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这次巴黎学潮：法国学生究竟是为何发怒？

新民周刊记者徐芳 这次席卷整个巴黎的学潮看上去有点像1968年的“五月风暴”。但与过去大学生抗议一切权威和旧秩序不同，如今的法国学生却在为保卫旧秩序和他们最后的一点点权利而抗争。
一个满脸是血的警察站在人行道旁，催泪瓦斯的烟雾在空气中升腾，路边则是破碎的窗玻璃和铁栅栏。两个星期来，巴黎着名的大学区──拉丁区再次出现了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景象。冲突首先从索邦大学周围开始，之后在学生罢课和防暴警察强行占领后，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被政府关闭。
3月14日下午，自发涌到拉丁区的其他大学的学生在索邦大学广场被防暴警察拦住，情绪激动的学生们将混凝土石块和酒瓶扔向警察，警察则用催泪瓦斯还以颜色。尽管暴力场面占据了当天的晚间新闻时段，但在过去两周席卷整个法国的抗议浪潮中，和平方式还是众多法国人的首选。
截至3月20日，法国84所高校中已有47所要么被封锁，要么被学生占领。在3月14日，抗议的声浪甚至波及到了一些高中。说实话，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潮让法国总理德维尔潘有点措手不及。就在4个月之前，巴黎郊区的骚动已让他焦头烂额了。他的保守的政府班子如今面临着来自青少年的又一次挑战。但是，与上次那些有着移民背景的下层孩子们不同，这次走上街头的是法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
这场抗议活动由一个名为《首次雇佣合同》的法案所引发。今年1月16日，德维尔潘政府推出这部针对26岁以下青年的法案，允许企业在两年内可自由解雇员工。德维尔潘领衔的中右翼政府认为，这一法案能降低雇主顾虑，鼓励企业多招青年员工，从而有助于解决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问题。但这部影响到23%的法国青年人的法案却在校园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学生认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失去了保障。
法国政府将青年失业率问题看作是法国如今面临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但是青年学生们却对德维尔潘的解决方案不屑一顾。“这分明是一种奴隶制度。”23岁的社会学系学生克莱拉(Clara)抱怨说，“年轻人正在被赶进社会的废墟里。”克莱拉和她一帮同学在巴黎南戴尔大学校园碰头，准备参加全国范围的“行动日”活动，希望借此推动抗议活动的继续进行。而学校以外，似乎也陷入恐慌的气氛。在一排排黄褐色的混凝土建筑物上，悬挂着许多标语，比如一条标语上写着： “弹劾德维尔潘，将(内政部长)萨尔科奇扶到飞机上”。
萨尔科奇(Nicolas Sarkozy)政治立场保守且排外，目前是法国国内声望最高的政治人物，有望与德维尔潘一同竞争2007年的总统宝座。如今，所有法国大学都笼罩在担忧和彷徨的气氛中。“没错，一些人觉得这个法案跟他们没关系。”一个学生说，“但事实上大错特错。如果让这个法案得逞，就业安全就永远跟我们所有人没关系了。”
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失去了安全感”。这次学潮不同于上世纪60年代的学运，它缺乏领袖式的领导人物，又没有对未来社会的远见理想。许多示威者和罢工罢课者也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或党派成员。“许多人以前从来没参加过游行。”一个学生说。但德维尔潘的新法案却犯了众怒，引起普遍的反对声。南戴尔大学学生散发的传单质问他：“当你随时都在担心失去工作时，你怎么才能租到房子或者为自己的未来打拼？”
换句话说，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规划不过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理想，现在就连这种“中产”都受到了威胁，他们只有起来反抗。而且，尽管许多学生认为他们的父辈正是当年的“1968年5月的一代”，但此时和彼时已远不能同日而语了。
1968年的法国学生抗议的是一切权威，包括任何形式的工会和政党，他们的思想武器是“造反有理”，反抗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今天的法国大、中学生却完全处在另一种思想和意识控制下，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担忧。他们不想反抗旧秩序，反而希望维持从他们上几代起就获得的特权与生活保障。
当这些年轻学生被问到对去年11月的法国郊区暴乱有何看法时，当一种普遍的挫折感和失望情绪在打砸烧的暴力浪潮中找到发泄途径时，德维尔潘推出那个不合时宜的法案的后果就很清楚了。“这完全是另一种行动方式。”克莱拉总结说，“他们是一些对自己的处境既不满又伤心的人。或许这是同一类的抗争吧。”
从某种程度上讲，德维尔潘的劳动就业改革就是去年11月暴乱的副产品。它表明法国政府希望最终能为法国的少数族群做点什么。事实上，法国媒体已经在抗议的学生和郊区青少年之间找出了一些可能的利益冲突。“如果我不得不要在新雇佣法案和失业之间做出选择的话，这个法案不会存在多久。”法国《巴黎人报》引用一个19岁的来自巴黎市郊的青年人的话说。
3月15日和16日，法国工会和学生又相继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法国总理德维尔潘上任10个月以来遭遇的第二次动荡。专家认为，一心入主2007 年法国总统府的德维尔潘目前正在以新法案进行“危险赌博”。如果法案最终无法实行，为挽回民心，法国政府极有可能做出妥协，而德维尔潘的总统候选人之位恐怕也要打水漂了。现在，对想参加2007年总统竞选的德维尔潘来说，自然是要尽可能地表现出果敢和信心来。
然而，国外的观察家们却看得很清楚：法国人似乎一有不同意见就跑到大街上闹，而政治反对派们也正努力抓住反击的机会。自2002年开始，当右翼的极端分子勒庞在总统竞选中仅以微弱劣势败给希拉克时，法国选民便不停地用选票箱痛击着他们的政府。在去年5月的全民公决中，选民们对欧洲宪法的否决，就是他们反戈一击的事例之一。
但无论是法国的政治家还是他们推出的政策，都没有真正地改变过。“听听法国人民的声音，现在是时候了。”3月14日，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马克·埃霍说。就在当天，他将新雇佣法案提交到了法国宪法法庭。法学专家们认为，法庭可能会以某种技术形式驳回该法案。而这一结果，对于进退两难的德维尔潘政府来说，也是在平息学生怒气之后所能挽回的一点颜面。
在法国式的福利经济学已不适应全球化的今天，当全世界都在经济全球化的跑道上争着往前走的时候，法国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更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譬如，谁也拿不出对策的失业问题，不管法国政府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管政府属于左翼还是右翼，任何一届都不能解决源于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分工横向发展所导致的失业问题。
在法国，不拥护改革的人几乎没有，但在涉及自身利益时不作激烈反抗的人也几乎没有。因此，政府往往处于两难之中。前两年，一个名叫博韦的法国农民砸了代表美式资本主义的麦当劳，便是这种心态的极端反映。
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包括休息权在内的社保制度是法国几代人矢志奋斗的结果。1848年二月革命后，“劳动权和享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被写进宪法。1893年法国就开始实行公费医疗。1910年开始对65岁年龄以上的工人和农民实行普遍性退休制度。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颁布每周40小时工作制和每年2周带薪休假制度的法令。
二战后，法国社保制度逐步走向完善，规定所有在法国居住的人都应成为社保对象。1956年法国将带薪假期增至每年3周，1969年又增至4周，1982年增至5周。从1982年起，法国实行每周39小时工作制。1997年又减至35小时。
与此同时，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物价上涨幅度至少每年增加一次。优厚的福利待遇，不仅意味着劳动时间的减少和闲暇时间的扩大，也意味着政府必须采取抑富济贫的“第二次分配”，从而保证法国人普遍的生活安逸和维持社会公正。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各项关乎法国竞争力的至关重要的措施，包括经济结构、教育体制、医疗保险、就业法规等，都在法国公众的抗议反对声中一再向后拖延。以往，政府推出改革措施，民众照例抗议、罢工，最后政府只得退让以息事宁人，但这次似乎不同了。
总理德维尔潘似乎没有退路，只有硬着头皮顶风推动他的改革。他在3月19日再次表示，他愿修改“首次雇用合同”法案，但决不会废除它。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次声势浩大的学潮揭示出一点：法国已深深陷入其经济和道德危机的泥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