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中央电视台长篇电视连续剧《洪湖赤卫队》的热播，有关真正的《洪湖赤卫队》的历史也渐渐的浮出水面。最近，一篇文章，题目：《夏曦肃反埋葬洪湖赤卫队》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读完此文我震惊、茫然、愤怒，我无法理解---一个拥有3万人的红军队伍，大搞自相残杀还剩3千人，这是怎样一支队伍？

此时我终于明白：歌剧《洪湖赤卫队》是用极其优美的音乐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极其悲惨的故事！

下面的这篇文章摘自：《周末》2010年7月15日第24版，作者：李诚徐雯。

该文核心提示：贺龙曾回忆：“夏曦{xi}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一万多人”与报告称“处死百数十人”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况且还不包括后三次“肃反”。一个公开的事实是，3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白送性命。


《正文》：

荷花、香菱、鱼满仓，韩英和赤卫队同志们的洪湖，曾经滋润无数人的少年时代

“洪湖水浪打浪”的浪漫背后，还有另外一番景色——上世纪30年代初，湘鄂西根据地“大肃反”，红军杀红军，血染洪湖，人人自危，造成千古奇冤。

始作俑者——夏曦（xi）。

湘鄂西根据地“大肃反”，一处红军史上的“伤痕”，因各种原因，鲜为人知。

近日，因电视剧《洪湖赤卫队》在央视一套热播，此段历史又被提及。记者查阅各方资料，从一些开国将领的回忆录上，试图还原这一历史悲剧。

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将矛头指向夏曦——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和肃反委员会书记，大权在握。

数十年后，对他的功过，甚至他的死因，依旧争议不休。

“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

夏曦，毛泽东校友，早年一起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还一道参加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这位1901年出生的湖南益阳人，革命道路辉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还是中共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担任过湖南、浙江、江苏3个省的省委书记。

最需说明的是，1927年夏曦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一起，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有史学家认为，这正是引发“大肃反”的潘多拉魔盒。

1931年3月，夏曦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湘鄂西根据地，1928年由贺龙、周逸群等人创建，为当时3大红色根据地之一。编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后改编为红三军。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正规红军、20万地方武装，并占地50多个县。

事实上，夏曦到来之前，中央一度派来“工运名将”邓中夏到湘鄂西取代周逸群任二军团政委。然而，不久王明上台，借口邓中夏不够主动，把夏曦派到湘鄂西做负责人。

湘鄂西“大肃反”拉开序幕。

夏曦主持当地工作后，把党内军内正常分歧都当成“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连续开展四次“肃反”运动。

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向中央提供的报告（下简称“报告”）称，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达“千余人”，“处死百数十人”。

同年8月第二次“肃反”，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又称“火线肃反”。贺龙回忆：“白天捉人，夜间杀人”，走一路杀一路，对象为红军指战员。报告称“逮捕241人，处死14人”。

1933年3月，夏曦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老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杀害。报告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

同年5月，第四次“肃反”，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报告称“逮捕172人，处死41人”。

四次“肃反”，报告称“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苏（苏维埃）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

不过，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一万多人”与报告称“处死百数十人”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况且还不包括后三次“肃反”。

一个公开的事实是，3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

杀得洪湖水变了颜色

人人自危。当时夏曦定了各种名目抓人：二人相遇，在茅房里说句话即有“兄弟团”嫌疑；同乡相聚，买些花生来吃即加以“好吃会”之名；女同志拉家常，被打成了“荷花会”反动组织……

而一人成了“改组派”，一经逼供，往往牵扯出一串人。

思路简单：如果上级为“改组派”，那下级必然是；军事指挥员是，搭档的政治委员必然是；首长是，警卫员必然是……

一旦成了“改组派”，之后遭遇惨绝人寰。据说，光逼供的酷刑就达20余种。“鸭子凫水”、“背火背篓”，光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

运动中，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成为“肃反”对象，右手被打断，他还不低头，又连遭毒打，关节全被打断，以致神志不清，最后只求一死。

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然后召开公审大会，煽动群众将之乱棍打死。

当时一起被刀棍所杀的，还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

万涛死后，身为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被夏曦得知，一逮捕即被打昏，后几乎每天被拷打至深夜。被乱棍打死后，尸骨无存。

毛泽东《蝶恋花》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句，“柳”即柳直荀，“君”是柳妻李淑一，50多年后才知道丈夫的真正死因。

在第二次“火线肃反”中，一些指战员刚下战场就被捕，身上还留有硝烟和枪伤，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就被杀害。

没来得及杀的指战员则被集中关押，称之为“自首连”，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背上大量物件；打仗时发枪，冲在第一线。

可歌可泣的是，这批人身如囚犯，随时可能被处死，作战却特别勇敢，但夏曦还是认为他们动机不纯——“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

据说，当时吓得农民不敢下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还能挖出白骨。

段德昌，红三军第9师师长，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肃反”也难逃一劫。他对夏曦的做法提出质疑，随后立即被逮捕。段临死前提出3个要求：给顿饱饭；妻女为烈属；子弹留着打敌人，用刀执行。据说执行者为了折磨段德昌，选了一把钝刀将他砍死。

1952年，毛泽东签署颁发了烈士证，第一号为段德昌。

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

夏曦杀人如麻，他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

贺龙哀求：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听后，默默无语。

贺龙“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时至今日，很多人无法理解，这群能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勇士，面对自己人的屠刀时，为何会变为沉默的羔羊。

或许，可以从贺龙当时的表现中略窥一斑。

夏曦刚来湘鄂西根据地，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三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夏曦一下掌握大权。

湘鄂西中共前委书记万涛和巡视员潘家辰曾反对夏曦的做法，不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支持夏曦，让其地位得到稳固，“大肃反”得以展开。贺龙回忆，那时他“还是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

没想到，夏曦搞的“大肃反”，一度波及这位“新党员”。

《贺龙传》里写过一段：贺龙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官，夏曦就逼贺龙写声明，怕“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民国十二年（1923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你给我写声明书！”夏曦相当尴尬。

1933年初，夏曦解散党团组织，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

贺龙公开反对，不过，夏曦有“最后拍板权”，“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此次清洗，红三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关向应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主席，卢冬生因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属于“半个党员”。

多年后，回忆这段历史，贺龙后悔不已。

不过，贺龙还是救下了不少人，不少开国将领，如王尚荣、黄新廷、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

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救下。

开国少将谭友林当时还是一个小警卫员，因“主人”成了“改组派”，他也被捕，临死之时，贺龙赶到，连忙救下，并大发脾气：“娘卖×的，他算啥子‘改组派’哟！他知道啥子叫‘改组派’嘛！一个洪湖边谭家巷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孤儿嘛！”

一指障目不见天

1934年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

在这个名字颇具诗意的地方，红二军团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重新恢复了党团组织。

不可想象的是，一些红军战士得知要再次入党，竟因害怕而断然拒绝。

此次会议，夏曦态度消极，一言不发。

之后，中共中央来信，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解散党团组织方面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

夏曦终于承认错误，已被提上日程的第五次“肃反”被取消。

历时两年的“肃反”停止。

同年11月，在红三军指挥员们痛心疾首的控诉下，夏曦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改任塔卧区苏维埃主席。遵义会议后，夏曦又被任命为湘鄂川黔苏维埃主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此后，夏曦低调行事。

一年多后，在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的一条河里，夏曦神秘死亡。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2月28日，长征途中，夏曦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趟水，不慎失足，溺水而死。

被土匪追杀而溺水、因筹粮而溺水……还有其他种种说法，大多语焉不详。有传言，夏曦在水中大声呼救，岸边观者甚众，却无人相救。

在夏曦溺亡的地方，现建有高大的纪念碑。在洪湖各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也能看见他的画像，甚至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也是烈士。

廖汉生回忆，1984年，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一些红三军老战士手指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火气十足，数落不休。

当然，廖汉生认为，夏曦之所以犯那样的错误，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

曾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的谢觉哉（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写诗一首回忆“肃反”，诗曰：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完》

看完以上这篇文章，愤怒之余，我沉甸甸的心里便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洪湖人民闹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这样的自相残杀吗？

回顾历史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赤眉绿林起义，或者是太平天国起义，这里且不说这些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是否有什么进步作用，但起义的原因大多都是被土豪劣绅或者官府逼到走投无路了才揭竿而起闹起革命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中洪湖的人民闹革命的原因是不是这样的呢？是不是被彭霸天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探讨一下洪湖人民是不是被彭霸天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闹革命的呢？

首先了解一下洪湖人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从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但是，从剧中的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中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洪湖水，浪打浪》歌词如下：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昄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瞧！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看！在彭霸天同志的领导下，这里山清水秀、风光秀丽，人们生活在一个比天堂还要美的鱼米乡：早晨出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处是野鸭和菱藕，到了秋收满昄稻谷香，即使是彭霸天向农民收点租子也是正当的。既然生活在这样美好的地方，我不明白，还要闹什么革命造什么反？那么闹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大家的生活过的好一点吗？
即使在今天，像这样好的地方和像彭霸天这样好的地方官员上哪儿找去？说实在话，我要是当年生活在这样好的一块地方，我是不会跟上一些人去一味的瞎嚷嚷，去故意制造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不和谐不安定事件的，更不会去闹什么革命造什么反的，我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脏腑，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扔给彭霸天，不管不顾，自己出去到处闹革命，即使革命闹成功了，自己的灵魂和良心也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全文完》

写于2010年11月27日  

关于看《洪湖赤卫队》的血泪史有感---卜荣华

洪湖赤卫队1960年的生活场景反而还不如1930年“清早儿船儿去也么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的生活场景。洪湖人民闹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这样的自相残杀吗？[/


最近，长篇电视连续剧《洪湖赤卫队》的热播，引起了我的关注，于是便写下此文，相信此文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共鸣！

包括我在内，在当今的中国，凡60岁左右的人，对于多灾多难的《洪湖赤卫队》这部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歌剧电影并不陌生，因为它伴随了我们的整个一生。

这部从里到外富有传奇故事色彩的电影是在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初，正是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三年困难时期”拍摄完成并上映的。那时候人们虽然是饿着肚子争先恐后的观看这部电影，但是，它那声情并茂和质朴浑厚的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美旋律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质朴的身着破衣烂衫的中国人，它使全民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力量，使得人们暂时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烦恼、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痛苦、忘记了悲伤，忘记了一贫如洗，饱经风霜的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陶醉于其中，就如同身体里面被打了鸡血和服了兴奋剂一样，顿时亢奋起来，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是那悠扬、清脆、悦耳、动听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这优美的歌声久久的回荡在中国的上空，这优美的旋律震撼着中国的山川大地……

这种奇观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种来自精神的力量！

那时候我正在上小学，和所有的人一起，也积极投入其中，我热爱音乐大概就是从这《洪湖赤卫队》开始的，那时候我认为，这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天籁之音了----

优美感人的歌声留给人们的记忆是长远的，就如同从天边走来又回到了天边……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政治风云突变，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一样，凡解放以后拍摄的电影几乎都成了大毒草。电影《洪湖赤卫队》也因其中的一句歌词：“贺龙领导闹革命”而非“毛主席领导闹革命”惹得独裁者毛泽东不高兴了，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替“大军阀”贺龙翻案和歌功颂德的大毒草，从此被打入冷宫，禁止在全国上映长达十几年之久，电影被禁止上映，那些优美的旋律自然就再也听不到了，只能留在人们深深的记忆中，直到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被平反昭雪以后，八十年代，电影《洪湖赤卫队》才又开始在全国重新上映。

《洪湖赤卫队》的重新上映，实在是盛况空前，全城三家电影院，24小时不间断的上映，仍然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一夜之间，电影院的经理老殷成为全城灸手可热、红的发紫的热门人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是搞了一张凌晨4点钟的电影票，为了看这场电影，为了不误时，我几乎是一夜未曾合眼。半夜三更，我进了电影院以后，电影正式开映，此时，我的目光像吸铁石一样，死死的盯着前方，前方是什么？那是我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那是我久违的朋友！我又看到了韩英，又看到了刘闯，又看到了手拿长矛大刀的洪湖赤卫队，我又听到了那久违的《洪湖水，浪打浪》的优美旋律……而此时，我的心情却是极不平静的而沉重的，思绪像天边翻飞的云絮，时而是飘忽不定，时而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在后来的许多年中，我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一直都想弄明白一个大家忽略了的问题：在那样困难的三年天灾人祸的挨饿时期，这部轰动全国的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呢？

结果，央视的崔永元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由他主持拍摄的电影传奇：《洪湖赤卫队》解开了我急于要了解的谜底，我才知道，原来电影《洪湖赤卫队》走过了这样一个奇特过程；

这部作品创作于1959年，1960年9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电影，1961年完成拍摄在全国开始公映，1966年开始接受批判，1980年又在全国开始复映。

下面是崔永元采访电影《洪湖赤卫队》中观众熟知的3名主要演员的谈话记录——

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说：1960年9月我们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参加拍摄《洪湖赤卫队》，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北京摄影棚里，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在摄影机前怎么演戏，而是在摄影机后面如何填饱肚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时，每人每顿二两粮，大家都吃不饱，高音唱不上去，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只好到饭馆里唱几段，以换取几碗米汤来填肚子。演员们半夜3点钟起来化妆一直到晚上11点钟，每人每天7两粮，也没什么副食，饿的都浮肿了，在拍摄牢房戏的时候，我严重浮肿，尤其是眼睛，为了表现不肿，只好每天给我增加一碟黄豆，这是对我最特殊的照顾。

刘闯的扮演者夏奎斌说：我每天吃两个馒头，吃前先喝一碗冷水撑肚子，结果拍片子的时候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瘦的两个腮帮子都没有了，瘦的骨头都露出来了，瘦的连化妆师都没办法化妆了，后来瘦的实在没办法了，导演说，你越来越瘦了，有损于赤卫队的形象，这怎么能行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想了个办法，用棉花填到嘴里，把两个腮帮子撑起来，才继续拍电影。可以说，我是用我的生命拍的这部电影。

韩英母亲的扮演者刘淑琪是夏奎斌的老伴，她说：我看到我的老伴嘴里塞着棉花，我心里很难过，实在饿的不行，我用我的钱下了一次馆子，吃了一顿饭，还挨了一个星期的批判。

关于电影《洪湖赤卫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样挨批判的？

王玉珍说，有一次在体育场开批判会，把作曲、导演、领导、演员都拉去批判，批判之前先放电影片段，结果还没开始批判，下面群众就跟着电影唱起来了；“洪湖水呀，浪也么浪打浪呀……”造反派头头便大声喊：别唱！别唱！那是大毒草！


我从以上令人感到嘘唏不已的谈话记录中知道，当年的电影《洪湖赤卫队》是在经历了毛泽东时期怎样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才产生的，这就是说，洪湖赤卫队1960年的生活场景反而还不如1930年“清早儿船儿去也么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的生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