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就是这样自己整自己的_蒲公英子是我

中国人就是这样自己整自己的
西北某偏远地方，有一座矿山，笔者在那儿工作过，文革中期，这儿出过一个大错案，回顾起来可悲可笑，特录以备考。
事情的起因是：某天晚上，一个集体宿舍中，同屋四职工，其中一人是党员，开会去了，剩下三人，百无聊赖——当时文艺舞台只有八个样板戏，早已翻来覆去看厌了，其余中外几乎所有名著均被查禁，因此没有文学书籍可以看，又没有电影可以看，唯一可以娱乐的形式是打扑克，今晚却又三缺一。
无聊便生事，这三位职工开玩笑，道是：人家是党员有会开，咱们不是，没有会开。不然也成立一个什么党，自己来开会吧。这个玩笑话说过了又觉得不妥，便赶紧闭了口，此事当时也就过去了。谁也没料到，这句玩笑日后引发一场席卷全矿山的大案。
却说该矿革委会主任是一位老干部，属于那种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带长字的靠边站”时被搞下台，尔后经审查一个疤也找不出，“三结合”浪潮一起便最早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该老干部从北京来到矿山，给职工的印象较好，颇象十七年时期树的模范干部典型焦裕禄的形象。生活简朴，关心群众疾苦，经常深入一线，与矿工同吃同劳动，为恢复正常生产(文革初期打派仗，许多车间停产搞武斗)，耗尽心血，废寝忘食。所以他在职工中的口碑甚佳。
不过，也有人不满意他。他的同僚中，有的是三结合进领导班子的造反派。(这首先是感情问题，造反派对结合进班子的老干部一般是反感的，因为运动初期已结了冤家)。班子里的有些支左军人也对他有看法(这主要是工作上的认识问题，因为林彪主持军队工作十年的效果是军干较地方干部更左)。于是上级机关常接到对他不利的反映，说他刚上台就搞刘少奇“唯生产力论”那一套，不抓阶级斗争，只抓生产生活。说轻点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说重点就是“走资派还在走”。于是乎，据我们看，这位老干部的位子有点不太稳当了。
这时，文革大运动中套的一个小运动“一打三反”开始了。哪“三反”记不清了，重点是“一打”——打击反革命。老干部颇思在抓阶级斗争方面有所建树以“弭谤”。这场运动倒是机遇。须知那年头考核企业领导干部的政绩标准与现在不一样。改革期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绩是企业能搞出税利。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政绩便是企业能揪出多少阶级敌人。
“一打三反”运动来了。历次运动的程序大致相同，上面派工作组到各单位，再开大会小会动员，发动群众互相检举揭发，查本单位阶级斗争动向，查本单位有无可疑的人与事。所有情况汇总到领导层。领导层结合以往所掌握的情况及印象，再据此，把本单位群众划分成三类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绝对不能排除的可能----领导会把自己的私利与上级的部署相结合，而让他的私仇与运动的打击相结合]。
具体操作上：被当成依靠对象的群众们冲锋陷阵当打手，被当成团结对象的群众们[为求自保也要]呐喊助阵壮声势，被当成打击对象的群众们便孤立无援，成了被本单位批斗关押殴打侮辱的斗争靶子。这种运动的最终成果是：揪出一批敌人，分别批斗、戴帽子、关押、判刑。同时，在"阶级斗争火线"中的积极分子，便被政治提拔[入团入党提级当官]……
这种运动的特点叫做"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斗，领导观战"。客观地说，残酷但有实效。俺们常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问题，甚至你的反骨，可以瞒过领导，但你瞒不过周围的群众。如果人人全变成告密者，你的底细就会全都抖落给领导层了。因此，运动一来，单位里便会空气萧杀，人人自危。
于是，那三位在几个月前开过玩笑的人，慌了。大家历经多少政治运动的，晓得这事可大可小，一旦上了纲(“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乃文革中普遍应用的斗争手段)其罪非小。当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倘若自己去说清楚了，也许就“小”到只算"自由主义"错误。三个人都这么想，居然互相隐瞒着，各自去工作组作了主动坦白。
这一下，可把工作组的同志们乐坏了。正愁找不到敌情，这可好，敌人送上门了。于是把三人抓了起来，严加审讯。逻辑是这样一步步推演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你们这不可能是什么开玩笑，阶级敌人跳出来，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既然是有个反动党，自然有其党纲、组织、计划。那就竹筒倒豆子，索性都交代出来吧"。"你们不承认，这很自然，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到，你们是不会甘心投降的"。于是，在工作组的铁拳头下，终于打出了这一个党的名字、钢领、人员名单。
这个名单越打越多，最后审查关押批斗，牵涉面到约五百人左右。在取得这么丰硕“成就”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人哭笑皆非的事，这儿略举几例：
全矿职工集合于大操场，开“宽严大会”。
两辆费亚特大平板货车尾巴相接，组成主席台。台上，工作组正襟危坐。台下，数千职工自带板凳坐于操场上，正襟危坐，盖早有思想准备，在他们中间，今天将有若干人被揪出，抛入阶级敌人的队伍。是的，在主席台下，面对职工方阵，已跪好了一批几十名已经戴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帽子的阶级敌人，每次运动中开大会，这些死老虎照例要跪在大家面前，大约起个杀鸡吓猴的作用吧。操场周围，是上百名荷枪武装民兵警戒，更添了一股威严气势。
在广播员领导大家吼了一阵口号后，工作组讲话，大意是：在职工队伍中，还有暗藏的阶级敌人，我们已掌握了名单，现在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你们要争取主动坦白交代，从宽处理。然后抬腕看看手表，说，给你们五分钟时间考虑。
在沉寂中，讲话者每隔一分钟便冷冷地报出时间。时间到，暴喝一声，“把反革命分子×××、×××、×××揪出来”。
在广播员领吼的口号声中，安排在这几个家伙身后坐着的几个民兵突然起身，把这三个家伙胳臂一拧、一架、飞也似地往主席台前推了过去。事后听其中一个倒霉蛋回忆，当时他毫无思想准备，突然听到台上点了他的名，大脑嗡得一声全乱了，只觉得自己好像腾云驾雾一般，不知怎么已飞到了主席台前，并被人一抬胳臂，一抓头发，腿弯处又重重挨了一脚，便不由自主跪了下来。
下一个回合，依旧这个程序。会场的空气紧张地象要起爆前的地雷阵。
有一个倒霉鬼、尿急，忍了又忍，忍不住刚想站起来，忽想到这种场合甚有嫌疑，慌忙又坐了下去。来不及了，他这一欠身，已引起周围民兵的警觉，扑过来几人，把他一提，像拎小鸡一样，拎到主席台前。他糊里糊涂跪下。不但吓尿了裤子，事后，混身是口也没解释清楚。
另一位老兄，平时有点小偷小摸，在台上的最后五分钟精神压力下，终于崩溃了，在最后一分钟上站了起来，被揪到台前。后来要他交代什么时候参加反动组织，他不承认，说自己想交代的是偷窍，专案组不相信，说他想避重就轻，挨了几顿打，终于承认。
.        那一阵，各运动中刑讯逼供，花样百出，例如假枪毙，假活埋，烤油炉子，抛麻袋、挂半边猪、吊鸭子浮水等等，事后有好事者统计达三四十种，亦有数人死于殴打。如此办法，不怕你不招，于是被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       当然这样的扩大化也有社会基础，事后听当事者讲了心里话：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反正是掉到臭水沟里了，便巴心不得落水的人越多越好，以分散压力，便顺着逼供者的杆儿爬，你打我就咬，越咬越多。
那揪人的人，也巴心不得被揪出的人越多越好(当然不包括自己在内----由于人有侥幸心理，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和运气，掉到水沟之前是没想到自己也会落水的)，盖因落水的人越多，岸上的人愈少，便物以稀为贵，自己便多些重用的机会。岸上推、水中拉，双方合力，于是落水者越来越多。
.      当时运动中规定程序是：“一人指认——立案，二人指认——收审，三人指认——定性。”方法简单又方便。有位食堂管理员，被打得受不了，终于交代自己是反动组织的“后勤部长”，名单藏在家中，便在一个排民兵的押送下，回家，翻出了一个名单，上面果然有十数人名，名字下各注明若干粮票及金额，专案组大喜，作为重大战果，内部通报表扬办案人员，且照名单抓人，直到事后方知，那张名单是职工欠食堂的伙食费登记。
有位工程师被抓，缘因有人揭发他以前爱唱外国歌，尤其是用洋文唱外国歌，有里通外国之嫌。工程师请求当着揭发人的人再唱一遍，专案组同意了。于是工程师再唱，那揭发人叫道：“就是这首。”工程师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国际歌》。”专案组无话可说，半晌，才一拍桌子：“你为什么偏要用外国话唱。”“想练习外语”，“那不就结了，还不是为了里通外国，抓起来。”
有位姓冉的汉子，在当民兵刑讯犯人时，打人极下得了手，一般被揪斗人员见到了他，犹如老鼠见猫，瑟瑟发抖，通常是要什么供什么，领导上也器重他，把他做为骨干攻坚力量使用。但有次，某人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之后，恨甚，趁他临时被抽调至另一单位“攻坚”之际，向专案组“坦白交代”道：“以前供的均是小的，这回供一个大的，其实就是冉××”。专案组大喜。后来再向其他被揪斗人员复核，许多人都咬定了他，于是冉××被揪出，专案组恨道：“想不到这小子隐藏这么深，太狡猾了。”便下狠力打，打得他哭天叫地，终于招认了他是反动组织里的“军事部长”。
.       有一分配来的大学生，因身材矮胖，又姓胡，人称他“胡司令”。为人滑稽多智。他一被揪出，还未挨上打，就忙声明；不要动手了，我会痛痛快快交代的，我会交代出你们想都想不到的情况。----原来他是该反动组织的青年部长，且交代出了一大批小青年。事后，这些小青年骂他害人，他又拱手道歉：“对不起兄弟们。光棍不吃眼前亏，我也是情非得已。你想我当司令，手下能没有兵么，抓了大家的壮丁，委屈大家了，好在也不过几年，一定会让大家退伍的”。背地里，他对知己说：运动中的斗争规律，咱老胡是弄懂了的。你说的官儿越大，交代的人口越多，他们对你就越客气。可以当上从宽典型。你看对国民党那些大官，不是比对小官要宽大的多。
.       俩小伙子在争夺一姑娘的芳心，正在明争暗斗中，其中一位，祸从天降，牵进这案子，成了被揪斗者。另一位小伙心中大快。在批斗会上，主动来充当揪斗者。倒霉的这位低头弯腰，根本不敢抬头，他怕见到坐在职工人群中的那位姑娘的眼睛。而他的情敌上来狠狠地一脚踏在倒霉者的腿弯上，倒霉者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身为阶下囚的他，是懂得落在什么位置就该享受什么待遇的，自觉爬起，刚弯腰站好，又是狠狠一脚踹在他的腿弯上，他卟嗵一下又跪倒，在周围一片“老实交代”的怒吼声中，又急忙站起，又被踹倒。这样反复几次。他的眼睛一下瞪圆了，怒目圆睁，但他的情敌也被这目光激怒，勾起新仇旧恨，当众给他狠狠的左右开弓抽耳光。在周围哄堂大笑中，这倒霉者一下子气昏过去。
.       全矿各单位内，同事殴打同事，成了一时景观。俺知道，当时中国大陆上每个单位[无沦机关企业事业]，都成了行刑场，拷打室！单位领导人成了判官，群众分成犯人与打手。
事过境迁，笔者与当年运动中风光一时的朋友交谈且反思，朋友承认，他那种“遇事左三分”“宁左勿右”态度，也是一种利益驱动。
历史上，多次运动，从苏区时代的打“AB团”，延安时期康生搞“抢救运动”，解放后“反右”，文革，都不乏积极参与者，为什么? 明意识上是响应上面号召，当积极分子，潜意识中，这是一件投入少收益大的事。不同于打仗----那要冒生命危险，也不同于搞生产----那要流汗辛苦。在掌权条件下收拾这些没有反抗能力俯首就擒的“阶级敌人”，能体现自己“阶级立场坚定，斗争觉悟高”，有可能提拔的好处，而且不费力不冒险。即使运动过后，倒霉者平反纠正，但由于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积极性”，整错人的也从无追究的。
回过来说“一打三反”。最后事愈闹愈大，人越抓越多，连许多斗人者也被斗了。有人私下开玩笑：“这样抓下去，最后一场阶级斗争是，咱们革委会正主任拿着手枪去抓副主任了。”
成绩是太大了，连上面也不太相信了，主要是此时运动浪头已过，头脑热的也冷下来了。便叫复查，最后查来查去，终于发现整个是假案。
那时大约在1973年前后，这假案终于解决了。解放的办法是，小范围开会，给这些被抓的人做思想政治工作曰：“过去抓你们是对的，现在放你们也是对的。你们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经过审查，你们没有问题了，可以解放了，你们要感谢组织。”[注意，这是文革尚未结束前，倘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就叫“平反冤假错案”]。
积极办成错案的其他人等，无事人一样地各奔东西，留下这位老干部收拾残局，他主动走访一些受害较重的群众，诚恳作了检讨，甚至失声痛哭。多数职工对他抱理解态度，明白：因当时全国阶级斗争扩大化，大势所趋，他也是不得不如此。全国都热昏了，何独一个单位。
也有找他麻烦的。一位姓赵的小青年，被释放后来找他，正巧老干部之小女儿自外地来省亲，为父亲洗衣服。这位青工不理睬她的询问，直闯内室，向老干部问罪。老干部再次表示了歉意后，问他还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会帮助解决的。这位青年大声道：“因为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我的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我现在没有老婆，请组织上帮我解决一个。”老干部和颜悦色地说：“组织上不可能直接帮你找老婆，不过如果你看上哪一位好姑娘，需要组织上在工作调动，户粮关系，工资福利方面……”那小青年打断了老干部的话，“我看上了你的女儿，行不行。”这一句话把老干部噎了个倒闭气，他的小女儿在外屋听见了，满脸通红，斥道：“下流。”老干部推门出去，让他的小女儿离开屋子。回到屋内，还是心平气和地说：“小伙子，新社会讲婚恋自主，这是我女儿自己的事，要由她说了算，我作为长辈，作为领导，是没有发言权的。”结果那小青年自知理亏，讪讪而去。事后，许多老职工深感这位老干部肚量宽宏，对他倍增好感。
错案就这么结束了。.
十几年后，这位已调回京城任某部门要职的老干部因工作操劳而病逝，他的遗嘱是骨灰不要放八宝山，而是送到他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留下汗水留下遗憾的这个偏远矿山埋葬。据讯当时他的骨灰送来时，许多老职工为之痛哭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