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盖率仅10% 中国公益小贷机构三大困局

核心提示：目前单笔贷款额大约在10万以下可以称之为小额信贷，反之应算普惠金融。
        印度小额信贷危机发生后，同样正在尝试市场化运营的中国小额信贷是否会潜伏类似危机？尤努斯模式是否面临挑战？
        对此，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称，印度发生的小额信贷危机和尤努斯模式不能混为一谈。
         作为首先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引入中国的先行者，杜晓山认为，尤努斯身体力行的是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倡导“社会企业”的理念，而发生危机的是商业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以服务穷人为最大目的，而后者往往以赚取商业利润为最大目的）。
在尤努斯一派的观点看来，印度发生的问题是忽视了穷人的权益。尤努斯非常反对大赚穷人的钱，他认为真正的小额信贷，或主体的小额信贷应该是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所有小额信贷都应同时评价其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中国目前公益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和商业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并存，高利率问题尚不严重，但是内部管理和外部风险依然存在。“小额信贷是一个脆弱的行业，在中国处于起步或初级阶段，需要国家更多政策的支持。”
定义真正小额信贷《21世纪》：很多人谈论小额信贷，怎么去界定小额信贷和其他信贷的区别？
杜晓山：首先要澄清小额信贷的概念，它包括储蓄、贷款、汇款、保险等，现在我国很多人谈的小额信贷实际上是普惠金融。举例来说，小贷公司属于小额信贷中的贷款方，小贷公司的单笔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贷款也称之为小额信贷，这我根本不认同。国际上主流观点（包括著名的CGAP）认为，单笔放贷额小于或等于本国本地区人均GDP的2.5-5倍的贷款，可以称之为小额贷款，贷款额高于这一数字的只能算是普惠金融。当然，普惠金融也是应大力倡导的，它有利于解决弱势群体和小企业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按照中国人均GDP3700美金计算，2.5倍是6.25万人民币，5倍是13万元，我认为，目前单笔贷款额大约在10万以下可以称之为小额信贷，反之应算普惠金融。当然，中国是个大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又很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单笔贷款额标准可有所差别。
《21世纪》：还有一个概念被常常提到，就是微型金融，它和小额信贷有什么区别？
杜晓山：从额度和为穷人的目标来看，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是一样的，但微型金融的业务范围不光是信贷市场或银行市场，也包括了保险、证券，只是微型而已。但无论是小额信贷、微型金融还是普惠金融，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针对传统银行不服务的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和弱势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服务。
《21世纪》：现在中国的小额信贷现状如何？可以分为哪几种？
杜晓山：小额信贷的分类有很多种，可以从性质上、服务对象上，也可以从放贷形态、放贷种类上去分。按性质分，分成两大类，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福利主义只讲公益性、完全不考虑机构是否可持续发展，而制度主义则稍微复杂一点，可以分为公益性制度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只要追求的目标之一是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收入能够覆盖成本的就叫制度主义。公益性制度主义指以帮助穷人为目的的小额贷款，而商业性制度主义指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小额贷款，比如印度发生危机的小额信贷公司和银行，如SKS，或者中国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现在中国最缺乏的，是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机构。
《21世纪》：在中国，哪些机构或主体从事小额信贷业务，市场格局如何？
杜晓山：按照机构类型，开展小额贷款零售业务的机构大致分为：国际和国内资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或社会组织、资金互助或信贷联盟、专门小额借贷机构和金融服务中介以及正规银行。在中国，具体到不同的机构，可以大体分为10类，其中农信社的小额贷款最多，约4000多亿元，大概占了60%-70%的市场份额，其次是农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分别有1000多亿元的贷款，其他的贷款都只有小几百亿、几十亿或十几亿元。
但就像我说的，目前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的主体应是上述单笔低于10万元的贷款和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因为大多数商业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目的是追求利润，所以我看到大部分信贷机构热衷于中小企业的贷款，而不是农户贷款。可以放几千万的就不放几百万、可以放几百万的就不放几十万、可以放几十万的就不放几万，这是现状。我不是说这不对，这也很需要，但是小企业贷款是普惠金融的范围。 《21世纪》：那么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市场有多大？目前满足了多少？
杜晓山：中国现在大约有1000个国家级和省级的扶贫开发重点县，我觉得每个县差不多需要2-3个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机构，按照2个算的话，就是2000个。现在这样的小额信贷机构有100个，可以算作200个。也就是说，如以县为单位，专门针对中国贫困人口开展的小额信贷机构目前满足了大约10%的市场。不过，这没有加上单笔贷款额比较小的农信社等机构。
中国小贷危机潜在风险《21世纪》：资金是贷款公司的“血液”，也是发展的瓶颈之一。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大量诞生，资金可以多渠道筹措，但也带来风险。中国的小额贷款机构的筹资渠道主要有哪些，是否有风险投资的进入，是否会出现和印度类似的问题？
杜晓山：筹资渠道主要有四种：捐赠、财政补贴、企业资本和自然人投入，如是银行，则主要靠存款。不同的机构筹资渠道不同，NGO或社会组织主要通过捐赠或者机构（世行、GT、GF-USA等）的软贷款等筹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存款筹资。
中国已经有风险投资进入小额信贷领域，但不多，大约有几家，主要是投在小贷公司（MCC）。
印度的问题不光是风险投资进入的原因，还有很多其他内外部的因素。我不反对商业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但是反对他们大赚穷人的钱。赚钱可以，但是不要去多赚穷人的钱，穷人是很脆弱的。不止是印度，导致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的因素是小额信贷都可能要面对的。
《21世纪》：印度小额信贷的问题出在哪里？
杜晓山：我先说我们遇到的例子，你就知道问题会出在哪里。
我们基本上照搬了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的模式，在实践中发现并证实制度和人是缺一不可的。
例如培训环节，扶贫社（相当于信贷分社）主任应该监督每一个农户，培训好了没有？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要知道你的信贷员诚信、品格和能力情况。但是往往在这都没有做到位。别人说培训过了，没问题，他也不去看，就签字，贷款就放了，放了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当信贷员的诚信、个人品质有问题的时候他就做假账，而我们的监督机制到不了位，没有一个一个去监督检查、实地考察。当信贷员和会计合起来做假账，或者是合起来和客户做假账，问题就大了。
我们的试验点就出过这样的问题。有些农户不还钱只是问题之一，关键还是看你的内部管理。如果你不把还钱当真，农户一看，这不就跟过去农信社放钱一样吗，我不还他拿我也没招，这就事大了。但如果只出现一个农户有这种情况的时候，立刻去处理解决，让他知道这是不能碰的，必须还，就有可能追回来。
所以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制度，能够执行得较好的制度，第二个是人，可以执行制度的好的人。客户可能会出问题，但如果是个别问题那不可怕，就怕你制度不完善，人不好，让客户形成了一种印象，也就是现在印度的情况。另外，外部给你很大的干扰，鼓动借款人不要还钱，这形成一个潮流之后，那就非常难以弥补坏账，到那时候，费九牛二虎之力也不一定能收回来多少钱。
印度安得拉邦的小额信贷集中度太高，客户过度负债，利率偏高，股东和管理层和投资人收益偏高，外部的负面压力大，机构的能力建设跟不上贷款规模扩展的速度等等，都是出问题的原因。
《21世纪》：也有人认为，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利率太高了，你是否赞同？
杜晓山：利率太高了是原因之一，利率高导致这个行业发展太快，还有，指导思想不当，管理体系跟不上去，也给反对小额信贷的人口实，煽动借款人不还钱，这都是导致危机的原因。但是利率到底高不高呢？这和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有关。利率决定于资金成本、运营成本、呆账准备、利润率、通胀率等。还有竞争状况、政府政策、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等。比如有的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就很高，或者特别缺资金，民间高利贷很严重，那么小额信贷的利率可能比较高，总之产生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很复杂。不过，国际上有一种观点，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的利率不应高于本国商业贷款利率10个百分点，这个经验数据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21世纪》：中国小额信贷的利率情况如何，会不会太高？
杜晓山：各个机构的贷款利率情况不一样，从3%-18%都有，也有高于20%或更高的。从回报情况看，小贷公司的利润率最高，股本回报率最好的大概在20%，大部分回报率5%到10%之间，刚刚起步不久的，可能在2%到3%之间。目前总的规模不大，所以这个还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将来会怎么样不好说。 《21世纪》：世界银行下属的CGAP人员告诉我，印度信贷危机的一个原因是小贷公司不能够吸收存款，所以导致一条腿走路，如果吸收了存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的小贷机构最终成功转变为银行。你是否赞同这个观点？这会不会是中国小贷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杜晓山：有人这么认为，但我认为，不是什么机构都随随便便可以吸收存款的。现在不吸收存款，尚且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如果吸收了存款，管理体系跟不上去，危害不是更大？的确国际上有一些小贷机构转变为银行，在中国也可以这样做，但要具备条件。目前规定较严，按照法规规定，由正规银行发起可以转变为村镇银行。
《21世纪》：用什么方式来保证小额贷款的偿还？
杜晓山：小额贷款机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放贷款，一种是完全通过信用方式，一种是抵押或者担保贷款。还款方式也可以分为两大种，一种是分期，如每周、每月还款，还有一种是一次性还款。
采取抵押或者担保贷款的方式放出的贷款，抵押物或担保人是一种保障，比如小贷公司原则上要抵押担保。而信用发放的贷款主要是分期还贷，这种方式本身可以保证及时发现风险。此外还有很多手段，比如循环放贷。因为穷人缺钱，只要还钱，第二笔可以给你更高额度的钱，这是对你的激励。还有小组联保，或者小组互助发放贷款。再比如如果你还款情况好，给你减低利息。还有精神上的鼓励，比如格莱珉银行有很多社会活动，鼓励大家像你学习，给你颁奖。
从内部说，对信贷员的放贷和收贷都有激励和惩处机制，并且有制度保证出了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总之，要有合理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
政策亟待明朗《21世纪》：中国应采取哪些措施防范类似印度小额信贷的危机？
杜晓山：目前就我国而言应该在现有政策基础上，一方面继续推动小额信贷发展，防止出现误解和逆转，另一方面注意发展节奏，突出“稳步”和“健康”的原则，注意行业发展的健康和监管的有效。还特别应注意要均衡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和公益性小额信贷，加大对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的支持力度，以利推动普惠金融体系的健全发展。
另外，要加强小额信贷界基础设施和相关中介的建设这一薄弱环节，例如，健全和更好发挥现有“中国小额信贷联盟”这种“准行业协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分别设立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和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的批发基金，都是可考虑采取的措施。
《21世纪》：未来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杜晓山：我前面说过，真正愿意服务于中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客户的小额信贷的是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国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另外，各种小额信贷的发展都要支持，并同时关注解决它们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问题，这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21世纪》：目前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贷款机构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哪些?
杜晓山：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个法律地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现在没有说法，中央鼓励发展各类小额信贷，但没有具体政策规定。第二是融资渠道。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小额信贷机构在中国现有一百多个，基本上最短的历史也得有六七年，最长的有十几年，像社科院和扶贫基金会、商务部的有些小额信贷机构都是十几年的历史，但是没有制度性的融资来源，全是靠自筹，捐助人给一点，或者是别人愿意的贷一点，靠个人关系去找。政府、银行都不提供资金，任由自生自灭。最后一点是能力建设，现在的瓶颈之一是要业务能力不足，要有各种给农民工或银行职员资助或免费培训，但是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贷款机构没人管。
《21世纪》：什么样的政策支持会有实际的帮助？
杜晓山：我觉得给一个指导意见就可以，可以参照2008年23号文件的办法，不需要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具体管。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由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和鼓励发展。条件尽量宽松，但必须是要真正搞公益的，只要是真正扶贫的，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在注册、融资、培训、免税、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支持。
《21世纪》：在理想的状态，小额信贷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杜晓山：起到补充又是不可或缺的作用，服务于弱势群体、微小企业、个私户和一般农户。普惠金融则加上小企业。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帮助当地的中低收入和贫困农民。而商业性制度主义小额贷款则服务于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以至扩展到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