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预言”的实践困局

2009年03月26日人民论坛杂志
朱谐汉
当前，全球性金融海啸在西方呈现出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态势，人们审视危机，发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弊端所开出的处方并没有过时
最近20年的实践初步证明，西方“三大预言”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困局
上世纪末，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华盛顿共识”，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某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大行其道。但是，仅仅几年时间，“华盛顿共识”在实践面前就濒于破产。
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区，但一些拉美国家却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例如，墨西哥在改革前，有两位亿万富翁，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加到20多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未见减少，反有增加之势。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日益加剧。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尤为明显，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这都与金融自由化有关。
曾经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如今则逐步走上了寻求符合自身发展与改革要求的道路：马来西亚在金融危机期间就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泰国在危机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大力支持农村地区和小企业的发展。2002—200 3年，泰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5%左右，是东南亚的最高水平。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印尼也毅然终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韩国早早地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华盛顿共识”是为西方“资本大鳄”张目的。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又注意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才使得中国能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在本次金融海啸中受伤较轻！
近20年中国的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时的“改弦更张”，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
“大中东民主计划”碰壁
民主和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从来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历史的而非超历史的。同时，一个好的民主制度总是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密切联系。对一个国家来说，能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生幸福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反之，引起经济衰退、政局动荡和百姓痛苦的民主，则是一个坏东西。
苏联解体后，美国制定了所谓“大中东计划”，大规模地向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推销其美式民主制度。实践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如果不考虑本国国情，而移植了这种制度，不是经济出现停滞，民生凋敝，就是政权频繁更迭、政局动荡。相反，那些坚持走本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则普遍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中国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步推进，也初步证明了“西方民主”没有普世性。
民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实施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决策、监督与管理。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选举中，选民仅是公民的一部分，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往往不足国民总数一半，而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的得票率有时仅有48%对47%的微弱优势。实现了48%选民的意志，牺牲了47%民众的利益，这种“民主”能体现全民意志吗？
中国发展质疑“共产主义灭亡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以平均9.8%的发展速度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197 8年的3645亿，到2008年的突破30万亿，是世界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三。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实际增长39倍多，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近10000亿美元，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特别是香港、澳门的如期回归，使中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活力，也反映出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印度并称为“金砖四国”，通过中国与其他三国的发展比较也许更能看到中国的体制优势：1 990年中国的GDP只有3546亿美元，是俄罗斯经济总量的61.23%，巴西的76.12%，仅比印度多377亿美元；2006年中国的GDP增长至26847亿美元，分别是俄罗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 倍，足见近20年中国经济的活力。
曾经宣扬“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布热津斯基，被迫承认“只有中国目前的发展似乎才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复兴”。
当前，全球性金融海啸在西方呈现出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态势，人们审视危机，发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弊端所开出的处方并没有过时。西方人形象地说：“马克思又回来了。”(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