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文化再发现

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貌似熟悉的邻居，关于日本的话题占据了中国人涉外言论的相当部分，而另一方面，民间对日本的真实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与深入。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从了解开始。

南方人物封面：日本再发现。

东京闹市区的一家寺庙。

东京湾。

本刊编辑部

一个中国人到日本的感觉与到欧美的感觉是不同的，你没有明显“异邦”感，大家相貌相似，文字相近，礼节相仿，这一切，都奠定了一个亲切的基调；然后，你不停地遇到和气友善、周到细致的日本民众，你不停地感受这个国家的干净整洁、秩序效率、安全稳定、繁荣富庶、现代先进，最后，你突然会问，对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会交恶？

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到了日本，对日本的好感通常都会有所提升。她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大部分国人对日本缺乏好感。这一点得到了一个民意调查的证实，日本《读卖新闻》和中国《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年底进行的一项日中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关于日本是否值得信赖，34%的人持肯定态度，63%的人持否定态度(日本关于“中国是否值得信赖”的问题，28%的人持肯定态度，69%的人持否定态度)。

中日两国国民相互间的恶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国家利益的纷争，也有价值理念的冲突。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以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含糊其辞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实中，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和咄咄逼人姿态给日本以强大压力，再加上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争议、毒饺子事件等，两国国民间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你也很难说，这种相互间恶感的消除是“不能”，还是“不想”，比如，就战争问题，日本抱怨，他们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道过歉，但却始终不能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居满意，而在中国，则经常性地批评日本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思。

如果放开历史的视界，中日两族交往数千年，交恶的历史不过集中在最近百年。古代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与科技生产知识，这些来自中国的知识已构成了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国虽饱受日本欺辱，但容易被人忽视的另一面是，中国的思想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先行一步的日本那里获益颇多。据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70%来自日本，其中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 “教育”、“社会”，还有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先进”、“文化”、“代表”，“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等，均不例外。这些词汇都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用汉字组装而成的，后来由留日学生舶回中国。如今，它们早已化作我们的思维血肉，一旦从记忆中枢消除，我们恐怕就会“失语”。

在现代学科体系的建设上，日本比中国先向西方学习一步，为中国充当了一个中介。而就在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已经确立优势后，一部分日本精英还曾考虑过日本从文化上反哺报恩中国的问题，因为日本古代从中国所获非常之多。

昔日的学生已变成了老师。1895年3月，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的清廷派李鸿章前去与日本亲王伊藤博文谈判。3月20日的会谈记录表明，李鸿章提出，中国与日本“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伊藤博文问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如此缓慢：“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无法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昏馈而腐败的清廷完全不了解被他们鄙视的“倭人”、“蕞尔小国”的励精图治。伊藤博文还是一名年轻武士时，曾经纡尊降贵地在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船只的船桅前找了个铺位，他在伦敦了解了西方的语言和风俗。

对于同一阶层的中国人来说，伊藤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它充分说明为什么日本比中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到1895年，日本的法治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国自愿废除了早先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直到35年之后，同样的事情才在中国发生。

在仇恨之外，这个国家有太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如此。

距离二战结束六十多年后，中国担心民族主义的复苏让日本重回右翼、扩张、军国主义的老路，即二战前的日本，而日本一些精英人士也担心现在的中国变成那时的日本，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不过，一些日本人给出的理由却让人笑不起来，二战前的日本，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族自信心高度膨胀，而皇权与军人干政却日益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独裁的体制，经济上富裕而政治上独裁的国家是最让人害怕的……

兼听则明。

你的问题归你的，我的问题归我的，出了问题，大家都应该晾晾。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当刘翔在110米栏获得冠军时，从事电视转播的日本记者跑到中国记者席来道贺，对他们而言，刘翔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黄种人的胜利，打破了黄种人在短跑项目上难有所作为的神话。

强调种族意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今天都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危险，但是台湾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却点破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即一个族群里的人越是受了较高的教育，越是精英，他的种族识别意识其实是越强的，这种识别意识不一定导向种族歧视，对这些精英而言，它更倾向于证明自己所在这个种族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

对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而言，日本民族始终是一个伴随在左右的邻居和参照系，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平友好和战争伤害，有相当部分都进入了彼此的民族记忆。现今世界上，很难找出两个国家人种(可能有着共同的远祖)，地理与文化传统如此接近，心理距离却如此之远的例子。目睹小国林立(从人口与面积而言)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一体化道路上愈行愈健，有着相似文化传统的东亚数国却因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纠葛等原因(其实，这些问题欧洲何尝没有过)在一体化整合道路上遥遥无期，不禁让人慨叹，这是东亚的悲哀，东亚人的悲哀，东亚智慧的悲哀。

然后你同样会慨叹另一个事实，美国人与日本人在二战中打得不可开交，双方死伤重大(太平洋战争的惨烈丝毫不逊中日战争)，还有两颗原子弹之痛，但一俟战争结束，美国就在清算罪恶的同时推动和解进程，其中固然有国际情势变更后国家利益之故，但你亦很难说这与心胸没有一点关系。

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貌似熟悉的邻居，关于日本的话题占据了中国人涉外言论的相当部分，而另一方面，民间对日本的真实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与深入。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从了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