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琨艳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的讲演

首先我得说明，我演讲的这个题目是主持人的命题，但这样的标题好像满适合我的心意，可我不好意思这样说，这样说太张扬了一点，不过我确实做过一些事情，也得了联合国的一个奖。但也很难说在老建筑保护上有什么成绩什么成就，那只是我的基本训练，我曾在台湾的一个非常好的事务所工作，训练告诉我如何去尊重这些城市的历史建筑，这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一个看法，这在欧洲美国根本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只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太快，大家都没有搞清楚，糊里糊涂拆房子，台湾人早先犯过这些错误，等回头来台湾已经没有了，所以像我们这样专业的人当然有责任有义务甚至有权利要告诉政府应该重视这些东西，这也成了我在上海开始做的真正的梦想。

我把这个梦想称之为《水岸三部曲》，围绕着这个城市，曾经有过许多的文化记忆，但就目前的现状是，这个记忆不是在沉睡，就是已经被撕成了碎片。

我对这个城市有一个宏大的志愿，我想今天我们的城市胡乱发展，不知道自己的城市其实有很多很美丽很重要的文化资产，尤其是具象的、物化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其实连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摧毁，文化大革命摧毁的只是一些宗教性的，或一些有政治性的等等这些历史性的东西的较小部分，可是改革开放之后所带来的建筑灾难，那是历史上所没有发生过的，这样成片的城市，推土机就并排“唰”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可能你们太年轻，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过去的贫穷跟落后让你觉得我们要住高楼，可是在有些有着自觉的文化积累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人大多认为住高楼是没有品味，所以我长你们一辈，我在这个城市住那么久，我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我没有其它本事，但是我天生有一种毅力，当我要去做的时候，我会不惜去倾家荡产，我要放下所有的一切，集中一切力量来实现我的“水岸三部曲”，什么是我的“水岸三部曲”呢？

苏州河仓库开幕曲

在整个苏州河沿岸，总共大概十公里左右，有30多栋老仓库，我去告诉市政府规划局的人说应该保护，不断地说，不晓得老天爷对我特别好，竟然被我说成了，政府现在执行的这个改造苏州河的计划竟因为我一个人的推动而停止，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动。

而我租下了一栋，有2千多平米，作为我的办公室。仓库已经破旧不堪，我做了最基本的清理工作，留下了它的空旷，在其它地方买来最便宜的拆迁旧木料，进行修补，挑空、铺设露台，等等。然后，它有了较大的名气，有许多人跑过来看。

你看到好像都没有动，其实是动了很大的手脚。但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个仓库，为我的梦想搭建了一个舞台，为城市的记忆构建起一个释放的空间。

在这么破的仓库，我们却做的是最前卫的建筑物，在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氛围里，我设计了一个个引人遐想、催人深思的临时性空间。

我们唱昆曲，文化界的顶尖人物齐聚一堂，为台北的林怀民的演出庆贺，选址在我这里。

我们看画展，像两层楼那么高的水墨山水画在空旷的仓库墙壁上悬挂下来。

我们听二胡演奏，让悠扬的琴声回荡在露台，沿着苏州河，漂向远方。

我们也开这样那样的庆祝会，茶话会，论坛会。

如果你每次来的话，你会惊讶地发现，我的老仓库内部空间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就像一个上了年岁的人，他在沉思默想，他的记忆联翩而至。他也已经能够发现，他的身体、甚至思想、情绪有着和环境结合的最佳元素。把这些元素找出来，变成一个很具象的东西，这是我要做的。

春天里，我从农民手里买来18棵杨柳，200多棵油菜花，点缀在老屋的每一个角落，我让春天的绿意和清醒的气息把人簇拥起来，在这里，正好开我们的 “人居新空间”的国际论坛会。

夏天里，我拿了几根竹子插一插，在露台上用布支起一个棚顶，把散发着清新香气的白色的花，就那么错落有致，吊起在半空里，同样的一个空间，被我变成另一种样子，把人们对凉爽清新的念头表达了出来。大家坐下来有点凉爽，也有点新奇，觉得很前卫。这个才是我要的建筑物，这个城市没有前卫建筑物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巴黎人保有完整的巴黎老建筑，可是巴黎拥有全世界各朝各代最前卫的建筑物，每一个朝代都是它领先，他们一年总共没盖几个房子。

我设计的临时性空间希望人们关注的城市记忆的不但是高雅的，也是很平民的、日常生活的；不但是老派的，也是最时尚的。而这一切，都来自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和感觉。

在上海的弄堂穿来穿去，阳台窗口的鸟笼最显眼，那是我对上海、对我们中国百姓生活非常具象的粗浅印象。在我的记忆里，我常认为养鸟是很多中国人活在瞬息万变的俗世里，移情或陶冶甚至是调侃自己的生活哲学或方式。小弄堂里许多鸟笼，是种特别的景观。我挪来一用。不过我调侃地将鸟笼拆卸了底部，砌成了大红，并且把原来的阴丹蓝外罩换成了大红，再让鸟笼穿了一套很性感的蕾丝边的睡衣，就像夏天里，上海的弄堂里的女人会穿着睡衣在街上跑来跑去，我开玩笑说这是上海夏天一个奇观，很好看。我把这样的许多个大大红红的鸟笼作为主角，然后旁边配上红色的小灯泡和大大小小的红五星，挂在阴丹蓝布撑起的顶棚下。那个蓝色也是弄堂里面最常见的窗帘布，还有老先生、老太太的蓝色围裙，一片蓝和一片红，那曾经是上海乃至全国最醒目的颜色，所以我就把记忆中的那种感觉给变造出来了。作为时尚杂志《青年视觉》的一次聚会的空间设计，我把最上海的和最时尚的结合了起来。

我一直认为，非常上海的东西，是可以变成很时尚的才对，可是大家好像不太关注这个城市，总是觉得要去买襄阳路上的盗版的衣服才好看。这个城市曾经颓唐过，所以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真正的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够自信心回来，我相信大概还要再过一代人，醒过来才有可能。

我虽然拿了一个工业建筑保护奖，到现在为止我还觉得那是件荒唐的事，那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盖出这样的建筑物出来。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开发了十几年，盖了那么多房子，可是这个城市没有一栋房子能代表这个城市可以在国际上亮相的，我觉得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盖出了全世界最高的建筑跟人家去比美，金茂大厦美国人在一百年前就会盖了，那是相同的东西，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那天联合国来颁奖的时候，那个官员以及东京大学的教授重复说了一句话让我最高兴，他们说：“登先生以高明的技术，让一栋破旧的建筑得以再生，他到底动了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黄浦江工厂变奏曲

在杨浦大桥和黄浦江的交口，有绵延十五公里的工业建筑，那是上一个世纪的1910年底到1930年上海曾经在工业上面甚至是时尚生活上面领导亚洲的时候最重要的产业，就在这里。我去批租了一块地，是当年的盛昌洋行，做机电的工厂。总宽度有200米的沿江案，深度有400米，有两条这样的林荫大道的香樟树，被称为上海园林工厂的第一名，如果不是我出现，我不晓得它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有个足球场，有一个两百米的码头，有一个大礼堂可以容纳三千人在里面演讲。

在我对他着手清理后不久，迎来了第一个进驻的团队，在东京最时尚的设计团队，他们即将进入。在我眼里上海根本没有所谓的时尚，所以我只好把亚洲最先进的东西引进来。

我们开party的时候没有音响，所以我去租了300只鸟，一只一块钱，最便宜的音乐，我们没有冰箱，所以去找了很多大缸装冰块装饮料。所用的材料全是这个城市拆毁的材料，我是这样过生活的。连洗脚盆我都可以拿来用。我还把别的地方拆下的瓦片镶嵌围墙的门框。我不晓得你们年轻朋友是否感到时尚，这是上海即将遗弃的城市记忆，屋顶上的瓦，曾经是石库门上面的被我们唾弃的贫穷的象征，在我手上它变成即将在这个城市流行起来的时尚。

对于黄浦江边的这个厂，我有两个比较大的梦想。

一是在老工业厂房保护的前提下上，再开发出一个另类、时尚的创意园区。

按理讲我在苏州河边已经有了一个漂亮办公室，我应该很知足了才对，可是我认为那只是我人生小小的折子戏而已，事实上，当我去呼吁保护苏州河的仓库引起社会的重视之后，就有很多所谓的艺术家去租这些地方，然后我想要整合的梦想就破灭了。第一个破灭的原因是我发现这些仓库的物业主来头都很大，都是超级大的财团，他们不太愿意把房子租出来，宁可空关着；第二个是当有一些比较大的产业的仓库租出去以后，来的都是艺术家，我本来希望这里是创意产业，不是艺术家入住的。说到这里，我必须界定一下艺术和创意间的差别。我最不喜欢人家称我为艺术家，艺术家只服务个人，最了不起的也只服务一个买他作品的业主而已，所以他通常都比较自我，比较不愿意沟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讲理”；创意不是这样子，创意产业需要一大群设计师一起工作，不是一个人工作，所以必须是一个妥协的整合的行业，所有创意人员有一个特点，他除了像我一样有点艺术家的性格之外，他必须是一个有非常的妥协和整合能力的人，所以这一些人是我要整合的。这里是一种特殊的创意产业人才在一起的工作生活甚至到交易的园区，不是像某些地方号称创意产业园区，但是都在做小生意，连卖香烟的摊子都有。而且我希望这里会有很多的学校，艺术院校、博物馆、设计学院，甚至是流行音乐的表演中心，甚至是像纽约一样的外百老汇，我希望上海这样活泼的、异于北京正统的文化的城市有这样自由的机会，可以容忍这些有创意的年轻人或者是创作的设计师在这个城市出现，这个是我要的一种状态。

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开办一所“非学校”的设计学校。

我想把我的故事变成一所学校。因为我有天生的反骨，天生的革命家，所以我要把我特殊的经历变成一所学校。我在台湾读的是农业，然后跑去一所学校旁听，我不只旁听一个系，结果是旁听了从建筑到音乐到美术系，等等，我的求学并没有让我读到我要去的学校，却让我读到了我感兴趣的系，旁听的非正规的学习，那就是我受教育的过程。然后我找了台湾最好的老师汉宝德先生，拜师学艺，一直到今天，有一点点这样的成绩，年轻人好像对我很喜欢——我指的是建筑界，因为有太多年轻人来找我，我一直想把我的故事变成一所学校，所以我就去找我的老师说办学校，我把我的梦想告诉他。我们要开学的前一天，我一定要他给个名字，他说那个不是学校，一定要的话就取名叫“非学校”，“非学校”也是学校，这个非学校没有固定program，没有固定的老师，没有固定的学生。

但我要请国际上顶尖建筑设计师来培训，也要请有相当积累的学者来开设文化方面的课程。学生没有毕业证书，但在每一位大设计师或者大学者讲完课后，都会为学生的作业或者设计方案打分，并且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是不是会比毕业证书更有用呢？

我们开学的第一个program来自于11个国家，全部是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来研究登琨艳如何保护工业建筑。在同样一个院子里头，我们开party，搬来了这个城市已经唾弃的旧式家具，包括藤椅，所有人都在往新的方向追求，我却带学生拿了这个城市最古老的记忆。我们点了一千颗蜡烛，在修竹间让它像河流一样蜿蜒曲折。然后，我们在一个清空的老厂房里随意坐下，我们开始上课，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一起来讨论怎样保护我们头顶的这片厂房。我们就像以前在这里工作的工人一样，我送给学生每人一套白色的搪瓷饭碗，我说“你们要入境随俗，这是工厂，我送给你们每个人一个饭碗”，他们平时像工人一样拿着这塘瓷饭碗去食堂打饭，当他们走的时候，每个人就把搪瓷饭碗拿回家了，这是他们的毕业证书。

按理讲我应该到此就结束才对，可是我已经在运作第三个东西了。

水乡流域农村幻想曲

我在太湖流域购买了一条船，留在这块海防历史上最后的古船，有25.3公尺长，宽5.8公尺，五个帆。我买这条船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准备用它来作为呼吁保护我们农村和乡镇的“原相”、农村、郊区原来的相貌的起点。我们的农村正在遭受你无法想象的破坏，比之于城市恐怕还要严重。

我相信我有机会去保护我们农村的原相，所以我要找一个农村，准备进行农村的改造再利用，把农村的原相给保护下来，然后放进全新的产业。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我早年的农学专业在起作用，但我这方面确实已经有了许多可以操作的设想，现在却还没有条件具体来谈，我希望我可以在六十岁以前完成这个上海的“水岸三部曲”。

水、记忆和现代性

最后，我想做一点小结。

我是以水岸为线索，来展开我演讲的实际上也是我在上海发展的一个主题的，那么，水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宝库，我们有黄河流域的文明，也有长江流域的文明，而上海的城市文明，就是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岸边发展起来，它像一条历史的长河，既孕育了上海，也是唤醒上海这座城市记忆的一个窗口。我们今天回顾上海，不是常常把苏州河的北岸和南岸、把浦西和浦东作为一个参照系么？说一座老仓库，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如果说这是苏州河岸的老仓库，我们的感觉一下子灵动起来，我们的记忆活跃起来，这似乎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具象的物化的仓库了，它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深处。有人说，我保护下的这个仓库曾经做过杜月笙的粮仓，也有人说是他的一个水果仓库，我没有否认，也没有去做过仔细的调查，证明它是或者不是，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传说，已经超越了事实的意义，而获得了一种文化心理的价值，问题已经不在于是不是的确切性，而在于，从这样的传说中，我看到了人们关于老上海的记忆复活的征象。

  但是，水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让我们联想到过去。它的流动性、它的充满活力的创造性，它的不僵化、不凝固，用一句老话说的“随物赋形”，似乎是最切合时尚的革命的元素的，这样的特点，也是在我布置临时性空间中，在追求新颖、独创、另类的风格中体现了出来。大家说我在布置时，喜欢用竹子，因为这些所有竹子搭的空间都是临时性的，只有一天晚上，一个party就拆除了，我用最精简最容易创造出来的空间、形式、材料去制作而已，而且重复再利用，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是因为很容易打造，也很容易改变它原有的构架。还有，我也很喜欢用布，用大幅的布料一方面是为了突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遮蔽，在这突出与隔离中，我很轻易就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旧有印象。

我的创意就是在随着水的流淌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外形，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下一步的设计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起码知道我不会是什么。比如，我不会设计出像新天地的这样的建筑和空间。新天地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正负的两方面的意义，它始终像一把双刃剑，既召唤我们，又警示我们：一个是唤醒这个城市去保护老的建筑物、对一个老建筑物加以再利用，尤其我们的政府官员，他们看到了最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认为那是可行的。但也因此它就像一场瘟疫一样地在全国濡染开来，后来者东施效颦，所以把我们国家城市的旧的建筑物都改成这个样子，也统统叫成“新天地”。从专业的眼光来看，新天地是因为一大会址不得不保护，这个商人非常有智慧，他和政府玩游戏，玩出了这种看似保护而实为破坏的一个老建筑再利用的范例。我是一面鼓掌一面骂它，鼓掌是因为它唤醒了这个城市甚至这个国家不再去拆毁，与其拆毁还不如这样，多多少少总还保留一点。二是因为它的影响力太大，经过政府、媒体的宣传，全国如火如荼地在学习，但都学错了榜样，我相信它会变成一场灾难，因为以后会有人像我一样尖酸刻薄地去骂人的。我的破办公室或那个城市不能拿去做类比，因为那是我个人的事，我没有拿它去行任何商业之实，黄浦江的工厂倒是有点不一样。还有，如果我是把新天地作为城市改造的反例的话，那么周庄就是农村改造的反例。我想我会把它变成我要的那个样子，我相信它会是一个农村的原生态的呈现，不会让它过于流于商业之实，农村还是农村，只是农村展示自己最有特征那部分就好了，不要东施效颦，水乡所有开发的地方都变成了周庄的复制品，我相信我不会做这种事。

   说到水的流动，我想把它与我的生活态度再加以一点联系。因为我喜欢流浪，我甚至把流浪看作了我梦想。我在25岁的时候我有很多同学到外国去念书，但我没有出去，我说我将来要去流浪，那时候年纪小，不知道流浪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我以为可以像吉普赛人在西班牙马德里流浪已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没想到，到欧洲之后，却流浪了整个欧洲，打开了我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包括对欧洲的总体文化，甚至纽约的那半年对美国的文化认识，这几年大家可能认为我错了，因为我在台湾声名最大，名利唾手可得的时候，我居然说我什么都不要而去流浪，别人认为我错了，其实我刚刚说的是客气话，我认为这是我人生中做的最对的事，就是打开了自己的视野，那两年的流浪是对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有极大的帮助的，如果没有那两年的视野的打开，我就不会用现在比较所谓的西方文明的文化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自己居住的城市，这是非常重要的。而我现在住上海，也是以一个外来的流浪者的身份居住下来的，我沿着水岸向前流浪，在水的流动与我的流浪中，我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并为自己的艺术生命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的源泉。

附录：

登琨艳简介：

1951年出生于台湾高雄，1971年农专毕业。1975年前往东海大学旁听建筑等系课程，后师从建筑大师汉宝德先生，协助完成许多设计。1984年成立个人设计工作室，其设计的“旧情绵绵咖啡馆”和“现代启示录啤酒馆”被认为是台湾最具创意的建筑，是台湾后现代空间建筑的代表作。1990年来上海，1998年在苏州河岸边租下一幢老仓库创造性地改造为自己的设计室，推动了市政府对苏州河岸老建筑的保护工作，他也因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文化遗产保护奖”。目前，他在杨浦区黄浦江岸边创办的亚太工业创意园区，又一次引起世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