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他们的处境？弱势群体生存调查：不怕苦就怕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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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度阅读 于 2010-11-18 08:25:52 发表只看该作者发短消息加为好友
2010年11月18日04:07 人民网—人民日报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低下，话语权不足。这群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弱势群体。
他们有的失去劳动能力，靠政府救济过活；有的虽有劳动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机会，长期无法就业；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苦苦跟温饱做斗争，有的则是经济社会改革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像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群体。
他们的生存状况究竟怎样？有哪些诉求与期望？该如何改善他们的处境？记者近期进行了深入调查。
顿顿面条白菜，3间瓦房一住40多年——
目前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11月4日傍晚，记者来到云南省禄丰县金山镇的廉租房小区，敲开低保户肖启仙的家门。她正准备做晚饭，烧水下面条，再放点白菜叶，就是一顿晚饭。“下面条省事，不用再炒菜了。”这样的晚饭，对于肖启仙来说，习以为常。
8年前，丈夫从县里的砖瓦厂下岗，快50岁的他，只有小学文化，除了烧砖没什么技能。年龄、技能都不占优势，找了一段时间工作未果，两口子摆起地摊，卖起了小百货。辛辛苦苦一个月，只能挣个三四百元。除此之外，肖启仙家另外一笔大收入就是每个月300多元的低保金。
量入为出，平时，肖启仙一天只能拿出六七元钱来买菜，“每次都是从菜市场的这头走到那头，挑最便宜的买。”
现在，肖启仙一家住的是44平方米的廉租房，月租30元，对此，肖启仙心存感激，因为之前，她全家只能寄居在亲戚家里。
亲戚接济的地方还有很多，家里的冰箱、自己风湿性心脏病常备的速效救心丸等药品，都是兄弟一家给买的。“现在看病实在太贵，根本不敢去医院。”前阵子，肖启仙咽喉发炎，扛了几天，最后疼得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趟医院，“好说歹说，让医生开最便宜的药，扣除医疗保险，自己还掏了61元。”这61元，足足让肖启仙心疼了好几天。
农村贫困家庭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张中周是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大寨村贫困农民。记者换了三次车、历时10多个小时从贵阳来到他家时，只见屋子里堆满了玉米棒子和各种农具，就是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三间瓦房已经住了40多年，椽子、大梁都已变形，十足的危房！老张不怕吃苦，种玉米，种水稻，种烤烟，养猪，养蜂，一直在凭着自己的辛劳，供几个孩子上学。
大山深处的大寨村，交通不便是村民脱贫致富最大的瓶颈。2007年公路修通前，乡亲们赶场买点日用品，要徒步翻过两座大山，过一条河，单程四五十里路，曾有村民因劳累过度，死在从集市回家的路上。
种完玉米种棒子，年年都是老样子。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张中周说。
2007年，印江县“县为单位、整乡推进”扶贫开发试点落户杉树乡，公路终于修到了大寨村，县里扶持村民发展产业，开山种植高山茶，张中周家后边办起了一个集市。张中周现在除了日常的田里农活，每天早早起来，做好菜豆腐，拿到房后的集市卖，收入增加了不少。他现在就盼着，再过几年，种下的7亩茶树产茶了，一年能有2万元的收入。
像肖启仙、张中周这样的弱势群体，还有很多，有的处境比他俩还困难。按照2009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准，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收入增加些、负担减轻些、机会多一些——
弱势群体期盼生活能有持续的改善
面对现实的困境，底层人群有哪些期盼？
张中周眼下想得最多的是自家的茶叶上市后能否卖上好价钱，两个孩子接下来上大学的学费能不能多减免些，自己和老伴的身体能不能好一点。对于一个正在脱贫过程中的农村家庭，实在经不起一点意外和风浪。万一家里人谁要住一次医院、动一次手术，张中周肯定就得回到那种愁吃愁穿甚至到处借债的日子。“真的想稳定脱贫。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过几天稳当日子了。”
“现在的物价涨得太快了，以前买的最多的大白菜从2毛钱1斤都涨到1块1毛钱了。”肖启仙说，眼下，自己也不奢求什么，就是希望低保金能随着物价的上涨逐步提高，这样就能给自己买份大病统筹险和养老保险。由于实在拮据，55岁的肖启仙，硬是没舍得花钱买这两份保险。但随着年龄增加，肖启仙真担心有一天连摆地摊都干不了，那时没有任何养老保障的她该怎么办。
来自河南省上蔡县的张永刚，在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工地当小工，能在北京有个稳定的住所，是他最大的梦想。“北京的商品房我们肯定买不起，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把农民工也纳入到廉租房申请对象中来。”张永刚还有一个心愿，“打心眼里希望政府能帮我们解决子女进城上学难题，这是农民工普遍的心声。”每年元宵节前后，张永刚准备离家打工的那几天，女儿都会形影不离地粘在父亲身旁。“女儿很懂事，什么都不说，心里不愿我走，想多和我呆会儿。”每回，张永刚都心酸得想流泪。
曾经的下岗职工胡常跃认为，对于弱势群体，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改变的机会。1998年，胡常跃从云南滇中化工厂下岗后，吃过低保、受过亲友接济，后来奋发图强，创业开书店，安置了多位下岗职工就业。“那几年，我们下岗工人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其实，绝大多数下岗工人都希望自给自立，只是原来工作内容单一，技能不突出，不知道往哪方面努力。”作为一个“过来人”，胡常跃特别希望政府联合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给弱势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再就业。“公益性岗位应尽量多照顾那些再就业困难的‘4050’下岗职工。”胡常跃说。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的刘静芬对分配公平特别敏感。刘静芬下岗后，在社区当了5年的清洁工，月收入从1200元涨到了现在的1700多元。“平均1年涨100元，还赶不上物价涨，你看看小区的房价，5年前一平方米卖5000元，现在卖三四万元。” 刘静芬说，每天看着小区业主开着各式高档汽车进进出出，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头，就是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苦哈哈！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陆汉文教授认为，对于弱势群体，首当其冲的问题肯定是保生存、告别贫困。这就要把促进就业、加大扶贫开发作为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优先选择，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收入。
“贫困只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发展能力差、发展机会少是他们弱势的普遍性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龙龙告诉记者，只有针对这两方面着手，才能有效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这就要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让他们获得更多工作和发展的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分好蛋糕，改善福利，给足话语权——
提升弱势群体幸福指数，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
“将军，哈哈，我又赢一盘……”11月8日，四川省仁寿县慈航镇敬老院活动室里，永峪乡三台村苗振华老人正和老伙伴们下棋。仁寿县是个有着162万人口的大县，在汶川地震中，全县有83所敬老院受损严重。副县长李莉告诉记者，为了不让五保户等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群体生存状况因地震恶化，仁寿县2009年新建、改建了92所敬老院，全县16398户五保户85%陆续住进了敬老院，接受政府的集中供养。
仁寿县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以扶贫开发和低保为主体、各项配套救助制度为补充的城乡弱势群体保障救助体系，基本能满足他们的生存性需求。
但不可否认，无论在市场竞争还是社会分配体系中，弱势群体都是收入比较低、得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比较少的人。因此，许多专家建议，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顺应弱势群体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加强对他们的关注。
要让弱势群体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所有的措施归根结底还有赖于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做大整个蛋糕才有可能让每人分到更大的一块蛋糕，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马龙龙说。对此，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日前也撰文指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要缩小社会差距、收入差距，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还是经济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是让数亿中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
除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也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腾飞一个伴生的后果是，弱势群体等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相对较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并一路攀升。
不久前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这样一个目标：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弱势群体处境？马龙龙认为，我国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低快高慢”工资增长模式，每年大幅提高最低工资，让低收入者工资增长能“快上加快”。例如巴西，2003年以来最低工资增幅已达155%， 2004年至2008年，巴西平均工资增长17.3%，但是同期占总人数10%的低收入劳动者工资上涨了34%。自2003年到2010年，巴西2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
“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权利表达不畅甚至不通，主流的话语体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陆汉文认为，“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机制，让弱势群体有充分的话语权，这样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
要提升弱势群体的幸福指数，改善他们的福利，增强他们的保障感非常重要。“下一阶段，国家要把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逐步提高弱势群体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水平，让他们的下一代接受公平、均等化的教育，避免弱势的代际传递。”陆汉文说。
穷莫成穷的原因
白天亮
●家里穷——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收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当穷成为穷的原因，最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难过
年均纯收入不足1196元，这样的绝对贫困人口在我国有3597万，他们多数身处西部的偏远乡村，进一趟县城可能要坐一整天的车；
入夜的北京“中央商务区”，灯火辉煌。不用走太远，就在周边的河北省，有2000多个贫困村，那里的村民多数刚过温饱线；
即使在京沪穗这样的特大城市，据估算每月拿着最低标准工资的打工者近千万，送快递、装卸货物，以不足千元的月薪面对城市的高物价；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穷人还不少。
低收入者的日子难过，要为吃穿精打细算，为孩子上学犯难，怕家人生病、怕小窝遭拆迁。但最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没有太多改变的希望——穷成为穷的原因。
家境贫寒，如何改变命运？概括起来，主要渠道不外是两种：打工或读书。而这两条路走起来似乎越来越难。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近2亿农民工中，二代农民工已占到近一半，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覆盖面极为有限，因此，二代农民工虽然比父辈有着更强烈融入城市、改善生活的愿望，但现实中他们依然和父辈一样，出大力、流大汗，拿着微薄的收入。
他们担心的甚至更多——北京、广州等城市相继提出要限制低端劳动力，减少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清理其聚集的“城中村”。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压缩着他们改善生活的空间。
读书求出路，同样不易。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学生。近年来，高校收费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农家子弟所占比例却在不断下降。高昂的学费，让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而伴随着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作用日趋加强，“毕业即失业”、“没关系找不着好工作”，更让许多贫寒人家在衡量“成本—收益”后不得不作出更为现实的选择——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更降低了由社会底层向更上阶层流动的可能性。
家里穷——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收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当穷成为穷的原因，最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难过。
关爱弱势群体、关心困难群众，重点放在哪儿？即将过去的“十一五”，国家改善民生的力度前所未有，低收入群体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展望“十二五”，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过上更好的生活。实现这一点，单靠财政增加投入是不够的，关键要鼓励每个具体的家庭和个人通过自身奋斗改变生存状况，并为这种改变提供一条畅通的渠道。
畅通渠道是一项更为繁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还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每一项都需要破除许多利益障碍。这些工作，可能远比每年拨多少钱扶贫、逢年过节送温暖等要复杂、麻烦，但却会真正给弱势群体以希望，让他们有奋斗的动力，也使社会更有活力。
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一方面，从全国来说，这部分群体的绝对数在缩小，绝对生活水平也在提高。
另一方面，这部分群体确实还是大量的，有待改善。
要正确对待，要正视，不宜夸大。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也要防止敌对势力通过夸大差异，来诋毁我们的成绩，和瓦解我们的基础。
教育人生起点的第一步，光靠政府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让社会力量在教育救助方面发挥力量，政府财政投入和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吧
新华时评：如此坑害群众的地方官员在为谁掌权？
2006年11月20日 18:50:48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合肥１１月２０日电（记者葛如江、马姝瑞）记者最近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对投资商高看一眼，要地给地、税收减免、土地出让金优惠等，而对群众合法合理的要求却视若无睹，不惜以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来讨好个别投资商。
安徽省巢湖市某县政府将一座富矿卖给了一个投资商，由于乱采滥挖，周围农田被毁２７０多亩。老百姓要求赔偿，诉至法院，政府却大笔一挥，批准将２７８亩农田作为采矿临时用地，供投资商使用１０年，而且规定，１０年不够再用１０年，每亩地仅付给村民小组７００元租金，失地农民却连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因为有政府批文，法院终审判决“该用地合法有效”。另有一个市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拆除了村民住房，本应由开发商拨付的２６００多万元拆迁安置资金迟迟不足额支付不说，市拆迁办还允许开发商“暂缓”拨付，致使一年之后不少拆迁户仍没拿到安置费。
上述两个事例，都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违法在先，嗣后又为了投资商的利益，连政策、法律规定的老百姓应得的利益都敢肆意损害。这样的政府哪里还有人民政府的味道？由此不难发现，少数基层领导干部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口是心非，把“执政为民”理念抛诸脑后。当群众利益和投资商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有些官员一门心思维护投资商的利益，充当了投资商代言人的角色，其中有错误政绩观作祟的原因，也不排除个别领导干部和投资商同流合污牟取私利的问题。
近年来，一些城镇大拆大建，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卖地，导致以占卖土地为主要内容的违法行政、“土地财政”盛行，扩大和加剧了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对这些一味站在投资商的立场、不顾群众利益的掌权者，应当大喝一声：立即回到“权为民所用”立场上来，否则就会面对党纪国法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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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逝水三千 于 2010-10-09 16:32:00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富饶美丽的松花江畔，有一座国际闻名的“冰城”——哈尔滨，我的家乡便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的一个小村庄。从小，这里勤劳的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偶有贫苦，但每家每户却都生活的很快乐。在这里，父慈子孝、母蔼女顺、夫妻情重、兄弟情深，每一个家庭都很和睦。
然而自从去年“黑彩”站在太平镇上“落地生根”之后，这里原有的祥和生活瞬间被打破了，太平镇也变得不太平了。
先来看看什么叫做“黑彩”。
“黑彩”也称”私彩”，或“缩水彩票”，是未经国家许可，利用国家发行的福利彩票开奖结果进行销售的一种赌博行为。“黑彩”由组织和个人私自发行，通过现场投注，电话报号，空买空卖等方式向彩民销售。它违背了国家福利彩票的宗旨，把福利公益事业变成赌博行为，利用彩民们想要暴富的心理，一步步把彩民带入陷阱中。现在太平镇上”黑彩”站越来越疯狂、猖獗，很多彩民输得血本无归，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在每个黑彩销售点都有一个负责收钱的人，这些在黑彩销售点负责收钱的人，在业内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抽水子”，或者叫“二庄家”。
我时常能够听到老人们这样谈论：“今天买了多少啊？”“今天买的少，最近手头紧一点了，所以只买了200元的，你呢？”“我买了500的，这要是中了，那可是5、6千块到手啊！”
还有年轻人：“中了吗？”“唉，又没中！回家咋跟媳妇说啊，那是媳妇让我去给孩子买奶粉和尿不湿的钱，几百块，一下子都没了！”
还有这样的：“老X家的小X，昨天晚上在家里上吊了，没救过来啊！”“因为啥啊？”“不就是因为买黑彩欠了外面20多万元的债呗！”“白瞎了，这孩子以前挺好的，能干活、能挣钱养家，他儿子刚3岁啊！以后这孤儿寡母的可咋办啊！”
这不是夸张，太平镇现在真的有好几户人家，因为家中的人买黑彩，越买越上瘾，以至于欠下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外债，走投无路自杀的已经有好几人了。我这原本宁静祥和的家乡，现在被黑彩闹的天翻地覆，更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就在上个月，一个村的一名妇女，孤注一掷的将家里最后2万元都买了黑彩，然后坐在松花江边，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握着一瓶农药。手机响了，她的2万元血本无归。最终她横尸松花江畔。
什么？你说这是违法的，会有人管的？
是啊，这是违法的。但是你知道在哈尔滨这些农村开黑彩站的幕后大老板是谁吗？就是我们称之为执法者的人民警察。哈尔滨市所有郊区乡镇几乎都有黑彩站，而开这些黑彩站的，有些是当地乡村的村长、书记等干部，有些则是当地乡村的派出所的民警甚至是派出所所长。当执法者去进行违法的勾当时，那么违法的事情也就会变得“合法”了。这是一句说出来让人心酸的话，但却是真实的。
不知道何时，这些寝人皮肉、噬人骨血的“黑彩站”，会彻底的从太平镇消失，还我们那往日幸福美丽的家园。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空想，也许我只能祈祷，默默地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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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话不在多 于 2010-10-07 10:29:26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送短消息
把农民赶上楼房、圈进市场，就是新农村了？
文／话不在多
镇驻地的集贸市场近些日子搬迁了。现在的集贸市场，处于镇驻地的黄金位置：两边的商铺林立，集市的大部分场地就是由原来的供销社大院改建开发成的。在这一大片的空地上，有人开发了几排楼房式棚区，虚位待租或待售。较为平整的集场地面，崭新整齐的零售区摊位设置，很是正规。集市开业那天，镇上的领导和相关的领导都参加了仪式，几十名城管队员穿着整洁的制服，把守在集市的重要位置，场面很是热闹。
相比之下，原先的老集贸市场就寒酸的多了：依河边的树林而设，有一部分集场子还在河滩和天然的青石板地面上。不过，当时的场地虽简陋，可是农村的老农们卖点自产的土豆地瓜豆角什么的，倒是很方便。河里的水清凌凌的，可以取来洗菜、临时给卖的活鱼换水。河边杀鸡卖饭的更是方便：废水剩菜鸡鱼下水随便倒进河里，留下的是集贸市场上清洁的场面。废水剩菜鸡鱼下水随便倒进河里，倒也造不成污染，河下下游几百米的地方是个河坝，里面的鱼虾们便给消费了。河里的水依旧是清的，市面上当地的野鱼野虾螃蟹却拥上了市场。
由此，镇驻地的集贸市场近些日子搬迁了，那些摊贩和很多赶集的老农们却没有太多的欢喜。在集市同赶集的老农和卖东西的小贩们闲聊时，那些小贩和赶集的老农们仍怀念原先那简陋的集市场地：原先的场地，有一半在树林里，卖东西的和赶集的夏天不晒；原先的场地，杀鸡宰鱼卖饭的废水什么的全都进了河里不会在市场上乱流；原先的场地，顶多每个集市日交上五角一元的钱，集中起来日常逢雨季垫一下低洼不平的地方，而现在，虽说还没有收费，虽说只是交了几百元的押金，可看这个样子，很可能将来还是会收垃圾处理费或管理费等费用的；原先的场地，那些平日里不赶集，只是季节性卖自产农产品的，随便找一个集市的空档出摊就行了，可现在的市场，固定摊贩已交了押金固定了摊位，那些流动卖农产品的上哪里出摊？
镇驻地的集贸市场近些日子搬迁了，可那些摊贩和很多赶集的老农们却没有太多的欢喜。这也许是搬迁后对新址的不适应，也许就是相关的组织织者出力不讨好老百姓不理解的表现，也许是这个集市搬迁不符合现实，多此一举或别有目的体现！面对集市的搬迁却不讨好，由此，我又想起了发生在有些地方农村改造的搬迁和农村改造集体建楼房的运动。
固然，农村改造的搬迁和农村改造集体建楼房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这样做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环境节约了土地，还提升了农村的品位。可是，无论哪里的农村改建，都应该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等把所有老农们的思想做通后，条件成熟了才能进行。千万不能出现了暴力拆迁和形式上的民意拆迁和建楼。其原因很简单：在有些不以农业为主或人均农田比较少的地方，农民全都住楼房倒还可以，可是在有些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有些老农们担心：如果住楼了，猪养在哪里？鸡圈在哪？农具放在哪里？作物秸杆堆在哪里？这际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面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号召，有一些人一定要将这个定义理解透把握住，一定要因地制宜条件成熟一个建设一个！否则，机械的、形式主义的把农民赶上楼房、圈进市场，就是新农村了？
云南副书记谈胶农事件：干部当成这样不如跳河
2008年07月28日09:52 [我来说两句(2040)]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提要] 7月19日，云南孟连县在对橡胶产区社会治安进行重点整治过程中，发生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40民警和10余名胶农受伤，2名胶农死亡。事件背后是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沉痛教训引起当地干部深刻反省。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瞭望》文章：“孟连事件”促干部反省
胶农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集中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工作态度和作风存在问题，离群众的期盼差距太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伍皓伍晓阳
经过4天的艰难协商，7月19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的一起警民暴力冲突事件，于23日晨得到妥善处置。聚集的胶农得到满意答复后各自回家，死者遗体被火化安葬。
但是，素来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引起当地干部深刻反省。
利益纠纷久拖未决引发冲突
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在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受人煽动的 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围攻。冲突导致41名警察被打伤，9辆警车被砸坏，民警使用防暴枪自卫，15名胶农被打伤，2人被击中致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这起警民暴力冲突事件的背后，是当地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矛盾纠纷。
据孟连县政府介绍，橡胶产业是孟连县的支柱产业，公信乡、勐马镇是孟连县橡胶主产区。计划经济时代起步的橡胶产业，在最初开发阶段，由当地橡胶公司投入资金、种苗和技术，负责胶林抚管的胶农投入劳动力，“后方群众”则以粮食、劳动力和现金等方式入股。
孟连县委副书记杨嘉才说，以此模式开发的橡胶林，橡胶公司、胶农和后方群众均有利益在其中。但是，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的劳资关系模糊，他们把割来的胶乳交给公司，通过胶乳款提成获得劳动报酬；后方群众作为股东，不从公司利润中分成，却从胶农的提成中分红获得投资收益。
20多年来，橡胶公司经历过几次改制，最后改为私营企业。在此过程中，橡胶利益分配方案没有及时调整平衡。
公信橡胶公司负责人梁名锦告诉记者，近年来，国标一级天然橡胶价格从每吨7000多元涨到2.7万元左右，打破了原来的利益平衡，胶农要求涨价的呼声日益强烈。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后，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和律师插手其中，向胶农收取一两千元不等的“律师费”，许诺为胶农办理《林权证》。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他们挑动胶农不把胶交给公司，在胶农中培养“骨干人员”，煽动闹事，甚至发展到“推翻”村组自治组织、打砸橡胶公司、对抗政府林改工作队。
在他们鼓动下，当地胶农私自卖胶现象多发。去年9月12日，公信乡部分胶农运输50吨凝杂胶到外地出售，120多人手持长刀、棍棒等工具护送。去年 10月10日，公安机关到公信乡抓捕聚众闹事的胶农，被300多名胶农团团围住，一些胶农用棍棒、石块等工具袭击民警，造成5辆警车被砸坏，17名民警受伤，其中包括孟连县公安局长。
今年5月，孟连县出台《深化橡胶产业改革指导意见》，公信、勐马和金桥3家主要的橡胶公司分别制定实施方案，对橡胶利益分配作出调整，由于胶农反对，工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在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暴力冲突事件仍然时有发生，治安状况不断恶化。
7月15日，孟连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重点整治，普洱市从几个县调集数百名警力到孟连县助阵。大量的警力不但没有形成威慑，反而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19日凌晨，公安机关在勐马镇勐阿村抓捕5名犯罪嫌疑人时，数百名胶农围攻民警，流血事件不幸发生。
人民日报来论：“弱势”源于能力的贫困
 
2010年11月19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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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在辨析弱势群体“弱势”的原因时，有专家称，贫困只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发展能力差、发展机会少是他们弱势的普遍性原因。
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其中包含深刻的道理：贫困或“弱势”，不仅是物质的匮乏；扶贫帮弱，也不仅是收入的提高。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贫困应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这种“能力的剥夺”，包括机会的不均等、权利的丧失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尤其让人深思。如果从“鱼”和“渔”的角度看，“渔”不仅是捕鱼的工具、捕鱼的技能，也是能在各个地点、各个时段捕鱼的权利，更是捕到鱼后如何分配、没捕到鱼如何救济的制度安排。虽然机会加权利，也不一定就能消除贫困、减少弱势，但这至少应是一个开放社会公平正义的“托底规则”。
（强国论坛网友 六味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