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商品与交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动物必须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下去，并且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而交换是人类独有的才能。有一种生活在美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60小时吃不到血就可能饿死；因此，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濒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但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或者说是基于利己的互惠交换但是这种交换更多的显示为对“下次”的预期，或许还不能说是真正的交换。但现代的研究显示，交换行为的存在早于700万年前人类和猩猩的分化。在2005年的《灵长类》杂志上，研究人员记录了黑猩猩社会的简单的随机交换现象。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黑猩猩的社会中用食物换取交配的机会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人类学家大多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社会已近存在着广泛的交换活动，早在二十万年前，石器就开始了长距离的流通。当西方殖民者到达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伊尔约龙特人（Yir Yoront）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他们是真正的狩猎采集民族。伊尔约龙特人主要的工具是石斧，这些石斧在当地社会具有极高的价值。妇女用其采集柴火，砍伐树木收集野果。男人们用石斧打猎捕鱼，或者用它劈开树中的野蜂巢。石斧归男人所有，但是可以借给女人。显然拥有石斧是当地男人的一项重要权力。伊尔约龙特人生活的地方处于海边一块开阔的冲击平原，作为石斧的石料来源远在400英里以外。如果自己生产石斧想必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是好在伊尔约龙特人并不需要自己生产石斧。因为他们可以自己生产的一种梭镖和邻近的部落换取石斧。这些石斧也不是邻近部落的产品他们做的是不过是一个中间商的角色，他们用更少的梭镖去和邻近的部落换取更多的石斧。但是当西方的传教士把铁斧带到澳大利亚的土著社会，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铁斧的性能远超石斧，但是在土著社会中的价格也高的惊人。伊尔约龙特人迫切的希望得到铁斧，为了得到哪怕一把铁斧伊尔约龙特的男人们宁愿让自己的老婆和一个陌生的男子睡觉。
商品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对于商品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定义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定义：“商品(goods, commodity)是用来交换以满足人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服务及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商品的本质定义为劳动，“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在实际的社会交换和交易中，还有许多交换的主体并不是在劳动产品和劳动产品之间进行的。比如我们熟知的权钱交易模式，即某些商人为了在政府的公用事业中得到合同，不惜向主管的官员提供大笔的现金。人类的交易形式非常多样，在成书于先秦时代的《庄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寓言表现了交换的巨大差异。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洸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洸，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洸，则所用之异也。
——《庄子·逍遥游》
宋人把自己的祖传的秘方在商人那里换得了一大笔钱，而商人把这个配方作为政治筹码送给了吴王，而这个秘方最后给商人带来的是得到了分封的土地成为一个低等级的诸侯，并可以长期享受土地上的附庸农民的赋税的权力。宋人的开始，在于一种秘方的独占的权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技术秘密和专利，交易的最后则变成了一种，长期赋税的占有权力。这种交换也从经济权力变成了政治权力。
伊尔约龙特男人则为了一把铁斧让出了自己的最重要的排他性权力，和老婆睡觉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交换的存在或许只能在原始的男权社会中存在。马克思认为，“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这种理论，来自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一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斯密后的大卫·李嘉图也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 但是，李嘉图也意识到了这种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他自己曾经犯过嘀咕：“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贮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镑的橡树。”后来，人们用水与钻石来概括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价值悖论”：水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高，其中原因？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后来的经济学中边际主义兴起，边际主义也试图解答这一问题。答案是：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某些东西也许有很多的劳动时间，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一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在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边际主义的解释实际上也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欲望的和评估也是因人而异的无法得到有效的范围限制，当然许多交换都是由欲望推动，但是很多时候欲望难以作为交换的尺度。比如，一个人口很渴，但是他依旧可以免费或者用很低的价格获取饮水。如果卖水者趁机大幅度提高水的价格，是不被世俗和社会所接受的，如果卖水的人有竞争者，也肯定有人愿意用比他低的公道的价格卖出水，还有卖水者怎么评估买水人的渴的程度。欲望评估对于天然资源就更是无法适用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价值作为交换尺度，一个人的欲望也是很难从外表上得到评估的，而作为购买者的支付意愿显然是比照别的交易进行的。所以这种欲望评估的边际主义解释，根本上偏离了价值理论基本的尺度作用。另外人的欲望有时也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是体现在前文提到的，人的大脑是多模块的并行的生理模式。这也给边际主义的欲望说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困难。
好了，回到前面铁斧交易的例子，这里，显然伊尔约龙特人的老婆和劳动时间没有直接关系。在这个例子里，铁斧的价值包括为铁矿的开采权所支付的成本、支付者劳动的成本、支付远途运输支付的成本等等，但是伊尔约龙特男人几乎没有成本，这显然不能用劳动时间来解释。另外也没有几个卖主，会主动要求要求和别人老婆睡觉，甚至在伊尔约龙特男人提出之前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欲望。而从另一个角度来换算则很容易理解，一把铁斧的占有权等于一个伊尔约龙特男人出让的和他老婆性交的权力，这种尺度基本上等同于斧子在当地社会享有的权力。遍布世界各地的卖淫行为，所有的这些交易都建立在人身权力的基础之上，卖淫者通过短期出租自己的部分人身权力换取货币，或者由黑帮控制卖淫者强迫其出卖人身权力从而榨取利润。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这些行为和黑猩猩中用食物换取交配权力的行为如出一辙。同样的促销产品工作，面貌平平的售货员和外表鲜亮的模特，单位时间的报酬必然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还是来自身体权利的不同。以北京为例，一般的商业模特日薪也在200元左右，而临时的促销员日薪则一般不到80元。身体条件的不同造成了，促销者和模特身体权力的稀缺性不同的造成了报酬的不同。稀缺性本身或许不构成权力，但是怎样处理稀缺性则完全是一种权力机制。另外，一个强盗劫持路人实际上是控制了路人的生命权，一旦生命权被控制，强盗就可以拿到他可以找到的一切东西。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交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甚至自然界所有的交换，归根结底都是权力的交换。在现代社会，各式各样的权力成为商品，更是五花八门，比如，中国有种叫QQ的Oicq聊天软件，由于用户只能随机获得，数字号码，那么早期的数位数少的号码，也成为拍卖的对象而且价格不菲，这些稀缺的资源根本就是一种权力争夺对象而已。中国人这种对数字的敏感，又集中在汽车排号的拍卖中，2007年，广州的一次汽车牌号拍卖中，小汽车牌号竞价发放拍出单个车牌最高价，一个为粤某某00F1的车牌以74.7万元成交。这些交易显然与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商品同称为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总是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马克思的商品劳动尺度在土地和公共资源的交易和买卖上立刻就出现了难以解释的反例。土地向来存有很高的交易价格，而土地的原始拥有者一般只能是公众或者暴力征服集团。对于土地的交易核心必然是权力的某种交换。在这些交易中土地的劳动量甚至是负的或者小到忽略不计。
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说过：“在法律产生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财富可言，废除法律，所有的财产将不复存在。”从人类学知识看来，人类的财富和交换显然早于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在没有法律和国家的猩猩中，之所以有交换的现象，基本上是由于权力的存在。政府、法律的产生都是为了平衡复杂的权力关系。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在权力产生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财富可言，废除权力，所有的财产将不复存在。1799年，清嘉庆帝下令将权臣和珅革职拿问，并派成亲王永瑆查抄和珅家产。和珅身居要职二十多年，无厌地向各级官员索取财货，各级官员也竞向和珅纳贿输财。上下相通，层层效尤，自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以和珅为首的庞大的官员贪污网。据随后的估价，和珅家产即值银两亿二千余万两，相当国库数年的收入。和珅的反面例子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一旦丧失了基本的权力，他就立刻变得一文不名。基于法制的权力才是财富的基本保障。在现代社会，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障，首先也是基于对个人权力（重申一下本书中权力包括权利）的保障和对强势群体或组织的权力限制。
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亚当·斯密《国富论》
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残暴使远在英国的斯密也甚为感触。斯密的观察说明，中国的官僚体制中，由于没有法律保障以及权力的不平衡，最终不可避免的形成权贵对中小生产者的剥夺和压迫。同时压迫也是垄断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的没有保障也使得财富拥有者丝毫没有安全感。
这里，有必要对商品的本质进行一番新的审视。由于任何交换都是基于双方对于对方对所有权的确认。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商品的本质是某种可以交换的权力，商品交换的本质是权力的交换。常见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与劳动所得相关的权力对等交换的表现。比如，一个人用两个照相机镜头换取了一个人的一台二手摄像机，这个交换是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交换。又如，一个养蜂人用一罐蜂蜜作为交换要求理发师为其理发，这里的交换是基于养蜂人的蜂蜜所有权换取理发师的为他服务的权力，很显然，如果没有蜂蜜作为交换，理发师有权可以不为他理发。
理发师和养蜂人的交易确实是劳动时间为主的交易，但是这种交易是假定双方都是在简单的身长环境下工作，比如都不要支付地租，理发师是无房租的露天工作。如果有房租的地租，双方的交易就不是劳动时间的交易了。假定社会上的养蜂人，无需支付任何地租，蜂箱也都是自己制作的，而理发师支付了较高的房租，还要购买许多工具，这个交换就会产生了变化。
蜂蜜的劳动成果所得权力+当地蜂蜜的稀缺性权力=理发师的劳动所得权力+房东的房屋所得权力+电力公司的劳动权力和垄断权力+ 许多从理发师那里的商品消耗的权力。
而两位劳动者之间的交换比率，多少重量的蜂蜜换取一次理发，实际上则由当地多种对等或不对等的社会权力以及相关伦理或法律决定的。
马克思指出的某些商品交换中劳动时间的对等规律，首先是源于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一个自耕农生产的小麦和另一个自耕农生产的水稻，假定，两人的其他权力完全对等，他们当然可以用相同的劳动时间作为尺度，来考虑彼此之间的交换比率。但是多数情况下交换的复杂性都远超单纯的交易双方之间的劳动时间对比，其中另外一些重要因素包括生产效率、技术难度产生的稀缺性、生产的关系、分配伦理、资源的稀缺性、交易环境、交易信息等等要素，这些要素实际是各种形式的权力。
在一部优秀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得情节。典狱长利用监狱犯人低价承揽建筑工程，导致许多当地的建筑承包商失去商业机会。为此，商人们不得不向典狱长行贿，以换取典狱长的退出。典狱长宣称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为何对社会形成了伤害呢？
由不同的人群同样的简单工艺生产的同样的商品拥有不同的价格是一个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许多情况下这种不同主要是源自各个人群所享受的权力的不同，比如在工资相同的情况下，甲地工人权力较少每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时，乙地工人权力较多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在劳动力充足的市场中，相同的劳动趋向相同的价格。由于同样的商品必定是价格低廉者胜出，所以最终必定是权力少的人群淘汰权力多的人群，(race to bottom )成为主要的生产者。结果无非是，权力多的生产者被淘汰出生产领域，或者权力多的生产者的权力被逐渐减少。例如在甲地的工厂大获成功后，乙地的工厂要么倒闭，要么也和甲地采用相同的工作时间。这里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压迫扩散定律，即在相互贸易的市场网络中，通过商品的交换，压迫式生产者最终会淘汰非压迫式或轻压迫式的生产者。而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压迫式的生产关系最终成为主流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个原理，在《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些无权索取报酬的囚犯，使得普通的工人失去工作的机会，因为工人不可能长期免费的为老板工作。监狱附近的建筑承包商，要避免被淘汰唯一的选择就是贿赂典狱长，要其退出市场。这些贿赂的费用最终也会转嫁到工人的身上，形成事实的压迫。
劳动压迫中最极端的形式是奴隶制，奴隶，一般指既无自己的土地，又无自由，其他大部分权利也没有，是属于主人的“物品”，主人有权处置奴隶。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使用奴隶的时代始于商代，商代的部族是中国历史上首先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的部族，青铜武器的和马拉的战车的使用使得大规模征服成为可能。大量的奴隶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他们除部分被杀害以外，大多成为商王和各级贵族奴隶主的奴隶。而历史上奴隶制的消亡和衰落，则只有通过战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奴隶的抗争才能得以实现。例如商代奴隶制度的瓦解，主要是周国的兴起和周国在灭商的战争中，商国奴隶的给与周国的支持，周武王伐纣，促成了这个革命的爆发，其表现是纣兵在阵上起义（有家室的老奴隶可以当兵，有实例可证）。武王克商与周公东征两次大战争的取得胜利，都是配合着殷奴隶兵阵上起义。奴隶助战有功，自然改善了原来的地位。周代奴隶制的衰落，不是由于商奴隶制的效率低下，而是由于民众和周国伦理的反对。奴隶制的消亡根本上还是依赖于政治的解决，而不是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经济自然淘汰的结果。
近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解放奴隶战争，自然要属美国的南北战争。关于美国战前奴隶制经济的问题一直成为后来美国学术争论的一个焦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总体上是没有效率的和无利可图的。奴隶的利润主要来自奴隶的养育和买卖，奴隶只有在非常肥沃的土地上劳动才有可能赚取利润。南方的奴隶经济已经到了垂死的边缘，奴隶制使得南方经济发展迟缓乃至停滞等等。
然而现代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则完全证明事实恰恰相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Fogel）长期以来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及计量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从而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在1974年和恩哲尔曼（Engerman）一同合著的《艰难时刻——美国奴隶制经济学》一书中，福格尔和恩哲尔曼反驳了古典经济史学家们的观点。福格尔和恩哲尔曼坚持认为奴隶制具有相当的效益，并且唯有像南北战争那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可能导致它解体。在书中通过数据和推算，描绘了和以往的古典经济学家迥然不同的美国奴隶种植经济的面貌。他们研究了4万名奴隶的档案和一份4%奴隶的死亡纪录，种植园账目、政府纪录以及法律文献中5000名种植园主的资料。他们发现，南方奴隶制度是利润极大且极为有效的一种制度。
实际上，当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不是无理性的经济模式，根据经济学原理市场上奴隶的价格体现了奴隶劳动的能力。到了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奴隶制的经济体并没有要垂死的迹象，没有证据显示奴隶制会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自行瓦解。在效率上，美国南方以奴隶劳动为主的种植园甚至可能比家庭农场的效率更高。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经济非但没有停顿，甚至经济的单位产出高于美国其他地区。1860年战争爆发前夕，南方农场的总体单位资本投入所带来的产出高出北方35%。其中南方的自由农场和家庭农场产出率则不超过北方9%。而奴隶农场的效率则要高出北方农场40%。
看到这些数字，我们就可以做些基本判断，那就是在同一个市场网络中南方的奴隶农场主比北方的农场主在市场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工业产品之间，一个效率高过竞争对手40%的企业，必将毫不费力吧多数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市场的基本规则确定了，一吨同等级的棉花无论是出自奴隶之手还是自由的农民之手，在交易中棉花只能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假设，南方和北方都同样的种植棉花，那么北方的农场主多半会在不久后倒闭。北方的自由农民只有向奴隶那样，每周7天的工作或者只要求最低的生活保障才可能同南方的奴隶庄园竞争。虽然南北方的作物的差异使得北方农业可以获得一些生存的空间，但是对于北方的农场主和农民来说，南方的高效的奴隶制农业的竞争无疑使得北方的农业日益艰难，甚至导致一些农民的失业和破产。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由于奴隶大多为黑人，参考当时的历史资料，自由黑人的比例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极低，由于人种的原因，使得黑人奴隶的逃往非常困难，所以黑人奴隶庄园的奴隶逃往率在应当比较低，这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所以，在某个时间点，北方反对奴隶制的呼声就可以超过道德的范畴，达到道德和利益的双重契合。同时南方各州使用奴隶让北方各州成为新移民优先选择的目的地，因为南方不需要多少非奴隶劳工。这样的结果导致北部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优势按照人口规模日益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才可以得到多数选票，当选为美国总统，林肯是反对奴隶制度的温和派，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随着北方的军事胜利，在1864年12月, 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1865年正是生效，全美国废止了奴隶制度。
通过美国南北战争和奴隶制和自由农场的比较，说明了美国南方的奴隶的压迫，通过市场交易的这个媒介把压迫和不平等扩散到美国的自由农民身上。这就是在商品交换中分配权力的不平等造成的压迫扩散现象。而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只能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得到解决，非常不幸，美国采用了最极端的手段——内战。
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中国鞋城，几百名西班牙制鞋工人聚集街头，抗议中国鞋类的进口，示威者烧毁了一辆载有温州中国出产的鞋的卡车和一个鞋商的仓库。埃尔切市人口大约20万，历来是欧洲的制鞋业中心，有大小鞋厂600多家。西班牙在2003年从中国进口了6190万双鞋，西班牙人口3900万，平均每人一双半。这些鞋子价值2.2亿欧元，平均每双鞋子3.55欧元。在当地市场上打着“中国制造”旗号的鞋子平均售价5欧元。即使如此低价，利润依然不薄。西班牙生产的鞋子平均成本是8欧元。欧洲鞋子平均价格是温州鞋的3-8倍。显然，它们无论如何也不是中国产品的对手。西班牙本地产的鞋子卖不出去，厂商纷纷关门倒闭，制鞋业的失业率已经超过30%。中国鞋子在1998年方才进入埃切尔，不到5年就夺走了一大块市场，面对着滚滚而来的中国制造的鞋子，埃尔切市的制鞋工人束手无策，就业机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次不幸的暴力事件中，西班牙鞋业工人弄错了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工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而是不平等的工作权力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劳工权力的缺失使得全球化的贸易客观上成为了压迫和不平等的扩散机制。
中国的鞋业工人每周至少工作6天，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劳动环境极其恶劣，工厂可以随时开除任何工人而不用支付任何遣散费用，有些工人甚至长期暴露在有毒的化学原料的环境中。同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鞋业工人也没有自己组织工会的权力更没有集体谈判权，罢工的权力也无法得到官方的允许，而发生在中国工人身上的所有这一切境况，在西班牙可能都是无法想象的。在西班牙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有《劳动者宪章》《工会自由法》《集体合同法》《罢工法》《劳动视察法》等。其中最为主要的权力是，工人有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力和《劳动者宪章》和《工会法》又规定工会有代表劳动者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当中国和西班牙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体系下进行贸易，压迫扩散定律将不可避免的发生作用。这里单位投入的效率远高于西班牙鞋业公司的中国鞋业公司，必然将西班牙的鞋业工人大规模的赶出市场。而资本由于其流动性则，自然的向效率最高的地区流动，中国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绝非是偶然的。假设中国工人能够有西班牙工人一样的劳工权利，那么必然会让成本会有所提升，但是是中国的商品依旧可以和西班牙的商品保持较大的差价，这是由两地的工资水平决定的。但是，这样的差价完全是可以通过关税、运费等方式调节的，起码西班牙的鞋业可以有一个缓冲和重新调整的时期，通过相互的磨合最终形成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并形成新的竞争和分工。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世贸组织的框架协议中，保护劳工权力的法案被人为的排除在外。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提出要将劳工标准纳入世贸谈判议程。1999年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明确“将不符合劳工标准的国家生产的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可惜后来的布什政府显然没有坚持克林顿的努力。由于人权、环境和劳工标准往往与各国的国内政治密切相关，特别是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力在很多专制国家被认为是潜在的挑战政府的可能。国际劳工标准由于遭到发达国家内部的全球的资本集团和一些资本输入国家的极力抵制，最终劳工权力没有被纳入到世贸框架之中。SA8000是当今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民间劳工权力标准的认证体系，1997年，社会责任国际(SAI：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简称SA8000)。2001年12月社会责任国际SAI发布了第一个修订版：《SA8000：2001》。SA8000的推出是劳工权力方面的一项重要的进步，标准中包括了自由组建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权、强迫劳动和童工、劳动环境等问题。SA8000是一种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宪章、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而制定的，以保护劳动环境和条件、劳工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标准体系。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对资本权力的限制是SA8000一个重要内容。
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标准不仅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抵制，无法成为世贸框架内的协议，在一些出口国家，即使SA8000被出口企业被动接受，但是由于政府监管的缺位缺乏国家的强制力，使得认证体系疏于监管，无法很好的控制企业的实行。SA8000的要求还是太过基本，还不能真正体现劳工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平等。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在推行标准方面的努力也受到，国内进口商的压力，在执行上力度明显的不足。所以虽然SA8000虽然是令人可喜的进步但是由于缺乏政府的广泛承认和支持，其作用势必被上大大的折扣。当今在全球化贸易的框架下，通过一个由联合国主导的《劳工权力宣言》是一项非常紧迫的议程。劳工权力的标准至今还没有发挥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应有作用。但是，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相信劳工权力问题必将深刻的改变全球的贸易方式，并最终重塑国际贸易形式。
当代关于劳工权力的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山西。
2007年，6月中国山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被拐卖到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一位目击者记录了暴行摧残下童工的惨状。
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8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
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也坐视不管。后来经过努力，上一级公安机关所对乡派出所进行敦促，乡派出所终于表态：“孩子是在河南丢失的，强制用工的窑主也是河南人，你们应该回河南报案，只要你们河南警方出面，我们会全力配合。
从媒体曝光的资料来看，山西的这些地区，至少存在着十几家奴工制砖厂，即所谓“黑砖窑”。这些砖窑的老板或者所谓的租用者都是有能力区别其中的是非的自然人，且正常情况下他们知道其中的风险。然而，由于官员的腐败和麻木不仁，在普通的情况下这些人对其中的风险自认为可控，但是后来由于此事被全球媒体热议，这些用工者自然难逃被处罚的命运。这件事中1000个奴隶的资本效率显然大大高于正常的劳工效率。也就是说市场的竞争使得一个奴工砖窑，逐步淘汰了附近的一些正常的砖窑，这也使得至少1000个劳工失去了工作机会。而由于工作时间和暴力监工的因素这些人的资本效率应当在正常用工的2倍以上，所以这些奴隶不仅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和获取酬劳的权力，更变相的剥夺了2000名工人的工作机会，同时在一个地区（山西省洪桐地区）内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成为制砖业的主要生产关系。这件事可以看作是压迫扩散定律的完美案列。
中国的国有建筑企业，是中国建筑业的主要力量。60-80年代的中国建筑工人享有医疗、退休金等基本的劳动权利，从80年代初开始，由于建筑行业的兴盛，中国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大量农民工进入建筑行业，这些农民工工资低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由于农民工的竞争，90年代中国有建筑企业大面积亏损，大批国有建筑工人失业。但是国有建筑企业的管理层大多没有失去工作，后来这些国有公司也开始大量的雇佣不需要任何劳动保障的农民工，农民工成为中国建筑行业的主要人力来源。而先前的下岗工人依旧没有机会取回原有的工作。显然这个问题来自我对周围生活的观察，官方是不会给出任何正式的数据的。
在一个贸易网络中，要避免自己的权力受到压迫或者削减，就必须关注于和所有的贸易伙伴国的权力平衡问题。商品交换的特性也决定了公平对商品流通的重要性。
商品是一种权力，所以商品的交易环境，对商品的交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代，特别是在那些被征服地区，这些地方人民把交税看作是一种，换取生命保障的交易。这种交易显然是强迫性的和不公平的。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交换的不对等。现代的社会中比如垄断和保护主义也是交易不公平的某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