09年从中国项目办公室升格为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开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课程”也“来势汹汹”。该项目课程主任陈抗教授透露，相对与侧重政策研究与分析，新项目所定领导和决策者，学员平均年龄42岁，大多是处级以上官员，一半是厅级官员。
那么，每年光学费就是十万元的市长班课程来说，课程设计是怎样的呢？新加坡的借鉴意义怎样在课程中体现？
《世界博览》记者日前走访了新加坡“南大”和“国大”。市长班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东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操作。该项目主要特点包括由新加坡高等院校老师，政府退休官员讲授课程，和参观新加坡各企业总部的活动。
在时间上，短期培训课程分为短期课程与中期课程两大类。短期课程一般历时二至四周，以最浓缩的方式和高强度的培训方法，提供某一专题的基本概念、前沿知识、最新实践和相关的新加坡经验。中期课程时间跨度为一至两个月，旨在提高学员的综合分析和决策能力、开拓其视野和创新的思维方式。
短期培训课程特点是“短、快”，针对某个专题为主，做强化训练集中一个专题，包括上课和考察。比如针对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廉政建设，经济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等；每期学员人数在20人至35人左右。适合专职干部和不能够完全脱产学习的干部。时间和专题内容均可以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具体要求而量身定做。学位课程是深而广，综合性较强。
而随着中国的关注点发生变化，新方的授课也在不断作相应调整。从最初关注新加坡如何反腐到摸索经济转型升级经验，“今年‘市长班’最热的话题是城市的管理和规划以及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陈抗教授对国大新开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课程作阐述时说，新课程让中国官员通过新加坡的经验了解“拼经济”之外，还须关注公共住房、交通和养老等问题。
无论如何，每一个到新加坡住过的官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有关项目负责人表示，希望这些官员的培训能“物有所值”，切切实实地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和变革带来福音，毕竟，几乎所有类似培训的花销都是由中国的普通纳税人来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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