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访苏前后

                                □ 罗舜初　《百年潮》 2006年第01期
谋求海军新技术
        1956年的一天,一机部部长黄敬同志对我说,苏联造船部主动向他提出,建议中国建立研究和制造舰上发射火箭、导弹的射击指挥仪器。后来,我们派到苏联谈判订货的胡育才同志回来报告,苏联对外工程司的司长表示,苏联已经开始全面进行新装备的研究和试制,对中国是没有任何保留的。在接触中,苏方人员私下向他提出,我们订的都是旧东西,有些他们已经停止生产了,应该订新的。
       我们从种种迹象中注意到,不论苏联还是欧美,武器装备都有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导弹、火箭的出现,将可能取代现有的火炮和鱼雷,成为海军舰艇的主要武器。于是,我们便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打听和了解苏联在这方面的发展及对我们给予帮助的可能性。
        1957年11月,海军萧劲光司令员随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较详细地交谈了海军今后技术发展的方向。
       萧劲光回到北京后,将访苏期间与苏联海军方面商谈的情况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介绍。常委们听了之后,都很振奋,大家一致认为,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中国海军建设来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当时,海军党委分工由我负责装备和外事,向苏联谋求海军新技术的具体实施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1958年3月,我请苏联派来的海军首席顾问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和海军参谋长顾问库德良夫采夫海军少将座谈。我向他们表达了中国海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希望得到新装备和新技术的愿望,并向他们了解,需要办理哪些手续才能得到苏联的新技术和新装备。他们请示了莫斯科之后,于4月12日口头答复了苏联可以向我们提供的各型舰艇的型号,并说手续同以前一样。
         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很快起草了一份给军委的报告,经萧劲光审定后,以萧劲光、苏振华和我三个人的名义于4月底正式报彭总和中央军委。报告的内容是: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所供给的五种舰艇已基本由新的设计所代替。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已不宜继续按照这些老资料进行建造。苏联已有若干的舰艇,如潜艇、鱼雷艇、反潜艇的动力和结构已有新的改进,已试验成功几种潜艇、鱼雷艇用的火箭、导弹武器。目前急需获得苏联建造新的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建造各种新的机械、武器的资料,以便我们少走弯路,避免某些不必要的浪费。并尽早获得较新、较现代化的装备,如可携带火箭、导弹的潜艇、快艇。同时建议以中国政府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彭总收到报告后决定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决定。
       5月10日,彭总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我受萧劲光委托代表海军参加会议。彭总一上来就把我劈头盖脑大骂了一顿。他说,你罗舜初平时自力更生,自己造军舰叫得最欢,怎么现在改主意,又想买人家的了,现在不是讲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吗?为什么不自己搞,而要人家的?
        我从中央苏区认识彭总时,就知道他好骂人,有时对毛泽东、周恩来也是骂骂咧咧,毫不客气。抗战初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我在他手下工作,也没少挨他的骂。1952年他从朝鲜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好骂人的习惯还是没改,这似乎成了他的一个特点。时间久了,我也总结出规律了,刚开始的时候,你别理他,由他骂去,这时候你越解释他骂得越欢,等他骂够了,骂累了,骂不动了,你再慢慢解释,这时候,他就能听进去了。这一回,我还是老办法,硬着头皮听他骂,看他累了,没词了,骂不动了,就开始慢慢向他解释。我说,不是我们不想自己设计、制造,主要是人家武器发展太快,我们落后,自己设计不出来。海军想要苏联给予援助,主要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是想搞些样品、图纸,先仿造,然后再改进设计,自己制造,最后达到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我说完了,聂荣臻首先表态,同意海军的建议。彭总也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他说,对这类问题要明确一种方针,基本的是要自己研究、设计、试制,即使试制失败,浪费一些钱也值得。如果光要人家的,自己不设计,我们就永远只能制造旧的。你们的思想应当解放。如果你们要求援助是为了要个样品,准备自己先行仿造,那就可以通过政府向苏方提出。最后,会议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意见,彭总要我回去再写一个报告给他转中央审核,军委就不另写报告了。
       回去以后,我把会议情况作了汇报,并根据彭总的指示精神,又起草了一个报告,仍以萧劲光、苏振华和我三个人的名义,于5月14日呈送军委报中央。在这个报告里,我们提出,为了使中国海军能比较迅速地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好地培养新技术力量,以便尽早做到自力更生,独立设计现代装备,我们希望从苏联取得一些潜艇、快艇上使用的火箭、导弹样品及设计计算资料和能够携带火箭、导弹武器的潜艇、快艇的设计及计算资料,作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新技术的样品。整个报告中反复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学习新技术,为今后自力更生进行独立设计打下基础。        报告送上去以后,彭总有些忧郁地对我说,该我做的我都做了,往下就看你们的了,做的成你们就做,做不成算你们倒霉,我也没有办法!他还说,你们这个事要花不少钱,你去看看周胡子(总理),说明情况,争取他的支持,告诉他我没意见。
       后来听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彭总早在这一年的2月就向中央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毛主席没有同意,说现在备案,以后不准再提。
       到了周总理那里,他先把我责怪了一番,然后说,我跟你讲了多少回了,我现在不管军队的工作了,不要老往我这里跑,你怎么还来?我告诉他是彭总让我来的,他才不做声了。我把情况说明后,他不像以往那样马上作出决断,而是让我先回去等候。当时我感到总理的心情不是很好,情绪好像有些压抑。 
      后来听说,自从周总理提出反冒进以后,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不得不考虑他继续担任总理职务是否适当。我想,这也许就是他让我回去等候的原因。
       在等候期间,争取苏联援助的准备工作仍旧继续进行。我请海军参谋长顾问库德良夫采夫少将代问一下,几种新型号的潜艇各有什么区别,能够发射导弹的潜艇技术资料可否提前供给我们,他请示后答复我,所有细节问题需要两国重新签订协议之后,才能讨论商定。
       6月中旬,海军首席顾问普拉东诺夫上将要回国休假,在他走之前,我找他谈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8月份访问苏联和中国海军的科学研究问题。我把要谈的问题都谈完后,普拉东诺夫主动提出,他要告诉我一个消息。他说,据他了解,就苏联工业技术水平来讲,制造任何种类的新武器,包括导弹、火箭,都没有问题。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将其用在军舰上,用在什么军舰上,制造什么样的新型舰艇,来装备这些武器更合适。这些问题正在探索、试验中,还未得到解决。他还告诉我,苏联潜艇水面发射火箭已经试验成功,正在研究潜艇水下发射火箭。苏联已经研制成功了一种小型钢壳快艇。如何索取这些舰艇和武器的资料,他认为最好能通过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我就势问他,国防部也是政府中的一个部门,国防部长同时也是政府副总理。用国防部名义还是用政府名义?他说以政府名义更好一些。
         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决定,周恩来和彭德怀继续负责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周恩来一向关心和支持海军的发展和建设,中央确定他继续担任总理工作后,他马上着手过问海军争取苏联给予技术援助的事情。我把和苏联顾问交谈的情况向他汇报后,他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联系,并要海军为他起草一封给赫鲁晓夫的信。
       因为我对情况比较熟悉,这封信很快就起草出来送交周总理审定。不久,接到通知,经过总理修改审定后,6月28日将信正式发出了。
       因为事先和苏联顾问反复商谈,他们每次答复我们之前都请示了国内,再加上当时的中苏两国关系大气候使人感觉不错,因此我们觉得不应该再出什么大问题了,安心等候苏联方面正式答复就是了。

核潜艇研究建造工程上马
        就在我们一心一意等待苏联答复为中国海军提供新技术的同时,中央批准了聂总关于研制建造核潜艇的报告。核潜艇是现在的叫法,当时我们叫做原子动力潜艇。
        1957年9月,聂总率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临行前,代表团的雷英夫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有没有值得提出的问题。据我侧面了解,苏联当时正在准备制造原子潜艇,我建议谈原子工业项目时,把潜艇核动力反应堆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为我们将来上核潜艇做些技术准备。
        1958年上半年,中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将原子能动力用于国防方面已经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6月18日,聂总召集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和我几个人开会,讨论研制核潜艇问题。 
         此后不久,苏振华和我邀请张劲夫、钱学森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到海军来共同商讨研制核潜艇的问题。当时,“大跃进”已经开始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对于搞核潜艇都很热情,愿意全力投入。
        6月27日,聂总将大家的意见汇总,正式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报告还建议以我、刘杰、张连奎、王诤4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并确定我为组长,张连奎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 7月初,四人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建造核潜艇的具体分工和计划。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潜艇的艇体设计、机电、无线电、火箭武器等方面困难是有的,但有信心克服,基本上可以做到自力更生。最困难的是原子动力装置,除了自己积极研究外,还需争取必要的外援,如请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帮助审查和做必要的修改。据刘杰讲,他曾与二机部的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意大力支持。另外,中国有些试验设备还不完备,有些试验还需要拿到苏联去利用他们的设备进行试验。总而言之,虽然是自力更生为主,但某些关键性问题还离不开苏联的帮助。
        我当时的想法是,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很具体,也很实际。我们在搞十二年规划时,曾提出过建造原子潜艇的研究项目,并且把规划送到苏联请他们帮助审查。现在似有必要经过一定途径,告诉苏方我们规划中研究原子潜艇的计划提前了,以便争取他们能对我们给予必要的援助。会后,我把讨论的意见写成报告,以我和张连奎的名义上报聂总。其中提出,为了缩短对原子动力单独摸索的时间,争取早日完成任务,需要通过一定途径告知苏方,请他们对我们进行必要的技术援助。
        因为二机部已经同苏联专家谈了提前造核潜艇的事,为了和造船方面能够协调一致,7月中旬,我和一机部九局邓存伦同志一同约见苏联造船专家伊夫契金和舍夫琴科,借着商谈造船工业如何“大跃进”的话题,向他们吹了吹风,说明了我们准备造核潜艇的想法,并希望他们就一机部需要做哪些工作,需要哪方面的人才,担负哪些任务提出建议。他们表示对此力所不能及,并说下个月到苏联时,苏联海军也不能解决,要和专门机构谈才行。他们对核潜艇问题在内部也不便多问,问多了是要违反纪律的。通过这次约谈,我感到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在苏联专门有一个机构在进行,不是海军,也不是工业部门,希望8月份到苏联访问时能和对口部门进行交流。

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8年春夏之际,中央军委决定派出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谈判、参观和访问,代表团团长由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担任,副团长由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和我担任。这是我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对于这次访问,从上到下的期望值都很高,因为就在1957年10月15日,聂总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政府将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
       协定签订后,大家都很兴奋,从上到下普遍认为,只有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把原子弹、导弹这些最新技术无代价地给我们。就连我这个过去曾经多次抱怨苏联向我们推销陈货,技术上有保留,只给我们二流技术和装备的人,也觉得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和以往是有些不一样,苏联同志真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
      就在协定签订后不到3个月,苏联派出以盖德柯夫少将为组长的规划小组到中国帮助我们为火箭、导弹武器试验场勘查选址。其中海军组有八九个人,我和孙继先同志和苏联专家组前往上海、葫芦岛等地进行了实地勘察,并和陈士榘、孙继先在专家组制定的靶场配置图上签了字。一切似乎都在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这样一种良好的气氛下,中央军委下达军事科技代表团组团任务后,大家的心情都很轻松,觉得此行一定会满载而归,甚至有人觉得此行就是去签合同了。
        当时不仅我们心里高兴,苏联顾问们也很乐观,积极帮助我们进行出访前的准备工作。普拉东诺夫就曾对我说,你们这次出访,在参观科学研究机构时,以及同苏联同志接触时,你尽管问,直到问个明白为止。6月中旬他回国休假,我到北京火车站去送他,临上车前他告诉我,刚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已经确定由他帮助海军方面的科学谈判工作,他在莫斯科等我们。
        中央批准研究建造核潜艇后,离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一边组织筹建核潜艇研究建造的班子,一边为出访做准备,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一天,周总理要我找一个精通潜艇通信的同志,他要了解有关水下长波通信的情况。我带着海司通信部陆建勋同志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陆建勋那时还不到30岁,总理一见面就说这样年轻啊!得知陆建勋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校所学的专业和入伍后的工作经历后,总理笑着说,也算个年轻专家了。关于长波台的建设问题,总理问得非常仔细,除了超长波的定义,超长波电台和广播电台有什么区别外,一些学过无线电专业的人都不一定想到的问题,总理都想到、问到了。如为什么超长波能穿透海水而超短波就不能?为什么超短波能穿透电离层而超长波又不能?对于陆建勋的解答总理非常满意,他很客气地对陆建勋说,我听懂了,谢谢你!当时,总理还向我询问了前几年苏联帮助海军建长波台后使用的情况。最后,总理要我准备一份从1956年以来,特别是这半年海军了解苏联新武器过程的材料。后来我才知道,为苏联提议在中国建长波台和搞联合舰队的事,毛主席在赫鲁晓夫来访时和他吵起来了。赫鲁晓夫在中国访问期间,关于周总理给他的那封希望苏联为中国海军提供新技术的信,只字未提。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即将进行的这次访问,有些预定方案看来要调整了。既然毛主席已经对苏联人说了,撤回我们请苏联帮助搞核潜艇的要求,那我们到苏联后再主动谈这个事就不合时宜了。
       于是,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同萧劲光和苏振华谈了,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我给张爱萍写了封信,其中谈到,这次出国主要是与苏方交换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海军和其他军兵种的情况有所不同,除了代表团规定的应注意的问题外,我考虑,关于导弹快艇和导弹潜艇的事我们根本不提,如果他们主动介绍研究这些项目时技术上应注意的问题,我们只是竖起耳朵听,不主动伸手向他们要资料。假如他们愿意提供一些研究参考资料,我们不拒绝,并表示感谢,如果对方想了解我们工作进行的情况,则告诉他们,我们会克服一切困难,把工作进行到底。
       关于潜艇的核动力问题,如果他们不主动提出,我们也不主动涉及;如果对方主动提出开展学术交流,我们也可以从学术角度交换意见;如果他们不主动提供参考材料,我们绝不主动向他们要。张爱萍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
         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是8月5日离开北京的,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安排,直到8月19日才启程。在飞机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不会俄语,无法和邻座的苏联人交流,正好思考问题。总的想法是,就目前这个样子,很难想象,此行能否顺利。
        到了莫斯科,情况果然不尽人意。不知道什么原因,苏联方面根本就没让普拉东诺夫露面。据先期到达的我们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科科长房方同志讲,中国代表团一到莫斯科,苏方就首先设限,声明有关原子潜艇和导弹武器等尖端技术,不在交谈范围之内。
        在后来的一系列活动中,也是处处不顺。对方谈的最多的是他们认为非要害的内容,如水声等。而两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已经作了许多修改的中国海军科研规划,苏方却只字不提,只答应商谈苏方1956年帮助制定的那个早已过时的规划方案。至于苏方安排我们参观的项目,则都是一些老旧或者他们认为没有继续生产价值的东西,新的和尖端的装备和技术根本不给我们看。导弹快艇是我们早就要求引进的,苏方不但不安排我们参观,在技术交谈中也是一带而过,不作详细介绍。有些柴油机和燃汽轮机,我们从顾问口中得知,苏联海军已经在使用,接待人员却说尚在研制中,不能把不成熟或未定型的东西交给中国同志。至于一些一般性的资料,他们也是只给你看一部分,保留一部分。
        在交谈中,我们按照出国前制定的方案,以介绍自己的科研课题和提问商榷的方式,希望能引发对方多提一些技术方面的具体建议。但对方自有一定之规,不管我们怎么提问,他们总是手不离稿,口不离纲,只谈发展方向,不提具体意见,具体的技术内容死活不涉及。这哪里像当时对外宣传的坚如磐石、兄弟般友好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工作后,中国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参观访问。苏方对活动日程和参观项目做了精心设计。我们在主人的安排下参观了十月革命攻打过的冬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及列宁在俄国和芬兰边境撰写《国家与革命》的森林小木屋等苏联革命历史遗址。波罗的海舰队的新型舰艇近在咫尺,却不安排我们这些海军同行参观,领我们登上的却是涅瓦河上的旅游船。航行到造船厂河段时,他们还把舷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似乎害怕我们看到什么。在船模试验水池进行专业参观时,连做试验的舰艇模型都被罩了起来,显然是要对我们保密。在一所由寺庙改建而成的海军舰船研究所参观时,我半开玩笑地对苏方陪同人员说,我们这次简直是来上历史课的,你们除了对我们进行苏联历史教育,就是给我们看快进博物馆的东西。
         当然,也有个别单位例外。在莫斯科的电池研究所,所长就很热情好客,他尽其所有,无一不向我们展示。从陪同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这位所长违反了对方的有关要求,我很为他日后的处境担心。另外,正在国内休假的苏联造船专家哥洛运,也对我们给予了许多帮助,为我们如何开展工作出了很多主意。但是从总体上讲,这次访问很不成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至少对于由我兼任组长的代表团海军组来说是这样的。

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访苏和“二四”协定
       9月7日,我们结束访问回国。就在第二天,赫鲁晓夫给周总理来电,对他6月28日的信件给予答复,同意“在舰艇新技术方面,给予广泛的帮助”,并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苏商谈。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苏联方面为什么变的这样快?我想,这可能和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关。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入侵中东的斗争,毛主席决定从8月23日起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摆出收复台湾的架势。这一招果然厉害,美国立即将第七舰队主要兵力东调,极大地缓解了中东的紧张局势。面对台湾海峡紧张局势,赫鲁晓夫弄不清毛主席的真实意图,9月5日晚上,提出要派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中国了解情况。毛主席、周总理向葛罗米柯交了底。葛罗米柯9月7日离开北京回国。9月8日赫鲁晓夫就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略,苏联一定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领土的完整;同一天复电周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到苏联商讨中国海军建设事宜。         经过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派出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海军新技术援助问题。代表团团长由海军政委苏振华担任,副团长由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和海军副司令员方强担任。我的任务是在代表团出发前,协助苏振华等为这次出访做各项准备工作。代表团出发后,我代表海军给军委首长当参谋,对代表团报回的情况提出处理意见供军委领导参考,并代军委起草复电。
        经过充分准备,中国代表团定于10月7日乘坐苏联民航班机赴莫斯科。后来,因为还有些事要和苏振华商量,周总理要代表团晚走几天。苏振华便退掉了7日的机票。结果,这次航班在苏联鄂木茨克附近上空突遇高空气旋,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罹难。所幸代表团推迟了出发日期,不然,真要“出师未捷身先死”,全军覆没了。不幸的是,搭乘这次航班的中国文化、体育代表团全体同志不幸遇难,其中包括郑振铎和蔡树藩同志。
        中国代表团到达苏联后,苏方在第二次会谈时答复:除原子动力潜艇、导弹驱逐舰外,其他项目,如舰用导弹、舰艇制造技术研究等可基本上满足中方的要求。
        中国代表团这次受到的礼遇比起8月份军事科技代表团访问时要高多了。在苏方的安排下,代表团先后参观了塞瓦斯托波尔、费奥道西亚、喀琅施塔德、海参崴等苏联海军各舰队的基地,并到苏联造船工业基地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地参观了苏联制造潜艇、快艇和配套设备的工厂,还参观了以氧化氢为助燃剂的试验潜艇和正在建造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另外,还参加了一艘“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下水典礼。由于苏联方面一再强调“制造核动力潜艇问题,目前没有准备好提供技术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刘杰经请示国内批准,不得不带领二机部的同志提前回国了。后来经过一番交涉,苏方总算接下了中方提交的中国核动力潜艇初步设计设想,答应提供咨询,但是,直到1959年4月上旬才给予答复。
         由于中方在谈判中坚持只购买刚刚装备苏联海军不久的装备,而且要购买全套设计、计算资料,苏联方面对此另有考虑,结果谈判拖延了近3个月,进展缓慢。直到1959年1月下旬,才算搞出了一个协议草案。1959年2月4日,苏振华和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共同签订了《关于在中国海军舰艇制造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依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导弹快艇、水翼鱼雷快艇、潜地弹道导弹、舰对舰飞航式导弹以及51项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和部分船用设备和导弹样品,并向中国转让上述制造特许权。
        这个协定实在是来之不易,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个协定,能使中国舰艇生产由常规技术跃进到导弹武器水平,从而缩小中国海军装备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然而,仅仅一年多以后,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停止提供原来承诺的设备和资料,中国海军的装备发展受到巨大的损害。此时,我也因为受到彭德怀一案的株连,被免去海军副司令员的职务。
       通过这次访问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我个人的体会是,对人家叫喊的国际主义不能太天真了,发展尖端技术还是要靠自己,能有外援当然好,但不能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科技先行,一定要有这个志气。“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国防科技事业的聂总被指责是大科研主义,我也受到牵连,遭受批判。不管怎么批,我总是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是没有自己的科研体系怎么能行呢?历史的教训太沉重了。(罗小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