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解决“富民”问题的形势与对策评估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中产阶层不断壮大，其消费模式产生了示范效应，于是，国内低水平消费者受此影响和带动，产生了预期收入增加的冲动，这种冲动变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愿望，而值得庆幸的是，中央对这一愿望的反应是良性的。
所谓消费的示范效应，简单地说是指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偏好，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在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下，低收入阶层首先要经历一个相对抑制和减少非耐用品消费需求，增加个人储蓄，为购买耐用品积累消费能力的过程；继而就会形成尽快增加个人收入的冲动。这种冲动或者以更有效的工作来换取更多报酬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以集体与资方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后者往往以推起通货膨胀为代价。但这种收入预期冲动的总趋势是使消费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化，通货膨胀仅能抑制着这种转化的发生于一时。消费示范效应引起预期收入冲动，预期收入冲动为消费结构大幅度升级提供了内在动力，消费结构梯度爬高，又会翻过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经济不断攀升、不断跨上新台阶。这样，经济也进入了一个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良性循环之中。所以，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作出的政策表态是很有智慧的，既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也顺应了民意。
“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使其能与中国的GDP增长率持平。制定这一目标的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10多年里，家庭收入的增长比GDP的增长要缓慢得多，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这种趋势导致了许多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增长缓慢的家庭收入，抑制了私人消费，纵然市场有能力制造更多的消费品，也无济于事。这一趋势还促使企业的储蓄增加，因为企业收益的增长比家庭收入的增长要快，甚至比GDP增长还要快。随着企业把储蓄投资于其他领域，更大的资产泡沫可能会因此而被引发。此外，滞后的家庭收入促成了中国的贸易盈余局面，因为低水平的国内消费，倒逼出口无序增长。
　　但是中国与GDP不成比例的家庭低收入——尤其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家庭”都同等程度地从快速增长的GDP中获益。一些社会群体，如技工、工程师以及金融业的职员等，他们的工资大幅增长。都市人——有城市户籍的人——也获得了GDP的红利，因为政府提供的教育和社保体系等将他们囊括其中。此外，企业的利润也得到了增长。那些通过某种方式分享资本收益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如民工和农民，他们的情况就糟糕多了。前者的年收入约为2 000美元；后者的年收入可能只有前者的一半。这两种人群大致以相同比例构成了低收入工作者。低收入工作者占全国所有工作人员的65～70%。虽然他们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但是提高的速度比过去20年中8～10%的GDP年增长率要缓慢得多。
因此，“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标，表达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决心。
但是这些差距最初为什么会出现呢？30年前，80%的中国劳动力由农民组成。虽然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0%左右，但是比起城市和工业化地区的教育，农民受到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经济能力有限和教育意识不强的困扰。这扩大了城市居民与农村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
　　最根本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融冰三尺也非一日之功，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让人人都享有良好的教育和工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这段时间内，一些人会率先致富，这就意味着其他人会相对滞后。
30年的飞速发展只让中国一半的农民（2亿左右）转入了工业或服务业领域。在这些行业中，他们的工资比原先翻了一翻。但是起码有1.5亿农民仍然在进入劳动市场，争夺收入更高的工作。
老一代的农民可能会留在家中坚守耕地，但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将继续奔赴城市，这似乎创造了无限量的劳动力，继而压低了所有工业和服务业中低文化职工的薪酬。其结果是几乎70%的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速度，不能与其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持平，因此平均家庭收入不能跟上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鉴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种趋势将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扭转。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想要进行干预的原因。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加了农村义务教育和扶贫帮困等支出。地方政府也修改了法规，所有的省份（含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把最低工资提高了20～30%。
　　在未来的5年中，政府计划在这方面加大投入：社保体系将会覆盖所有的工人和农民；加快财政和税收改革，把更多的企业收入转移到家庭中，为社会项目拨出更多的公共预算，包括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为刚离开农村的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等。
　　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和努力，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富民”问题。政府预期是，能防止最坏情形出现。在农民只占劳动力2%的发达国家或者在一个低收入人群只占总人口10%的国家中，政府的补贴可能（暂时）对矫正收入差距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是中国的农民占了劳动力的30～35%，70%的人口属于低收入类型，因此政府只能发挥力竭尽全力但又不从心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还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不要急于求成，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致力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才是硬道理。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间，发展中国家得出的经验，以及最近从一些发达国家回顾发展历程得出的经验告诉我们：过于关注重新分配收入的超负荷社会计划，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财政赤字、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甚至有可能导致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而且，现代化进程却因此减速甚至僵化。
　　在未来的20～40年间，我国必须牢记这些经验教训。事实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才是让数亿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所以，我不得不在这里泼一点儿凉水：“心急吃不上热豆腐”，凡事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但“富民”这个方向是对的，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坚持不懈、一以贯之的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