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9:18:58

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一)

荒诞的辩论会

沿着时空的轨道上溯,时间定格在上个世纪的一九六七年的夏季。内蒙古地区疾风暴雨般的两派之间的争斗终以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当时我所在的呼和浩特铁路一中同样是三司所属的“二、七公社”掌握了学校的大权。但是在党组织和行政组织均告瘫痪的情况下,平静和安定的局面不会也不可能会延续多久。不久,公社内部及一些不隶属公社管辖的群众组织相互间的争斗便愈演愈烈起来。当时,“军宣队”尚未进驻学校,整个校园可说是没有任何章法可循。班级的建制早已打乱,代之的是多如牛毛、良莠不齐、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主要的争斗是在以“英特兵团”和“鲁纵”为旗帜的两派之间进行的,其中二者之间的一次辩论会让我如今仍记忆犹新。为了能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当时那场辩论会,有必要将两个组织的背景做一简要的概述。

英特兵团全称“英特耐雄纳尔战斗兵团”,隶属三司二七公社,是一个颇具战斗力、多次参加了市内一些大型事件、极富创造力但却很少遵守游戏规则的组织。而“鲁纵”则正相反,鲁纵全称“鲁迅纵队”,主要是由一些酷爱文学的高中学生老师组成,相对行事比较中规中矩,其成员大都出身不好,在运动初期不同程度的受到迫害。而“英特兵团”其主要成员虽然大多也都出身不好,但创建人却是一名文革初始的老红卫兵,其父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是学校在文革初期“血统论”的主要推行和鼓吹者之一。在鲁纵的眼里,英特就是老红卫兵的翻版变种,骨子里对其怀有仇视和敌意。以我在文革初期的遭遇我其实更适宜加入鲁纵(详见我的另一篇日志《两个人的教室》),但我却加入了英特,其原因很简单,就是英特的核心人员大多是和我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当时,学校要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而血统论正是其重要的罪条,鲁纵声明英特兵团无权参与这场批判运动,支持和反对这一动议就使得纷繁杂乱的群众组织就此逐渐泾渭分明,一场较量也就在所难免。

英特兵团在宿舍楼占据了几个房间,被对立面谑称为英国特务,其实只是那个年代看见井冈山、红旗什么的叫的太俗太多了,想独出心裁,才起了这么个怪异的名字,并且去医学院找人在旗子上用法文写了英特耐雄纳尔几个大字,我至今也不清楚那几个字到底写的对不对,不过反正也没人能看得懂。兵团的核心只有不到十人,对外称是“契卡人员”,这也正符合这个组织乐于标新立异的秉性。不过,整个校园二千多人真正了解契卡到底为何意的人其实没几个(契卡为全苏肃反委员会的简称,即后来的克格勃)。我的性格不喜欢打打杀杀,负责在公社和战斗队办“二七公社”和“二七风雷”战报,同时还和本班的一些同学办一份名为“伏虎”的小报。那时候,能拥有一台油印机是相当困难的,若再能有一个高音喇叭就更令人羡慕不已了。为了搞到一只高音喇叭,我们曾深夜去相邻的“卫校”去偷,结果是铩羽而归。

辩论会的起因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天下午,我们将高三一名叫耿某某的公社常委叫来,谎称是我们下午有事要外出,但我们已事先约好和鲁纵的人见面,烦他代将一封信交给来人。第二天,校园里便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我至今仍分明的记着大字报开头是这样写的:

 

公元一九六七年某月某日,我兵团第一鲁纵司副司长耿某某在我兵团召见了鲁纵兵团的特约大使某某某,并向他提交了一份照会,照会全文如下………..云云。

大字报列举了相互间的分歧,用词极为挖苦和讥讽,并约定日子进行公开辩论。鲁纵的人看后自是大为光火,但更为光火的却是那位姓耿的同学,他跑来不断地对我们大声叫嚷:“我一名堂堂的公社常委,什么时候成为你们的司长了?而且还是一名副司长!”我们的笑声却是那么的强烈,其实我们对其人并无恶意,之所以搞这个恶作剧是不满他平日的和稀泥的作风,才借此开涮了他一把。上山下乡时,耿因是常委,自是要带头,不想他只是做了个样子,户口根本没迁,在农村转了几天便又回到了城里。后来我从农村选调回呼市焦化厂,他碰巧在厂里做临时工,再往后我调到厂部搞宣传,他尽管转了正,却仍是一名焦炉装煤工,又黑又热,到最后也没混出个样来。

辩论会上午如约在原校教导室举行,我们的一些主要盟友如“反到底兵团”、“3213战斗队”等都来助阵。“3213战斗队”意即“三司二七公社十三班战斗队”,是我校唯一以班级组织的战斗队,也是众多战斗队中颇具战斗力的。由于双方来人太多,辩论会下午移到学校的阶梯教室进行。我方派出的三名主辩人员除了那名老红军的后代,还有姓陈、姓郭的和我同届的两名同学。姓陈的父亲是一名很有造诣的公路工程师,曾在抗战时期负责修筑著名的中缅公路,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父亲解放后一直都是历次运动的对象而受到排挤和打压,临终时是呼铁局林场的一名看门人。但这名姓陈的同学以后却混得不错,从农村选调后一路顺风顺水,如今全家加入了美国籍,每年享受美国政府的资金,领导着一个科研小组,并被呼市一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我至今记得他第一次从农村回城探家,简直状如乞丐,脏乱的头发足有半尺长,一支接一支的大口抽烟。他言及下乡后没怎么劳动,而是借了大队一只骆驼,走遍了乌拉特中后旗的大小沙漠和草原遍访知青点,说是在考察社会并提到一次骆驼差点走失,吓了他一身的冷汗。另外那名姓郭的同学两次上山下乡,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却修为正果,目前已是我国著名的外国史专家了,CCTV的2、4频道曾多次采访报道过他。

辩论会极为热闹和激烈,那个年代的辩论会和如今电视上的大学生正反两方的辩论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当时宪法党章校规全都被推倒,可谓是真正的无法无天。没有主持人,没有任何章规可依据,双方几乎完全是互相指责,根本不讲什么逻辑推理和事实依据,但其火药味和激烈程度却是今天的辩论会无法相比的。你说我是老红卫兵的变种,好,那你鲁纵里有当年校文革领导小组和保守组织的成员,那你们是校文革的变种,是保守派的变种,是反革命的庇护所,你们比英特要坏十倍!鲁纵里有一名张姓的老师,因说过一些对毛大不敬的话,被学校定为反革命分子,当然早就被平反。

辩论会整整开了一天,却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期间,一个持有鲁纵观点的一个不起眼的但名字却大的吓人的名为“中南海警卫团”的小组织对我们说了不少污蔑谩骂的话语,这对我们无异是虎嘴捋须。第二天我们直接贴出一篇“叫阵”的大字报,指名点姓的要和其公开辩论。但我们在预定的地方等了许久,对方大概是摄于我们的威势而始终未敢来。我们余怒未休,决定在校园举行游行示威以示抗议,但我们人员不多,可喜的是不少我们平时的朋友见状也不管观点是否一致自动加入进来。我们围着校园边走边呼口号,惹得一位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女体育老师恼怒异常,一直把我们轰回宿舍并大声斥责:“你们简直是胡闹,要注意掌握运动的大方向!”我们却为自己的举动笑的前仰后合。

如今,四十多年转眼即逝了,有时在街上偶尔遇到鲁纵的同学谈及此事,我们与其说是对当年的举动感到幼稚和可笑,毋宁说是感到落魄和悲哀。当年正值我等风华正茂,正是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时候,我们却扔掉课本搞了如此这么多荒诞的事情。所有这些对我们的心灵及一生的成长到底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不知晓也无法知晓。我们彼此也只能是相互无奈的一笑而挥手告别,各自在眼下这个似乎已经变得陌生的世界里去蹒跚的走完各自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