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发动武装改良纪实333

康有为发动武装改良纪实

一九八九年之后，直至九十年代末期，在海外，曾强势地掀起过一阵反对革命、特别是反对孙中山革命的喧嚣浪潮。一些流亡海外的前中共体制内人士，他们有的曾慨然宣称要“告别革命”，有的则大声疾呼要否定孙中山的革命，有更甚者，干脆便喊出了“告别孙中山、回到曾国藩”的口号，以暗示必须镇压革命。他们所持的理由就是：“要是孙中山不发动暴力革命，康有为的和平改良一定早已成功，中国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任何动乱和暴乱了！”当然，这种“假设历史”的荒唐和无知是不必多说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何有“假设历史如何、历史便会如何”的“历史规律”？
一、 康有为发动武装改良的政治社会背景
康有为欲发动一场武装改良的社会政治背景，自然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一失败，不仅将一心要实行专制改良的康、梁等二十二位变法维新人士，从体制内撵到了体制外，而且将他们撵出了国门，撵到了海外，使他们成了风雨飘零人士，在今天，就是“民运人士”了。因此，对他们这些曾在专制体制内短暂地作过满清达宦，在变法期间，上能够叱吒风云、下能够令士人景仰的改良派风云人物而言，于短暂的海外辉煌之后，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关山难越，谁悲流放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国之客”的感慨与悲凉。
于是，虽亡命海外，却心系万里家国，更心心念念着满清“庙堂之高”的他们，一方面深怀为救满清而推行改良、却不能实现的深沉痛苦，一方面又满怀着对“毒后”慈禧在菜市口挥刀戮其同道的深仇大恨。所以，由改良发展为保皇改良的思想，也就应苦、应恨而生。因为，唯有保住光绪，保住这位在康有为的眼里和心里足以“超过三皇、高过五帝”的当世明君，铲除毒后，复辟帝位，则大清朝便能够因实行改良而长治久安。而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非但能保，甚至能够宦途辉煌。
但是，毒后慈禧却横马拦刀在他们所一心相与的这条“康壮大道”上。因此，欲行保皇改良，便一定要先除慈禧；而要除慈禧，唯一的办法，就是“起兵勤王”。好在中国的历史上，“勤王、靖难和清君侧”的故事太多，熟读古今史籍的康有为对之绝不陌生。所以，欲起兵勤王，灭慈禧以拥护光绪复位的念头，也就自他们逃亡海外之日起，便屡生屡起。更何况自奉帝师的康有为，早已伪言他有光绪帝亲赐的“血书衣带诏”，这对于发动一场“起兵勤王”、也就是发动一场武装改良，乃有了最高的根据。所以，康有为才会大胆地说道：“当今唯有起兵勤王、救皇上复位而已。”
如果说这只是康有为之所以要发动一场武装改良的政治背景，那么，他还有一个足以令他能够发动一场武装改良的社会背景。那就是，康、梁的变法维新要求，在当时大梦将醒未醒的中国，确曾受到青年仕人的拥护。如果说在变法之前和变法之中，康、梁因力倡变法维新，也就是改良，确已颇得“帝心和人望”的话，那么，戊戌变法的失败，失败后西太后之大肆通辑追捕变法维新人士，甚至倾刻之内便尽废新法、重拾旧政的倒行逆施，又激起了民间与官场众多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非但不能抵消得了“康、梁”的影响，恰恰是扩张了他们的影响。诚如史书所言：“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政变发生，消息一道接着一道传出，加上谣言蜂起，咸云皇上毒杀，或云康有为被捕，又云康实逃亡。电生风说，风说更逐风说，号外之声满街，来电频繁，而人心益汹汹。不久，又传出消息，说是康有为已由上海赴香港，很多人还在将信将疑，而康果然到了香港，接着又从香港到了日本。真可说是风云一时，万众瞩目。”显然，正是变法维新所造就的如此国内基础，才会建立康梁要起兵勤王、实行武装改良的自信心。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戊戌变法乃是一场影响广被的变法，不仅为国人，也为列强诸国所瞩目，那么，戊戌政变及其惨淡的刀光剑影，岂但使国人震惊扼腕，亦足以令外人唏嘘和叹息。所以，犹如百年之后的那一场屠城血案一样，其后，凡逃至海外、自命为民运人士者，也就无须辨其货色之真假，皆足以令华侨动心，外人动容。所以，康、梁等逃亡海外之时，其所能牵动的风色大观，亦足以使这些体制内的所谓反叛者们，忝荣耀于一身。其短时间内的风流荣华，实为平生所不敢想。亦如史家所言：“康有为的学生许勤到横滨主持新开办的华侨子弟大同学堂。开学之日，横滨华侨绅商数百人和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前文部大臣犬养义和宫崎寅藏、平山周等都到校，犬养义并担任校长。”而康有为本人只须在北美洲走上一圈，便能使捐款滚滚而来，转瞬之间，便得到了陆拾万美元之钜。这自然又为康有为欲发动一场武装改良，提供了国外的华侨基础，特别是军费的来源。据说，一九八九年之后，逃往海外的“体制内们”所得的滚滚“资源”，足以令“康、梁们”叹为观止，可谓“荣华异代不同时”。大约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才会在“保某改良”的大方向上，与康、梁等如此地“同心同德”。
其三，康有为推行改良、发起变法维新之时，那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江洋大盗”孙中山正在倡导革命。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为天下所共拥”，“革命为天下所共弃”。然而，他不曾想到的是，他选择的革命，在海外，竟也为列强所阻，华侨所轻。所谓“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美誉，在那时，还全然是他为革命而不得不虚幌的一枪。因为，康有为北美之行能获华侨捐款陆拾万之钜，他孙中山在美国从西到东游方和尚似地为革命讲演捐款，华侨一共只捐助了他五百美元，仅够他买一张从纽约回旧金山的火车票。尤其是康、梁变法的失败，非但因“染上了血的风采”，而更动人气；更因那“血的风采”，而使他们在海外昭彰万里，足以撼动难以明了国是的侨心。孙先生曾云：“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然而，孙中山绝然不曾料到的是，他已经苦心经营了数年的海外，竟因为康、梁被满清赶了出来，反使他的革命“屋漏更遭连夜雨”了。有史家云：“孙先生原来在横滨建立兴中会分会时任命的会长冯镜如等，非但立马投靠了康、梁，甚趾蟋孙先生再赴横滨去见他们时，他们竟然能公开贴出‘不得招待孙中山’的门告了”。
难怪孙中山的日本好友宫奇寅藏当时竟能够如此地形容孙中山说：“一起而蹶，遂乃逋逃至海外，梭巡而视时，以其时之人眼光之暗薄，或熟视而无赌，或睹之亦料其举之而难成。”“乙丙数年间，康为举国之所倾倒，而孙不获占士论者一部分，其情状实如以上之所云。”
孙先生倡导革命的境遇，于时是可想而知的。彼时，不仅孙先生的革命要让位于国内的改良，即使在国外，失败逃亡的康梁，竟也将孙先生革命的锋芒夺之无几。加之孙中山认为“非推翻无以改造中国”的立场，又为笃信“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的康有为们所深恶痛绝呢。所以，改良党人亡命海外之初，即视孙党为敌党，亦为大清之祸患，康有为本人更以帝师自命，视中山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于为伍”之见。其时，即使日人有从中斡旋的善意，终无从下手。其情其状，与一九八九年亡命海外的中共体制内人士在欧洲开会商谈大事时，起初竟要将前来投效他们的原海外“反共分子”们，拒之于大门之外，以示划清界限，实乃“相映成趣”。
所以，当康有为亡命海外，竟能暂领风骚之时，他那颗不仅要为今上翦除毒后慈禧、甚趾蟋孙党也要一并翦除的欲望，也就更为炽热了。这，自然又为他一伺时机成熟，或事态紧迫之时，决心起兵勤王，以发动一场武装改良，不啻为精神之一助。所谓“天时在我，地利兼得，人和犹在”，康有为之踌躇志满，也就不难想象。更何况，“奉不可失，敌不可踪；一遭纵敌，数世之患”的古训，康有为又焉能不知？因为，即使就他个人的前程而言，成败亦只能在此一举。
二、康有为决心发动武装改良的两个直接动因
康有为们亡命海外,虽然在国内激起了仕人和民众对满清的“群怨”，因而名声更震，又在海外使不知华夏内情的外人与不知华夏真情的华侨，对他、还有他所倡导的改良，一时间趋之若鹜。然而，在国内，于长歌当哭之后，将必然是痛定思痛。其结果，便是朝野上下对大清朝自身改良能否有成的迷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大清朝还能不能“自我完善”顿起疑心。在海外，固因国情难解，蔽之难驱，但民主革命派们却从康、梁变法的惨败中认识到，必须坚定“以革命推翻满清”的信念。
但是，这个变数，在保皇改良派的心里，却导致了惶惑而难安的感觉。因为，既然他们已经将自身的身家性命及宦途富贵，与大清朝的命运系到了一起，倘若改良无成，只能使他们成为那个腐朽王朝和落后制度的殉葬品。特别是当康有为和梁启超听说外国报刊突然连番报导“孙中山要乘改良失败而大倡革命，甚至已经捐得数百万美元”的消息时，康梁要用改良、不，是要用武装改良，而且也只能用武装改良来推翻慈禧、堵死革命，也就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因为孙党一旦革命成功，无异便是满清及其改良的覆灭。为此，梁启超便在一九零零年三月给康有为的信中急切地写道：“且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我辈更向何处发韧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中山毫无势力之空言，可以自欺也！”梁在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焦急之情，一是证明了他们早已谋划的“发韧”、即武装改良，二是表明了他们欲以武装改良堵死孙文革命的急切之心。于是，保皇派们一方面加紧了发动武装改良的准备，另一方面，更为了堵住孙中山的革命，梁启超又于四月二十八日从檀香山致信给孙中山，称：“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善哉……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
足智多谋的梁任公，在此一是要革命、改良共同携手，以走兴民政之路，此为诱惑孙中山的革命大方向。二是要联手举皇上为总统，此为表示“保大清”的目标不可丕变。三是要孙中山迟半年之期以待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此为说服孙中山将革命之举推迟，以为改良派有从容准备起兵勤王的时间。然而，梁在此虽然是“肝胆相照，花言巧语”，有一点，他却是与孙文一致的，这就是孙文要用武装形式来发动民主革命，康、梁也要用暴力形式来发动保皇改良，绝无异见。就此而言，他与一九八九年之后，哪些宣扬务必容忍中共的暴力镇压和坚决反对人民武装革命的“保共改良”派们，实为“同道而异途”者；更与那些在当今海外将“和平、、理性、非暴力”当成“经”一样念的“保共改良”派们，背道而驰。因为当代的“保共改良”派们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当专制统治者仍陷于暴力镇压的迷信之中时，一味地对人民高喊大叫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实际上便是在为专制统治者壮胆充气；他们还忘记了另一条更加清醒的认知，那就是人民在不该用暴力反抗时，滥用暴力，便是“不和平、不理性”；而人民在不得不使用暴力反抗时，却必须迷信“和平与非暴力”，则同样是不理性的愚昧行为。
如果说梁任公的这两封信，已经表明了保皇改良派们要堵革命以抢先“起兵勤王”的急迫感，那么，一九零零年义和团运动的风起而云涌，就更是使得保皇改良派们坐立不安了。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他们害怕义和团运动会坏了他们起兵勤王的大事，二是认为这是他们说服列强支持中国保皇改良派的大好历史机遇，三是判定这是他们起兵勤王的又一个大好借口和机会。为此，着名的保皇派人士麦梦华遂在《清议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说：“今日之大势可睹矣：欲中外之相安，莫如匪乱之速平；欲匪乱之速平，莫如请我皇上之亲政。盖皇上之亲政必能靖乱党而睦邻国，安人心而绝乱萌，而其效有可立睹者也。”
他为要求南方疆臣起兵勤王，还劝说道：“今日疆臣之责任，以剿团匪而救皇上为第一义。”“若其手提劲旅，奋起勤王，联合南方，方轨并进，扫荡乱徒，翦除凶党，以至顺而讨至逆，夫孰得而御之。一举手而皇上安全，国家奠定。”
他甚至要求列强起而干涉，支持光绪复位。《清议报》第四十九册特地增发附录，刊载该报发行兼编辑人冯镜如等上日本总理山县友朋书，内称：“今日之事，我皇帝一日不亲政，则奸臣一日不去位；奸臣一日不去位，则匪害一日不荡平。故平匪之计，莫急于扶我皇帝亲政。”“伏乞贵国协商各国联合重兵，迎我皇帝，迁都南方，复行新政，去守旧之奸邪，任忠良之贤臣，命将出师，扫除匪党，修亲睦与邻国，扩万国之通商。”
为求列强帮助，改良派甚至不惜动之以情地说道：“夫各国遣兵派舰不绝于途，固将保其使署、人民、商务也。若能救我皇上复政，则不费一兵，不出一饷，而各国之使署、人民、商务必能保全。”
与之同时，为求得国人支持他们的“剿匪勤王”，改良派更不惜危言耸听。他们说：“团匪之乱，固非独国家之害，实我四万万切肤之灾者也。夫彼之毁人租界，杀人人民，戕人公使，诚快彼排外之野心矣。然使外人日骂我为野蛮，日辱我为俇种，我四万万人遂无言以对外人。且外人损失既深，他日之赔偿必重。若有余款，仍绞我国民之膏血也。若有割地，仍荡我国民之室家也。祸乱日深，训至不国，是直奴隶我国民大众也。国民既受彼之公害，彼实即为国家之公敌。”
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二日，凡事以帝师自为、轻易不作凡人语的康有为，终于亲自攥文致海外各埠保皇会称：“我南方勤王义勇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定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他甚至对外人直言卖好说：“今欲使团事平而西人咸能安全而得大利，亦甚易：惟有各国联合救皇上而已。”
康有为终于下了起兵勤王、即发动一场武装改良的决心。而之所以说康的起兵勤王就是一场武装改良，除掉它在形式上毫不含糊地采取暴力手段以外，还因为：康有为起兵勤王与历史上所有起兵勤王的不同之处，乃是他怀抱着实现改良大清朝的历史愿望，而不简单的是一场“宫廷政变”或“王位和王权”的争夺战。此其一。其二，康有为的武装改良非但是朝着慈禧而来，而且朝着要取代甚至扑灭孙文的革命而来。至于剿灭团匪，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和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甚至只是一个策略罢了。
三、康有为发动武装改良的三个手段
以康有为为领袖、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虽然转瞬之间就“天时、地利、人和”兼得，但那毕竟只是“一帆风色”而已。因为康党在国内属“体制内”，其力量主要来自满清官场与一批大清朝的上层知识分子。然而，这两支力量，只需菜市口那一片刀光剑影，转瞬之间，不是额手称降，就是心胆俱裂。其中纵使有几个“心红胆壮”的，充其量也只能做一个背后的“英雄好汉”而已。这与一九八九年之后那一批曾在天安门前“长袖善舞”、怀仁堂内“出谋划策”的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及其上层知识分子们，实在别无二样。
而在海外，原只有孙文的革命，却无康、梁的改良。虽然康有为等为大清朝批准的“精英分子”，因菜市口那“血染的风采”，而锋头正盛，但起兵造反的基础，却至为薄弱。特别是康、梁若上书请制，则千万名举子士人均可接踵而至，跃跃欲试；若康、梁要扛枪上阵，则只有联合他们所鄙薄的革命党人、甚至是社会下层的“会党众人”不可了。梁启超为此曾一语道破天机：“保皇党多官吏，而起义人才不能不联合革命党及留学生”。他还说：“弟窃以为网罗豪杰最为重要。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网罗之为要，人人皆知，然如何然后能网罗，则不可不用功夫。”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梁启超在从事起兵勤王的组织活动时，就有意含糊其辞，掩盖他们勤王的真实意图，以混淆“革命起义”和“改良造反”的明确界限，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参加。为此，他甚至写信给孙中山先生，不顾泾清渭浊，而公然要求合作。他说：“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存心也。”在与革命党人会谈时，他又竭力表示：“我们虽然用保皇的名，实际还是革命”。他甚至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读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年轻的梁启超聪明狡黠：他将康有为护于幕后，以为将来撇清改良党与革命党的关系，留下了一个楔子。但他却使真诚的孙中山上了当。为此，亦有史家说道：“孙中山亲自写信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哥哥孙眉。”结果却如史家所说：“启超利用这个条件，在檀香山捐到了许多钱，拉拢了许多人。檀香山兴中会员投身保皇会颇不乏人。正埠和小埠均设保皇会所，而兴中会则久已形同虚设。”
如果说康、梁为发动一场武装改良所使用的第一种手段，便是“蒙混和统战”革命党人的话，则他们的第二个手段，便是“蒙混和串联”国内的会党，特别是遍布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用改良派的话来说，便是：“盖以武汉之间，多有豪杰有志之士。思欲晓以大义，借其声援，率之以直走襄樊，上达山陕，迎我皇上迁都南部，立中兴之基，竟维新之业，与各国重订和约，共致太平，尤向日之宗旨也。”
为了利用会党为起兵勤王效命，他们不惜大动手脚，将哥老会人手一纸的“富有票”票义“扫清灭洋”四字，改为“救国保民”四字，从而改变了哥老会的宗旨。其后，康有为虽然勤王事败，其被砍头者，大多是哥老会会众的事实，亦说明了保皇党人用计的高明。
康有为发动武装改良的第三个手段便是重用改良党人唐才常。其原因，一是唐才常（字佛尘）是一位激烈的改良党人，其言行常常貌似革命。二是唐才常与两湖会党向有渊源，将哥老会的“富有票”改义，便“皆佛尘一人之功矣”。三是唐才常因戊戌之事，常慷慨悲歌，以不能与谭嗣同一样仰天一笑于菜市口为憾事，有必死之志。四是唐才常在骨子里面又是一个极端的“保皇派领袖”，思想脉搏与康、梁未差分毫。他曾在“戊戌八月感事”的诗中沉痛地写道：“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千古非常事变起，拔刀誓斩佞人头。”诗句看起来相当激烈，但思想仍未冲出改良的藩篱。“拔刀誓斩佞人头”，其对象仍在“佞臣”，这自然不是革命的宣言书，而只是清君侧之类的勤王呼号罢了。而他在手订的“正气会序”中，就更是明白地提出了“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主张，更以“盘根所以别利器，板荡所以识忠臣”的忠君思想，来表白自己对大清朝不二的效忠气节。唐“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的宣言，当然会使康、梁对他“视如手足”。综上四条，也就难怪梁启超要把他称为“我党长城”了。
唐才常确不负党人之托，他非但为康有为起兵勤王充任了马前之卒，而且竭尽将帅之责。他成立“正气会”以招纳四方保皇贤才，召开“中国国会”以倡明保皇改良的宗旨，联络社会下层人士，告之以“非藉忠君爱国之词，不足以鼓动天下”的大义大略。他更在长江流域建立了用于“起兵勤王”的“自立军”七个军，约定了起兵勤王的具体日期：一九零零年八月九日，即戊戌事败几一年之后。由是，一场无论在规模上、力量上，都只能使孙中山所发动的任何一次革命起义均较之逊色的“暴力改良”，就要“无和平、无理性”地登场了。
四、康有为发动武装改良的失败
康有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发动一场武装改良的结果，竟是“勤王刚始千军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其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是康梁私心自用，将在海外捐来曾慨然要用于武装改良的六十万美元捐款，扣留了其中的四十万元。其余答应唐才常的二十万美元，又迟迟拖延不达，从而造成唐才常有兵难起，不得不延后举事的窘况。其间，只有大通一地，因没有接到延期起兵的通知，仍于八月九日按时起事，与清军相持七昼夜后惨败。
二是败于满清的另一个改革派大臣张之洞。因为，此番起兵勤王，涉及面甚广，长江流域会党既为主力，武汉更为起事的中心。因此，真情难守，留言四起，所谓勤王未动，官府已知。其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因八国联军事，对大清的江山信心动摇，加上自立军又对张频频示好，所以，他才对康、梁欲在他治下起兵勤王一事，按兵不动，以观事态的发展。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那拉氏虽然挟光绪帝仓皇出走，但联军并无倾覆大清朝之意，只是想挟清灭“匪”而已，因而局势遂逐渐明朗。张之洞便不再作壁上观。他作为清臣后党股肱的本相，也就不可能不使他要下手来翦灭令太后痛恨之至的保皇党了。
三是败于列强不支持康有为的起兵勤王。因为只有一个腐败而又稳定的中国，才符合所有列强的在华利益。这是一条百年未变的列强对华政策。其时的英国，因刚刚通过刘揆一、张之洞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稳定了长江流域的局面，英国遂不愿“乱太平之局”，损大英之利益。因此，英人不仅改变了起初对自立军的暧煤螈场，并且公开用公文向张之洞表示：“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擒捕，敝国绝不保护。”
八月二十一日夜，张之洞遂在英国领事的支持下，下令包围汉口英租界自立会机关，迅捷逮捕了唐才常等二十余位自立军首领。第二天，唐等二十余人便被张之洞公开杀戮，各地自立军遂迅速遭到镇压。除大通数百战死者外，前后被杀者达二百余人。在康有为发动的这一场武装改良之中，对满清王朝和大清皇帝忠贞不二的保皇改良斗士们，盖因忠君而不忠后，而再一次如同北京菜市口的六君子一样，被斩杀在大清朝的龙虎铡下。历史就是这样地再一次用鲜血为改良主义者们涂就了难以改变的命运。
五、康有为发动武装改良失败的启示
康有为欲发动一场武装改良，以求改良成功，其本质，仍是“要将天下人之天下，系于一人之存亡兴废之间”。这与近代民权思想的兴起，民主思潮的畅流，乃是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它才不是进步的行为，而是进步之中的倒退行为。
其次，所谓保皇改良，其重心是在“保皇”，“改良”为次之。这就将推行改良乃是为了保住大清朝的本相，公告于历史了。此对于当时的中国，虽然能够蔽一时之聪，却不能蔽民智之既开。人民之迟早会抛弃改良，特别是专制改良，也就势所使然。
再者，康有为们至今不曾明白的是，所谓改良，非掌权者改良不可，无有没有权力者能径自操而改之。因此，当道者愿改，则改良成；当道者不愿改，则改良败。尤其是改的宗旨、要求和手段，一旦触及了、触痛了掌权者的利益，甚至是危及了他们的江山社稷或地位权力，则倡导改良者，也就只能成为其阶下囚、甚而是刀下鬼了。这实在是改良派们、特别是那些真心要为专制统治者施行改良的忠臣们，永不能够讨好的根由所在。
虽然康有为发动武装改良的结果,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不论是文的改良，还是武的改良，都只能以惨败为告终，但是，它还是不仅在事实上彻底揭穿了当代保共改良派人士们，一再宣扬康有为改良乃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偌大历史谎言，同时也在理论上更进一步地证明了，不论是革命，还是改良，曾经都采取过和平的，暴力的，抑或是任何其它的形式。而所谓理性，更非只能够与改良结为“同盟”，它亦同样可以与革命“相容相成”。在这个世界上，也还存在着和平的、并且是成功的革命。因此，当代中国的保共改良派们，之所以要以“康有为和平改良”来诬蔑、甚至来推倒孙文的国民革命，其根本的出发点，并非是在“和平还是暴力”之上，而是在“要不要革命”这个要害之中。因为，改良意味着“保而能改”，其中“保”为前提；革命则意味着“革而必改”，其中“革”为前提。他们害怕的便是这一个“革”字，而绝不是什么暴力。因为，前朝的康有为们就曾一再地指责孙中山的革命只能导致天下大乱，但当他们为帝、为己而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改良时，他们便一点也不害怕制造天下大乱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以促吾人之猛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