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权力_在路上...李德嘉

高等教育与权力

在美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几乎没有哪个职业是可以“吃皇粮”，“铁饭碗”的，一个岗位往往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道理美国人是很清楚的。可是，在美国有两种职业却是实行“终身制”的，并且，不仅铁饭碗而且连总统都难以让你下岗。这两个职业一个是法官，一个是大学的教授。前者实行终身制，大家往往很明白其中捍卫司法独立的用意。可是，为什么教授也要实行终身制呢？理由几乎是一样的，捍卫学术独立。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认为，一所大学的任务绝不可能是给一个政党培养接班人，一个大学的任务是传播新知识、创造新知识，大学中的学生不是知识接收器，老师也不是真理的传声筒，师与生共同探索新知发现新知。为了新知识，就必须打破一切学术权威，形成自由思考、自由探讨的氛围，为了每一个教授都能够独立的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而不必害怕某个权威的桎梏，于是美国人发明了“教授终身制”的制度。

学术很容易形成权威，新的学术权威往往可以垄断“真理”，这些学术权威最害怕别人威胁它的权威地位。而树立自己权威的方法莫过于打击异己，甚至中国人还会将学术权威捆绑上政治权威，用“政治正确”的帽子来打压不同学术见解的人。孔老二是这方面的祖师爷，经历过文革后的学术界这一招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一旦观点不敌，就大放厥词说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云云。更有些下贱的文人，为了保住“权威”的桂冠，主动向权力投怀送抱，成为了所谓的“御用文人”，余先生秋雨和王副主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告诉我们：“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是真理，知识分子天生就是社会的“牛虻”，天生就是要批评社会揭露社会的阴暗，尤其是向那些当权者开炮。知识越多，就越不会受蒙蔽，眼睛就越雪亮，对当权者的炮火就越猛烈。对惟我独尊的当权者而言，他们就是反动派。因此，毛主席对北京大学的评价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为了自己的权力不受牵制，于是权力就会想方设法的控制这些知识分子。控制知识分子的最好途径莫过于控制大学、控制高等教育。

中国人对于控制大学、控制高等教育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几乎可以获诺贝尔“文化毁灭奖”。古代的焚书坑儒、文字狱就不必细说了，现代人早已做出了令古人望尘莫及的“伟业”。首先是将大学变成工厂，将老师变成工人，专门为政党生产“社会主义接班人”，每一个学生出厂（毕业）的时候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没有个性没有自我，都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大厦里的一块砖。大家在大学里不分专业不分文理科必修的都是“政治课”，而且这门课不能讨论不能怀疑，只能背诵，其目的只有一个：洗脑。

然后，将官僚系统植入大学校园。现代世界各国的大学管理模式一般都是董事会和教授委员会双重模式，学生自治会对学校形成监督制约，而中国的大学则是“校长制”，更有甚者是“书记制”。校长书记一言堂，并且校长书记往往不是纯粹的学者而是学者与官僚的合体（我们学校的常务院长连学者都不是）。自校长而下的各级行政管理体制都是摹仿政府的行政官僚体制而建立，校园里最有权力的不是教授和学生，而是官僚。（民办院校的管理优势在于民办院校往往有一个由出资方和合办方组成的董事会，一定程度避免了校长书记的一言堂，但是民办学院中最高力量就是“钱”）在官僚充斥的校园里，权力代替学术成为竞相追逐的对象。

第三，权力是评定学术高低的唯一标准。教育权力部门（教育部）按照自己的标准硬性将学校划分为三个本科批次，在招生和各个方面施行差别待遇，进行歧视。另外，各种学术课题项目资助的评定都是由各级权力部门进行。权力是评定学校好坏的标准，各个学校对于权力都必须顶礼膜拜，试问今天哪位校长有蔡元培先生的勇气对北洋军阀的教育部说“不”，将教育部公文退回？今天没有哪个校长有这样的勇气，即使蔡先生复生今天也再不敢退回教育部的公文，因为权力已经成为评定学术的唯一标准，学术必须对权力趋之若鹜。

第四，学校的官僚系统中专门有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从党委、团委到学工办、班主任（辅导员）严密监控学生的思想状况，钳制学生的自由思想。每个学校都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邓论研究会或者时政研习社这样的学生社团，这些群众性学生组织的功能就是在学生中宣传权威的思想。此类学生社团不管其名称如何，叫邓论学习社也好，书人时政研习社也罢，虽然后者的名字时髦了一点，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依附于权力的学术权威是伪权威，在一个充斥权力的校园中永远不可能诞生鲁迅、胡适一样的大师，只有余先生秋雨这样的人物到处横行。学术和大学一天不与权力划清界限，就不可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一百年也不可能建成民主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