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给上海读者-1996

    　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
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

    　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
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
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
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
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
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
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
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
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
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
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
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
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
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
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
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
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月1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
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
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
有人带了礼物： 一首诗、 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一个年轻人说：
“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

    　我说：“我知道。”

    　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
怕把花给挤坏了……”

    　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
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

    　年轻人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

    　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岁到七十
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干
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司机
……。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海朋友半
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男人是主导的、
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文字，对不起，是比较
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

    　我很怀疑他的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

    　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
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
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
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
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
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
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
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
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
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潦绕。

                                   （原载1996年6月19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