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女儿忆父亲: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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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女儿忆父亲: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2010年11月29日 09:12 文史博览 】 【打印共有评论0

口述:周艾若;整理:李菁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们眼里,我们俩个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他们的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一桌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让我演到底。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英美文学,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的、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作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后来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