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關於宗教的態度與立場----酬答澹思先生

　　《人生》第三〇一期載有拙稿＜宋明儒學綜述＞第三講，這一講是從宋明儒學興起的機緣說起的。其興起之機緣，第一點是唐末五代之無廉恥。第二點便是「佛教方面的刺激」。在這第二項下有以下幾句話：

當時所謂佛教，大抵指禪宗而言。禪宗自唐代六祖惠能往下流傳演變，開出了五宗，即五個宗派。五宗均頂盛于唐末五代。此時社會大亂，而佛教大盛，可見佛教對世道人心並無多大關係，換句話說，佛教對救治世道人心的墮落衰敗，簡直是無關宏旨的。宋初儒學，就把握這點來闢佛。佛教不能建國治世，不能起治國平天下的作用，表示它的核心教義必有所不足。

澹思先生對于這一段話表示不滿，説是：「一為對史實之不符，二為對佛教批評之顢頇。」


　　我那幾句粗疏鬆弛的敍述，在當時順改記錄原稿時，即覺必致引起疑難。但當時也只是這樣粗疏地順通下去，未及仔細簡別。以爲這是一般人所容易感覺到的，或不至有太大的誤會。因爲佛教畢竟是以捨離精神爲主的。儘管説來說去，可有種種往復，然其基本教義之大方向，不可變也。現在承澹思先生的雅意，提出來予以商榷，我也想藉機表明我的本意，聊作該簡略陳述的附註。首先那幾句話是對應宋明儒興起之機緣而說的（即佛教方面之刺激），目的是在最後一句，即「佛教不能建國治世，不能起治國平天下的作用，表示它的核心教義必有所不足」。「不足」，當然是就宋明儒的立場關聯著建國治世、人倫道德、禮樂教化而說的。若内在于佛教自身，它的教義已經是很自身圓足了。這是那段話的主旨，首先提在這裏。


　　其次，我說「此時社會大亂，而佛教大盛」。此中說「佛教」顯然是意指禪宗說。因爲那段話開頭已表明「當時所謂佛教，大抵指禪宗而言」。而「佛教大盛」一語的直接前文又明是說得五宗頂盛。禪宗雖不能賅盡佛教，然也不能說它不是佛教。前既有禪宗作限，順著用「佛教」一通名，當亦無礙。那麽，「此時社會大亂，而佛教大盛」，當然就是禪宗的佛教大盛。我們不能不承認禪宗是頂盛于唐末五代的，亦不能不承認禪宗是當時天下的顯學（佛家方面），亦不能不承認禪宗在中國佛教中顯赫的地位，以及其在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上所產生的廣大影響。這樣，我那兩句話也不能算是太離格，似乎還不能說它不符歷史事實。但澹思先生卻作了正相反的陳述，說「佛教在唐末五代是最爲衰落時期」。說盛說衰，這要看就那方面說，要看我們的意指在什麽。若就澹思先生所說的「衰落原因有二：一為當時已無通達三藏之佛教大德，一為唐武宗及周世宗之兩度毀佛，幾使佛教已無生存之地」，若以此為標準，說這時是佛教的衰落時期，也是可以的。但這個「衰」的意思能夠決定佛教實實是衰嗎？尤其進一步能夠決定禪宗是衰嗎？禪宗卻正是這個時期興起來的，成爲天下之顯學，而且取得了中國佛教中顯赫的地位。我說「盛」，是就禪宗說；澹思先生說「衰」，是就「無通達三藏之佛教大德」說（這一點，若就禪宗精神是無足輕重的，無此方面的大德也不能掩蓋禪宗的光彩，即有這方面的大德也不能增益禪宗的光彩），並就環境方面的壓力說（外在的壓力常不能使一個東西衰，相反的，倒常能使它盛）。這表面相反的兩個陳述能形成必有一真一假的矛盾嗎？所以一定說「言盛」不合史實，「不免過於疏忽」，我看也未見得。（佛弟子中也有看輕禪宗的，以爲禪宗正表示佛教之衰。這在某方面也是可容許的一個觀點。澹思先生說到禪宗的處境，如「躲在山林，不開法筵，僅凴教下別傳之無字法門暗演師承」，以及「一般半啞羊的禪宗和尚，除了籍深山遠林以避當時的世亂，他們又那能有什麽佛法可以傳人」云云，似乎除表示禪宗處境可憐而外，也表露著「禪宗表示佛教之衰」的意思。但這是禪宗的價值問題，這不足以抹殺禪宗在中國佛教中的顯赫的地位。至其處境不好，受壓力，這已如前說。盛，不必像梁武帝時那樣才算盛。）


　　其次，說到「佛教對世道人心並無多大關係」，這一句話，我承認是足以引起疑難的。若把這一句提出來，孤離地看，不但是足以引起疑難，簡直是不通。因爲「世道人心」是很廣泛很籠統的辭語，任何宗教都是勸人爲善，那能說對世道人心無關係？我開頭就說，當我順改記錄的原稿時，即覺這段話必要引起疑難，即指這一句說的。若只就這廣泛籠統的意思責難我，我是無話可説的。但是那段話從這一句起到最後一句止，只表示這個意思，即：佛教對于時代之汙隆並無因果關係，這就是說不相干。唐末五代之墮落衰敗並不因佛教而墮落衰敗，大唐盛世也不因佛教而為盛世。我並沒有把唐末五代之墮落歸咎于佛教，即沒有表示這種因果關係。我只說佛教不能救治這墮落。其所以不能救治，不是因爲念佛的人沒有能力，乃是因爲他的心思方向不在此，因爲佛教的本質與這方面不相干，即它（及他）是不負國家政治治平或衰亂之責的。它所以不負此責是因爲它的本質不關涉政治，不過問政治（這還不只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意義）。因此，它既不負亂之責，也不負治之責。亂固不能歸咎于它，治亦不能歸譽于它。此即所謂不相干。故所謂「不能救治」是「不相干」的不能救治，不是「相干」的不能救治。我的本意實只是如此。我即在此意下，說「佛教對世道人心無多大關係，無關宏旨」；說「佛教不能建國治世，不能起治國平天下的作用」。這似乎是一個並不違背常識的説法。我不是在「肯認其與時代之汙隆有因果關係」下而謂其不能救治。若是這樣肯認，則是「相干」的不能救治。若如此，則是違背常識的。我實在「肯認其與時代汙隆不相干無咎無譽」下而謂其不能救治（我相信宋名儒都是這樣看佛教的）。我也不是在「肯認其與時代汙隆有因果關係」下而評估佛教。我認爲佛教在此方面無責因而不能救治，並非就無價值。其價值之如何不能決定于對國家政治、時代汙隆之有責無責上，所以亦不必在此方面爭一日之短長。我這意思當然涵著國家政治有其獨立的意義，有其直接相干的根據，而普通所謂宗教亦有其獨立的意義與價值，不必拉在國家政治方面負咎譽之責才有價值。也許我那幾句話沒有表示得好，此其所以粗疏與鬆弛。但我並沒有把唐末五代之衰敗歸咎于佛教，這卻是顯然的。澹思先生就此發揮，這是因誤會而歧出了。我想世人也很少有謂佛教負歷史興衰之責因而歸咎歸譽于它的。若如此，則是很違背常識的。科學不負殺人之責。世人在此方面發議論者，不是責備科學，乃是責備唯科學主義（科學萬能）。我想世人很少有說科學本身殺人的。若真有如此說者，那是無常識。所以若見有反「唯科學主義」者，而謂其反科學，那不是世人淺近，那是自己太淺視世人了。所以若有就歷史盛衰而涉及佛教者，亦當審思世人在此發議論之問題上的背景與理路與語脈。若於此太匆遽，則不但太淺視世人，亦且有礙于自反。


　　我的本意既只是「佛教對于時代之汙隆並無因果關係」，那麽澹思先生由我之說佛教之「不足」（「不足」意，已明于上），便想到我之說佛教不足好像近人之打倒孔家店，這卻不免聯想的太快太遠了，亦太傷于匆遽了。不要一聽見人說「不足」，便緊張，如是反過來，非說成什麽都足不可。這好像一聽見人說中國以前沒有科學與民主，便反過來說成什麽都有，這是很不明智的。至於澹思先生後文那些參照而發的比論，亦都是由於這太快太遠的聯想而來，大抵是不相干的，也不必多說了。


　　佛教的本質既與國家政治、時代汙隆不相干，而唐宋五代之時，其他各方面俱無可言，而惟禪宗興起，一枝獨秀，則觀歷史精神之發展者，即不能不對此一直獨秀，另眼相看，而認其為此時代之凸出靈魂。此即表示天地之精英聚會於此，民族之靈秀鍾毓於此，此亦「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之意也。然既與國家政治時代汙隆不相干（不管其退隱山林或進顯廟堂），則隨歷史運會之演進，應運而生之宋儒便首先看准這一點，就當時流行之禪宗鞭辟入裏地見出佛教核心教義之何所是，其基本精神方向之何所在，覚其雖是天地之靈秀，而終無與於國家之治亂，時代之污隆。於是慧眼獨照，心思豁朗，遂轉而弘揚聖道，闢斥佛老，講一個與國家政治、時代污隆有責相干之教義。吾以爲這乃是當時極順理成章之事。而吾謂其見出佛教核心教義於這方面有不足，此乃吾今日平情之論。蓋他們闢佛老，我並不闢佛老也。（他們認爲即此「不相干之不能救治」即是其道之不對。他們相信道是一。我則認爲道雖是一，但就實際人生而表現道，可容許有不同方式之表現，與不同角度之觀察與出發。關此，如想充分說出，則須專論。此不能詳。）


　　如果對這説法仍不滿意，則我希望佛教中的大德們能根據釋迦牟尼佛的基本教義開出國家政治方面的理論與制度，並重新規定出家人對於國家政治方面的確定關係與積極關係，並建立佛教對於國家政治時代汙隆相干有責之關係。這也許是可能的，但這事體太大，我不敢置一辭。至若根據《維摩詰經》及《勝鬘夫人經》等入世出世間之圓融通透，來證明佛教之不脫離現實，則我以爲這只是「不毀世間而證菩提」之意，光只是這層意思並不能補救其於國家政治方面之不足，亦不足以否決我那個「佛教對於時代之汙隆並無因果關係」之陳述。當然若大家都一心念佛，六根清淨，娑婆世界變成淨土，則時代豈但是隆盛而已。但這是另一層意思（宗教意義），這並不屬於國家政治方面的意義。當然一個佛教信仰者亦可以出來打天下作皇帝，亦可以修治平之道作宰相，在今日也可以出來競選總統、作行政院長，但這是盡的政治上皇帝、宰相之道，總統、行政院長之道，而不是修證的三法印之佛道。當然你也可以說一切法皆是佛法，但這只表示就一切法上修佛法，一切法不礙菩提道，亦如「行於非道，通達佛道」，這只是菩薩破空入假，這種權智之表現，而數學畢竟是數學，政治畢竟是政治，這並不能從三法印開出來。有人說發明麻藥劑的就是大菩薩，但麻藥究竟屬醫學，而不屬佛學。我們不能從釋迦教訓裡開出醫學來。當然你可以說一切科學家、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宗教家，乃至英雄豪傑、才人智士，皆是菩薩的化身，但畢竟這一切畢竟皆各是一獨立之領域，而不是釋迦之教義。是以徒從大乘佛法之「不毀世間而證菩提」之意來説明佛教不脫離現實，這並不足以解救其於國家政治方面之不足。菩薩道之不捨衆生自有其一定的意義與分際。而且這「不足」也並不就是佛教的壞處，那不過是儒家由此以顯自己之殊勝而已。因爲任何宗教皆有其本分，沒有一個宗教能包攬一切的。西方宗教史即表明宗教是被逼著逐步向「從政治方面撤退而歸於其本分」的方向走。佛教原不涉這方面，這倒是很乾淨的。儒家本質上就與這方面有責相干，雖亦顯其殊勝，然時至今日，亦形成它的包袱與難題。三教互相觀摩，各有短長。這些，若說下去，牽連的太多，真是説來話長。想澹思先生亦不至輕易視之也。當然任何大教俱有其無限的前途。佛教將來如何發展，以何形態出現，這都是未可限量的。佛教如此，儒教亦如此，基督教亦如此。但有一點亦不可不注意，即無論如何發展，任何大教亦必有其基本教義上的範圍與限度，不能隨便氾濫。這是未來的事，我們現在也不能多所討論。至於我那段「就宋名儒興起的機緣而說佛教之不足」的話（不足是不相干的不足，不是相干的不足），是就過去所表現的說，衡之以佛教的基本教義，亦不見得有若何「顢頇」處。在這裏，澹思先生不必太緊張。我那幾句話也算不得是批評，只是一個一般人所皆能感覺到的事實之指述。沒有一個宗教能包攬一切。


　　在這裏，我想乘機略說我的態度。講宋明儒學是最易惹起麻煩的。宋明儒學之興起，他們在當時就是四戰之囯。他們以宗教肯斷的態度來弘揚儒教，所以一方面闢佛老，一方面斥俗學，這當然是要招敵的。這也是以前各宗教所共有的現象。我現在這個講辭是述往。我説明宋明儒闢佛老，但並不表示我也闢佛老。實在說來，我並不闢佛老，雖然我是儒教的立場。但是儒佛的基本教義與同異卻不可不平心來了解。我也説明宋明儒斥俗學，但我卻並不斥俗學。我只是就我所見到的來替宋明儒作點釐清辯護的工作，我只是反「反」以洗誣；我承認文學、歷史、科學、政治、道德、宗教，都有其獨立的領域與價值，但本末不可顛倒，亦不可不辨。宋明儒闢佛老當然不是蠻橫無理，也不是宗教狂熱的排他。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確見到儒佛間的一些根本差異點，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儒佛間也的確有差異。他們之闢也只是因見到這不同而維護自己肯定自己而已。這亦如佛教之破外道。我有時要説明他們的闢並非無理由，而常有這樣的語句，如：「此其所以闢佛老也。」佛弟子見了這種語句便大不高興，馬上就想到我是在闢佛老。六七年前，忘記在那一篇短文裡，接觸到這方面，其中就有那樣一句話，因而便惹惱了佛弟子。他們在《海潮音》（卷期已不記）刊載了一段文章（作者及題目悉不記），用尖酸刻薄的話頭把我大罵一頓。《海潮音》，他們是按期寄贈我一份的，惟獨這一期卻不送給我。還是一位學生拿給我看的。過了這一期，他們又按期寄贈。我的修養究竟還不到家，看了後，不免動氣。心想五四以來社會上那種刻薄漫駡的惡劣風氣，何以竟傳染到出家人身上來。（寫該文的人究竟是否出家人不得知，但《海潮音》是出家佛弟子辦的，故暫如此說。）青年人覺得非要罵回去不可。我說算了，這也無可辨的。若只是為出氣，以牙還牙，這是無道理的。修點忍辱波羅蜜吧。那種人也不能代表佛教。又想他們這一期不寄給我，過了這一期又續寄。佛弟子究竟與世俗不同，不像世俗那麽不在乎。這樣，事情也就淡忘了。我並不因此而起反動。我還是隨時注意佛教方面的文獻，隨時想對佛教的理論教義有更深入而恰當的了解，對於儒佛的同異也隨時想要步步深入而期得到一個恰當而盡至的辨別。對於《海潮音》裏邊弘揚教義的文章，如印順法師的文章，我幾乎每篇都讀。我實在從他那裏得到很大的利益。我覺得他對佛教經論的詮釋與理解是超過内學院的。我自信我們對佛教的虛心與了解是超過佛弟子對於儒家的虛心與了解的。同樣我們對於基督教的虛心與了解也超過一般基督徒對於儒家的虛心與了解。但是我也常受到從基督徒方面來的誣枉。我看他們的誣枉言論是很少能站得住的。所以我也很少和他們爭辯。凡接觸到這方面，爭辯、護教、排他，是免不了的。而我的語言也不能擔保句句皆妥當，招惹麻煩、得罪人，也是免不了的。因爲我有我的立場。但我之立場並不像一般信教的立場那樣，也不像一般護教的立場那樣，乃是覺得我們處在這個時代，從中囯文化的樹立與發展上看，這是必然要遭遇到要正視到的問題，也正如宋儒當年之遭遇佛教。我們處在這個時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當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則於西方文化不能不正視：對於科學問題不能不正視，對於政體問題不能不正視，對於宗教問題不能不正視。這不是炫博、作學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當問題。我是真正在迫切之感中步步把生命貫注到這些方面上，期望暢通中國的文化生命的。因此這十幾年來，我們實在受到了各方面的攻擊。我們不是唯科學主義者，所以宣傳科學的人罵我們。我不是一般所謂自由主義者，所以只信自由主義的人罵我們。我們要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説話，所以全盤西化論者罵我們。我們沒有一般人的既成的穩定靠山可資憑依：信基督教的人，他們有基督教作憑依；崇拜科學的人，他們有科學作憑依；只信自由民主的人，他們有英美的自由民主作憑依。所以他們是「天下事大定矣」，只等著吃現成來駡人便是了。而我們卻是一無憑依，只是想以生命頂上去，如何能本著儒聖的智慧與道路，來消融這一切，以暢通中國的文化生命。我們處在這時代，也是四戰之囯，但是卻很少與人戰，也可以說一無與戰。我不覺得，科學、自由民主、道德宗教是互相有礙的。他們憑藉某某以罵我們，其所表現的頑固淺陋與不通，實無理可說，也實在不值得爭辯。我們的主要心願是在暢通中國文化以解除共產主義的魔難，所以對於那些不識大體不知死活的人的詬詆也就看淡了。這些瑣碎爭閒氣的爭爭吵吵，親親怨怨，在「魔難當前」這個嚴重問題的面前，又算得了什麽呢？處在這魔難的時代，每一個人沈下心去，相觀而善，精求理解，是最真實的，也是最有益的。我常常表示說，從前是儒釋道三教相摩蕩，現在則當是儒佛耶相摩蕩，這是不可避免的時代問題。儒佛耶俱有其精采，也俱有其限度，同時也俱有其不足處與艱難處。就整個世界說，這些大教所代表的生命道路如不能重新振作與復興，相與與相契，是無法克服共產主義之魔難的。就中國說，如不能本儒家的智慧以暢通中國文化生命之道路，則其民族生命是無法健康地站立起來的。就基督教說，如果一般基督徒不能切實檢點自己的病痛，不能正視尊重儒教與佛教的通透智慧與奧義，光想貶抑人以虛騰自己，則也是決難傳到中國來的。




五十二年七月《人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