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范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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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滂故事 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偃城东南)人。他少年时便怀澄清天下之志。他疾恶如仇，为官清厉，任清诏史按察诸郡时，贪官污吏望风解印绶而逃。任汝南郡功曹时，抑制豪强，制裁不轨，结交士人，反对宦官。第一次党锢之祸起，与李膺同时被捕，被释还乡时，迎接他的士大夫的车有数千辆。党锢之祸再起，朝廷下令捉拿他，县令郭揖欲弃官与他一起逃亡，他不肯连累别人，自己投案，死于狱中。
范滂别母
苏东坡幼年的时候是由他的母亲启蒙读书的，九岁时，苏母教东坡读《后汉书·范滂传》时，不禁叹息起来，于是苏东坡问其母说："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以后苏东坡以天下为己任，遇苦厄而不悔的用世之意，是深受范滂影响并以之为典范的，那么范滂是何许人？苏氏母子感慨的又是什么呢？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是后汉时代嫉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气节之士，有澄清天下之志。时冀州大饥，盗贼四起，可官吏却置百姓死生于不顾，继续巧取豪夺。朝廷委派范滂去查处贪官。当时，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冀州边境，当地的官吏自知罪责难逃，纷纷望风解印而去。两年后，范滂因政绩卓著，被任命为光禄勋主事。
范滂的官职始终不大，任汝南郡功曹时，抑制豪强，制裁不轨，结交士人，反对宦官。后来，范滂成为太尉黄琼的属下。专门监督官吏的行为。范滂不计个人得失，一连弹劾刺史以及豪权高官二十余人。有位尚书责备范滂，怀疑他有私怨。范滂说，我所以这么做，决不是为了私怨，是情况很严重，所以先举所急，我听说农夫除杂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佞，王道可清。如果发现核查的事实有出入，我甘愿受到处罚。尚书无言以对。
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大诛党人。作为清流派人物的范滂早已经罢官在家。当时督邮吴导奉诏索拿范滂，来到汝南，竟伏床大哭。范滂知道是为自己而来的，遂投案。汝南县令郭揖印绶丢弃一旁，要和范滂一起逃亡。范滂道："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
其时老母在堂，遂于老母诀别说：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滂母道："汝今得与李、杜（指李膺、杜密，皆当世名士，亦同时被征身亡）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范滂跪着接受母亲的教诲。尔后，他站起来对儿子说："我要教你作恶，可是恶是不能做的；我要教你为善，可是我生平并没有作过恶，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说着，他身边的人都哭成了一片。最后范滂从容的跟着督邮一起赴京师，不久，死在监狱里，当时年仅33岁。李膺、杜密、范滂等人死后，天下的有识之士暗地里都议论，大汉的天下恐怕是不能长久不了。
范滂别母，给天下人和中华文化史留下了一段千古绝唱。后人在评论范滂的义举时，称其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而当时的张俭则被世人所不齿。张俭是名士、党人之一，在遭遇党锢之祸时仓皇逃跑。在逃亡时，天下人闻其名者，都义不容辞地保护他，以致很多人被灭族屠身。后人将二人相比较时，范滂的舍身取义就更让人自愧不如了。
这就是范滂别母！无怪苏母程氏要慨然叹息并勉励其子仿效了。虽有揽辔澄清的范滂，然则未必有勉儿就义之滂母。每当我读此之时都能慷慨激昂，倍增豪气！范母如此胸襟，范滂如此从容，虽历万年，而依然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第一次党锢之祸
东汉自和帝以来，宦官与外戚交互倾轧，更番弄权，令朝政日坏，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希望透过“清议”来力挽危局。士人尤其反对当权的宦官，结果惨遭逼害，造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线是延熹九年(166年)张成案件。宦官唆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控告河南尹李膺等“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宦官又为之佐证，桓帝大怒，下旨郡国，令各地逮捕党人。太尉陈蕃抗旨，上书申诉。桓帝不听，遂直接命令将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陈、范滂等二百余人逮捕下狱；对逃走的悬赏通缉，缉捕使者四出相望。陈蕃又上书直谏，桓帝就以陈蕃“辟召非其人”，将他免职。
由于当时被捕的都是有名望的人士，很多人以不在党人名单为耻。度辽将军皇甫规上书：“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也是附党之人。”太学生张凤等也上书自称是附党，应该连坐。桓帝感到难办，只好置之不理。第二年，太学生贾彪来京谒见窦皇后的父亲城门校尉窦武，请他主持正义。窦武便上书为党人求情，说这样做将使天下寒心。桓帝也藉此下了台阶，下诏释放部分党人。
第二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年)桓帝死，无子，窦太后与窦武定策，迎立桓帝从侄刘宏，是为灵帝，年十一，窦太后遂临朝，以窦武为大将军辅政，拜陈蕃为太傅，引用李膺、杜密共参政事，引起曹节等宦官不满。次年，武、蕃密谋杀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事泄，曹节先发制人，劫持灵帝，颁诏捕武、蕃。窦武自杀，陈蕃被害，其门生、属员多受株连，宦官势焰又张。当时有很多名士为武、蕃讼冤，曹节等自然十分憎恨，乃谋兴大狱、除异己，遂起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169年)，太监侯览因地方官张俭曾检举己过，令其同乡朱并上书密告张俭等二十四人阴谋造反。曹节等藉此劝年幼无知的灵帝布告天下，大捕党人。在长安捕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范滂等百余人，大多拷问致死；在地方，稍有名望的人都被指为「钩党」，也有挟私仇而被滥入党籍，牵连获罪而至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死，宦官与朝臣对太后是否与桓帝合葬又起争议。当时在朱雀门上出现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于是宦官又令司隶校尉刘猛急捕，猛不肯，就以段代之，段捕党人、太学生千余人。五年又诏州郡，凡党人的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免官禁锢。此次党锢延续了十余年，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事，才下诏赦免党人。
范滂别母
苏东坡幼年的时候是由他的母亲启蒙读书的，九岁时，苏母教东坡读《后汉书·范滂传》时，不禁叹息起来，于是苏东坡问其母说："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以后苏东坡以天下为己任，遇苦厄而不悔的用世之意，是深受范滂影响并以之为典范的，那么范滂是何许人？苏氏母子感慨的又是什么呢？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是后汉时代嫉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气节之士，有澄清天下之志。时冀州大饥，盗贼四起，可官吏却置百姓死生于不顾，继续巧取豪夺。朝廷委派范滂去查处贪官。当时，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冀州边境，当地的官吏自知罪责难逃，纷纷望风解印而去。两年后，范滂因政绩卓著，被任命为光禄勋主事。
范滂的官职始终不大，任汝南郡功曹时，抑制豪强，制裁不轨，结交士人，反对宦官。后来，范滂成为太尉黄琼的属下。专门监督官吏的行为。范滂不计个人得失，一连弹劾刺史以及豪权高官二十余人。有位尚书责备范滂，怀疑他有私怨。范滂说，我所以这么做，决不是为了私怨，是情况很严重，所以先举所急，我听说农夫除杂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佞，王道可清。如果发现核查的事实有出入，我甘愿受到处罚。尚书无言以对。
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大诛党人。作为清流派人物的范滂早已经罢官在家。当时督邮吴导奉诏索拿范滂，来到汝南，竟伏床大哭。范滂知道是为自己而来的，遂投案。汝南县令郭揖印绶丢弃一旁，要和范滂一起逃亡。范滂道："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
其时老母在堂，遂于老母诀别说：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滂母道："汝今得与李、杜（指李膺、杜密，皆当世名士，亦同时被征身亡）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范滂跪着接受母亲的教诲。尔后，他站起来对儿子说："我要教你作恶，可是恶是不能做的；我要教你为善，可是我生平并没有作过恶，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说着，他身边的人都哭成了一片。最后范滂从容的跟着督邮一起赴京师，不久，死在监狱里，当时年仅33岁。李膺、杜密、范滂等人死后，天下的有识之士暗地里都议论，大汉的天下恐怕是不能长久不了。
范滂别母，给天下人和中华文化史留下了一段千古绝唱。后人在评论范滂的义举时，称其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而当时的张俭则被世人所不齿。张俭是名士、党人之一，在遭遇党锢之祸时仓皇逃跑。在逃亡时，天下人闻其名者，都义不容辞地保护他，以致很多人被灭族屠身。后人将二人相比较时，范滂的舍身取义就更让人自愧不如了。
这就是范滂别母！无怪苏母程氏要慨然叹息并勉励其子仿效了。虽有揽辔澄清的范滂，然则未必有勉儿就义之滂母。每当我读此之时都能慷慨激昂，倍增豪气！范母如此胸襟，范滂如此从容，虽历万年，而依然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第一次党锢之祸
东汉自和帝以来，宦官与外戚交互倾轧，更番弄权，令朝政日坏，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希望透过“清议”来力挽危局。士人尤其反对当权的宦官，结果惨遭逼害，造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线是延熹九年(166年)张成案件。宦官唆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控告河南尹李膺等“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宦官又为之佐证，桓帝大怒，下旨郡国，令各地逮捕党人。太尉陈蕃抗旨，上书申诉。桓帝不听，遂直接命令将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陈、范滂等二百余人逮捕下狱；对逃走的悬赏通缉，缉捕使者四出相望。陈蕃又上书直谏，桓帝就以陈蕃“辟召非其人”，将他免职。
由于当时被捕的都是有名望的人士，很多人以不在党人名单为耻。度辽将军皇甫规上书：“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也是附党之人。”太学生张凤等也上书自称是附党，应该连坐。桓帝感到难办，只好置之不理。第二年，太学生贾彪来京谒见窦皇后的父亲城门校尉窦武，请他主持正义。窦武便上书为党人求情，说这样做将使天下寒心。桓帝也藉此下了台阶，下诏释放部分党人。
第二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年)桓帝死，无子，窦太后与窦武定策，迎立桓帝从侄刘宏，是为灵帝，年十一，窦太后遂临朝，以窦武为大将军辅政，拜陈蕃为太傅，引用李膺、杜密共参政事，引起曹节等宦官不满。次年，武、蕃密谋杀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事泄，曹节先发制人，劫持灵帝，颁诏捕武、蕃。窦武自杀，陈蕃被害，其门生、属员多受株连，宦官势焰又张。当时有很多名士为武、蕃讼冤，曹节等自然十分憎恨，乃谋兴大狱、除异己，遂起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169年)，太监侯览因地方官张俭曾检举己过，令其同乡朱并上书密告张俭等二十四人阴谋造反。曹节等藉此劝年幼无知的灵帝布告天下，大捕党人。在长安捕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范滂等百余人，大多拷问致死；在地方，稍有名望的人都被指为「钩党」，也有挟私仇而被滥入党籍，牵连获罪而至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死，宦官与朝臣对太后是否与桓帝合葬又起争议。当时在朱雀门上出现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于是宦官又令司隶校尉刘猛急捕，猛不肯，就以段代之，段捕党人、太学生千余人。五年又诏州郡，凡党人的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免官禁锢。此次党锢延续了十余年，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事，才下诏赦免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