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阶级状况综述

　　沙岩

　　当前中国的主流社会理论，对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武器，唯恐避之不及，或者被淡化，或者被干脆肆意篡改和阉割，导致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这一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越来越陌生甚至遗忘了。毛主席九十多年前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讲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本文力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当前中国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行深入客观地分析，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分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保持头脑清醒，团结广大劳动民众，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本阶级的利益而战斗。并谨以此文来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7周年。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基础上已被完全打倒，中国人民包括爱国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施行人民民主专政，阶级和阶级关系趋于简单化，人民内部矛盾也由此上升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却再次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无论是以何种理由和形式表现出来，不管对此承认与否，都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新的阶级大分化，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独具特色的阶级和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毋宁质疑，这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深刻的根本性变化。

　　三十年来，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社会现象，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现象，都能从这种新的阶级关系中得到说明和解释，因而必须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外国垄断资本再次登陆中国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被中国人民1949年赶走的外国跨国垄断资产阶级，又被中国政府毕恭毕敬地请回来了。

　　1982年全国人大修订了《宪法》，在社会经济三种合法的所有制形式中，加进了“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所有制”的规定，外资受到了中国趋之若鹜地热情追捧。四年后，中国政府又向世贸组织提出了重返世界关贸总协定申请。经过十五年讨价还价，外国垄断资本在游戏规则中布局好吞噬中国财富的陷阱后，终于在中国自由市场经济阵营的欢呼声中“慷慨”地批准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新的“一揽子”不平等经济贸易条约代替了旧中国被迫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使上世纪九十年代便进入中国的外资，从散兵游勇迅速演变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长驱直入、大军压境、攻城略地、肢解中国经济的资本力量。

　　他们通过本国政府和行业垄断财团，强力公关，影响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用其麾下的多个基金组织，不惜血本收买中国专家学者为其代言，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使之充斥中国媒体，垄断话语权，误导中国经济发展走向；他们运用各种渠道和方法贿赂中国政府要害部门官员，培植其在华买办势力，打造出了一个依附于他们的利益共生体。

　　跨国垄断资本在中国获得了超国民待遇。他们能够影响甚至可以胁迫和控制中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不断侵蚀和极大消弱着中国经济主权，推动中国逐步向外国跨国垄断资本的新经济殖民地演化。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中，外国垄断资本没用一枪一弹便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骄人战绩。他们已经做到：用来无影去无踪的热钱操控中国的金融货币市场，操控中国的石油、黄金和粮食大宗商品市场，操控中国的房市、股市和期市；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控制和吞噬中国的银行、保险等金融产业；用控股、收购和兼并，几乎一网打尽了中国绝大部分具有雄厚实力的明星企业和着名品牌；他们迫使中国向他们开放一个又一个产业领域，从农产品种植加工到大型工程机械制造，从商品零售市场到高技术密集产业，从战略自然资源到基础能源，从飞机到汽车，从食用油到自来水，制约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及民生安全要害部门，到处都能看到外资黑手的影子。

　　外国跨国垄断资本终于完成了他们在中国的诺曼底登陆，重新骑到中国人民头上，并且在这个红色的东方大国找到了符合其殖民利益的代理人。与过去不尽相同的是，他们没有像老殖民主义者那样完全依赖炮舰政策打开中国的大门，而是用他们规定的经济游戏规则、西方的价值观、美国的军事围困和金融货币战争，使中国回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滩，再次变成了国际资产阶级冒险家们的乐园。

　　垄断资本的本性必然要求获取垄断利益。他们如愿以偿，轻而易举的在中国掠取了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中国已经成为外国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超级提款机！

　　美国和欧洲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腐朽程度：他们高度消费的生活方式离开殖民地的供养，一天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他们必须在世界上到处争夺霸权，开辟新的经济殖民地，在全世界掠夺经济资源。美国为此不惜频繁发动局部战争，始终占据着霸主地位。中国继前苏联之后，自己动手拆除了曾经坚不可摧的红色壁垒，走向了私有化市场经济。他们喜出望外，欢呼中国自废武功，给了他们猎取中国这个绝无仅有的肥大猎物的机会。

　　宰割中国的冲动使他们联合起来。美国一马当先，不遗余力地插手和控制中国经济，用西方极端自私的消费文化对中国狂轰乱炸，挥舞资产阶级民主和人权大棒在中国制造分裂和政治动乱，用军事基地对中国实施军事围困，企图逼迫中国最终完全附庸于他们，像墨西哥等美洲国家那样成为任其盘剥的经济殖民地，用中国亿万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来支撑他们寅吃卯粮、挥霍无度的反自然的消费生活方式。帝国主义的本质使他们绝不允许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发展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餐桌上与他们共享日趋减少的有限的世界经济资源。他们甚至策划使用转基因主粮等法西斯手段，来试图统治或消灭大部分中国人口。一句话，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吞噬中国的“中美国经济循环圈”那样的新型经济殖民地，而不是与其平起平坐的中国资本主义兄弟。

　　那些跪拜美国为师，希望与美国结伴而行、同桌共餐、祈求双赢的人，就如同幻想侵华日军鼓吹的大东亚共荣能够使中国昌盛起来一样，愚蠢无知，可悲可笑。

　　外国垄断资产阶级虽然不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构成部分，但他们对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性质的分化和演变，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催化作用。他们已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敌人。

　　有人曾形象地描述过这样一幕场景：美国人吹着口哨空手来了，用可口可乐和棒球棍对中国连忽悠带吓唬，搞到一块中国地皮，用地皮到中国的银行贷款，拿出钱来，用中国农民工盖房子，再把房子高价卖给中国人。然后他们又连忽悠带吓唬，让中国提高汇率，换成美元，点点钱装进口袋。美国人对中国说：“高贵而富有的美国人不屑于做下贱的工作，把你们做的裤子、袜子和乳罩卖给我们吧，给你们写个欠条。这是国债呀！我们如此富有，难道会欠账吗？”从此，中国人口袋里的欠条越来越多，美国人成了大爷，聪明的中国人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看美国人的脸色。

　　如果赵本山把这个大忽悠故事编成小品在春晚演出，恐怕除了汉奸和脑残的人，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得出来。

　　二、官僚主义者蜕变和羽化成为官僚特权资产阶级

　　中国的共产党人在执掌各级政权后，身份和地位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那些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中的共产党人，那些在灵魂深处保留着“老子打天下，就要当官坐天下，封妻荫子”的封建官本位意识的官员们，从此便有了需要保护的特权等既得利益，完全忘记了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与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些人在权力私有的观念中，脱离开劳动大众，不再认同自己的阶级属性，放弃原来的信仰，完成了背叛无产阶级的意识蜕变，形成了天然的思想同盟。

　　毛泽东曾针对这些人说过：“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他们成了毛泽东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分子。

　　这个同盟远离了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不再把劳动大众看做立国之本，更无法理解“人民万岁”的深刻含意，而是把官权当成立身之本，神圣不可侵犯；他们不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服务；他们不再立党为公，而是以权谋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当这种思想蜕变和政治堕落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情冲击后，他们必然会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犯上作乱，故而感到委屈和怨恨，故而必须全盘否定那场触及灵魂的革命，更加珍视和扞卫险些失去的特权。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由反对转变为痛恨，把所有批评和指责都看做是对权力的冒犯，寻机疯狂报复。过去松散的思想同盟，因此而变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

　　在他们眼里，人民变成了“屁民”，甚至有人惊呼：怀念毛主席的人民群众是大多数，占95%，是一股可怕的“破坏力量”。

　　权力必须被承认才能合法，得到支持才有效力。官僚主义分子把人民看作“破坏力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不再信任人民，其结果必然导致他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对权力的支持和拥护。为了维护特权，他们只能迎合社会生产关系中残存的私有化意识倾向，拨转方向，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抛弃人民，相信精英，相信资本的力量，寻求资本的承认和支持。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他们要维护特权利益就必须为自己重新培植资本，制造出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土壤来。

　　他们搬出了改头换面的唯生产力论，遮遮掩掩地贩卖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观点：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不能搞社会主义，只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共产党领导下先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补课论”由此登台亮相，招摇于世，“猫论”和“摸论”一时甚嚣尘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粗暴阉割和小心翼翼地屏蔽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变成了建设经济社会，用经济发展掩盖一切，取代了一切。把发展说成是“硬道理”，避而不说发展的性质这个更硬的道理。这个政治同盟在共产党内取得了主导地位，毛泽东生前所担心的修正主义演变悲剧，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补课论使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拿到了蔑视宪法的特权，中国的私有化运动随之全面铺开。在政企分开、产权改革掩护下，他们偷梁换柱，让国营变脸为国有。仅仅一字之差，管理者变成了业主。原来受人民委托只有经营管理权的各级政府，摇身一变成了全民资产名正言顺的主人。他们理直气壮地把财政收入和大型中央企业这些国民经济优质资产纳入囊中，又以股份化改制地方企业，向私人大规模出卖包括土地在内的庞大的全民公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早已销声匿迹的私人资本，在私有化的洪流中沉渣泛起，起死回生，乘机用权钱黑幕交易，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轻而易举地从人民手中窃到了第一桶金，借此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新生自由资产阶级，在中国演义出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随后分灶吃饭的税制改革，使政府财政收入急剧猛增，三十年中几乎增长了100倍，达到10万亿元之巨。

　　被窃取的全民公产和不断膨胀的财政收入，在他们手中转变成了庞大资本，完成了世界资本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最大和最迅速的原始积累。

　　他们以极小政治成本完成了变人民公产为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大转移，完成了生产资料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变，用按权分配和按资分配，取代了按劳分配。

　　一个由官僚主义分子蜕变而成的拥有特权的资本集团，就这样形成了。他们像毒瘤一样寄生在共产党的机体和各级政府机构之中，凌驾于所有的社会阶级之上，胃口奇大，专横跋扈、挥金如土，迅速做大，堕落成世界上最腐败的官僚资本垄断集团。个别家族资本，甚至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资产的总和。

　　这个官僚资本垄断集团已经完成了社会经济基础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嬗变，破茧而出，首先在经济上彻底演化为当今中国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

　　经历过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不容忽视的识别能力，现行宪法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刚性立法，共产党党章中不容更改的纲领和信仰，像三柄利剑，悬在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头上，成为他们祈望改旗易帜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他们只能等待机会，着手进行社会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改造，完成政治羽化中最惊险的一跳。

　　已经形成的中国私有制生产关系，无疑是官僚特权资本垄断集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当他们用权力制造资本土壤和埋头经营这个经济基础时，却始料未及地发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这匹脱缰的野马越来越难以驾驭。

　　中国新生自由资产阶级对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推行私有化，感恩涕零。但是，自由资本无限扩张的本能冲动，又对官僚资本的垄断限制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和高额税收极为不满。他们指责国有经济垄断市场，咒骂官权腐败和专制。在自由资本的土壤中，具有政治野心的自由资产阶级极右翼宪章派便滋生了出来。

　　宪章派代表了新生自由资产阶级的极端政治诉求。他们对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政治羽化的痛苦不屑一顾，驾驭普世价值的战车首先向权力专制发起攻击，别有用心地把私有化恶果的脏水，统统泼到了整个执政党身上，竭力要从政治上对共产党全面清算。他们对官僚特权资本垄断集团不能立即改旗易帜的政治态度大失所望，匆匆炮制出自己的宪政纲领，极力策动颜色革命，企图一石两鸟，让寄生在中国共产党机体中的官僚特权资本垄断集团，随同其寄生体一起垮台，挣脱羁袢，实现全盘西化的政治理想。

　　宪章派深知，中国新生自由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然已经拥有比较雄厚的力量，但政治上还处于幼年时期，如同扶不起来的阿斗，不具备获取政治统治权利的能力。于是，他们便急不可耐地投向西方，寻求西方资本世界的支持。为此，他们扮演成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斗士，否定和嘲笑中国一切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咒骂权贵专制，仇视中华传统历史文化，让卖国贼围剿“爱国贼”；他们妖魔化毛泽东和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全部奋斗历史和崇高精神，欺骗民众，围剿左派，煽动对共产党的仇恨。随着政治较量越来越紧迫和白热化，他们的手段也越来越法西斯化，直至不惜四面树敌，堕落成渴望炸沉中国这艘东方巨轮的汉奸沉船派。

　　显而易见，他们不仅威胁官僚特权资本集团的执政权力，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劳动民众以及中华民族和所有爱国者的共同敌人。

　　需要说明的是，宪章派不过是官僚特权资产阶级自己培植出来的一个很麻烦的对手。一方面，两者都急切渴望剔除现行宪法和党章中对私有化改革设置的巨大障碍，为其窃取的财富和窃取财富的政治行为合法化而结成了政治同盟；另一方面，他们又为瓜分财富和政治统治权力而暗中激烈较量。为缓和这场资产阶级阵营内部的利益冲突，稳定权力统治阵脚，官僚特权资产阶级作出了某些调整和让步，曾先后出台过两个“非公36条”，并明确说出了不政改就会死路一条、既得利益就会得而复失的思想共识，向宪章派表明他们并没有忘记改旗易帜的共同纲领。但前提是：绝不允许任何人挑衅官僚特权资本垄断集团在党内的执政地位。

　　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寄生在执政党的机体中，已形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改集团。他们迫使执政党从过去相信和依靠劳动大众，变为害怕和排斥劳动大众。在劳动大众对贪官污吏和私有化恶果深恶痛绝的斥责中，为避免引火烧身，他们一面极力阻止执政党唤醒和依靠劳动大众起来对抗沉船派的政治挑战，一面大力扩充强化对内安保警察队伍，建立庞大的武装警察部队，企图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变成警察国家。他们强迫武装力量用修正主义价值观取代毛泽东的建军灵魂，用等级制取代官兵平等，用唯武器论取代人的决定因素，用模糊的全民性取代人民子弟兵的阶级性，使其成为看家护院惟命是从的工具。资改集团以为，这样既可在改旗易帜之前防范沉船派可能煽动的“街头颜色革命”，改旗易帜后又可以镇压劳动大众的必然反抗，维护政权。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如坐针毡，无法安寝。因为他们无法阻止外国垄断资本集团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制造麻烦，害怕由此激化和引爆国内一触即发的阶级冲突，危及政权安全。他们孤立无援，虚弱不堪。面对这一潜在危机，对外一味曲意奉迎，任人宰割，甚至借助外国垄断资本来遏制国内自由资本忘恩负义的反叛，便成为他们无法拒绝的唯一选择。

　　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改集团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那就是对内打压劳动民众，遭到国民的质疑和唾弃。对外为外国垄断资本充当买办，割让国家主权和利益，背负卖国骂名。

　　他们慷慨解囊，到处承担大国责任，去换取西方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承认，用热脸去贴外国垄断资本的屁股。他们腹背受敌，在左右开弓的耳光中忍辱负重，发出“韬光养晦”的无奈呻吟，但却得不到国民的丝毫同情。

　　事实反复证明，共产党内的资改集团，脸上仍然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但实际上正引领中国走向畸形的资本主义。一个对外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势力，对内坚持独裁统治的修正主义官僚特权买办资产阶级的怪胎，就这样在曾经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羽化出来了。

　　他们用“党政分开”的手法强化政府权力，再用政府权力挟持执政党内那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共产党人和全中国劳动民众，朝着外国垄断资本的新经济殖民地深渊滑落下去。不管这个集团愿不愿意，他们已经历史的成为中国人民最不易识别的阴险而强大的敌人，必然成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三、先天不足的新生自由资产阶级畸形儿

　　在以往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垄断资产阶级是由自由资产阶级发展演化而来的。如前所述，中国新生自由资产阶级产生的原因，却与以往任何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不同，是在中国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垄断过程中，由官僚资产阶级孵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因而，中国新生自由资产阶级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就是刚一降生就失去了当老子的机会，在襁褓中就必须接受官僚特权垄断资本的控制。两者唯一的共同之处，便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榨取剩余价值。

　　他们沐浴在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刮起的浩荡春风里，感激涕零，先试先行，敢为天下先，演绎出一个个动人的“春天里的故事”。从彰显个人价值的艰难创业，到梦想成为身价亿万的精英富豪；从投机钻营、抢占先机、初获成功的沾沾自喜，到建立遍布全国的血汗工厂；从对西方资产阶级师爷顶礼膜拜，到做大做强、创出自己的品牌。新生自由资产阶级骤然崛起，创造出了让世界震惊的“中国制造”，同时也在中国制造着贫穷和堕落，演绎出一幕幕遵从残酷丛林动物法则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活剧。这一幕幕活剧所展现出来的原始野蛮、弱肉强食、毁灭资源和制造丧尽人性良知的带血的GDP的程度，让他们的西方师爷们都不得不瞠目结舌。一切人类社会的美德，都被逼得躲进良心的狭小角落。臭气熏天的黄、赌、毒，泛滥成灾的黑恶势力，浸入骨髓的金钱崇拜，不可救药的道德沦丧和恬不知耻的数典忘祖，以及金钱供养出来的巨贪恶吏，便是他们在获取金钱利润时抛向社会的副产品。

　　他们用金钱和输送利益买通地方官僚，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践踏一切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底线，在中国创造出了当今世界最长的工人劳动时间，最低的工人工资报酬，最血腥的“开胸验肺”，最无情的富士康“十三连跳”，最野蛮的暴力拆迁，最荒淫奢侈的富豪生活，最无知的傲慢和最大的贫富两极分化。他们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一句经典描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他们在官僚特权资产阶级的权力保护下，公然去掉一切社会主义的保护色，赤裸裸地站在工人阶级面前，残酷剥削压榨工人，使工人处在比西方二百年前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更为悲惨的状况之中，成为工人阶级最直接的敌人。

　　当资本的触角伸入农村，开始用私有制的产业化来垄断农业产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和销售市场时，便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来，把农民变成了农民工和农业工人，在正统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又为自己添加了一位新的掘墓人。

　　新生自由资产阶级毕竟是在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滋生出来的，尚有极少企业家良知未泯并不奇怪。他们或者扭扭捏捏或者慷慨解囊的社会捐助善举，尽管对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却被不厌其烦地拿来作秀，以此来证明荒唐的“先富带后富”的社会理想能够实现。这种大张旗鼓宣传善举的实际结果，不过是用粉饰了的画饼去感动一些善良单纯的国民，换得几滴被严酷现实瞬间风干了的眼泪罢了。

　　中国新生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族性，使他们在与工人阶级反抗和官僚特权资本垄断这两个方面作战的同时，还要开辟第三条战线，与外国垄断资本作战。

　　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贪婪追逐，必然导致极端的两极分化。如果不对外掠夺，国内消费市场购买力必然日趋萎缩。外国垄断资本极力狙击中国的资本输出，也绝不允许中国把国内的蛋糕做大，迫使中国产品只能以不可思议的低廉价格，依赖国际市场消费。于是，两头在外的出口经济模式，让他们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外国垄断资本，无论怎样强迫工人拼命苦干，生死大权都掌握在外国垄断资本手中。为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那些具有民族意识的有识之人，含辛茹苦打拼出来一批能和外国人一争高下的具有相当实力的明星企业和驰名品牌。就在他们充满自信地对外国人叫板、向国际市场进军的时候，外国垄断资本圈养的精英们，却忽悠他们掉进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陷阱。不久他们就痛心疾首地发现，中国驰名的南孚电池、中华牙膏、乐凯胶卷、蒙牛牛奶和汇源果汁，以及胡姬花、鲁花和金龙鱼花生油，苏泊尔压力锅和哇哈哈饮料，甚至西安杨森、感冒药白加黑、肠胃药胃必治和避孕药毓婷等等，如同长肥的牲口被宰杀一样，统统被外国资本收购兼并，先后收入囊中，一网打尽。盘点后发现，最大的赢家竟然是美国。

　　一度春风得意，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道路上融入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发展壮大中国资本主义的伟大理想，就这样被强大的外国垄断资本无情绞杀在摇篮里。痛定思痛之后，中国整个资产阶级阵营联合起来进行反击，采取了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确策略，希望以此来拯救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既得利益使他们离心离德，不可能同仇敌忾，血战到底，特别是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更不会放弃既得的特权垄断利益，从而无法彻底摆脱外国垄断资本的疯狂围剿。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方式无论怎样转变，都转变不了中国即成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固有的基本矛盾，注定了他们必将被人民再次清算的历史命运。

　　中国新生自由资产阶级在这个命运面前尤为脆弱，他们和旧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只能匍匐在地上艰难爬行。这个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畸形儿，除了夭折和死亡，再也找不到别的归宿。

　　难有作为的新生自由资产阶级，在迷茫和绝望中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使出浑身解数结交权贵，戴上了权力的光环，钻进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壁垒中寻求保护；另有一部分人则紧步卖国贪官后尘，把家人和财产转移到国外，死心塌投靠外国垄断资本集团，赤裸裸地加入沉船派，心甘情愿地充当鹰犬汉奸；还有很多秉持爱国良心的人，在冷静地左右观望，他们将会在忐忑不安中接受左派的统一战线。

　　四、中国特色的劳动大众阶级

　　中国惊心动魄的私有化复辟运动，造就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也造就了庞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大军。

　　这支劳动大军最鲜明的特色，是他们曾经获得过解放，曾经推翻过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在剥夺剥夺者以后，再次沦落为被剥夺者。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曾是原国营、集体企业的职工和人民公社社员。当前各行业的从业者和失业者、进城的农民工、城镇贫民、个体加工户和小商贩、在农村从事农工林牧各业生产的农业工人、基层公务员、复转退伍军人、毕业学生等等，要么是他们自身，要么是他们的后代，共同组成了占人口97%以上的中国劳动大众阶级。

　　他们曾经走过近三十年辉煌的社会主义历程，开创了使中国从满目疮痍到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崛起，奏响过复兴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奋发向上的壮美乐章。整个世界都曾为之惊叹不已。

　　他们热爱欣欣向荣的祖国，敢于用铁拳毫不留情地回击任何外来敌对势力的挑战；他们无比信任让他们获得解放、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由于共产党的某些失误让他们蒙受过损失，也没有发生动摇。他们自强自信、淳朴善良、吃苦耐劳，承受苦难的能力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举世无双。他们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好的人民。他们曾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者、实践者和受益者，是这条道路的辉煌成就的见证者。

　　在他们的诸多社会身份中，最为重要的无疑只有一个：他们曾是统领整个社会前进的主人。

　　工人阶级崇高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担负起领导整个社会的政治责任，并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力。他们曾是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近三十年里，他们即是生产者也是管理者，没有人能够剥夺他们工作、休息、学习和娱乐等国家法定权利。他们几乎免费拥有住房、医疗、休假和退休养老等诸多国家法定福利。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政治地位仅次于工人阶级。他们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用集体所有制维护着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劳动成果的所有权；用集体力量创造出了一个个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为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并肩前进。

　　向往社会光明、自由、公平和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地位排在工农兵之后，但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力，工资收入也远在工农兵之上。当他们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巨大思想文化力量和科技力量。

　　以这三支劳动大军为主体，组成了新中国的劳动大众阶级。他们从旧中国走进新中国，完成了从被压迫和被剥削到当家作主和按劳分配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按劳分配的历史局限性，难免保留了旧时代的劳动等级和资产阶级法权印记。国家管理阶层的行政级别、工人的八级工资制、公社社员的工分和自留地、知识分子的高收入和特殊待遇等等，无疑符合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然而，在客观衡量劳动成果的同时，也在劳动大众中制造着等级差别，不断在暗中滋生人的自私心理和投机行为。这种一朝一夕难以消除的旧时代的千年烙印，往往成为私有观念复活的社会基础。后来他们为此付出的政治代价说明，要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合格主人，同样需要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漫长过程。

　　因此，毛泽东在向他们高呼万岁的同时，又对他们发出了中国可能会复辟资本主义的警告。

　　旧中国的痛苦记忆，使他们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复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让他们感到可恶，但并不像今天新生的资本家那么真实可恨。他们很难相信谁能颠覆无比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真能让他们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他们热情参与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演习，对封建腐朽的思想意识和假想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展开过充满激情的战斗。当面对假想敌人的演习变得旷日持久，当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桎梏使演习的目标不再清晰，他们当初的热情便渐渐变成了疲惫和厌倦，不再把领袖极具政治眼光的警告真正放在心上，直至后来为此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沉重代价后，才明白犯下了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当看到文化革命的硝烟散去，他们松了一口气，并为演习结束而欢呼。过去的老电影又上演了，女人穿花衣服了，他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纷纷在幻想中憧憬一场被称之为新时代的盛宴。当时，除了极少数嗅觉敏锐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狼外婆真的来了。

　　他们被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淹没，同情小资们的哀怨，在反思和忏悔中丧失了政治嗅觉；他们遭到了懒惰和不求进取的指责，糊里糊涂地接受了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私精英观念，不再认真看护已有的政治地位，放弃了阶级信念的制高点，游离了本阶级的整体意志，在思想上被解体为一盘散沙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因为这些都是主流媒体所倡导的主流思想。他们相信，共产党仍像过去一样，是在为他们谋利益。他们不知道，狼外婆已经开始敲门了。

　　接着，工厂发奖金了，农贸市场放开了，价格限制取消了，土地和工厂承包了。工人把目光从“抽象”的阶级利益转移到现实的钱包上，欣喜不已。农民也把目光从一碗水端平的集体利益中转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高喊着“挎着篮子提着称，跟着小平干革命。”、“骑着摩托带着筐，紧跟领袖胡耀邦。”的口号，率先发起了全民经商的风潮，个体商贩随之遍地开花，万元户成了人人羡慕的弄潮儿。个人第一，集体第二，国家第三，人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幸福生活理直气壮地追求实惠的金钱。知识分子捡起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恢复了清高和自傲，表面上不屑于与追逐金钱的工农为伍，暗中却发出“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抱怨。

　　他们都相信，这就是憧憬中的新时代，是共产党在让他们发家致富。他们不知道，这是狼外婆塞进羊圈的红萝卜。

　　早已被埋进阴暗角落里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意识，被红萝卜呼唤出来，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曾经付出十年代价建立起来的防修防变的思想堤坝，被这股洪流冲垮了。

　　没有人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更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将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羊圈已经打开，狼外婆钻了进来，资改集团初战告捷。随后他们用国家权力把国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依法”把家中的主人骗出屋外，偷走了属于劳动大众的全民资产。他们做贼心虚，怕被人识破骗局，无法进行更大的抢劫，便用政企分开的办法躲到幕后，把已经暴露出来的狼外婆的尾巴掩盖了起来。工人们对这种用法理改变资产所有权的手法并不敏感，他们在现实中还没有感觉出实际利益受到什么损失，在困惑不解中任凭别人把绞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当一切准备就绪，狼外婆露出了尖利的牙齿。

　　随后而来的“砸三铁”、股份制改造和两个置换过后，企业被彻底改制，工人的身份被置换成了雇佣劳动者，丧失了一切法定权利，被剥夺的一无所有。他们或者被迫下岗失业，或者接受在最苛刻的剥削条件下出卖劳动力。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有人只能靠拾荒乞讨或出卖肉体维持生命，还有人不仅拿不出高额的社会劳动保险，被迫在老而无靠中死去，甚至拿不出钱来料理后事。在境况稍好一些的国有大型企业里，他们同样被剥夺了主人地位，成为官僚垄断资本剥削压迫的雇佣劳动力。

　　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从警告变成了现实，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怀念虽然生活简朴但却拥有当家作主的尊严和后顾无忧的社会主义时代，怀念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痛恨资本家老板，更痛恨贪官污吏，不再赞成改革开放，开始怀疑共产党。他们迷失在私有化的苦风凄雨之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艰难地寻找着生存下去的出路。

　　当贪婪的资本夺走了他们身上最后一枚硬币，他们终于像干柴一样开始燃烧，从孤立无援、以命相抵的个人反抗开始，逐渐演变成众多像通钢工潮那样扞卫群体利益的燎原大火。以他们为主要载体的不断升温的毛泽东热、到处呈现出来的洛阳周王城广场现象和自发的遍布全国的红歌浪潮，标志着这个阶级的再一次觉醒。他们发出了反复辟的呐喊，率先用行动彰显出整个劳动大众阶级的力量。

　　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在失去集体自主经济的保护屏障后，成了分散的个体农民。他们刚刚品尝过土地承包这个红萝卜诱饵的甜头，农村经济私有化造成的被称之为“三农问题”的危机便扑面而来，愈演愈烈，农民随即跌入可怕的噩运之中。

　　陈桂棣和春桃合着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极为深刻详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分田到户后的生存状况。作者在引言中感慨道：“我们要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你们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书中真实地揭露出分田单干的农民“靠种地已经难以维持生活，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但仍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的赤贫境况。何西来在这此书的《序》里说，作者“笔下农民生计的艰难，负担的沉重和村、乡、镇干部欺上瞒下，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甚至草菅人命的严酷画面，还是让我震撼”。难怪一个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在2000年给国务院写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自此，三农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和掩饰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悲惨的农民状况竟然就发生在小岗村所在的安徽省境内。小岗模式的神话彻底破产了。

　　资改集团为了在中国农村强行推行私有化，给农民一个甜枣，接着便露出了疯狂剥夺农民的狰狞面目。

　　他们先让农民大包干，忽悠农民“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们没有想到为此付出的代价，竟然是资改集团借此取消了对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所承担的国家义务，把农民像破抹布一样丢到一边，卸掉了农业这个沉重包袱。国家不再承担义务，却保留了向农民收取各种税费的权力，并且把不断膨胀的乡镇财政负担也强加在农民身上。时隔不久，农民就含着眼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那点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私有化阻断了国家计划对个体农民的投入，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建立起来集体农业生产设施，被迫闲置，直至损坏殆尽。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伟大牺牲和贡献的农民，又回到过去分散落后、靠天吃饭的小农耕作方式之中。他们无依无靠，受尽欺凌，入不敷出，濒临破产的威胁。土地已经不能养育他们，他们一改依恋土地的天性，丢下“留守儿童”和年迈的父母，纷纷涌向陌生的城市，去寻找维持生存的那一线渺茫希望。

　　私有化制造出来的贫穷，把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来，为农业私人资本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土地开始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大量的城市私人资本也在这片广阔天地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一个又一个“种粮大户”和“养殖大户”出现了，并向规模化种植和养殖的私人资本实体快速发展。

　　旨在减轻农民负担而出台的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善举随之而来。只要揭开那层被赞誉为“开天辟地”的自我欣赏的表象，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个政策事实上是在给刚刚起步的农业私人资本输血吸氧。后来被津津乐道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莫不是如此，真正受益的不是绝大多数农民，而是新生的农业资本家。中国的农村经济，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摆脱困境的途径，找到了私有化发展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在农村制造两极分化，培植新的农场主阶级。

　　新生农场主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封建地主，而是新生的农业资本家。他们和新生自由资产阶级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只不过是在农业生产领域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追逐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而已。他们的命运同样掌握在官僚特权垄断资本和外国跨国垄断资本手中，刚刚崭露头角，就必须接受官僚特权垄断资本的恩赐才能生存，并且必须面对美国ABCD四大国际粮油垄断巨头的可怕威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际粮油垄断巨头就已经悄悄进入中国。现在，他们已经狼行天下，成功占领了中国的粮油加工和流通市场，成为掌控中国粮油市场的巨无霸和操控食品物价的幕后黑手。他们相信，掌握了粮食，就掌握了世界。

　　他们对中国的掌控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竟然胸有成竹地要求接管中国北方省区的粮食储备业务，并让中国把粮食市场的供应权移交给美国！

　　在这样一头强壮的饿狼面前，国家粮企都不得不俯首称臣，中国新生的农业资本家就像柔弱的婴儿，毫无反抗能力，只能成为饿狼餐桌上的一杯开胃酒，没有任何存活下来的机会。历史将会无情地告诉人们，踌躇满志的农业私人资本，除了给危机重重的中国农村留下大量的破产农民、萎缩消亡中的村落、越来越多无依无靠的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以外，不会留下任何别的东西。

　　历史还将证明，在这个必将破灭的农业私人资本的神话中，唯一真实的部分就是被驱赶出土地的农民。他们将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后备军，走进城市，转化为工人阶级，并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他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城市工人，是一支蕴含强大力量、极具生命力的无坚不摧的生力军。

　　任何忽视他们的人，都必将犯下无法挽回的历史性的错误。

　　知识分子没有直接产生他们的独自占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他们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没有独立的阶级属性。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他们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分化：要么被某个阶级所雇佣，为其提供服务，要么完全溶入到某个阶级之中，成为其中一员。前者具有极大地摇摆性，立场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他们的任何思想和政治诉求，只能是某个阶级的政治诉求，而不会有任何超越阶级之上的东西。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在中国当前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格局中，中国知识分子分化成了两大群体，分别为两个不同的阶级阵营服务。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和受私有化大环境影响，许多大牌和普通知识分子，投到了外国跨过垄断资本集团、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和新生自由资产阶级的怀抱，成为其圈养的学舌鹦鹉、恶毒的思想文化杀手和阴险的幕僚智囊。

　　另有一些知识分子，要么从正义、真理和信念出发，要么从切身遭遇出发，坚定地加入到工农劳动大众的队伍中，成为为劳动大众阶级根本利益而战的斗士。

　　还有一些思想麻木的知识分子和在校大学生，仍旧迷失在小资产阶级的雾霭中辨不清方向。他们有人一厢情愿地想逃避现实纷争，自顾清高。有人则用所谓独立视角或机敏辛辣的言辞来表现特立独行的个性，掩饰他们对社会肤浅的不全面的认知。他们是等待被分化的一群，终将会在严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中，分道扬镳，走向不同的阶级阵营。在毕业就是失业和白领日益贬值、渴望成为有资高管的梦想不断破灭的境况下，其中多数人会不可避免地走进劳动大众阶级之中。

　　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理性思维和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在阶级搏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战斗力，决定了他们在每个阶级群体中的特殊位置。

　　五、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选择

　　资改集团一手导演的自上而下、倒行逆驶的私有化复辟，把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置于无法回避的两难境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形成了一个共识：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正确途径。他们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一个结论，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弊病很多，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没有必须遵循的固定模式，各国历史和国情不同，社会主义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不能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由此，解放思想，大胆试验，寻找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便成为他们面对的历史选择。

　　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并从深圳经验提供的样板中看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希望。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航向。

　　深圳样板从表面看无论怎样光鲜照人，毕竟暴露了资本贪婪丑陋的嘴脸。曾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杀开一条血路、不管姓社姓资、大胆试验的总设计师，因此担心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他还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为了避免失败，他们构筑起“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防线。然而，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在资改集团老谋深算地掌控下，在洪水般扑面而来的新生资本面前，这条防线不得不一退再退，直至无人问津，土崩瓦解。

　　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面对随之而来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的恶果和劳动民众的苦难，追悔莫及，却已无力回天。面对官僚特权垄断资本集团营造的险恶的政治经济环境，为求自保，只能保持沉默。面对汹涌如潮的质疑和批判，更是有口难辩。无情的事实迫使他们不得不反思改革，再次面对新的历史选择。

　　不可否认，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并不缺少坚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资本主义复辟恶果所提供的反面教训和经验，还在不断促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陆续醒悟。他们反思改革，但不想简单回归以往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希望建立一个经济上合理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法制民主的和谐社会。他们开始在体制框架中以各种方式与彻底右转的资改集团展开斗争。但是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他们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阵地上节节败退下来，试着用以人为本反击以资为本，但却收效甚微；他们曾在国庆60周年突然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公开向人们告知他们的存在，希望人们不要失去信心；他们用重庆经验显示他们仍在战斗。他们和对手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坚决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把维护稳定作为一切政治举措的重中之重。这也是限制他们彻底依靠劳动民众放手一搏的原因。中国左派思想阵营因此对他们普遍感到了失望。左派思想阵营中的激进力量，则把孩子和洗澡水统统倒掉，把他们也划入复辟阵营，彻底否定了他们的红色性质。

　　即便如此，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严密庞大的组织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决定了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现有的政治集团都无法取而代之的。同样，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怀疑，在当前再也无法回避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客观现实逼迫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道路的历史选择中，不得不有所作为，迎接最为复杂艰巨的挑战。

　　私有化绑架了中国，积重难返。面对已经长满杂草的土地，没人能在一夜之间就吃到面包。只能选择去经历一次从开垦到收获的艰难劳作。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那些想另辟蹊径、另起炉灶，试图一逑而就的做法，只能导致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使中国走向四分五裂，走向无休止的内乱。外国垄断资本列强正在虎视眈眈地等待这样的机会，以便伺机宰割中华民族，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跌入难以接受的民族灾难之中。

　　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出现了向民众靠拢和抵制资产阶级民主势力政治改革要求的倾向。这是共产党与官僚特权资本垄断集团反复较量的重要成果。资改集团和沉船派，最不愿意看到共产党能够重新凝聚民心党心，得到劳动大众的信任和支持，获得脚踩大地的力量。决战在即，双方都在做着殊死一搏的准备。

　　斗争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失败，要么胜利。

　　对此，历史也必将作出三种选择。

　　一是劳动大众在宪章派和外国敌对势力的欺骗、煽动下，看不清哪是健康的机体，哪是必须割除的肿瘤，起来帮助他们打败包括真共产党人在内的整个共产党。这将使一个效命于外国跨国垄断资本，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政权那样的资产阶级汉奸右派集团统治中国。中国不仅要彻底改旗易帜，还要沦落为丧权辱国、暗无天日的新型经济殖民地。

　　二是劳动大众仍然相信中国共产党内的真共产党人，支持和帮助他们，充分考虑到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在维护国家政权稳定、防止外部敌对势力颠覆肢解中国的前提下，与一切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展开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政治斗争，最终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能够真正保障劳动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适合中国国情，不同于以往的更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劳动大众民主的社会，使中国成为真正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历史的最后一种选择，是共产党彻底褪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党，公开改旗易帜，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宪政道路。中国的真共产党人只能重演被迫长征的历史壮举，毫不犹豫地亮出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施行战略大转移，团结起全国劳动大众，在血雨腥风中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已经发生的历史不容假设，没有发生的历史却有多种选择。中国向何处去，只能取决于当前和今后阶级搏杀的最后结果。

　　六、结束语

　　人们已经听到，一个呐喊，呼唤社会主义民主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呐喊，正在中国大地上回荡：

　　中国之所以有饥寒交迫的苦难，是因为曾经站立起来的我们又倒在了地上。中国的前途之所以悬而未决，是因为我们松开了拳头。站起来吧！重新握紧拳头，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的中国，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资本还在加紧疯狂掠夺百姓的财富，阶级冲突一触即发。高喊普世价值的沉船派已经举起了对中国进行“中美共治”的政改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他们把一切反动势力都聚集了起来，向中国的劳动大众和中国共产党打响了疯狂进攻的第一枪。美国已经收紧了扼杀中国经济的绞索和军事包围，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布局罪恶的转基因主粮战略，与沉船派内外呼应，妄图里应外合颠覆中国。中华民族危矣！

　　在这决定劳动大众和中华民族命运的决战前夜，人们又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起来！不愿再次被奴役的人们，行动起来！把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我们要铲除国内外所有的反动势力，扞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扞卫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扞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扞卫五星红旗。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