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唐朝公务人员差旅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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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八四五年农历十月，淮南节度使李绅派人查对各个属县的账目，发现江都县“程粮钱”一项被人挪用，而挪用者竟然是江都县的县令吴湘。李绅很生气，向朝廷报告了此事。朝廷派人再次核查江都县的账目，确认李绅的报告属实，于是将吴湘锁拿进京，判了他的死罪。
这件事在《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资治通鉴》叙述甚详，中间还加了备注，专门解释什么是“程粮钱”：“(唐代)官吏以公事有远行，则须计程以给粮，而粮重不可远致，则以钱准估，故有程粮钱。”意思就是说，唐代公务员出差，可以预支一些粮食，路程近，粮食就少一些，路程远，粮食就多一些，如果路程非常之远，携带粮食不方便，还可以折成钱，叫做“程粮钱”。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唐朝的程粮钱跟后来的差旅费非常相似。
前面说过，淮南节度使和朝廷先后两次查对账目，都发现了江都县程粮钱被挪用，说明至少在公元八四五年前后，程粮钱这种公务支出已经被单列，成了县级政府收支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江都县令吴湘挪用程粮钱，其实就是挪用公款。另据《唐律疏议》，官员挪用公款超过“三十疋”即被问成死罪，所以吴湘挪用程粮钱的数额肯定超过了“三十疋”。
“三十疋”就是三十匹布，唐朝钱、布通用，开元盛世时，一匹布折合铜钱二百文，三十匹布相当于铜钱六千文，按当时购买力，约等于人民币七千二百元。既然吴湘挪用程粮钱在七千二百元以上，那么江都县的公务人员差旅费预算必然也在七千二百元以上，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么在公元八四五年，江都县的公务人员差旅费用究竟是多少呢？我认为，决不会比七千二百元高出太多，因为唐朝公务员出差，那差旅补贴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见过几份唐代文书，上面列有唐懿宗时期敦煌地区公务员出差的开支，都是按预计的行程天数支领粮食，平均每人每天仅开销粟麦或糜子六升左右。隋唐一升合今六百毫升，六升小麦仅重二点五公斤，按现在大陆粮价，折合人民币不到五元。
附注：
一、江都县令吴湘盗用程粮钱一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二、唐代官员挪用公款超过“三十疋”即判死罪，见于《唐律疏议》卷十九；
三、唐懿宗时敦煌地区公务员出差开支，见于《敦煌宝藏》；
四、隋唐一升合今六百毫升，见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
这件事在《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资治通鉴》叙述甚详，中间还加了备注，专门解释什么是“程粮钱”：“(唐代)官吏以公事有远行，则须计程以给粮，而粮重不可远致，则以钱准估，故有程粮钱。”意思就是说，唐代公务员出差，可以预支一些粮食，路程近，粮食就少一些，路程远，粮食就多一些，如果路程非常之远，携带粮食不方便，还可以折成钱，叫做“程粮钱”。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唐朝的程粮钱跟后来的差旅费非常相似。
前面说过，淮南节度使和朝廷先后两次查对账目，都发现了江都县程粮钱被挪用，说明至少在公元八四五年前后，程粮钱这种公务支出已经被单列，成了县级政府收支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江都县令吴湘挪用程粮钱，其实就是挪用公款。另据《唐律疏议》，官员挪用公款超过“三十疋”即被问成死罪，所以吴湘挪用程粮钱的数额肯定超过了“三十疋”。
“三十疋”就是三十匹布，唐朝钱、布通用，开元盛世时，一匹布折合铜钱二百文，三十匹布相当于铜钱六千文，按当时购买力，约等于人民币七千二百元。既然吴湘挪用程粮钱在七千二百元以上，那么江都县的公务人员差旅费预算必然也在七千二百元以上，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么在公元八四五年，江都县的公务人员差旅费用究竟是多少呢？我认为，决不会比七千二百元高出太多，因为唐朝公务员出差，那差旅补贴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见过几份唐代文书，上面列有唐懿宗时期敦煌地区公务员出差的开支，都是按预计的行程天数支领粮食，平均每人每天仅开销粟麦或糜子六升左右。隋唐一升合今六百毫升，六升小麦仅重二点五公斤，按现在大陆粮价，折合人民币不到五元。
附注：
一、江都县令吴湘盗用程粮钱一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二、唐代官员挪用公款超过“三十疋”即判死罪，见于《唐律疏议》卷十九；
三、唐懿宗时敦煌地区公务员出差开支，见于《敦煌宝藏》；
四、隋唐一升合今六百毫升，见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