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恶少"张春桥为何受江青青睐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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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其父是国民党内搞卫生工作的一个处长，家里很有钱，有洋车，有佣人。张春桥是一个交际广泛、四处活动的人物。1932年入济南正谊中学。1933年就已非同凡响，踏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反动组织“华蒂社”的发起人及中坚分子，并在“华蒂”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银玲》，第2期发表了小说《秋》。可见，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1934年夏，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后，秃笔一枝，浪迹于济南文坛，自命为“前进作家”，目空一切，对施蛰存、老舍和臧克家发动进攻，也不把郭沫若、鲁迅等放在眼里，小小的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猬、十足的“文坛恶少”！

　　1935年5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了张春桥瘦削的身影。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校对之余，投稿于上海各报纸、杂志，相继在《大晚报》及《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行之端》、《土枪射手》、《我控诉》等文章。此后，他成了明里是《火炬》副刊主编、暗里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崔万秋的打手，化名为“狄克”向鲁迅射出冷箭，在《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发表了一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寒光闪闪的文章，后又给鲁迅写信，攻击、抹杀鲁迅。鲁迅对此极其愤慨和轻蔑，作《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二文进行反击。可是，在鲁迅辞世之后，张春桥居然挤出了眼泪，赶紧把自己化装成“鲁迅的学生”。这个文坛无赖，竟写起悼念的文章来。由此可知，小小的“狄克”，两面派手法已经颇为到家了。难怪，他后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明里是人，暗中是鬼，对于这种化身之技，变脸之术，他早已颇为精通了。

　　1937年8月13日，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张春桥离开上海，前往济南，住进了济南市警察局长赵群弼的家中。同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济南危在旦夕，赵君弼准备逃命。这时，张春桥才从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踏上延安那片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他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后两个月，便写起了 “延安通讯”，凭借着“化身之技”，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不时地与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产生摩擦，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向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写了针对邓拓的告状信。幸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使“狄克”诬告失败。历史的现象，常常周而复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狄克”伙同姚文元整邓拓，彭真又一次出面保邓拓，只是这时“狄克”已经得势，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下去……

　　1947年，《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他很得意，他的顶头上司是情投意合的柯庆施。柯庆施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张春桥被他看中，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在石家庄的这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跳“龙门”的契机。

　　离别大上海十二载，张春桥终于回来了，而且成了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走马上任之后，他意识到这个“副”字太碍手碍脚了。正局长是恽逸群，兼《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又兼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恽逸群跟邓拓一样疾恶如仇，不留情面，这使张春桥怏怏不快，恽逸群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一块“石头”。张春桥对《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把金交椅垂涎三尺，他想撬掉恽逸群这块大石头，坐上这把可以左右上海舆论的金交椅。张春桥开始交运了。《解放日报》漏登了《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斯大林元帅电贺毛主席》的电讯，一些人狠狠地乘机攻击恽逸群，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便是张春桥。事态扩大，导致了恽逸群的下台。张春桥乘隙而入，取而代之，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金交椅。这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职位，他可以利用报纸，捧一些人，攻一些人。特别是报社的《内部情况》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内部情况》三天两头要一两个局、部以上的领导干部审阅。他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他都马上知道，他了解上海的脉搏，上海的三教九流，为他日后成为上海的统治者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通天”的位置，作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三天两头与上海党、政、军首脑人物聚晤，以至与中央领导建立经常的联系。张春桥坐上这把金交椅，从此便一步步直上青云。

　  摸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连发大论，张春桥开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需要另外挑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柯庆施被内定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在走马上任之前，柯庆施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并留住了准备北上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柯庆施走马上任了，张春桥紧随其后，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特别留意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他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张春桥把来自柯庆施那里毛泽东主席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1956年9 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张春桥在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成为中共97名中央委员之一的柯庆施，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张的消息更加灵通了。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他今日批这个，明日批那个，成为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反反复复地琢磨，摸准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出人意料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篇文章刊于1958 年6期《解放》杂志，不多时便送到毛泽东主席手中。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并亲自提笔写了《编者按》。

　　毛泽东定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发表。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极其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姚文元因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受到牵连，陷入困境。张春桥帮了姚文元，以《解放日报》为之撑腰，短短的10天内，连发四篇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反戈一击”成了“反胡风的英雄”，这算是张姚的第一次合作。

　　张姚的第二次合作，是在1957年夏天，张春桥获悉要“反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了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忙忙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在《文汇报》上。这篇文章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因为它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并且嘱令《人民日报》头版转载，还配发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篇文章使姚文元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姚文元看来应该感谢张春桥。从此，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为张春桥的得力打手。张春桥扶植这根棍子。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只要动口，都由姚文元动笔。

　　1958年7月1日，《解放》半月刊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携，姚文元调入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姚文元更加疯狂地挥舞棍子，攻击一批着名作家，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张春桥充当幕后导演，出谋划策，让姚文元冲锋陷阵，出头露面。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在报纸上，姚文元出面，比我们方便。”当《解放》停刊之后，张春桥把姚文元安排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这样姚文元不断地按张春桥的旨意，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

　　在张春桥得意之时，却遇上了一个敌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享有颇高声望，他的政治见解与张春桥迥然不同。张春桥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劲敌。张春桥咬牙切齿，狠狠地说道：“整人要有机会。陈其五，你等着吧，非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着名号召。张春桥认为，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他向陈其五发动突然袭击，陈其五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被撤销了职务，开除了党籍，被逐出上海，“发配”到江苏扬州。张春桥获胜，取而代之，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独揽上海的思想、文化领导大权。不久，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

　　到了1965年，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有头有面的人物。

　 当张春桥第一次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时，“幸福暖流一下子涌上心头”

　　江青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柯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他把江青的见解归纳为三点：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张春桥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历史性的。他给江青留下深刻的印象。张春桥交了鸿运。他发觉，一旦得到江青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他得知江青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投其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接近她的捷径。

　　张春桥迫不及待，想为江青效劳，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张春桥终于盼来了江青给他的任务。江青又“光临”上海，那是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这次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说，是“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在这次观摩演出中，张春桥抓住机会，紧跟江青。他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这样《智取威虎山》成为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养的革命样板戏”。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张春桥的暂时目的达到，他乐了。紧接着，第二个任务下达了，1964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编成京剧嘛！”

　　张春桥遵照江青的“指示”，竭尽全力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样板戏”。由此，张春桥博得了一个别致的雅号：“两出戏的书记”！张春桥借助了“抓京剧现代戏”这条捷径，迅速地靠上了“第一夫人”，从此扶摇直上。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病逝。此后，江青频繁来沪。每一次火车还没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早已肃立站台，恭候江青光临。这时的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派给他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任务。张春桥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他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担。他找到了于会泳，这个人“忠实”于江青，精通“拍马经”，对“样板戏”也内行。张、江对他极为欣赏。

　　于会泳在张、江的提携下，成了“政治暴发户”，张春桥也有了得力的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抓另一桩“绝密”任务--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

　　以江青为帅、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1965年11月10日，署名“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批判《海瑞罢官》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也是江、张、姚三人结帮的契机。

　　1966年3月28日，康生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当张春桥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他的感觉像“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张春桥真的要飞黄腾达了。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身边的沙发上。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伟人。在毛泽东面前，张春桥言语不多，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他预感到就要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了。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成为张春桥宦途上跨出的关键一步

　　张春桥的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上海市委对此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三不”态度。“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率队冲向上海北站，扬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为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王洪文决定卧轨拦车。这就是上海爆发的“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乘军用专机赶回上海，会见“工总司”。张春桥在此结识了王洪文。因搞“革命样板戏”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江张姚结谊，今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王洪文。张春桥想借助于王洪文推翻上海市委，因此他很痛快地支持“工总司”，张王的第一次合作非常成功。毛泽东对此却没有反对，在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用事实，后有概念。”张春桥听到这一消息，知道自己“立了一大功”。

　　张春桥野心勃勃，他认为争夺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他要“进军北京”了。

　　1966年7月25日晚，江青、张春桥光临北京大学，会见了由于写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而闻名全国的聂元梓，他们三人相交很深，臭味相投，一见面就热烈地交谈起来。聂元梓对常溪萍恨之入骨，他要攻击批判常溪萍。张春桥的战略是“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了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果然，在张春桥离开上海的第二天，聂元梓等召开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聂元梓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然大乱！”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上海又爆发了第二桩轰动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在聂元梓、王洪文的指挥下，红卫兵占领了《解放日报》社，长达九天九夜。在张春桥的导演下，上海大乱了。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要置上海市委于死地。他挑选一些信得过的狐朋狗友，建立一套“工作班子”，以便在中央立足，坐在北京遥控上海。张姚策划让徐景贤“起义”，建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聂元梓来上海“串联”了，她和徐景贤初次相见，便非常投机，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1966年12月18日，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路线大会”，那些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徐景贤口若悬河般地历数了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张春桥笑了，把上海市委“将”死的目的得逞。可是，张春桥决不满足这些，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他秘密会见蒯大富，面授机宜，借蒯大富向刘、邓开炮。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掀起了“打倒刘、邓”的高潮。张春桥在这场活动中，却是一个“隐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背后“教唆”。与蒯大富密谈时，他还再三关照，只是 “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让姚文元替他去。可见，张春桥是一个多么阴险的人！

　1967年1月4日，张、姚返回上海，与“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密谈，张春桥说道：“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政权的工作班子。……”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夺权，称之为“一月革命”；把上海建立的新政权，称为“上海人民公社”。

　　正当张春桥做此美梦的时候，上海红革会向张春桥发起了进攻，抓走了徐景贤。在上海街头贴出了这样的海报：“1月13日上午，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张春桥在这危险的时刻，只有向江青呼救。

　　江青救了张春桥，那“炮打张春桥”的海报纷纷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张春桥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落进了张、姚、王这伙阴谋家手中。“狄克”成了上海的“主宰”。

　　张春桥目光转向北京，觊觎着中央的党政大权，终于用“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头衔换到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野心勃勃的张春桥，掌握了上海的党政大权，他的目光转向北京，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1967年2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中央碰头会，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与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谭震林愤怒地斥责这帮无赖：“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像记录员似的，记下了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而张春桥冷若冰霜，一言不发，他竭力用脑子记对方的每一句话，他不马上“回击”，他向来策略是“后发制人”，这一次也不例外。当天夜里，张春桥和姚文元、王力一起核对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中央碰头会记录》，第二天，拿着这份记录，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告了老帅们的状。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由于张春桥一伙的捣鬼，被说成“二月逆流”。

　　张春桥得意了，2月24日与姚文元在上海露面。此时此刻的张春桥仿佛是“钦差大臣”，他借用毛泽东的威望，抬高了自己，保护了自己。他的头上，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权重一时，张春桥大权在握。

　　“中央文革”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赖以立命的王牌。但是，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伦不类的头衔。他在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会议新闻公报上，张春桥的名字是如此出现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是不安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的。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垮台，使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到第五号人物。他窥视着中央副主席的位置。可是事与愿违，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了中共十大的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他的心情非常沮丧：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更使他恼怒的是，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老帅们一一恢复了名誉，在中共十大，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决斗又要开始了。

　　张春桥仍在得意。《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人们简直不可想象，“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张春桥在宦途上飞黄腾达至此，仍不满足，他想当总理。

　　张春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仍不满足，他想当总理，但毛泽东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1974年4月，周总理因患癌症，病情渐渐加重，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两人是水火不容，尖锐地对立。邓小平是影响他实现总理梦的最大障碍。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小卒，他不是邓小平的对手。最使张春桥不安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支持邓小平。独力难当，四人结帮，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结成了“神圣同盟”--“四人帮”。在“四人帮”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是“旗手”，姚文元是棍子，王洪文是副主席的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的双眼一直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的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那里传来了这样一句话：“谁当第一副总理？邓。”这使张春桥坐立不安，他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尽力改变毛泽东的主意。于是他出主意，让王洪文去长沙告邓小平的状。但是，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毛泽东决定：“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从1975年1月5日至1月18日，短短的13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张春桥惨遭败北，他的总理梦破碎了。

　　张春桥并不甘心，他的“总理梦”并未破灭。有人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张春桥高兴了，“四人帮”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邓小平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在张春桥看来，中国的新总理，非他莫属了。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眼看着会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台。张春桥的“总理梦”可以实现了。

　　张春桥万万没有料想到，新总理不是他，而是华国锋。张春桥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张春桥是多么沮丧、恼怒，他要报复！

　　“四人帮”你一炮，我一枪地围攻华国锋。张春桥是这样说的：“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20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们1956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了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此时的张春桥，心境是复杂的，忧喜参半：喜的是从此把邓小平赶下了台，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张春桥又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张春桥认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话：“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么巩固政权。杀人。”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在中央，在上层”。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给民兵发了74000余件枪、炮，弹药1000多万发。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狄克”的末日来临了，他的“总理梦”再也无法实现了。

　　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发出通知，说是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当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步入怀仁堂，等待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王洪文比他们先到一步，已经就擒了，不费一弹，不开一枪，张春桥一伙，“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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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一贫僧2010-11-30 11:33:21 [举报]

  张春桥，以史为鉴！

• 朴正泽2010-11-30 12:26:06 [举报]

  恶恶相连 齐力断“毛”
  

• 新浪网友2010-11-30 12:47:52 [举报]

  
  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的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但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开枪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 新浪网友2010-11-30 12:50:49 [举报]

  邓小平是一个卑鄙，下流，无耻的政治流氓，为了掩盖自己的愚蠢，无能，肮脏，就不断地贬低，诽谤，污蔑毛主席。

• 新浪网友2010-11-30 13:46:27 [举报]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讲话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于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给他们的责任，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中小官僚正快活的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

• 新浪网友2010-11-30 13:47:12 [举报]

  
  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的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但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开枪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 新浪网友2010-11-30 13:54:30 [举报]

  张群桥文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叁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一样，这股风攻击的矛头，也是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洋奴哲学，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反动本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搞好生产关系方面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 新浪网友2010-11-30 13:55:08 [举报]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就是这么一条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跳出来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正是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 十八十九卡2010-11-30 13:57:22 [举报]

  
  张*桥为“红色高棉”制定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法”，向波尔布特传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使“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灭绝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沦为20世纪罕见的人间地狱！
        如果说日本鬼子是明目张胆地用枪炮杀人，那么张之类的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冠冕堂皇地用嘴皮子笔杆子杀人！日本鬼子妄图用武力灭绝中华民族，而张之类的“极左分子”是用思想文化的手段来灭绝中华文化 ，比起日本鬼子来，张之类的“极左分子”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更大，更深远，看看现在还有那么多无知的人们被他们的所谓“革命理论”所蒙蔽就知道了！

• 新浪网友2010-11-30 13:57:28 [举报]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省、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都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何况是一个国家？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也是把眼睛盯在外国资本家身上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个什么名堂，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

• 新浪网友2010-11-30 13:59:05 [举报]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 新浪网友2010-11-30 14:00:15 [举报]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在谈到引进技术、设备的“理由”时曾经说：“外国的产品，一剖开好多东西也是别的国家的。”外国者，资本主义国家也。难道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吗？外国产品剖开来，确是好多东西都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象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 新浪网友2010-11-30 14:00:45 [举报]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 新浪网友2010-11-30 14:01:14 [举报]

  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一概看成是先进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们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即便是先进的东西也有落后的因素，决不能不加分析，说成绝对的好。何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技术停滞的趋势。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这种洋奴哲学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批判。对于这种抵制和批判，他们极为不满。但是，其理不在他们一边。资产阶级“大人物”妄图扼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人民群众，是办不到的。

• 新浪网友2010-11-30 14:01:45 [举报]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批判修正主义，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新浪网友2010-11-30 14:02:46 [举报]

  张群桥，我敬佩你！！！！！！！！

• 十八十九卡2010-11-30 14:21:48 [举报]

  
  其实，毛和他的走狗四人帮是最大的洋奴！
  
  在思想文化上，他们奉苏俄舶来的洋垃圾为圭臬，视我伟大中华文化为糟粕，是思想文化上的洋奴！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在经济体制上，把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奉为圣经，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类似于人民公社一类的怪胎，把空想的极左道路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饿死了千万百姓！国民经济积重难反，人民生活赤贫，到毛去世前，整个中国的面临崩溃！
  在政治体制上，同样信奉马列的阶级斗争理论，信奉斯大林的一党专政和领袖集权体制，实行残酷的清洗异己的所谓专政，用人治代替法治，结果，在难得的和平年代，让中国社会内乱不止，祸国殃民！
  从实际效果来看：
  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