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谁给一些人管控媒体和掌控思想的权力

这次物价上涨肯定对低收入家庭影响很大，有进一步“穷民”的效应

记者：今年以来，中国的CPI指数一直在攀高，到10月份，已经达到4.4，老百姓生活水平变相降低，造成国富民穷现象。您是如何看待GDP的高增长和CPI上涨关系的？

韦森：首先讲第一点，物价上涨并不是国富民穷的直接原因，但物价上涨确实会加剧国富民穷，因为，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常识，任何物价普涨都是政府在向全社会居民在征收一种特别形式的“税收”。这些年我国国富民穷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相应地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0年之后，在GDP保持10%以上增长的同时，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到2007年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政府财政收入继续增加，企业的利润也在增加，劳动收入下降是必然的。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这次物价上涨肯定对低收入家庭影响很大，有进一步“穷民”的效应，因为全体国民在为过去政府的超发货币买单。至于能不能在将来进一步“富国”，还要看未来经济的增长情况。

对于通货膨胀问题，最近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都谈论的较多，大家担心也比较大。这里我想说的是，我和国内很多经济学家不一样的是，对未来的“通胀预期”没有那么高。我不是做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但是单凭我做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直觉，我觉得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们高估了中国通胀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货币政策和和通货膨胀问题上，我和国内许多经济学家的判断一直有很大差异，包括我的好朋友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等。最近，其仁在《经济观察报》上已经写了20多篇文章了，专门讨论货币与通胀问题他坚持认为，货币发行多了就一定会有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意义上的“通胀”。我的判断却一直是不一定。我的看法是，人类今天发展到了网络化社会，在金融和货币体系上发生了两件人人都知道但人人又都好像没认真思考的事：第一个事情是货币的数字化(不仅仅是“数量化”)，这一点为很多经济学家所忽略了。在现在的网络时代，货币发行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蒋介石政府私逃台湾之前大印纸钞时的机制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知道，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由于印发纸钞太多，最后到了钱实在“不值钱”的极端情形，据说要用半麻袋钞票才能买1斤白米。现在央行仍然印钞票，但货币发行和货币创造的主要部分主要不再是印钞票了，而较多的情况或者说货币发行的较大比例只是发货币“数字”。比如说，去年我们的广义货币M2增加了17多万亿，贷款增加了快10万亿，但是不是我们的央行就印了9万多亿或17万多亿纸钞呢？显然不是。从央行的数据看，去年，我们的广义货币M2余额比2008年末增长27.7%，狭义货币供应量(M1)竟增长了 32.4%，但去年我们流通中现金即M0才增加了11.8%。这也说明，现在的货币发行和货币创造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打个比方吧，在去年政府刺激经济时，假如发改委拨一笔1000亿的款到河南，是否就是从印钞厂调拨多少麻袋钞票到郑州呢？显然不是，而是用一个帐号就把钱拨了过去，打到某个帐号中。至于这个以纯数字表示的货币流动还是不流动，花不花出去，那还是以后的事。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去年中国的广义货币存量增加了27%点多，但是全年大部分月份中CPI和PPI还是负的这一现象了。去年增加了17万多亿的M2，为什么没有通货膨胀呢？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绝非是一个从数字发货币多了就一定有CPI上涨这么简单的道理。我认为这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宏观格局及其走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一点是我最近在一些大学做讲座一直在说的，在现代电子网络化的金融体系中，还有一个人人都看道但却且为我们的理论家们所忽略掉的一个现象，现代网络技术使每一个能上网的人都能在自己作为M1的存款与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资产投资组合之间进行自我操作，这使得作为“流动性”的货币存量与金融资产投资之间变得非常便捷。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变化！实际上在改变着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在改变着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制度安排下，也会对宏观经济的运作产生了以前的理论所不可想象和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如果你在二级市场上炒股，就必须先开个活期账户，也要同时注册一个投资账户。在现在这样的金融体系安排中，“数字货币”就会在人们的活期账户和资本投资账户中跑来跑去。理解了这一点，就可能部分理解现下中国有67万亿的储蓄，近70万亿的货币存量，一元GDP都快两元M2了，却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奇特现象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当然人人观察得到，但好像并没有认真思考这对人们行为、生活方式、经济运作乃至任何经济政策的后果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按现有教科书学到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来解释社会，来做宏观经济判断，导致一些近些年中国宏观经济运作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根本无法从任何传统的经济理论和金融理论来解释，乃至我们的经济学家和股评家的预测几乎经常让人们大跌眼镜。也许你们觉得我这样说有点像是在说一些“哲学的胡话”，但仔细想一下，就能理解我这些话的含义了。

回到目前的“通胀”话题上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这两年广义货币增加实在太多了！海量的狭义和广义货币流出一点点到消费品市场，CPI就抬头了，人们就感觉受不了了。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的格局的基本问题是，这么大的货币存量，如果不进入房产领域，不进入金融市场的话，又不让它进入消费领域，那它要让流到哪儿去了？如果流入股市，流入房地产市场，不怎么流入消费品市场，就不一定会引起CPI上涨。但问题是，今年以来股市表现这么差，决策层又在用能够用上的手段和工具打压房价，那这么大的货币存量，那要做什么呢？不能老圈在银行存款的大坝中，总要有一个地方要流出呀！

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在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处发生了一些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到的事情和变化，这些事情和变化正在慢慢呈现出来，形成中国经济的一些“特征化事实”。当今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的特征化事实，我把它们归结为“四化”：即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中国经济的证券化在受阻，中国经济的政府行政控制化在加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正在被扭曲。对于后“两化”，我今天不讲，而只讲前面的“两化”。当前中国经济“新四化”的“第一化”，就是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上面说了，中国现在M2存量大约是70万亿，GDP大约是35万亿，这意味着我们1元GDP就有2元货币了，这说明中国经济的“通货”已经膨胀得不得了了，发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当然，“通货”是膨胀了，大大地膨胀了，至于CPI是不是也必定上涨，这另当别论。美国最近增发了6000亿美元的钞票，全世界一片哗然，但美国的一美元GDP目前才只有0.6美元多M2，比我们低很多呀！现在，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已经比美国高很多了。我把这种变化叫做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

就在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的同时，却出现了另外一个特征化事实，就是中国经济的证券化在受阻，或者可以认为股市在萎缩。2007年以来，沪深股市指数和总市值均一路下跌，虽然后来有起有伏，但整体上来看萎缩了很多。譬如，2007年，中国仅沪深两市市值总量就超过了27万亿，但到今年5月份，竟然下降到了17万亿，10万亿元蒸发掉了。在2007年，单就中国GDP相对于沪深股市总值之比来说，中国经济证券化率为1:1.1到1:1.2，今年五月，竟然下降到1:0.7。这说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过程实在是走得步履维艰，常常是走一步，退两步。

单就上述这两化，就可以判断我们是否有合宜的宏观政策了。在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的同时，证券化却在萎缩，现在又在打压房地产，还要控制物价，能做得到吗？根本做不到，还要不可为而为之，会有什么效果？只会扭曲中国经济的运行呀！所以最近我常说，看起来决策层天天出宏观政策，但加在一起，好像并没有一致的宏观政策。我的看法是，现在作为存量的“数字货币”既然已经到了70万亿这样的天量，决策层就要设法让其流到资本市场，或流到房地产市场。有股市可以分流，有房市可以分流，加上投资的分流，才不会在消费市场里泛滥，造成CPI快速上涨。现在你不让它流去股市，又不让它去房市，结果会把这天量的货币存量全压挤到消费品市场大门口，那还了得？现在消费物价上涨了，CPI上涨高于银行储蓄的利息，老百姓的钱存在银行里就实际上天天在贬值，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宏观政策。股市高了，却没必要担心。譬如，你们知道美国证券化率是多少吗？美国的一美元GDP，已经有10美元的有价证券了，证券化率为GDP的10倍。而我们是一元GDP，才0.7元左右的证券，故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现在值得庆幸的的是，我们的人民确实太好了，物价上涨了，CPI高于存款利息，但大家都还是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里，不取，也不花，即使是负利率，大家还是一声不吭。说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投股市，怕大跌，因为股市一般不是“小散户”玩的地方；投房地产吧，又怕将来房地产税推出后，房价跌下来损失更大。那老百姓还有什么办法不让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一天天在银行的储蓄账户中贬值？真想不出来。最苦的，遭受损失最多的，还是普通百姓啊！

记者： 您近年来谈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和减税富民，减税真的能达到富民吗？在我的印象和理解中，减税对收入不高的百姓来说，意义不大。似乎这种主张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和大的企业，减税是否真的能达到想要的富民效果呢？又如何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来实现这一政策？

韦森：我说减税，不仅是指降低一些现有税种的税率，还有其它渠道。你可以提高低工资收入的起征点，也可以考虑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在当今中国，靠工薪收入的，一般都是低收入家庭。减税，首先是增加这些人的收入。譬如，像我们复旦大学的教授拿工薪收入的人，都属于中低收入家庭。在中国真正富的人，是那些有很多灰色收入的人。如果把拿工薪收入人的税降下来，尤其是把低工薪收入人的税减下来，肯定会富民，也会缩小收入差距。另一个是减企业税。当然，我们注意到了，在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快速增加的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很多，翻了好多倍，企业的利润也增加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得益最少的是仅拿工薪收入和领社保的普通百姓。但我们也要看到，在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后，中国的民营企业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目前中国企业都面临着哪些问题？国有大企业这里不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中小民营企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人民币在升值，政府税收在提高，劳动成本在增加，出口订单在减少。后者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像美国、欧盟等国家经济复苏之路还很漫长，导致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能像过去十几年那样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了。概言之，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在提高，国际竞争又很激烈，中国的企业目前面临很多挑战，且挑战会越来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据说一些以前在中国投资的国际大公司已开始把工厂转移到其它国家，甚至中国的企业也到越南和其它国家去开厂去了。因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制造业目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果政府减掉些税，就能减少一些中国企业的负担，使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现在政府拿得实在是太多了。这些年，我也利用一切机会在讲，与其政府把大部分钱收起来替老百姓花，替企业花，不如把钱留给企业，留给老百姓，让他们去花。企业成本降低了，有订单了，有赚钱机会了，会雇佣更多的人，从而也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一个有综合效应的package，背后有多个作用链条，所以不是简单地认为，减税反而使富人更富了。不是那么回事！你要知道，中国企业这些年的税费负担确实是蛮重的。

记者：税收是否能用企业与政府之间产权的关系来界定？

韦森：这个问题，严格来说不是经济学所能讲的，而应该是税法学讲的。从税法学角度讲，任何税收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个人产权的侵犯，在税法学上叫作“无对价的给付”。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交税给政府，就是给你政府的，不求回报，在我们国家，这被称为税收的“无偿性”。在政治学上，也有个说法，叫“利益交换说”。按照这个理论，老百姓、企业把税交给政府使用，是要来换得政府的产权保护，即我交给你税，你来建立法院、警察和国防军队，来保护我的产权。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税收，可以把公民向政府纳税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即使按这种利益交换说来看待税收，即不把税收理解为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公民也有权知道我把税交给你了，你政府是怎么花的？你花的是不是为我所用的、是我所需的？还是你贪去了？或者是你浪费掉了？这些纳税人都有权知道。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从产权理论上来说任何税收都是对产权的侵犯，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任何税收都是利益交换，都是一个contract，但问题都落到一点上，那就是必须建立有效约束政府任意征税的制衡机制以及财政支出必须透明的现代民主预算体制。

记者：最近您曾写了一篇读科斯的有感，“谁来管制思想管制者”的文章，其中您提到了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谁来管制思想管制的问题，您能再给我们谈下这方面的理解吗？

韦森：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中国社会到了今天，改革开放这么久了，很多问题大家还都是不敢碰，但有些问题，不碰不行，不碰不得了！很多媒体不敢讨论这个问题，默默地服从，当然也不断有“违规”和“尝试”冲破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人为戒规。现下我们不能不问这样一个问题：谁给一些人管控媒体和掌控思想的权力？难道他们的认识和思想就一定是真理？就是对的？就禀有这个权力？谁来管这些掌控媒体的人，谁来赋权给这些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任何人的权力都必须要有制衡。有一些人的权力不受制约和制衡，那还了得？有些人总认为我就是对的，好像只有我才掌管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像电影中所表演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老太太一样，认为我就可以管着整个天下，大家想想这对头吗？这个东西不破不行。我只是把这个话题提了出来，让大家想想。我们总是期盼着我们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进步，我们的经济能够持久繁荣，我们的国家能不断强大。话说回来，这么一个诺大的国家，少数一些人把持着整个媒体，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说，这样下去会有和谐社会？社会只能会越压越紧张呀！

记者：只有让思想自由的说话，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韦森：对啊，有思想自由，让老百姓说话，让学界对话，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理，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现在，人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了，都全球化了，网络、电视、媒体这样发达，人们天天都能看全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事。天下事，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什么对，什么错，什么扭曲着，大家都很明白。在这时代，只有让老百姓讲话，鼓励老百姓讲真话，社会才会和谐。最近上海11.15大火后上海市民的行动，多理性！多文明！我们的人民多好啊！为什么还有人试图控制他们的声音？现在的网络时代，一些新闻，一些发生的事实，一些言论，是个别人所控制得了的么？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一些人再不能把自己过去所信的东西强加给全社会头上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21世纪的网络时代了。

韦森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