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畲族探源

畲族探源
　　
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　卢美松

　　畲族是我国一支古老的少数民族。她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闽、粤、浙、赣数省毗邻地区的丘陵地带或山岭之中。许多研究者都对畲族独特的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畲族渊源问题的探讨却遇到了困难，存在许多歧见。本文拟从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学资料与民俗文化等方面，综合探讨畲族的历史渊源与流传衍变，以期追寻他们发展的历史踪迹。
　　1980年出版的《畲族简史》，把学术界关于畲族渊源讨论的意见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即五溪蛮)；另一种是，畲族为古代越族的后裔。我们认为，这问题还可概括为“迁徙说”(即畲族来自武陵蛮东迁、于越族南迁或明代凤凰山畲民东迁等)和“土著说”(即畲族为南蛮土著、越族土著、七闽土著等)两种。在这两种意见中，我们倾向于“土著说”，即认为畲族先民是远古时代的土著居民，如上古时代的苗蛮，商周时期的七闽(八蛮)，战国秦汉时期的闽越(百越)，三国六朝时期的山越(山夷)，隋唐时期的蛮獠等皆是，宋以后方有畲民之称。当然，各个历史时期对畲族及其先民的称呼并不统一，这反映畲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演变情况。
　　夏代以后，中原三苗族受华夏族与中原王朝的逼迫与驱逐，逐渐南迁，融人南方各土著部族中。因此，南方土著居民便有了苗族或蛮族的称呼(古代苗、蛮为一音之转)，而《周礼》所载“七闽”、“八蛮”，实即南方土著民族。他们构成了南方少数民族的主体。
　　一、古代南方土著
　　自远古时代起，我国南方就有土著居民生息活动。且不说西南的“元谋人”，有着180万年以上的历史；就是东南沿海的福建漳州，也发现有距今4～8万年前的古人类细石器文化遗址。距今1～1.5万年前，更有“清流人”、“东山人”、“甘棠人”与台湾“左镇人”、“长滨文化”主人等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目前，这些发现多集中在闽南和闽西，可见这些地区是福建远古人类最早定居生活的处所之一。在漳州平和县发现可能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或曰商周时期)的砾石人头雕像，像作獠牙、梳发、头顶部正中有髻，表现出蛮人粗犷的野性特征①。在漳州市北郊发现的页岩线刻头像，则更原始些，像作“戴冠”形(案应为高髻)，年代较前一石雕为早。②这些雕刻石像，反映的是南方原始人类“椎髻卉裳”朴野粗犷的特点。与后世“畲蛮”的发型似有源流关系，而与古代夷越人“剪发文身”、“披发左衽”的特点显具异趣。
　　《礼记·王制》篇载：“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福建境内特别是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多贝丘遗址，如平潭壳丘头、金门富国墩和闽侯昙石山、溪头、庄边山等等皆是，还发现许多独特的用于敲砸水生贝壳类的“凹石”工具。这说明蛮人具有生食水生贝壳的特殊嗜好。
　　《尚书》云：“唯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③。《国语》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④。《周礼》载：职方氏掌“四夷、八蛮、七闽”之人民。⑤可见，至少在商周之际，南方蛮、闽之民已与中原王朝、中原人民有了交往或贡纳关系。其后至春秋战国时期，见诸记载的南方蛮族，就有荆(楚)蛮、巴蛮、蜀蛮、濮蛮、闽蛮等等。
　　战国中、晚期以后，越国为楚所破，于越王族及其族人分散播迁，遍及南方与东南沿海各地，渗入(融于)南方土著蛮人之中，于是出现“自会稽至于交趾，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的局面。由“百蛮”别处一变而为“百越杂处”，这是战国以后我国南方地区民族关系和社会生活出现的特殊景象。由此，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以越人为标志、以土著种族为基础的新族群：瓯越、闽越、南越、骆越等。越人与蛮人的融合、同化，使古代南方民族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正因为如此，后世史书所记载的南方民族，事实上多是越、蛮融合以后的南蛮(或百越)，而非先前单纯的蛮族或闽族。这是我国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也是我们在研究南方古代民族时，不能不注意的一个历史事实。
　　二、蛮人的流变
　　秦汉时期，由于越人的融入，蛮族繁衍渐多，活动范围浸广，南中国社会出现活跃动荡的新形势。秦汉统治者为了开边拓土，先后用兵闽越。据史书载，秦始皇为取得越地宝货特产，“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驻屯于湘、粤、赣各地，以与越人战，“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秦兵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隔百年之后，汉武帝为弭平闽越王的叛乱，曾下令起水陆大军，分四路从福建北部、西部、东北部和水路围攻闽越王余善。闽越人降汉后，武帝下令“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但是，真正迁徙的只可能是闽越王宗族、臣僚和军队，多数闽越人民则“逃入深山林丛”中，一如秦时的南越人。所以，才过十几年，一部分遁逃山谷的闽越人又出来，在原王都建城立县。而那些人于“丛薄”、“山谷”的越人(南越人或闽越人)，仍久居山林，世代繁衍，成了汉魏以后所谓的“山越”或“山夷”。他们“依山阻险，不纳王租”。成为封建王朝政权管理鞭长莫及的“治外之民”。他们由于长期离群索居，几乎与世隔绝，渐渐使自己封闭起来，与汉族人民拉大了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距离，遂被汉人视为“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其语言、习俗与汉人已大相径庭，各异其趣了。
　　居住在中南和西南一带的蛮人，在汉代，王朝也仍难以羁縻统属。如武陵蛮(又叫五溪蛮)、莫徭蛮、零陵蛮、长沙蛮、南郡蛮及板盾蛮等，十分活跃，汉政府屡次用武力镇压，也屡遭反抗。其中尤以武陵蛮为最强悍，汉政府几番损兵折将也难以力服，最终还是以招徕抚循之策勉强平息之。与武陵蛮错居的莫徭蛮，“以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得“莫徭”之名。他们以射猎为生，“依山据险，历政不宾”。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蛮即是瑶族的先民。而我们认为不全部如此，其中一部分应与畲族先民有关。因为他们之间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信仰风习以及赋役等情况十分类似。这些传统世代相传，基础十分稳固，故有人认为畲、瑶同源，实非无根之论。
　　两晋和南朝时期，政府在南方地区普遍设置治蛮机构，如在荆州设南蛮校尉，在雍州设宁蛮校尉，在豫州设镇蛮护军等，皆旨在“抚纳”蛮民，征收蛮税，征发蛮役，治理蛮民事务，镇压蛮民反抗；此时南蛮势力还很强大，但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却仍比当地汉人落后，更遑论与中原地区相比。东晋以后，北方人民大量南迁，流徙居处南方各地，出现了“客家”与土著居民错居、融合的势头；南方经济逐步开发，经济与文化因而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但是，仍有一部分蛮族(山越)世居山林之中，以耕山或射猎为业，处于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状态。畲族正是在2000多年封建制度和长期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和传衍下来的；唯其如此，他们才得以直到近现代，仍能保持固有独特的信仰和传统的文化生活。
　　根据文献记载，汉晋时期的福建土著居民，一般称“山越”(或山夷)，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多称“蛮獠”。关于他们的生产与活动情况，史籍多语焉不详。只有三国、两晋时期，因有对闽中的经营和对山越的战争，故有片断记述。《福建通志》载：“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两岸尽属蛮獠”。据记载，在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开漳置州之前，闽西、闽西南地区皆为土著居民(蛮獠)所占居，只在平原沃野，才有汉人聚居垦殖。“蛮獠”有姓，多为蓝、雷，他们应是后世畲族之先民。《广东通志》曰：“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说明人员分布之广。《上杭县志》曰：“畲民编茅别是蛮”。《罗源县志》称：“畲民，祖出于盘瓠之后，即瑶人也”。指出畲民与蛮族、盘瓠族及瑶人的关系。《临汀汇考》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畲客”。记述了汉、畲人民的融合情况，也说明了闽西客家人与畲人的来源。
　　畲族与盘瓠蛮的关系，从史籍记载中可以了解到。东汉末学者应劭所作《风俗通义》和南朝宋史学家范晔所作《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的“盘瓠生蛮”故事略同，这些记载对后世影响很大。《风俗通义》载：“昔高辛氏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皇帝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人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烂，语言侏离。好人山壑，不乐平旷，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
　　晋人干宝所撰《搜神记》(《汉魏丛书》本)，记载盘瓠故事，也与两书相似；唯文未有记：“衣服褊裢，言语侏离，饮食蹲踞，好山恶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尤关繻符传、租税之赋。”“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是也。”“用掺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从上述记载看，盘瓠传说甚古。其实，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载；“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晋人郭璞释曰：“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一作东南海)中，得三百里(一作三千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郭璞称会稽东(南)海，与前二书称“南山”，皆指东南闽浙之地。古籍所载，自是民间传说，但却为我们探索今畲族渊源，提供了线索：以盘瓠为宗祖，反映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开始有了祖先崇拜；六男六女，自相夫妻，反映畲、瑶、侗族先民的内部婚姻关系，其流风所及，直至后世仍相沿不替；“好五色服”，“染以草实”，“衣裳斑烂”，反映其服饰和印染特点，至今犹然；“好山恶都”，“不乐平旷”，反映其心理特点与生活习性；无“符传”、“租赋”，反映其经济特点；“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反映其信仰习俗。诸如此类与汉人迥异的心理特征与社会生活习惯，多数流传到近代，有的到现代还可以见到这些习惯的孑遗或流风遗俗。据此推断，畲族以及同样信奉盘瓠的瑶族、侗族，与南蛮(特别是信仰盘瓠的蛮族)是有着直接关系或密切联系的。尽管畲族不必就是中南地区盘瓠蛮之后，但他们同在我国南方生活了2000余年，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意识都有许多共通或相似之处。他们在世代的交往接触中，产生一些共同点是不足为奇的。《古今图书集成》称“诸蛮种落不一，皆盘瓠之种也”。又说，盘瓠“生子数人，曰瑶、曰僮、曰僚、曰俍、曰伶、曰侗，各成一族，自为部落”。这种结论下得似乎有些武断，但其间的历史联系，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罗源县志》载：“畲民，祖出于盘瓠之后，即瑶人也。隋时有大功，封为王，生三子一女。长，赐姓盘，名自能，封贰骑侯；次，姓蓝，名光辉，封护国侯；次，姓雷，名巨佑，封立国侯；女婿钟姓，名志深者，官二品。世居会稽七贤洞。后子孙众多，分行自食其食。不与庶民交往，无作庶民田地。”这些记述，把畲族与盘瓠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了。但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与越人的关系，因会稽是于越人的故乡祖地。事实上，畲人主要应是由古代土著蛮人(在福建则为闽蛮人)发展衍变而来。这些土著蛮人，在后来的传衍发展中，大部分汉化而融合于汉族；另一部分则闭守山林，绝少与平旷地区的汉人往来，较严格地保持着自身固有的文化与风习、直到近代，因而造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
　　三、畲族的形成
　　如前所述，畲人来源甚古，而其族称则始于中古以后。唐代以前，“畲”一般是指农耕的技术或方法。《尔雅》云：“田三岁曰畲”。《说文》云：“畲，三岁治田也”。说的都是轮耕休种的方法。《集韵》称：“畲，火种也”，是指放火烧荒的耕种技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李商隐都有咏畲耕的诗篇。如：“银钏金钗去负水，长刀短笠在烧畲”，描绘了山民的服饰与刀耕火种的耕作；“何处好畲田”，“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描写的则是畲田耕种方法。后来，渐渐以畲代指生活在丘陵山区中使用刀耕火种技术和轮休耕作方法的那部分土著农民。
　　畲在粤地又叫輋。《赤雅》曰：“徭名輋客，古八蛮之种。以南穷岭海，迤逦巴蜀，有蓝、胡、盘、侯，盘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后”。《说蛮》云：“輋，巢居也”，“輋人亦徭种也”。《南越笔记》称：“赋以刀为准者曰徭，徭所止曰輋，亦曰輋，是为畲蛮之类。”《岭表纪蛮》说：“畲与輋同音，盖以同一种族，故音同字异”。这些说明，畲、輋皆南蛮之类，与瑶人同族。区别在于：輋多指在广东境内近山巢居的土著居民；畲为“刀耕火种，崖栖(洞居)谷汲”的土著居民，又叫峒蛮、峒獠。
　　明末人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有载：“粤人以山林中结竹障覆居息輋，故称徭所止曰輋。自信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祝祭。其姓为盘、蓝、雷、钟、苟，自相婚”。这里所说的明代粤地輋(畲)人的生活、习俗、信仰与姓氏，与近现代畲族人无异，足见畲人与輋人、瑶人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
　　据记载，唐以前对南方山林中从事射猎畲耕的土著居民，一般称“蛮獠”、“峒蛮”。后者仅指蛮人在山林中的居住方式——洞居崖栖，而前者则指示了蛮人的生产方式——“獠”。《说文》释“獠”：“宵田也”(即夜间打猎)。可知“蛮獠”又是指在山林中以打猎为生的土著居民。“峒蛮”既能畲耕、又会田猎，耕、狩构成了他们全部的生产内容。可能在唐以前，他们依赖狩猎为生的成份多一些，而其后依赖农(畲)耕的成份多一些。《岭南杂记》载：畲民“依山而处，出常挟弓矢，以射猎为生，耕山而食”。《福建通志》也载：畲民“巢居崖处，射猎其业，耕山而食”。足见闽粤山居蛮人生产方式是十分相似的。畲人对于狗的图腾式信仰与祖先崇拜，恐怕都与其射猎生活有关。因为犬自古即是猎人的好帮手。
　　唐以前，福建东南和西部山区尚未开发，故所居多蛮獠。《龙溪县志》载：“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地，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还记载：“六朝至唐，漳江(案即九龙江)以西及南北一片之地，皆群苗窟穴”。联系起来看，这里所谓的“群苗”、“蓝雷之族”，就是后来畲族的先民无疑；“其所始”，应溯至上古的苗蛮、七闽以至秦汉以后的山越。由于汉魏六朝时期的多数史籍，对山地民族没有什么记载，只是沿袭前人称越人或闽越的说法，统称山越。唐以后，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始略有了解，故才有畲、獠之说。
　　自唐至宋，人们对山居蛮人一般仍称蛮獠或山越(夷)。如部份方志家乘记载，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先后从中原河南光州固始县(一说从今山西上党一带)，率府兵(传为58家军校)来闽镇压“蛮獠啸乱”。其为首倡乱的蛮酋即属蓝、雷族人。初唐著名文人陈子昂所撰《唐故循州司马申周公高君墓志》⑦记：唐永隆二年(681)，“有盗攻南海”。又云：“是唯篁竹之区，而有山夷之患”。故循州(治在今广东惠阳)司马高琔“奉天子威令，以喻越人。越人来苏，日有千计”。他自思“南蛮不讨之日久矣”，故欲乘胜追击，“观兵海裔”。“因追寇至广州，遇疾薨于南海之旅次”。有学者据此认为，所谓陈元光镇压“蛮獠啸乱”事件，实即高琔征讨“南蛮作乱”事件⑧。这一事件反映在陈子昂文中，显示出：广东东部(粤闽交界地)的土著居民，唐代仍统称“南蛮”，又叫“山夷”、“越人”，具体则称“洛(骆)越之人”。同理，粤东毗邻的福建西南和西部山区之“蛮獠”、“峒蛮”，也称“山越”、“山夷”，具体的就叫“闽越”之人。因为，在唐初福建未置漳州、汀州之前，闽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未得开发，“闽越”人的活动与广东东、南部“洛越”人的活动并无二致。前述高琔追击“南蛮”“洛越”的军事征讨，既与陈政、陈元光父子镇压“蛮獠啸乱”时间相同、内容相似，应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记述。因此，畲族从历史渊源上看，应与古代蛮、闽、越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战国以后直至唐代的闽越、骆越、瓯越、南越人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故《隋书·南蛮传》称：“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这是非常中肯的。
　　当然，那些从远古以来就居处于山林之中的土著居民，也曾经历过许多社会变迁和族种融合，他们并非一成不变、亘古如斯的。史籍中记载的一些所谓“野人”、“蛮人”，后来都消失了。如《异物志》载：“大山穷谷之间，有山都人”。《太平御览》引《南康记》载：“山都形如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眼，张口如笑。好在深涧中翻石觅蟹啖之”。《述异志》亦载：“南康(在今江西赣州)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身赤目，发黄披之……其状盖木客、山之类也”。《太平寰宇记》“汀州府”条引《牛肃纪闻》云：汀州“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草其中”。《临汀汇考》称：“《唐书》谓汀郡多山鬼也”。《唐韵》曰：“山魈出打州”。《闽都别记》载：“山都木客，凡深山大潭皆有。木客会吟诗，人皆羡之”。这些山居种族，经史籍记载及作者渲染丑化，成为人形的怪异动物。就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李商隐也不能免。《临汀汇考》载：“韩退之所谓‘居蛮夷之中，与魑魅为群’者也。潮阳、临汀，相距若咫。李商隐从事岭南时，作异俗诗，亦云：‘只是纵猪都(指山都)’。唐时闽、粤之峤，所在多有，可知也”。由此可见，闽、粤之间山林地带，土著居民分布之广。这些世代蛰居山林的半开化“土人”，只有到南宋以后才得到真正的开化(汉化)与改造。
　　畲作为族称，始自南宋。当时著名诗人刘克庄(1187～1269)曾作《漳州喻畲》文，指出漳州地区“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畲”。“二畲皆刀耕火种，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此中分州内居民为省民(汉民)、山越(畲民)，且把畲民按地区分为西畲(在龙溪)、南畲(在漳浦)。刘克庄对畲民的命名，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因而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追溯畲族的渊源，远的可及于万年以前的古蛮人，嗣后则有苗蛮、闽蛮等百蛮诸种，再后则有闽越、南越、骆越等百越诸属。当然，他们的世代延续、递嬗，并非全封闭的单支独传，而是在长久的历史变迁中，通过交流融合，不断实现种族的变异与更新；在改造种族成分与体质的同时，也改造着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现代的畲族作为兄弟民族的一员，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就是他们世代进行的对全部传统的继承与扬弃的辩证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