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综述

海外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研究综述

一

“一国两制”作为中国政府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其理论一提出就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当中英、中葡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分别签署了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后，世界各国朝野人士纷纷发表谈话，高度评价“一国两制”，认为这是解决国际与国内争端的典范。1984年中英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公报时，“一国两制”构想曾被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誉为“一个天才的主意”[①]。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在紧张和对抗不幸地笼罩着世界上许多地区时，对香港未来的地位的谈判取得成功，将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项极为突出的范例。”1984 年12月，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在谈到南北朝鲜统一问题时提出:“朝鲜南北双方也可以学习香港方式，各自维护现行的经济体制不变，实现和平统一。”[②]

英国学者里查德·伊文思认为邓小平在国家统一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他指出:“毛泽东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两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兴趣。他只是偶尔轻蔑地提一提香港报纸对中国政治的报道。但他并没有制定计划，要收回这两块地方。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一开始，他主要考虑的是台湾。1981 年他告诉美国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同年9月，叶剑英提出了‘九点方针’，具体补充了邓的这一提议。紧接着，中国方面又根据叶的九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邓小平并没有说是他提出这一概念的，也没有人正式将其归功于邓。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邓的概念。”[③]伊文思还通过一些事实来证明邓小平对“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邓小平文选》所选的他在1984年的文章中，有7 篇涉及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问题，他本人10月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 1984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另外，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提到中英谈判以及“一国两制”在香港和台湾的适用性问题。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则指出:“邓参与了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一国两制’的政策也主要归功于他。在这个标题下，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虽然明显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但可以继续存在，甚至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之后仍可继续存在。关于香港的这项协议当然本身就足以算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目标，不过当时邓所追求的更大目标是台湾。”[④]

日本学者天儿慧指出:“从1982年开始的围绕香港在1997 年归还的中英谈判，在1984 年以‘一国两制’论，即在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想法，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强调这种想法也适用于台湾回归大陆问题。”[⑤]日本学者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关于香港归还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十分灵活，充分显示出邓的本色。饱含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空间是香港。中国就香港归还问题同英国谈判时，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种‘富于想象力’的归还方式，强调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这也反映了邓小平想不受损伤地收回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小宇宙’的恳切愿望。”[⑥]日本学者矢吹晋指出:“邓小平的功绩在于把毛泽东思想脱胎换骨，使它回到现实中来。邓小平没有深奥的哲学和理论，但是他的智慧却是非凡的。为了把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实力吸收进来(最终实现统一) ，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把殖民地香港和资本主义台湾拉入社会主义中国的智慧。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之所以十分折衷，是为了能在现实的政治中优先实现。”[⑦]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⑧]前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指出:“在香港问题上他既是爱国者又是现实主义者。香港必须归还中国，而且按照庄严的条件归还中国:英国的管理时间不可能延长。但是，一旦认可那个条件，他还是灵活的。‘一国两制’的概念使得有可能签署联合声明和精心规定保护香港的生活方式。”[⑨]

二

大多数学者赞成“一国两制”理论，并认为该理论在现实运用中具有可行性。特别是其中多数学者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行得通，并且对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前途看好。他们的理由是:香港本身的情况太特殊，这里必须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才能将“香港模式”的特殊性和优点发展下去。

中国香港和内地之间，必须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各自通过内在的理性化、民主化结构改革，向着某种混合经济及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然后才说得上在符合社会进步规律的条件下实现制度统一化，结束“一国两制”的局面。如赖彭城认为“一国两制”是确实可行的，并提出了四个依据:一是基于现实和尊重现实出发的；二是基于和平愿望出发的；三是从团结统一的愿望考虑；四是从共同繁荣来考虑。鲁凡之指出:“先进”而力量微弱的香港与“落后”而力量强大的大陆之间互相牵制，遂使“一国两制”得以实行。[⑩]李达认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和香港保留资本主义，是现实的需要，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种制度可以并存。首先，这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其次，这是中国统一大业的需要。”[11]王耀宗在其文章《特别行政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无可置疑，‘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实行，将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上的大突破，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王耀宗认为“一国两制”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列宁提出的“租让制”，不过列宁的“租让制”仅是将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给予外国资本家适当的利润。如果香港一旦成为“特别行政区”，其重要性和意义要远远超过列宁的“租让制”。

但是，也有些学者对“一国两制”在解决现实的港澳台问题时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一国两制”理论能否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最大。他们认为，长期以来两岸的仇怨和误解太深，加之各种权益利害关系，使得他们相信以“一国两制”方针来解决台湾问题只是一种“统战攻势”，是一个“和平陷阱”。如美国学者L·T·李认为:“公正地说，如果不是由于国内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北京把注意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以及中美之间出现缓和，这项政策就不可能得以发展。北京出于务实的考虑，或者如中国人所称的那样———‘实事求是’，希望有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12]紧接着他又指出:“‘和平’的方案是‘一国两制’:即统一后的中国，台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大陆实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共处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力量均衡。由于过渡性和依附性，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方案是用以化解来自各方的抵制的统一战线战略。事实上，有些中国人公开承认，这个概念是基于对内对外的统一战线战略提出来的，只是他们不承认这是一个骗局。”[13]由此，他得出结论:“显而易见，‘一国两制’的概念是为了一个过渡时期提出的。中国一直原则坚定，只是战略上更为灵活。对待两种制度的这种灵活性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和实现统一，而不是鼓励两种制度的融合和趋同。这不过是统战的一种方式”[14]，是权宜之计，因为邓小平归根结底是个共产党人，身上明显地打着马列主义的烙印。他容许1997 年后香港保护资本主义50年，也就是50年后仍是社会主义，决不容许两种制度永远并存于一个国家之内。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对香港的前途而言，既有风险，也有机遇。美国学者戴维·W·张指出:“真正的困难是目前没有预见到的困难。总之，香港‘高度自治’的真正保证必须来自中国的长期利益，这种利益相对于将成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自治利益来说，不能全部同两者的共同利益分裂开来，将来没有预见到的任何不利因素都将对1997 年后中国与香港的关系产生影响。从中国的观点出发，赢得香港居民信任的任何失败都会对她统一台湾的努力产生灾难性后果。”[15]“香港在政治、经济和法律规定的民主权利等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个挑战。这是按邓小平‘一国两制’设想所进行的第一次试验， 1997 年中国收复香港后可能会出现富有生气的发展。香港会成功吗? 有些人不相信这一点。”[16]宋恩荣强调:香港的前途主要系于中国改革的情况，另外再加上香港本身能否发展出成熟的政党和政治人才。

在涉及台湾问题时，海外学者表现出更多的则是忧虑。如戴维·W ·张指出:“香港的情况和台湾不同，所以不能对两者采取相同的方法。中国可以很容易地和英国签署联合声明，香港在政治上和商业上差不多都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之间的相互依赖必须要持续下去，而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和台湾还不存在这种关系。”[17]美国学者杨力宇也认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中国将重视历史及现实，极有弹性，并将合情合理，充分考虑到台湾能接受的条款。台湾及大陆将分别维持其经济及社会制度，并和平共处。台湾不可能永久坚拒和平统一的要求。终有一日，双方可以开始接触。然而，在完成此一艰巨的任务以前，还有无数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18]

三

经过二十年左右的争鸣与探讨，海外学者竞相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对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研究，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有些海外学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还颇有建树，这对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国外学者认真的研究态度、独特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我国邓小平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不容置疑，一些国外学者为了直接或间接地贬低“一国两制”思想在解决香港、台湾和澳门问题中的历史作用，而断言“一国两制”理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认为只适合解决港澳问题，不适合解决台湾问题，甚至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骗局”、“和平陷阱”等，这些观点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这些只具片面性甚至有些荒谬的观点无疑遮蔽了“一国两制”思想的真正光芒。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事实已经证明“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正确性和可行性。香港回归后不久，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肆虐和冲击，年轻的特别行政区政府断然决策，加之祖国大陆的强力后援，最终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而澳门在回归祖国后很短的时间里也扭转了回归前治安混乱、经济萧条的不利局面，成为居民安居乐业、享受生活的理想福地。香港、澳门回归几年以来，在两地特首的领导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港澳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经在两地得到了成功实践。今天的港澳地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方针政策得到了充分体现。观今日之港澳，一个对外高度开放、充满商机和活力、居民安享生活的新局面正在加速形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凝聚力加之民众对“一国两制”的广泛共识，不断加强和巩固了港澳同胞与祖国的深情厚谊；同时，也强化了港澳地区作为台胞、华人华侨与祖国联系所起的平台作用，正有力地促进着祖国统一大业的不断前行。香港、澳门回归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力地证明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能够顺利实施，在台湾亦具有可行性。随着时代的步伐向前迈进，历史必将进一步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海外学者对“一国两制”理论的现实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应该说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其一，这些研究邓小平的海外学者，虽然在其研究领域达到了较高的造诣，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终究还是“海外”学者，是作为“局外人”去评价“一国两制”的，这无疑会受到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意识形态、价值评判标准的束缚，产生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自觉。这些带着“有色眼镜”的海外学者在研究和评价“一国两制”时势必有失偏颇，以偏概全。要准确界定和评价“一国两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要对中国社会的独特环境有一种超越西方意识形态的解剖，弄清其发展的内在机理，但是这对于海外学者来说又只能是一个乌托邦的境界。其二，虽然相对来说他们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但是海外绝大多数学者都缺少关于邓小平的第一手资料，而这些第一手资料对于其研究的重要性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资料的缺乏或者不了解真实情况，一些国外学者势必产生曲解、误解，甚至是歪曲的论述。

一言以蔽之，对海外学者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的种种论断，我们应当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全面、公正地研究和评价“一国两制”理论，除了我们自己要更深入地研究之外，还必须借鉴海外学者积极的研究成果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研究和借鉴中推进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参考文献]

张晓娜：《海外学者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研究述评》，载《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2期。

[①]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②]钟德涛：《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理论创新》，《理论月刊》2002年第2期。

[③]里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287页。

[④]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83页。

[⑤]齐欣：《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⑥]齐欣：《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219-220页。

[⑦]齐欣：《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226页。

[⑧]齐欣：《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417页。

[⑨]齐欣：《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418-419页。

[⑩]曾长秋：《聚焦伟人：邓小平研究在海外》，《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6期。

[11]李达：《一国两制与台湾》，广角镜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159页。

[12]齐欣：《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420页。

[13]齐欣：《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421页。

[14]齐欣：《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425页。

[15]戴维·W ·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

[16]戴维·W ·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第212页。

[17]戴维·W ·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第233页。

[18]齐欣：《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