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一些意见

（一九五六年八月）

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讲的十大关系问题，关系到国内外的各个方面，是具体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针和政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典范。把这十大关系、十大矛盾解决了，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国人民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在国际局势方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日益壮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空前高涨，并形成了广大的和平中立地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矛盾和困难不断增加。所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条件。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我们应该很好地贯彻执行主席所提出的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的指示，以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更高的高潮。

现在我对贯彻执行主席所谈的十大关系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以重工业为基础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定了的。但是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轻工业的发展。因为轻工业在我国是有基础的，不仅可以积累资金、改善人民生活，就是在帮助兄弟国家上，在对外贸易上，也是很需要的。发展我国的轻工业，是有充分的条件的：气候好、出产多、人工多，技术上、设备上也有相当的历史基础。因此，应该适当地增加对轻工业的投资，来改建、扩建或新建一部分轻工业工厂。对于手工业工场，也应该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它们逐渐地由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这是轻工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上，除了建立大型的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和其他冶炼工业以外，对于小型的铁矿、煤矿和其他矿产等，也应该充分地加以注意。我国铁砂的蕴藏量很大，煤的蕴藏量也很丰富，有色金属等矿藏分布很广，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过去几年来，我们对发展小型铁矿和小型煤矿的工作虽然做了一些，但是做得还很不够。应该在旧有的基础上，根据我们的资源情况、技术力量等条件，进一步发展小型铁矿、煤矿等生产建设工作。这样做，对于发展生产、解决民用、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支援国家重工业建设，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全国人口之所以能发展到六亿多，除了其他原因外，就是因为国家的出产能够养活这么多的人，有他们保持基本生活的条件。如南方有

些地区，一年能够三熟，不少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已达千斤以上。这都是与优越的地理条件、优越的人力条件分不开的。如果再加上现代化的技术条件，那么我国的农业发展速度将是很快的。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类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人民生活所必需，而且是出口物资，对争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人力更加充足了，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发展。

（二）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过去对沿海工业的忽视，主要是因为怕打仗，怕打烂。当时这样估计也是对的。由于和平民主阵营的节节胜利，由于苏联也掌握了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帝国主义对发动战争也是有所顾虑的。因此，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的财富，大部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如能充分发挥现有潜力，加以合理的扩建或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产力量。同时，沿海工业还可以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的建设。内地工业的建设，如果不在设备上、技术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而企图完全靠国外技术和设备来解决问题，就是错误的。另外，有些工业如造船、渔业、盐业等，是必须依靠海水为条件的，这点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沿海工业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交通方便，在对外对内关系上居于枢纽地位。从历史上看，沿海地区从来就是我国对外出口的根据地和出发点，有着丰富的对外贸易的经验。目前处于比较和平的时期，沿海地区的经济事业有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因此，忽视沿海工业的利用，不仅会推迟我们的建设时间，而且会使我国的建设事业和资金积累都遭受严重的损失。

（三）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巩固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谈不上国防的现代化。特别是现代的国防建设，是建立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最新式的装备上的，这就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来建设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为此，就应该尽量减少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加强经济建设，以便给国防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只有这样，国防建设的速度才能真正加快，才能够生产更多的最新式的装备来充实国防力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适应的。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应该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地转向为战争服务。最新式的技术装备要研究制造，基本的军事工业（如航空、造船、无线电、坦克等工业）要搞起来，搞起来有备无患。同时各种机械工厂都是有用的。问题是建厂之后的生产要很好地研究和计划。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旧的东西不断被新的东西代替、更换，因此军火装备不宜大量生产、过多积压，而要充分运用这些工厂的设备能力，进行多种生产，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并使投资有所收益。因此，可以考虑，把第一、二机械工业部合并起来，共同规划一个统一的、对平时生产和战时动员两不误的长远计划，以适应当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四）关于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

这主要是说社会主义的基本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主要有三种：一是全民所有制；二是合作社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三是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也就是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农民所分得的粮食等。这三种所有制的确立，就是社会主义建成的重要标志。现在正在过渡时期，可是已经有人想取消合作社所有制，企图把供销社并入商业部门。这是很不妥当的。合作社经济，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而是共同集资、共同监督、共同分配盈余的集体经济（在生产合作社中还有共同劳动）。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既是工业与农业的桥梁，又是国家与群众间的缓冲组织，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因商业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得过来。另一方面，在工资、福利、修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困难，国家很难全部背得起来。还有一方面是失掉了群众的监督与关心，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使商业机关与供销社同时并存而又分工合作的话，既便于为群众服务，又便于国家的领导。同时，双方在生意上有个对手，还可以起互相促进、互相监督的作用。现在国家认为供销社是国家的，群众认为供销社是自己的，地方上认为供销社是地方上的，大家都关心它，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将来供销社的资金日益积累，业务日益扩大，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能力的日益扩大。供销合作社的钱赚多了，不要怕，也可以用利润提成的办法，或用税收的办法改为全民所有。还应该看到，供销合作社是国家与人民关系中的缓冲剂，如果取消了，国家商店直接与人民每日发生几千万件的来往事件，稍有几百件使人民不满的事件，即怨及政府，这在政治上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扶助它迅速成长起来，而不是把它取消和合并掉。

（五）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如何合理地建立起四级财政的问题。只要把四级财政的划分搞好，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当然，四级财政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因为一个体制并不可能很快地就能贯彻到全国去。但是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就划分下去，不能划分下去，就由省暂时包起来。可是有些地方，中央必须暂时包起来，如西藏等地，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容易解决问题的。即便是这样，中央也要对类似这样的地区，制定一个稳定的财政制度。

关于财政收支问题，首先要把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划分清楚，然后确定分成比例，固定起来，至少采取三年大体不变的措施。这样中央和地方的预算在一定时间内，就可以大体稳定。同时，中央应该本着“抓大不抓小”、“抓总不抓细”的精神，给地方以充分的机动权。对于地方上的超额收入和节余支出，应该全部归地方使用，以加强他们的责任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关于工业管理的划分，除原属地方管理和少数特别重要、特别机密、非由中央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不可者外，其他工业，原则上应该尽量往下放。对一些暂时不能完全放下去的工业，应该实行以中央为主或者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双重领导有很多好处，因为工业企业都在地方上，离开地方上的监督和检查，是不容易办好的。有人认为地方上管不了、管不好，难道说地方党委不管就可以搞好吗？重要的是把职权划分清楚，防止双重领导可能产生的偏向，发挥双重领导的积极作用。

在对地方工业的划分上，以往有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地方工业搞得好的，就抓到中央来，不好的就留在地方上，目的是想多收取一些上缴利润。这是不了解地方工业也是全民所有这一性质。只要地方工业搞好了，国家同样可以向他们订货。如果他们的利润过多，国家还可以规定一个上缴的办法。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也是矛盾统一的。今后中央在下放事业单位时，应该同时把计划和财务也随着放下去。否则，事业下放就会落空。这样各个地方就可以根据所属情况，制定一个有名有实的计划上报中央；中央再根据全国的情况，来审核和平衡这个计划，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计划，转发各部、各地执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变化了，工、商、文、教等体制也随着变化了，将会引起一系列组织机构和工作关系上的变化。我们应该预见到这些可能的变化，并主动地使各种工作适应这种变化。

（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少数民族区域地大物博，但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却处于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解放后几年来，由于党贯彻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已经展开，并取得初步成绩。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便各民族融洽地团结在一个大家庭里，共同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艰苦的过程。

对少数民族必须帮助。要帮助他们发展工业、手工业、畜牧业、农业，有计划地帮助建设当地需要和有条件建立的工矿企业，发展交通事业；帮助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并且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大汉族主义和工作中急躁图快的思想会破坏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改善，必须反对。

（七）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是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是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党仍然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我们很希望这些人跟我们一起走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这些人看清了大势所趋，同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这些人是有文化的，是有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固然，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心甘情愿的，但是重新做帝国主义的奴隶，他们也不愿意。因此，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又团结又斗争，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自愿自觉地，少部分被迫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个别人掉队也是难免的。只要工作做得好，就会有利于我们的事业。

党员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无党派人士，党员仅占极少数，必须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才能群策群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旧知识分子、科学家都应当在“百家争鸣”的政策下，经过团结、教育、改造，变为有用的人，把他们都充分地使用起来。对于旧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公教人员等，除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以外，都应该予以使用和信任。即使是有严重问题的人，一经查清之后，也应该控制使用。现在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些人要依靠我们工作和生活，同时还要养老养小，我们有义务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

（八）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被打倒，最坚决、最反动的敌人已被搞掉，一部分则跑到台湾和国外。解放后几年来，在社会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清查出不少反革命分子。可是要想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还需要若干年的艰苦工作，所以我们不能松劲。但总的说来，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较之过去显然是减少了。人民政权的日益巩固，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限制了敌特的阴谋活动；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则动摇和瓦解着敌人。因此，对于反革命分子采取少捉少杀和争取悔过自新的宽大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对于政治嫌疑分子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要首先帮助他们把问题弄清；问题一经弄清之后，就应当负责地做出结论；问题既然解决了，就应当表示信任，而不能长期挂起来，让人家总是背着包袱。这也是他们的迫切要求。

对于从前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和一般的反革命分子，只要他们不从事破坏国家利益的活动，我们除了要一律给以生活出路以外，还要监督和帮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对于这些分子，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从革命的对象改造成为团结的对象，使他们由无用的人变成有用的人。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是一定要有这样的气魄、决心和毅力。

（九）关于是非关系。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看，依据事实而不脱离客观事实，是我们分辨一切是非的标准。事实弄清了，是非也就明白了。如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就是真理，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能把它抹煞。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持老老实实的态度，正视现实，是则是，非则非。同样，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应该是根据事实，有多大错误就是多大错误，并且要分析造成错误的各种原因。品质恶劣、一错再错、屡教不改的人固然有，但只占极少数；而绝大部分同志是由于认识上的错误或者由于经验不足犯了错误，这些同志大都是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的。因此，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必须持诚恳相待、循循善诱、治病救人的帮助态度。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打倒的办法是错误的。同样，任何排挤、歧视、旁观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十）关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问题，主要是动员一切国际力量和积极因素来为我国的建设事业服务的问题。这里从三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是兄弟国家方面。目前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都已走在我们的前头，他们可以帮助我们配备成套设备和机器，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因为他们是工业国，农产品不足，也需要我们的农产品与他们相交换。这是九万万人口的兄弟国家之间的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办法，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这是不变的真理。其次，是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或者在政治经济上仍然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反殖民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强烈地要求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并进而巩固他们在政治上所获得的独立或求得政治上的独立。因此，他们憎恶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希望同平等对待他们的国家相互往来，互通有无。对于这些国家，我们应当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他们以应有的支持和援助。除了政治上的支持以外，在经济方面，我们应当尽可能地输出轻工业品和部分重工业品给他们，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进行交换；对于他们的产品，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吸收进来。这些产品如果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就自己用；如果我们不需要，还可以转口。必须了解，反殖民主义国家共有七亿多人口，帮助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独立，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再次，是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多的是机器，少的是原料和其他生活用品。我们可以用原料和他们需要的用品来换他们的机器。这也是可能的。目前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正遭遇极大的困难，他们有与我们进行贸易的强烈愿望，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以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还应该了解，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如资金不足、某些原料缺乏、技术不高等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可是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把国际上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取人所长，补我所短，那我们的建设事业的速度是一定能够大大加快的。

中国物资是丰富的，中国人民是众多的、聪明的、勤劳的。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使我们能够迅速地发展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货尽其用”的高度。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发展比欧洲快，苏联的发展比美国快，相信我国的发展也将会比苏联更快。原因就是后者吸收了前者的最新技术。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一曰穷，二曰白，很多地方不如人，翘不起尾巴来。这就是说，因为“穷”，才有革命性，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因为“白”，就可以迎头赶上，样样接受新的技术。只要我们很好地体会和贯彻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指示，我们就一定可以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的、幸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件刊印

* 这是朱德1956年8月撰写的一份意见书，有朱德签名。后来曾报送中央，但具体时间不详。

来源：《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