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刊苏轼全集考

2009-12-08  慧仁(三界無家誰是親 十方唯有一空身)

苏轼是北宋才华横溢的作家，诗词文赋，无一不工，著述极富，流布亦广。有宋一代，苏轼作品以多种形式传刻。其中有总集如《三苏文粹》，有别集如《东坡集》，有选本如《北归集》，也有一种文体的结集如《东坡书简》。然而做为东坡诗文全集，传本虽多，体例基本定型，可粗略划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分集编订者，有"东坡六集"或"七集"；一是分类合编者，即所谓"大全集"或"别集"。本文拟对宋人编刻的这两种苏轼全集做些综合考察，力求理清源流，辨明真伪，比较异同，探讨诸本优劣。重点考述现存宋刊苏轼全集残帙情况，供学者参考。

一、苏轼全集源流简述

1.分集编订的"东坡七集"

东坡谢世一年后，苏辙遵兄遗嘱，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其中谈到苏轼平生著述，除学术专著《易传》、《论语说》、《书传》外，"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前面五集外加《和陶诗》凡六集九十二卷，这与《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的记载相吻合，说明苏斌生前整理编定的诗文全集乃"东坡六集"。

北宋末年苏集被禁毁。南宋弛禁后的苏轼全集，内涵稍有变迁。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苏子瞻《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应诏集》十卷。"这是闻名后世的"东坡七集''的首次著录，反映着南宋初期东坡全集编刻情况。与《墓志铭》相校，这里增添了《应诏集》十卷。由此看来，"东坡七集"是"六集"的补编，但仍保留着分集编订的体例，只是增添了"新品种"。与此同时虽有《东坡外集》传世(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为《东坡集》与《后集》拾遗补缺，但它是按类编订的，故不得与"六集"、"七集"并称，有关书目不予采录。

《应诏集》究为何人所补?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所考证，该书"东坡七集"条解题云："杭、蜀本同，但杭本无《应诏集》。"则蜀本系首刊"七集"者。所谓蜀本，疑即洪迈的《容斋五笔》卷九"擒鬼章祝文"条所说"今苏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有残帙流传至今(详见下文)。

"东坡七集"自南宋至元，无大变更，故《宋史·艺文志》与《文献通考·经籍考》亦并著于录。惟《宋史·艺文志》称《前集》、《后集》共七十卷，与《墓志》及《宋史》本传不合，疑"七"系"六"字之误刊。《宋史·艺文志》又别出《奏议补遗》三卷、《南征集》一卷、《词》一卷、《南省说书》一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续集》二卷、《北归集》六卷、《儋耳手泽》二卷。名目丛杂，不尽合理。此中有两见者，如《儋耳手泽》另见史部传记类；有误刊者，如"征"系"行"字形近之讹；有错类者，如《南行集》是嘉祐四年十月至次年二月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离蜀赴京途中所作诗文的合集，既是总集，不应归入别集类；有重收者，如北归诗文大多收入《后集》，作为这一时期作品选本的《北归集》不应再与全集并列；有单行者，如《词》是《前集》、《后集》蓄意不采，集外单行的；也确有可补"七集"佚缺者，如《黄州集》所载大量诗篇。总而言之，《宋史·艺文志》的杂乱记载，不能准确表述分集编订的苏轼全集原貌，故不足为凭。但是，它也反证"东坡七集"收录的东坡作品并不完备，尚有缺憾。

宋版"东坡七集"明初已属罕见。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命工翻刻内阁所藏大苏文全集，"工未毕而上升遐矣"。成化四年(1468年)吉安知府程宗据"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及仁庙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见卷首李绍序)。这是今人所见刊刻最古、保存完整的"东坡七集"，可惜已非宋版原貌。程氏刻本以《续集》取代了原有的《和陶集》，而《续集》所收作品，除"和陶诗"外，还包括南行诗、东坡书简等《前集》和《后集》未予收录的东坡诗文，其中又有重收互见者，编辑质质量不如其余六集。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江西布政司重刊"东坡七集"，行款同于成化本，但其中《续集》系重编者，又比成化本少收诗文九十三首。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宝华■影刊明成化本，经缪荃孙校跋，改正了原刊本的许多疏漏。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据缪校本排印，流布渐广，此即今人常用的通行本"东坡七集"。然而此本与宋人编刻的"东坡七集"不可同日而语也。

2．分类合编的"东坡大全集"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东坡别集》四十六卷，坡之曾孙给事峤(季真)刊家集于建安，大略与杭本同……盖建安本亦无《应诏集》也。"近人余嘉锡谓此书"是取前、后集及《内制》、《外制》、《奏议》、《和陶》诸集中诗文编次为一，以别于六集之各自为书也。""然不收六集以外之诗文及《志林》、《杂说》之类，故与《大全集》不同"(见《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可见苏峤家集本(建安本)是最早的苏集分类合编本(请参看拙文《东坡外集杂考》)。

陈振孙还说："麻沙书坊又有《大全集》，兼载《志林》、《杂说》之类，亦杂以颍滨及小坡之文，且间有讹伪剿入者"(同上)。此说可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八得到旁证："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

宋版"东坡大全集"屡见称引，惟因中有赝作，入明以后，逐渐失传。故宋刊本的分类体例已然无考。不过《大全集》之内容尚可考知一二。《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东坡手泽》三卷，解题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苏轼《与郑靖老书》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可见它是苏轼末完成的著作。看来陈、胡所谓"讹伪"之作必是出自"杂说"。对此元李冶《敬斋古今■》卷五有详考："《东坡大全文集》所载《渔樵闲话》凡十一事，其言论颇涉粗浅，恐非坡笔。纵是坡笔，决其少作。然独《记伥鬼》一说，为能曲尽小人之所为，虽百世不可废也。又载《艾子杂说》凡四十一事，虽俱俳优俚俗之语，而所托讽大有切中于时病者，却应真出坡手。又坡集中有《诗评》两卷，引据丛杂，殊可鄙笑。盖中间既有坡说，而复有后人论坡者，一切以坡语概之。不知其纂集者谁也?"由此可知，分类统编的"东坡大全集"收录范围虽比"东坡七集"广，却又真伪杂糅，不仅夹杂苏辙、苏过的作品，而且阑入《渔樵闲话》之类粗俗文字，诗话题跋中竟混入"后人论坡者"，实属荒唐。

《郡斋读书志》赵希弁《附志》卷五著录《东坡先生别集》三十二卷，《续别集》八卷，注云："乃苏公峤刊置建安而删略者，淳祐甲辰庐陵郡庠刻。"亦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说"张某为吉州，取建安本所遗尽刊之"者。余嘉锡谓之"实则《别集》之补遗耳。"则此本是从麻沙本《大全文集》中剔除见于"东坡六集"的诗文，专收应诏策略、《志林》、《杂说》及《诗评》等，更是掺入伪作，疏于考订的劣本。该书不见别家书目著录，也不见传刻，殆因"弃精华而取糟粕"之故。

南宋前期传世的《东坡外集》，也属于分类编纂系统的本子，专收《东坡集》、《后集》遗漏的诗文，显然比上述《别集》补遗本(庐陵本)编得更好(参见《东坡外集杂考》)。

明朝中叶有《苏文忠公集》一百十二卷本，万历间有茅维编刻的《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本及焦■《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本，清代又有蔡士英刊《东坡集》一百十五卷本。以上均为分类编撰的苏集，可能在分类与收文范围上受宋版《大全集》影响，堪称其变种。但是，真正的麻沙书坊宋刊"东坡大全集"却已失传。

二、书目文献中的宋刊苏轼全集

苏轼全集在宋代传本很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了杭本、蜀本、建安本、麻沙书坊本、吉州本。洪迈《容斋五笔》记载过眉山功德寺刻本、临安本(亦苏娇所刻)、江州本(待查)。除此之外还宥若干宋本曾被广泛称引，特别值得重视，虽失传了，仍有必要加以考述。

1．居世英刊本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三："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序，又少舛谬，极可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八则云："居世英家刊大字《东坡前(集)》《后集》，最为善本"。按居世英姓名见于何■《春渚纪闻》卷三："密院编修居世英彦实之父，人谓之居四郎者，遇异人得丹灶术……"传说曾布(子宣)当轴，尝使人盗居四郎丹，则居世英乃两宋之交人也。以士大夫为人刊集，自非后来书贾所能及。然此本究为"全集"抑或只有前、后集?陈、胡所述微有差异。按明刊《东坡外集》卷首旧序称："姑苏(即姑胥)所传前，后集六十卷，编次有伦，虽岁月间有小差，而是者十九矣。"指的正是居世英刊本。故胡仔所说近是。

2．启东白和尚藏本
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云："松江启东白和尚所藏大本《东坡集》四十卷，又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十五卷，前有御制赐苏峤序。又有小字大本，前有诰词并峤谢表，及黄门所为乃兄志铭云。"《四库提要》述及此本时，误以"东白"昨"东日"。叶盛是明代藏书名家，其说可信。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六云："郡中(按指松江府)有一僧，名善启，字东白，号晓庵。亦有诗名，能书。永乐中召至京修《永乐大典》。"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百五记述善启生平甚详，称善启长洲人，"有《江行唱和诗》一卷，正统八年(1443年)十一月八日卒。其动止毅然一儒者"。这样的僧人存有苏集善本，不足为奇也。

余嘉锡云："其所藏当亦是宋本，惟其《外制》作十五卷，与各本皆不合"(见《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我以为叶盛对《外制》卷数记载是笔误，此类失误在叶盛著述中并非仅见。又启东白藏本缺《和陶》及《应诏》二集，已非足本。

3．邵复儒家藏本
叶盛《水东日记》又云："邵复儒先生家藏《东坡大全文集》一一《东坡集》四十卷，《东坡后集》二十卷(原文二误作一)，《东坡奏议》十五卷，《东坡内制集》十卷(《乐语》附)，《外制集》上中下卷，《东坡和陶渊明诗》四卷，《东坡应诏集》十卷。此是细字小本。"
按，此书是宋末元初的邵桂子旧藏本。元、明期间，邵亨贞、文徵明等亦经收藏，清乾隆间入内府。兹将收藏者作一简介。

关于邵桂子。鲍楹《雪舟诗序》云："清溪邵桂子，字德芳。太学上舍。登咸淳进士，任处州府教授。宋亡，避地云间，赘曹氏。屠泖湖之蒸溪，尝濒湖购亭名雪舟，著述其间。有'《胜稿》十卷，《胜谈》二十卷，皆以"雪舟"名之。豫为生圹，号曰'玄宅'。著《玄宅七铭》、《后七铭》、《续七铭》、《别七铭》，凡二十八事·摹《周易》作忍、默、恕、退四卦。"据《天禄琳琅书目》，此书各卷首尾钤邵桂子名号印及闲章累累，如"玄宅"，"玄宅邵桂子一之父章"、"邵子"及"玄之又玄"、"乾坤一草亭"、"云间寿乐行窝"、"天根月窟·玄宅子"、"古香"、"桐濑雪舟"、"寿乐堂"等等。可见此书为桂子所珍爱。

关于邵复儒。《四库提要》卷一六七著录《野处集》，题名元邵亨贞撰。《提要》云："亨贞字复孺。杨枢《淞故述》载其本淳安人，至正间为松江训导，占籍华亭。"按《松江志》载："邵桂子之孙亨贞，字复儒。博通经史，赡于文辞，凡阴阳医卜佛老之学，莫不究其奥。洪武间为府学训导，寻戍颍州，后归。卒年九十三。著有《蛾术集》。"可惜《蛾术诗选》、《蛾术词选》均无传本，独《野处集》收杂文六十八篇。"文章大致清快，步伐井然，犹能守先民遗矩者"(参见《四库提要》)。《天禄琳琅书目》摹《东坡集》卷八所钤朱文"亨贞"、"邵氏复儒"二印，说明邵亨贞续藏该书而未流失也。

《天禄琳琅书目》谓该书目录卷内有"翠竹斋"、"竹坞"、"江左"、"玉兰堂"、"梅溪精舍"朱文印记，说明该书曾经文徵明收藏。文徵明，别号衡山，明长洲人。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桢，学画于沈周。又与祝枝山、唐寅、徐桢卿辈相切■，名日益著。《明史》卷二八七有传。其藏书引首皆用"江左矽二字长方印或"竹坞"印；"翠竹斋"等亦文氏常用印记。文徵明卒子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享年九十岁。
此书或许正因经文徵明收藏过而引起人们重视。当它辗转归入清内府后，大约是藏在乾清宫旁昭仁殿内，嘉庆二年(1797年)毁于火。

《天禄琳琅书目》卷六"元版集部"著录："《东坡集》一函十二册，共一百二卷。无校刊姓氏。此书前后俱无序跋，密行细书，抚印工致。系仿宋巾箱本式，欲以之乱真者。当属元初人所为，始克有此形似。惜纸质松脆不能相强耳。元邵桂子藏本，明邵亭贞、文徵明亦经收藏。"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桂子以遗老入元不仕，此书恐仍是宋刊本。以印于兵难之时，故纸不能佳耳。"按余氏考辨有理，此书应是南宋末年所印"东坡七集"。四库馆臣显然得见此书，《四库提要》中竟弃此而用清蔡士英类编之本，令人莫名其妙。

4．刘沔编录本

苏轼《答刘沔都曹书》云："蒙示书教，及所编录拙诗文二十卷。轼平生以文字言语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不知足下默随其后，掇拾编缀，略无遗者。"

曾枣庄在《苏轼著述生前编刻情况考略》中说："仅仅二十卷，苏轼已称'略无遗者'，肯定不是苏轼一生的诗文；也不会是选本，因为选本不存在遗不遗的问题，我估计是编录的苏轼晚年的诗文，即苏轼罢杭州知州任以后的诗文，也就是'已行于世'的《东坡集》未收的诗文。"可谓精确的论证。既然"世传，《前集》(按，即《东坡集》四十卷)乃东坡手自编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八)，那么刘沔本只能是《东坡后集》。《答刘沔都曹书》写于元符三年(1100)，今本《东坡后集》却收录此封书简及北归诗文，可见已非刘沔本原貌。曾枣庄认定今通行本《东坡后集》是"在刘沔编录的二十卷诗文的基础上，增补北归途中所作诗文编辑而成的"，符合实情。

刘沔编录的《后集》受到苏轼极高的评价："今足下所示二十卷，无一篇伪者，又少谬误"(《答刘沔都曹书》)。因此可以说，今通行本《东坡后集》的绝大部分篇目文字(即除去北归诗文以外的内容)，是经过苏轼审读认可的，因而和《前集》一样具有权威性。

众所周知，《和陶集》乃东坡编定(参见苏辙《和陶诗引》)；《奏议》、《内制》、《外制》取材于官方文书，一般不易掺入赝品；《前集》《后集》又是东坡自编或审定，因此，分集编订的"东坡六集"作为苏轼全集之可靠性，是无容置疑的。

三、京师印本《东坡集》辨伪

《四库提要》卷一五四"《东坡全集》"条云："邵博《闻见后录》称'京师印本《东坡集》，轼自校其中香醪字误者，不更见于他书，殆毁于靖康之乱。"这是根据《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的一条材料："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中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以'春醪'为'香醪'也。"由此引起后人对"京师印本"的种种遐想。例如余嘉锡谓此"京师印本《东坡集》者，皆指《前集》言之"(《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自注)。曾枣庄推断该书"所收苏轼诗文截止于苏轼知杭州罢任前，即元祐六年春"，进而考定此本"可能刊印子元祐末年"，并且提出"南宋杭本《东坡集》即属'京师印本《东坡集》'这一系统"的新见解(参见《苏轼著述生前编刻情况考略》)。对于余、曾二人的考辨，我不敢苟同。

按"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是苏轼《送曾仲锡通判如京师》中的两句诗。曾仲锡，温陵人，定武悴。苏轼于元祐八年十月至次年闰四月谪居定州，时与曾仲锡以诗唱和，交往颇多。苏轼又有《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诗，可见曾离定州赴京师应在元祐八年末。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系《送曾仲锡通判如京师》于元祐八年，是正确的。此诗想必是曾仲锡本人带往京师的，倘真有所谓"刊印于元祐末年"的"京师印本《东坡集》"，其中是来不及收入《送曾仲锡通判如京师》一诗的。同样，认定"京师印本《东坡集》"是"指《前集》言之"，纯为臆说；限定此本"所收苏轼诗文截止于苏轼知杭州罢任前"，也不符合实际。

在"东坡七集"系统的宋刊诸本中，《送曾仲锡通判如京师》收载于《东坡后集》卷三。邵博所说的"京师印本"会不会是《东坡后集》呢?不会。因为"《后集》乃后人所编"(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八)，此书在苏轼生前是否刊行过，迄无定说。况且宋本《东坡后集》所收《送曾仲锡通判如京师》诗中，字作"春醪"而不误，自然也不至于诱使苏仲虎读错诗句而受训斥了。今所知见的．苏诗宋刻本中，唯有王十朋《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二十二"送别"类收《送曾仲锡通判如京》)，是"误以'春醪'为'香醪'"的"印本"，但此种类注本之刊行应是南宋建安书肆所为，苏轼生前不可能见到它们。类注本的祖本是四注、五注、八注、十注，它们也是北宋末年编定，南宋高宗时传世的(参见《宋刻集注本《东坡前集》考》一文)。邵博所谓"京师印本"又不可能是指此种传本。因此我以为《邵氏闻见后录》关于"京师印本《东坡集》"的记载，是无稽之谈，此本似乃"子虚乌有"，托名"苏仲虎言"亦在借以骗人。

苏仲虎即苏符，是苏迈次子。幼能诗，苏轼呼为"作诗孙"。宋高宗时，苏符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在苏轼写过《送曾仲锡通判如京师》并由曾氏将此诗携往京师后，苏符只在绍圣四年(1097年)闰二月至四月随苏迈去惠州探视过苏轼，又于元符三年(1100年)侍苏轼北归。其余时间不在苏轼身边。因此，倘真有"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中诗"之事，也只能在上述两段时期内。但惠州相聚的两个多月，适逢苏轼再谪海南(儋州)的前夜，政治气氛十分紧张，谁还会"以澄心纸求东坡书"?至于北归途中，苏轼病魔缠身，前程未卜，怕更无心为人书写"边城岁莫多风雪"之类壮语。最主要的是这两个时期肉，不可能出现邵博所说的"京师印本(《东坡集》，"供仲虎读。按邵博与苏符是同时代人，《闻见后录》成书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而苏符卒子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未(据四川眉山新发现的《苏符行状》)，故邵博作伪时，苏符已无法申辨了。

总之，据邵博一家之言便相信有"京师印本《东坡集》"，并对之作出各种推测，是欠妥的。

四、宋刊苏轼全集残帙考述

流传至今的宋刊苏轼全集，均属于"东坡七集"系统，而且已无足本。其中有些残帙，巳然流落海外。奇怪的是，上述宋元书目及文献记载中那些著名的刊本，无一流传下来；今所见到的若干宋版苏集，在宋元书目文献中又未予著录，仅赖近代学者及藏书家的刻意访求与考辨，始得见天日。为进一步探讨各本源流与真伪，特就宋刊东坡集各种传本的行款版式、刊刻时地、收藏情况、内容优劣等问题，续考如下。

1．宋孝宗时刊本之一(十行十八字本)

甲、北京图书馆藏本

大字宋刊本《东坡集》四十卷，清汪士钟(阆源)旧藏，见《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中有缺卷，残存者有三十卷。

此书后归韩应陛所有，韩氏手书跋语云："宋本(《东坡集》三十册，一向为苏州汪氏藏。咸丰九年已未(1859年>席楚白持来收之。"至于此书在汪氏之前的收藏源流，韩跋云："此册末有记语一行十二字云：'至正廿二年二月廿三日借读'。不署姓名。字虽未必佳，玩其笔意，必非出近人手。而书中汪氏一印记外，绝不见他人收藏印。盖此书前后残缺，他人印因之失去耶?记语一行其姓名署于书前后，而今并失去也，亦或有之。此书原属烬余，此册未穿线处纸焦里，或亦绛云中物。"按"至正"为元顺帝年号，原跋误书为"正至"。又汪氏一印为"汪士钟读书"朱文印记。韩氏推测该书为钱谦益旧藏，并非全无道理。盖因汪士钟藏书尽得之黄丕烈、周锡瓒、袁廷■、顾之逵四大藏书名家，而四家之书或有得自绛云楼者。唯因《绛云楼书目》中对《东坡集》版本著录未详，故无从印证。

韩应陛所藏该书至民国间转归潘宗周所有，其后潘氏将它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潘宗周考察过该书的编排体例及各卷存佚情况，记载于《宝礼堂宋本书录》："《东坡集》残本三十册，此为南宋孝宗时刊本。全书四十卷，以成化刊本互勘，惟卷八《除夜大雪》、《大雪青州道上》、《辙幼从子瞻兄读书》、《子由将赴南都》诗四首，先后稍有移易，其它编次悉同。是本存卷一至二十四，以下卷第被书估剜改，颠倒错乱。然以成化本正之，存者实为卷三十三、卷三十五至三十九。旧为汪阆源所藏。考《艺芸书舍宋元书目》，当时即已残佚，惟彼无卷二十四、卷三十五，而有卷三十二，与此不合。然此增出之二卷，均有汪氏藏印。疑《书目》传写误也。"

按此非《书目》传写之误，而是书估捣鬼。韩应陛跋语曾予揭露："此书为书贾欲充作全书，标题版口多经挖改，兹经细检，逐册面注明，并将缺叶注出，庶不为坊贾所误。"韩氏所记的缺卷情况与潘氏所见无异。但该书转归北京图书馆后，似又有损佚。今北图此本之卷三，乃据明钞本配补；其余卷册亦时见配补之叶。配补部分，或因底本欠佳，或因钞手粗心，又出现新的失误。如卷九第十七叶宋本缺，佚者乃《芙蓉诗并叙》凡十九行及(《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标题与自注"前次(韵后不次)"一行。配补者置缺叶于不顾，仅将下叶首行的"韵后不次"四字(接前叶双行小注者)剜去，改将全诗标题移钞于此行，使出了移花接木的拙劣骗技，抹去了苏轼本人的一条自注。

此书版式：匡高19．8厘米，广13．1厘米，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左右双栏，版心白口。中缝处题书名"东坡集卷第×"及叶数，下记刻工姓名。第一至十八卷中缝题字被挖改，刻工姓名因之不存，至为可惜。

刻工可辨者有陈琮、吴从、刘章、黄归、吴政、余祜、余右、兵成、吴志、黄文、高显、范从、吴山、丘才、余牛、阮正、叶永、范谦、刘清、吴智、蔡万、周文、张宗、阮才、游先、陈石、刘宜、邓仁、魏全、裴荣、余惠诸人。《中国版刻图录》收入此书，谓其"刻工常见者皆江西地区工人，因推知此书当是南宋初叶江西某地官版。"姑录以备考。

该书各卷卷首顶格大题"东坡集卷第×"，次行低二格题"诗××首"，再次{亍低四格为诗题(文赋部分格式仿此)。卷末倒空一行顶格题"东坡集卷第×"。这与中缝标、只一样属于典型的宋刻版式。

正文中遇宋帝空一格，避宋讳■、匡、筐、徵、让、树、桓、完、构、购、媾、觳、彀、慎等字缺笔。前人定之为靠宋孝宗时刊本"，基本可信。

乙．日本帝国图书馆藏本

宋刊大字本《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日本帝室图书寮旧藏。是书《前集》缺卷三十四至三十六，《后集》缺卷九至二十。

该书原系日本文化五年(1808年)下总守市桥长昭献给文庙的宋元刻本之一。各卷钤有："金泽文库"、"越国文学"、"清绚"、"君锦"、"仁正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之印"等。一九六五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苏诗佚注》，影印了该书所存东坡诗(即《东坡集》卷一至十八，《后集》卷一至七)。

傅增湘于已巳(1929年)十一月曾见该书，并作观书记录云："宋刊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下方记刊工姓名。按此本字迹结体方整而有挺劲朴茂之气，既非杭本，亦不娄蜀本。考苏峤曾刻于建安，然审其刀法浑成，又无建安棱角峭厉之态。恐即((直斋书录解题))所称之吉州本也。"又曰："余曾觏明刻《奏议》十五卷(《天禄琳琅书目》以为元本)，其行款正与此相合，疑直翻雕此本，而笔意板滞，神气索然矣。"

今按吉州本是类编本，傅氏所考有误。据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注东坡先生诗与东坡先生年谱》一文的考述，该书的版匡尺寸，行格款式，讳字缺笔(至慎字)等方面，与上述北图藏本《东坡集》(江西官版)一一皆同。又仓田淳之助录存该书中缝处保留的刻工姓名有周文、吴从、叶永，刘章、陈琮、余祜、阮才、吴中、吴志、刘允、裴荣、余复、游先、范从、裴中、魏全、江左、蔡青、吴山、高显、张太、吴政、范仲、丘成、吴智、邓仁、黄文、黄昴、张宗、蔡方、范谦、张永、刘清、罗本、陈迁、阮正、丘文、陈全、陈石等。刻工中有二十人与上述北图藏宋刊大字本《东坡集》相同。仅此一点就可雄辨地证明它们是同一雕版的不同印本，因之二书可相互参证订补。

倘将北京图书馆与日本帝室图书寮分别收藏的宋孝宗时江西官版《东坡集》合并使用，取长补短，则可得见宋刊大字本《东坡集》全貌(只有第三十四卷为二书并缺者)。世人每谓宋本《东坡集》无足本，进而推重于明成化刊本《东坡集》(此本源自宋曹训刻本)，但成化本误漏颇多，已非东坡"手自编者"之旧貌'也。以宋孝宗时刊印的两部《东坡集》校核成化刊本，更可见成化本之欠佳，宋刊本之可贵。今举数例：

①卷十二《寒食雨》其二："空庖煮寒菜。"成化本讹作"寒一庖"，寒字涉下文而误。按今存东坡此诗墨迹亦作"空庖"，宋本是。
②卷十三《次韵王巩南迂初归》："三年不易过，坐睨倚天壁。"成化本脱去"过"、"坐"二字。
③卷十六《送张天觉得山字》："暗霭卿云间。"成化本又脱"卿云"二字。
④卷三六《司马温公行状》："常诵孟子之言。"成化本"诵"作"摘"，文义有别。 ⑨卷三八《赵清献公神道碑》；"子二人，长日■。"成化本"■"作"■"；按《宋文鉴》作"■"，另一宋刊小字本作"蜕"。此处人名异字颇应注意，但成化本形近而讹是确凿无疑的，因为赵■之次子名"虮"，则长子不得亦名"虮"矣。

总之，这套传世最古的保存又比较完整的《东坡集》(江西官版)，既有版本价值，又富校勘意义，很值得重视。

2．宋孝宗时刊本之二(十行二十字本)

据((日本现存宋人文集目录》，内阁文库收藏一部宋刊本《东坡集》残帙，中缺卷三至六、十一、十二、十五至十八、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六、三十七等，盖存者仅二十三卷矣。

傅增湘于已巳(1929年)十一月曾见此书，并作观书记录云："版心高七寸七分，宽五寸八分。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鱼尾下记'东坡集第×'次记叶数。下记刊工姓名，有王政、王璋、朱富、朱贯、李政、李忠、李证、李询、李时、李宪、李师正，李师颇、周彦、周宣、沈禧、洪坦、宋圭、宋昌、陈用、陈兴、陈昌、陈绍先、徐高、高彦、卓允、许昌、叶青、黄常、蔡中等人。""前有乾道九年御制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分卷次第与别本同。"

傅增湘又云："此本行款版式与余所见宋刊数本皆不同，审其结体方整，雅近率更，自是南渡以后浙杭风度。陈氏《直斋书录鲜题》述《东坡集》刊版有杭本、蜀本、吉本之别，此断为杭本无疑力(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

按此书亦为市桥下总守献予文庙的宋刊本之一。日本仓田淳之助教授所记该书之行款及缺卷情况，与傅增湘借观者略同。版匡尺寸为23．5×17．5(厘米)。至于刻工姓名，除见于傅氏记录者外，尚有于珍、毛奇、王敷、王璋、刘志、朱明、朱勤、余正、李元、李恂、卓显、俞珍、施泽、徐忠、徐逵、惠道、翁彬、张俊、张寿、张谨、章宇、章珍、陈用、陈先、陈绍先、黄■、黄晖、叶允中、叶茂、叶声、赵通、蒋晖、严忠等。

以上刊工姓名，未见于其它宋刊本。故其刊刻时地无法从刻工姓名中求得确凿证据。然全书避宋讳至慎字缺笔，由此可知为宋孝宗时刊本。至于说它是杭本"东坡六集"之流散者，只是推测之辞，尚待进一步考辨。

仓田淳之助称此本与上述所谓"江西官版"《东坡集》为"双'璧"，足见十分珍重。它对于校订东坡诗文，有重大参考价值。

5．蜀刻大字本《苏文忠公文集》

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四著录："《苏文忠公文集》四十卷，宋苏轼撰。宋眉山刻大字本。存卷十七至三十九。半叶九行，行十五至十八字。白口，板心下记刊工姓名：宋彦、朱顺、程柳、秦元一、王执、张宣、王万、八茂。"

傅增湘得见："《苏文忠公文后集》，存卷十六、十七。宋蜀中刊本，九行十五字，大字仿颜书"。又见："《奏议》一册，为卷一(十六至四十三叶)、卷十(一至十叶)"。且二书皆为"文禄堂送阅"。则文禄堂得到的不只是《前集》，还包括《后集》残卷及《奏议》残叶。但王文进对后二种书未予著录，而且《前集》行格记述似亦不准确。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按傅增湘家藏《苏文定公后集》残帙，苏辙撰，当与《苏文忠公集》同刻。据傅氏考察，二书原藏内阁大库，光(绪)宣(统)之交，流散四出，遂被四五个藏书家瓜分。

关于此书刊刻时代，傅氏称："此书初出时，群咸以为北宋蜀本。又后来得见瞿氏藏《奏淮海集》，版式行格与此悉同，廓字缺笔，版心题'眉山文中刊'五字，始知为宁宗时蜀之眉山刊本"(见《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三)。

洪迈在《容斋五笔》卷九《擒鬼章祝文》条中谓《东坡集》有"今苏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按(《容斋四笔》有庆元三年(1197年)自序，《五笔》乃其后所撰未完之本，文中称"今"者，乃宁宗庆元时也。故知文禄堂、藏园所记述的《苏文忠公文集》、《后集》、《奏议》等，实即洪迈所谓"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中的"大字本"。

邓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亦著录蜀大字本《苏文忠公文集》，然只存卷十七、十八、十九凡三卷，避宋讳玄、弦、恒字缺笔。似亦得自傅增湘所说的"内阁大库流散者"。后来章钰等用此书残存的卷十七之十一叶至卷十八的若干叶及散存二叶，校缪荃一孙覆刻的明成化本《东坡集》。新版《苏轼诗集》据章钰等人校录本过录了异文，点校者谓之"集丙"者即指此本。

今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存该书卷十七一册，版心题"苏文忠公文集"，诗题低二格，正文顶格。余者如王文进、傅增湘、邓邦述所见之各集各卷，已不知下落矣。

4．蜀刻巾箱本《应诏集》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东坡应诏集》十卷。宋苏轼撰。宋刊巾箱本，十四行二十五字，自口双阑。版高四寸八分，宽三寸二分。字瘦劲似蜀刊本。钤有蕉林藏书印。"原书二册，今藏北京图书馆。

此外，《文禄堂访书记》卷四收《东坡外制集》三卷，行款版式与上述《东坡应诏集》同，版心下记刊工姓名有吾文、信、仁、京等。此亦应为宋蜀刊巾箱本，而下落不明。

核以洪迈《容斋五笔》，以上二刊本实即所谓"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矽中的"小字本"，文禄堂谓之"宋庆元刻本"者也。

新版《苏轼文集》用蜀刻巾箱本《应诏集》做为主要校本之一，获益良多。今举三例：

《策略五》首旬："其次莫若深结天下之心。"此乃说明本篇主旨的重要文字，而茅维刊《苏文忠公全集》本(即《苏轼文集》底本，简称茅本)佚去。点校者据宋本《应诏集》卷一及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五而补添。

《韩非论》结尾引太史迁评申、韩之语，并云："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宋本《应诏集》卷九"思之"作"畏之"，一字之差，文义迥然不同矣。

《留侯论》："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宋本《应诏集》卷九"女子"作"好女"。文义稍有差异。按《史记·留侯世家》正作"好女"，茅本改"女子"欠妥，宋本近是。

5。宋庆元间黄州刊本四种

甲、《东坡先生后集》残本

此书为缪荃孙旧藏。他在《艺风藏书续记》卷六记下该书特征："每半叶十行，行十六字，高六寸八分，广四寸八分。单边(?)，白口，口上有字数，下刻工姓名。绵纸印。存卷四、卷五、卷六、卷十、卷十一。间有'庚子重刊'、'乙卯重刊'者。"这部珍贵的宋刊本，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分为二了。

傅增湘先于壬子(1912年)在正文斋见到其书卷十、十一计二卷；后于甲寅(1914年)十月初六日见到其书的卷四、五、六计三卷，
"顷还之缪筱翁矣。"前者后经潘宗周宝礼堂转至北京图书馆，后者又经刘承斡嘉业堂转到上海图书馆。出现这种分离现象是十分不幸的。

傅增湘所记该书行款基本相同，唯缪云"单边"而傅云"左右双阑"者异，看来是缪氏误记。此外，傅增湘考核了版心下记的刊工姓名，有王九、阮圭、吉父、元、仁、生、京、李、明、志、清、森、熊等。傅氏谓该书为"黄州刊本"(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

潘宗周所见《后集》残本一册，不足二卷矣："卷十起，第二十六至四十二存十七叶；卷十一起，第十八至二十二又第二十五存六叶。"潘氏考日："版心记庚子重刊者十一叶，记乙卯刊者六叶，阴阳文不一。按南宋有三乙卯，一为高宗绍兴五年，一为宁宗庆元二年，一为理宗宝祜三年；有二庚子，一为孝宗淳熙七年，一为理宗嘉熙四年。此已避光宗讳，则刊期必在绍兴淳熙以后，而在宁、理二宗之时。至刊版之地，则卷十第二十八、九叶渔尾上有黄州二字，可无疑已。"潘氏对该书刊刻时地的考订比较可信(参见《宝礼堂宋本书录》卷四)。潘氏所见残卷中，避宋讳桓、慎、敦三字阙笔。版式亦与傅增湘所见者无异：半叶十行，行十六字，左右双阑，版心自口，双鱼尾，书名题"东坡后集×"，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同上)。

嘉业堂所得到的《后集》残本，今据上海图书馆提供的照片，用作新版《苏轼诗集》的主要参校本(即集丁)。该书卷首顶格题

"东坡先生后集卷第×"，，次行低二格题"诗××首"，次行低三格标诗题，凡有叙引者标于诗题次行低四格。此书原系内阁大库散出者，雕版精良，确为佳本。

乙、《东坡先生凑议》残本 《文禄堂访书记》载："《东坡先生奏议》十五卷，宋庆元刻本，半叶十行，行十六字，白口，版心下记刊工姓名。首钤朱文曰：'君泳三十后所得。考古刻善本，辛勤收书积岁年，购求不惜清俸钱，巧偷豪夺无取焉。子孙能读信云贤，不然留为晓者传，勿以故纸轻弃捐。'"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东坡奏议集》残帙，仅存卷十四、十五计二卷。其行款与上述文禄堂著录之本一致，并与黄州刊本《东坡后集》相同，当属同版之书。惟《奏议集》版心另有"庚午重刊"字样；刻工姓名亦有超出《后集》者，如盖、宋、信、华之类。疑即文禄堂本(《东坡奏议集))流散后，其中最后二卷辗转归于台湾图书馆。

丙、《东坡先生外制集》三卷
《文禄堂访书记》载："(《东坡先生外制集》三卷，宋庆元刻本。半叶十行，行十六字。白口，版心有'庚子补刊'又'乙卯补刊，四字。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宋讳避至敦字。"
此本之行款，版心标识均与黄州刊本《东坡后集》同，显系同版之书而别行者。可惜此书下落不明。

丁、《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四卷

缪荃孙在《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著录该书。

此书原藏北京图书馆。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北图有微缩胶卷。在传世的宋刊"东坡七集"中，此集是唯一保存完整、卷叶无缺的刊本，因而备受重视。关于此本的详情，可参见附文《宋刊<东坡和陶诗>考》。

以上宋黄州刊版《东坡后集》、《奏议集》、《外制集》、《和陶集》四种，虽多为残帙，然宋本"东坡六集"之原始面目依稀可见，堪称珍本。诸家书目定之为"庆元刻本"并不准确，严格地说，是北宋来年初版，南宋淳熙七年庚子(1180年)第一次修版，庆元元年乙卯(1195年)再次补版递修。至子刊刻地点，定为黄州，大致可靠。唯可叹息者，同版之书竞分藏三处，分离肢解矣。

6．宋刊《东坡集》、《东坡后集》小字本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著录："《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宋苏轼撰。存《前集》六至十五，《后集))一至三、五至十，共十九卷。宋刊本，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题'坡前六'、'坡后六'或'东坡集六'等字，下记叶数及刊工姓名。避宋讳至慎字止。审其字体，疑江西刊本。"附注："辛酉岁(1921年)以《四部丛刊》全帙及百衲《通鉴》影本易得于汪星南。"

此书今存北京图书馆。新版《苏轼诗集》曾用做主要校本，即"集乙"。

此本刻印不精，多有误漏，虽为宋刊，实非善本。但该本的、某些异文很个别，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

《司马君实独乐园》："名声逐吾辈。"宋刊小字本"逐"作"遂"，则诗意有别。

《次韵答邦直子由》(其四)。犍归终作十年游。"宋刊小字本"退"作"回"，亦通。

这部宋刊小字本的编次与内容，与前述宋孝宗时刊本《东坡一集》、《东坡后集》相合，仍存宋时"东坡七集"之前后集风貌，故亦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