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文化再发现：欧亚间选择造成认同困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6日09:30  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封面：日本再发现。
北五百川梯田的秋天。
东京闹市区的一家寺庙。
东京湾。

　　本刊编辑部

　　一个中国人到日本的感觉与到欧美的感觉是不同的，你没有明显“异邦”感，大家相貌相似，文字相近，礼节相仿，这一切，都奠定了一个亲切的基调；然后，你不停地遇到和气友善、周到细致的日本民众，你不停地感受这个国家的干净整洁、秩序效率、安全稳定、繁荣富庶、现代先进，最后，你突然会问，对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会交恶？

　　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到了日本，对日本的好感通常都会有所提升。她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大部分国人对日本缺乏好感。这一点得到了一个民意调查的证实，日本《读卖新闻》和中国《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年底进行的一项日中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关于日本是否值得信赖，34%的人持肯定态度，63%的人持否定态度(日本关于“中国是否值得信赖”的问题，28%的人持肯定态度，69%的人持否定态度)。

　　中日两国国民相互间的恶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国家利益的纷争，也有价值理念的冲突。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以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含糊其辞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实中，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和咄咄逼人姿态给日本以强大压力，再加上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争议、毒饺子事件等，两国国民间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你也很难说，这种相互间恶感的消除是“不能”，还是“不想”，比如，就战争问题，日本抱怨，他们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道过歉，但却始终不能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居满意，而在中国，则经常性地批评日本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思。

　　如果放开历史的视界，中日两族交往数千年，交恶的历史不过集中在最近百年。古代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与科技生产知识，这些来自中国的知识已构成了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国虽饱受日本欺辱，但容易被人忽视的另一面是，中国的思想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先行一步的日本那里获益颇多。据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70%来自日本，其中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 “教育”、“社会”，还有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先进”、“文化”、“代表”，“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等，均不例外。这些词汇都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用汉字组装而成的，后来由留日学生舶回中国。如今，它们早已化作我们的思维血肉，一旦从记忆中枢消除，我们恐怕就会“失语”。

　　在现代学科体系的建设上，日本比中国先向西方学习一步，为中国充当了一个中介。而就在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已经确立优势后，一部分日本精英还曾考虑过日本从文化上反哺报恩中国的问题，因为日本古代从中国所获非常之多。

　　昔日的学生已变成了老师。1895年3月，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的清廷派李鸿章前去与日本亲王伊藤博文谈判。3月20日的会谈记录表明，李鸿章提出，中国与日本“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伊藤博文问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如此缓慢：“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无法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昏馈而腐败的清廷完全不了解被他们鄙视的“倭人”、“蕞尔小国”的励精图治。伊藤博文还是一名年轻武士时，曾经纡尊降贵地在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船只的船桅前找了个铺位，他在伦敦了解了西方的语言和风俗。

　　对于同一阶层的中国人来说，伊藤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它充分说明为什么日本比中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到1895年，日本的法治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国自愿废除了早先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直到35年之后，同样的事情才在中国发生。

　　在仇恨之外，这个国家有太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如此。

　　距离二战结束六十多年后，中国担心民族主义的复苏让日本重回右翼、扩张、军国主义的老路，即二战前的日本，而日本一些精英人士也担心现在的中国变成那时的日本，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不过，一些日本人给出的理由却让人笑不起来，二战前的日本，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族自信心高度膨胀，而皇权与军人干政却日益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独裁的体制，经济上富裕而政治上独裁的国家是最让人害怕的……

　　兼听则明。

　　你的问题归你的，我的问题归我的，出了问题，大家都应该晾晾。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当刘翔在110米栏获得冠军时，从事电视转播的日本记者跑到中国记者席来道贺，对他们而言，刘翔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黄种人的胜利，打破了黄种人在短跑项目上难有所作为的神话。

　　强调种族意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今天都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危险，但是台湾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却点破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即一个族群里的人越是受了较高的教育，越是精英，他的种族识别意识其实是越强的，这种识别意识不一定导向种族歧视，对这些精英而言，它更倾向于证明自己所在这个种族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

　　对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而言，日本民族始终是一个伴随在左右的邻居和参照系，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平友好和战争伤害，有相当部分都进入了彼此的民族记忆。现今世界上，很难找出两个国家人种(可能有着共同的远祖)，地理与文化传统如此接近，心理距离却如此之远的例子。目睹小国林立(从人口与面积而言)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一体化道路上愈行愈健，有着相似文化传统的东亚数国却因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纠葛等原因(其实，这些问题欧洲何尝没有过)在一体化整合道路上遥遥无期，不禁让人慨叹，这是东亚的悲哀，东亚人的悲哀，东亚智慧的悲哀。

　　然后你同样会慨叹另一个事实，美国人与日本人在二战中打得不可开交，双方死伤重大(太平洋战争的惨烈丝毫不逊中日战争)，还有两颗原子弹之痛，但一俟战争结束，美国就在清算罪恶的同时推动和解进程，其中固然有国际情势变更后国家利益之故，但你亦很难说这与心胸没有一点关系。

　　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貌似熟悉的邻居，关于日本的话题占据了中国人涉外言论的相当部分，而另一方面，民间对日本的真实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与深入。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从了解开始。

　　太阳照常升起

　　日本社会虽然面临很多问题，却仍旧保持着它的决心、创造力和活力。今天的日本，就像一个困惑的巨人。而从最困惑、最黑暗的日子里寻出新生的源泉，在这个国家古已有之

　　本刊记者  杨潇  黄广明  发自日本

　　图/方迎忠

　　拥抱战败

　　8月底的东京还被桑拿天笼罩着，稍微动一动便是满头大汗，却有人要在周二中午12点半开始一场游行。日比谷公园门口的树荫下，聚集了百余人，老中青都有，举着橙色的标语，正在练习整齐地喊口号，他们抗议的是一种治疗癌症的药剂，这种药因为副作用大，在欧美已被禁止使用或者部分禁止使用，却仍然在日本销售。

　　这座建于1903年的公园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园林，地处日本的心脏地带——东临银座，北倚天皇官邸皇居外苑，西边则是政治中枢霞关，游行者正是要一路向西，把国家权力机关“骚扰”一遍。

　　65年前，这里是东京少有的未被轰炸的地区，在一片焦土的包围中，美军在附近建立了总司令部，数量庞大的美国大兵把这里变成一个“小美国”。街头上跑着吉普车和各式美国舶来的新式轿车，美国军警和日本警察共同指挥交通，日本警察总是跟在美国警察之后打信号，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在他办公室里发出各种指令，要把战败的“日本佬”塑造为美式民主的上好样板。

　　1945年10月4日，《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被废除，关于集会和讲演的限制松动了，“思想警察”也被取消，11月起，盟军最高司令部开始强行解散垄断财阀，与此同时，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开始了。此后的两年，改革继续扩展，妇女有了参政权，教育体制也得以刷新，一本典型的小学课本《少年少女民主读本》这样告诉数百万学生：“同盟国正尽力使日本早日实现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怀抱。然而，即便没有同盟国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民，也是人们真正应该走的道路。”而在学校外面，穿着补丁裤子的孩子挥舞着纸做的小红旗跑来跑去，他们在玩一种“示威游戏”，模仿在各地举行示威的左翼人士，等他们长大以后，这种游戏就变成了实践。

　　那位戴着太阳帽，背着双肩包，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也许童年时就玩过这样的游戏，现在，他站在一群晚辈中间，正在等待警察的口令。四五位警察走到马路中间，拦住往来车辆，一声哨响，游行者从日比谷公园鱼贯而出，“药害”、“患者”、“命”、“诉讼”各色字样在警察的护卫下通过马路，开向霞关。

　　今日日本的许多现实，可以从战后的岁月找到缘由。1947年，这个国家接受了一部和平宪法，它宣布日本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国民统一的象征，它还宣称“我们不再发动战争”——若干年后，右翼人士攻击这部宪法，说它令日本“去势”；从1946年到1951年，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一拨婴儿潮，在这3年出生的800多万人被称作“团块世代”，他们将成为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和最富有的一代，但进入新世纪后也要被他们不少宅在家里的儿女们啃老，而他们中间的极少数不走运者，则会沦为上野公园、池袋西口公园和新宿车站里的流浪者，每晚在纸箱子里孤独地睡去。

　　也并非都是积极的预兆。几十万盟军带来了大量需要释放的荷尔蒙，在一封发给全国警察管区的密电里，内务省指示为占领军特设专用慰安设施，以防外国士兵玷污良家妇女，大藏省一位政坛新星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预算时说：“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贵！”而7个卖春业团体则宣布，应征者有着“保卫一亿日本人血统之纯洁以护持国体的伟大精神”。这些为国“献身”者被称作“潘潘”，她们选择了在欲望上的自甘堕落，而对于后世的观察者来说，“潘潘”预告了即将来到、并绵延至今的日本性商业化潮流。

　　教育也不乏矛盾之处，一个中学生后来回忆，美军进驻日本后，被认为最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修身、日本国史和地理三门课中断数月，在文部省赶制新教材期间，他们被要求将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老课本涂黑，这一经历带给他这样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事情。”

　　最大的矛盾在于旧官僚体制的延续。“最初占领日本时美国人是很热心的，”原日本驻印度大使野田先生说，“后来冷战开始，美国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便一边改革，一边让1930年代的官僚体制发挥作用。”于是左翼遭到“赤狩”，保守势力重整，经济大权也重归中央官僚手中。此后数十年，日本以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姿态赶英超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令欧美国家兴奋而又紧张地讨论“日本奇迹”、“日本模式”。但随着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整个国家陷入停滞无法自拔，保守的官僚体制也成为反思的对象，一个名叫菅直人的人就直言批评说：“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选政治家制定，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中，一个大臣，包括首相，也没有最终的权力，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政府。”

　　1955年发生了什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为祖国而战。整整60年后的今天，中朝两国展开纪念，而实际上，应该纪念这个日子的也许还有日本——5年前，这个为战争而疯狂的国家被强行赐予了“和平”与“民主”，而今美国又带给了他们另一样礼物：特需。

　　战争“特需”采购为日本带来了约23亿美元，超过1945年到1951年美国援助总额。购买机械制品的订单大量涌入，丰田汽车的产量在短时间内就增加了40%，股市则上涨了80%，较不引入注目的是日本企业对“品质管理”的引入，一个名叫戴明(W.Edwards Deming)的美国统计学家，在本国日益失去听众，却在日本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讲。“日本公司的东西，只要是在日本市场卖的，即便是中国制造，我买时也从来不拆装检查，从未出现质量问题，”本田公司一位专注于生产管理的职员说，“这种品质，就可以追溯到戴明。”

　　到1952年，曾经在战后“笋式生活”(人们一层层剥下自己的衣服去卖，以换取食物)中挣扎的日本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景气——全国小学实现了完全供餐，菜单里有橄榄形面包、脱脂奶粉和龙田炸鲸肉；冰箱和缝纫机得以普及；理光双反相机则带动了战后第一次相机销售高潮。这个国家已经为进入1955年做好了准备。

　　1955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为了对抗整合后实力陡增的左翼社会党，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由于掌握国会多数，自民党自此开启了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被称为“1955年体制”。“1955年体制”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大众消费)全方位的，对日本影响深远。

　　抵达羽田机场是在晚上，买好利木津巴士的车票，沿着提示很容易就到了候车区。开往东京市区不同地点的巴士在这里分成若干个停车点，每个停车点上方的显示屏实时更新，告诉你最新三趟大巴的终点，开往池袋的那班是9：05分。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接过你的箱子，把候车者和行李都分成三排，前一趟车开走，第二排的人和行李就顺序前移，地上并没有划线，但所有的行李都排得整整齐齐。我们前一趟车快开走的时候，远远跑来一大家子，工作人员示意司机稍等，然后跑过去帮他们提箱子，这家人一边向其他乘客道歉示意，一边气喘吁吁地上了车。轮到我们时，工作人员不慌不忙地稍稍加快了检票的速度，坐上大巴，系好安全带，电子显示屏上“开往池袋”的字样刚被替换掉，大巴发动了，9：05分整。许多人就是这样认识了日本，尔后，你会发现，这整个国家其实都在一条看不见但规定好的轨道上运行着。

　　1955年日本经济开始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团块世代”接过了上一辈人的接力棒，迅速发展出一种规律的生活方式：男人们白天在公司拼命干活，把这里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相信“只要对企业好，就是对社会好”，晚上到居酒屋和同事领导继续面对面，既是放松，也还是工作。如果你回家早了，家人会觉得奇怪：和公司的人处得不好吗？夜深了，返回西方人眼中“兔子窝”一样的家，贤惠的妻子已经为他们烧好了洗澡水——大多数日本女性那时都是主妇。他们通常有一到两个孩子，习惯了核心家庭而非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他们喜欢富士重工的家庭轿车，热爱安藤百福1958年刚刚发明的鸡味拉面，为了收看平民皇太妃与皇太子的婚礼以及东京奥运会，他们掀起了购买电视的热潮，他们是大众文化的接受者，是日本动漫产业淘到的第一桶金。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附庸风雅，一个日本人说，“大学教授或高等法院的法官半夜在酒吧会跟木匠或出租车司机一起唱流行歌曲，这是司空见惯的场面。”

　　与之相比，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或许只能算得上不大不小的波澜，那些当年走上街头反对美日安保、反对成田机场建设的热血青年，毕业后都成了公司职员。“团块世代”中的一员村上春树后来回忆，“大家认为运动已经结束，继而成为了企业战士，不断发展经济、制造泡沫，然后泡沫破灭一切成空。”

　　“1亿总中流”

　　1970年3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卓南生给新加坡《星洲日报》发回关于日本大阪世博会的报道：“负责‘日本馆’的一位官员振振有词地说：‘要看原子弹轰炸遗迹的人可以到广岛去看，这儿是属于未来，日本只想向世界夸耀诸如新干线之类的东西……’”

　　这位官员的振振有词印证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的说法：“自明治维新以来，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直是日本人民最悲壮的愿望。”现在，时机到了，1955年以后的历届首相都制定了长期的经济计划，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年声称要“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的池田勇人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通产省的强力推动下，纺织、钢铁、机械器具、石油产品、精密仪器的生产高峰接踵而至，一些人开始使用“日本有限公司”来比喻这种政府强硬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运行的经济体。对于日本人来说，为了重点加强对西欧各国有竞争力的战略产业，就必须将优秀人才集中于这些产业，为了选拔出优秀人才，孩子们就必须参加激烈的竞争，因而学校成了所谓“受验地狱”——这种旧时的印象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中国人用来自我安慰和解嘲。

　　1960年代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及池田勇人时还轻蔑地称之为“那个半导体推销员”，不出几年法国就被日本超过。到1968年，日本的GDP已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二号强国，日本制造打遍西方无敌手，连美国媒体也开始担心。1971年5月10日，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登上了《时代》封面，标题是“如何应对日本的经济侵略？”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人们会问另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分享了经济起飞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被这趟疾驰的新干线列车抛下？

　　日本给出的答案是：1亿总中流。从195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进行全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到1980年代，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而来自日本政府“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数字则是接近90%。1984年，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间大众的时间》里写道：“就一般趋势而言，蓝领与白领的区别应视为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惰性，将逐渐失去其存在意义……”

　　“主要是税制。”日本一家主流经济报纸的记者认为这很好解释，“日本最大的税源是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钱人要交很多税，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遗产税也很厉害，很多人几乎承受不了……决定税制的是日本很优秀的官僚，他们毕业于名校，有这个理想：日本社会应该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年轻时交税最高曾达到收入的80%，“那几乎就是拿一个手续费了！收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稳定社会情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今年77岁了，我死后我的房子就要卖掉交税，不然会有很多麻烦。”

　　笹川阳平曾多次造访中国，“我常说，日本是国家财政赤字，但老百姓过得还可以，中国也许正相反吧。当然，邓小平先生的先富论是没有错，但可能他也不会想到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这么大。今后中国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包括医疗、食品安全等等，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富裕的标准。”

　　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前代表世森清从劳动者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从1955年开始，日本的劳动者开始联合起来，向资方提出涨工资等要求，由于日本的财政年度到3月31日终结，所以抗争多在樱花开放前的早春，是为“春斗”。“战后日本多有劳资冲突，受到惩罚的都是工人，”世森清说，“1950年前后，日本通过了劳动组合法、劳动基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劳动三法’，组织权和罢工权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而通过劳资谈判，双方又通过一个被称为“生产力三原则”的协议：首先，双方同意冲突对彼此无好处，应该坐下来谈，以建立劳资协定；协议制定后，资方可以给劳方一个长期雇佣的承诺；保证利益在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间公平分配。对于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这日企的“三神器”，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里说得更漂亮些：“日本的公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像一个人结了婚，即使生了一个身体有残障的孩子，仍要一辈子照顾他一样，是不能轻易解雇的。而日本的员工，由于了解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为了将来，‘现在’可以忍耐。当公司方面若提出为了将来，想将盈余转增资，或投资于设备时，工会组织不会无理取闹，而有和解、妥协的余地。”

　　在日本采访期间，我们好几次听到这样的话，“日本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极低”，而常被拿来的例子是，日本最穷的冲绳，人均收入也达到了最富有的东京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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