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凤英的“文革”奇遇

尉凤英的“文革”奇遇
2008年06月22日 06:09:40 　来源：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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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毛主席接见尉凤英。
尉凤英其人
尉凤英（1933年生），辽宁省抚顺市人。曾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届中委，第十一届候补中委。曾任辽宁省和全国妇联领导。1977年回辽宁省做基层工作。现退休。
尉凤英是许多人所熟知的名字：上世纪60年代初，她作为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工人，能够受到毛主席13次接见，又被授予“毛主席的好工人”这种国内最高荣誉的称号，与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列。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和一些有着这种特殊荣誉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并有幸结识了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1)">
如今的尉凤英走到街上，已经很少有人能认出这个胖胖的、步履有些蹒跚、脸上有了鱼尾纹的老年妇女，她就是当年那个鼎鼎大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文革”中有着一长串省和中央领导职务的风云人物。
合影上头版
1964年，尉凤英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休息时，周总理把东北的三位劳模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咱们工人阶级的代表。”毛主席非常高兴，微笑着把他温暖的大手伸向个头高高穿着中式蓝棉袄的尉凤英，仔细地问她年龄、工作和生活。第二天，毛主席和尉凤英亲切握手的照片以头版头条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不久，党中央命名尉凤英为“毛主席的好工人”。
1969年国庆节，尉凤英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发表了讲话。而后，又是周总理把她以及刘胡兰的母亲、董存瑞的父亲等革命烈士的家属，请到中南海小住几天。
他们被安排在总理家后边的几间房子里。转个弯不远就是毛主席的住所丰泽园，后来听说，这是总理亲自安排的，就是让他们住的离毛主席近一些。
总理特关照
他们刚刚住下的第一天傍晚，周总理和邓大姐就来驻地看望大家，尉凤英至今还清清楚楚记着，周总理一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一下愣住了，周总理走到大家床铺边，弯下腰，伸出他那只不能再伸直的手臂，摸摸床铺的薄厚，又把手伸进铺好的被子，试试冷暖，才转过慈祥的面孔说：“秋天，北京的气候挺凉的，被褥一定要厚一些才行。”大家被总理问寒问暖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了，许多人都偷偷抹去泪花。在共和国21岁生日时，尉凤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一次看见总理，趁大会没开始，尉凤英走过去：“总理，您好！我也送您一样东西。”周总理双手抱肩，面露微笑：“大尉，你送什么东西呀？”尉凤英连忙把自己胸前当时最珍爱的闪光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像孩子似的说：“总理，这像章是闪光的。”总理眼睛一亮，似乎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像章。尉凤英亲手把像章别在周总理的灰色中山服上，这时总理说：“你们年轻人呀！总是经常地换像章，你看，我就不换。”总理用右手指着自己“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像章说。
尉凤英先后两次给总理写信，汇报她对国家的忧虑，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每次，周总理都委托邓大姐给她回信，并鼓励她给毛主席写信，鼓励她实事求是，活到老，学到老，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是工人出身。
正直受排挤
“文革”期间，尉凤英一直是“四人帮”拉拢的对象，可她不趋炎附势，也不卖身投靠。毛远新的家就在沈阳，她一次没登过他家的门，她也一次没去过北京的钓鱼台——“文革”中，这里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
毛远新大高个儿，白净脸儿，长得有些像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他平时深藏不露，习惯思索轻易不讲话，讲话时常常引经据典，很有点“政治家”风度，再加上他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人们自然把他也奉若神明。尉凤英当时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凭着朴素的感情，暗自庆幸自己能在毛远新的领导下工作。
毛远新很懂“政治”，他上任不久，就派尉凤英先后两次到他亲自抓过工作的两个矿山去总结经验，以示辽宁“文化大革命”的新成果。名义上是信任尉凤英，实际上无非是想借尉凤英这个“毛主席的好工人”之嘴肯定他的“政绩”。
尉凤英心里很高兴，她以为雨过了、天晴了，这回该好好抓生产了。来到毛远新指定的矿山之后，尉凤英经过下矿井，和干部工人促膝谈心，发现了很多问题。这里由于尽搞形式上的东西，搞花架子，管理非常混乱，浪费惊人，是个有严重问题的矿。返回沈阳后，尉凤英有些为难，不知怎样汇报，可长期铸造的对毛主席的感情，对工作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允许她说假话，她如实地向省委班子写了汇报材料。毛远新看过后，很不满意，当面指责尉凤英：“你下去干啥去了，谁让你写这个东西？”背地里说：“尉凤英死脑瓜骨，脑子里缺一根弦。”
1973年5月，尉凤英被免去省革委会副主任一职，调她到妇联工作，妇联不是个“实权”单位，但那些人还是看她碍眼。1974年初，他们又让尉凤英离职，去中央党校“进修”。
浮沉不忘本
置身在政治的漩涡中，难得的是尉凤英还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在工作和生活上总是工人的本色。
多年来，她一直住在东北机器制造厂分配的宿舍中。两间平房，一共17平方米，要容纳9口人，她和爱人卢其昌，两个女儿，她的母亲，老卢的父母，还有老卢的两个妹妹。70年代，省机关按省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分配给尉凤英一套位于市区的4居室单元楼房，尉凤英却谢绝了，她有一种预感，自己只是一个劳动模范，并不适于搞政治，不适宜就得下来。与其将来下来了从好房中搬出来。不如现在就别搬进去。出于同样的考虑她虽然有专车，可仍然常去挤公共汽车回家。一年冬天，有一次她乘12路公共汽车回家。一个车窗没玻璃，恰巧有一抱孩子的妇女坐在那窗前，尉凤英就用自己的身子去堵窟窿。这件事至今仍在沈阳的一些群众中流传。
调全国妇联后，尉凤英吃住都在办公室，她每月只让家里给她寄20元生活费，其余都留下赡养老人和孩子。她几乎顿顿馒头咸菜，或者大葱蘸酱，只有来了客人才到食堂买炒菜。一次东北机器厂的同志到北京出差，临走，请尉凤英派个车送他们去机场，一趟汽油钱用去了她近半个月的生活费。
而今，当尉凤英终于离开政治舞台，也远离了社会视线的中心，在寂寥中回首往事的时候，她无比平静。她说：“咱们在两点上没有辜负党。一是政治上，除了党的文件或《人民日报》上的话咱照着讲了，咱没整过任何人，也没帮任何人去整人。咱也没为自己办过任何事，包括子女的事。二是经济上，咱没伸手要过，也没有得过任何个人的好处。” （吕丽妮 摘自《老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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