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众官员低于市场数百万购“帝景苑”

监督乏力背后

即使如此明显的利益黑洞，行政或司法力量亦难介入。

2007年7月起，黄进益及其律师宋濂溥等先后写了上百封举报信，举报“帝景苑”项目中的种种违规和不法行为。徐汇区检察院初查后，因对涉及的副局级以上官员无管辖权，上海市检察院将案件调走，从此有关刑事调查再无进展。

在公安、检察、法院、纪委、规划、房地、税务及金融等机构面前，黄进益一方的努力多属徒劳。上海市纪委经查后答复，无明显请托行为。其中一警员因低价购房并“跨辖区办案”被举报，但纪委结论是“此人非分管领导”。

上海市纪委惟一的调查收获是，蔡青峰在成本中列支一笔5030万元配套费，而“帝景苑”系徐汇区旧城改造项目，该笔费用纯系子虚乌有。宋按纪委的指引到市经侦总队举报，同样泥牛入海。

2007年，宋濂溥就上海荣福偷税线索向市国税局稽查六分局举报，两次被拒。

2009年7月8日，黄进益以上海荣福的名义起诉蔡青峰，认为后者担任总经理期间突破内定底价卖房政策，造成公司利益受损。“我们本想以香港荣福的名义起诉，法院立案庭说，应该以上海荣福名义起诉。”

10月14日第一次开庭后，上海荣福又提交了一份补充被告的诉状，将前述八名公职人员及家属列为被告，总计追讨约2100万元差价。11月，上海市一中院驳回了起诉，黄进益只能以香港荣福的名义提起诉讼。

诉讼再启，还是被驳回。法院称，未缴纳诉讼费，按自动撤销诉讼处理。

今年7月7日，四宗案件计划陆续开庭，因不明原因取消。直至11月2日再开庭。法庭上，只有少数被告的代理律师到场。法官宣布：此次只是预备庭，意在审查原被告及代理人资格。

宋濂溥介绍，上海市纪委曾就举报与他交换意见，“涉及官员有没有为蔡办事，纪委说没有证据。”上海市纪委公开信息称，2008年度其纠正了“帝景苑”低价购房等违规违纪问题。

上述八名被诉人员确实被纪检部门找去谈话，各人均对折扣购买之事给出不同的说辞。但纪委从未公示其处理办法和处理结果。

潜体制与阳光法案

2007年5月30日，中纪委下发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提出30天内主动说清楚问题的，可以根据情况从宽处理。其中即有“折扣房”相关条目。

时值上海社保案收官阶段。上海市纪委为壮声势，曾事先向黄浦区一楼盘住户打招呼，要求数十位多为处级以下干部带头到纪委“说清楚”。内情人士对《财经》记者称，他们开了个“业主会”，最后决定集体抗拒，因为更高的领导及家属“炒房、炒地”并未带头“说清楚”。

在拟定期限内，上海仅有14人到市纪委“说清问题”。且多与炒房、折扣买房无关。

为配合中纪委的行动，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在同年7月8日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为“交易形式受贿”的一种，“以受贿论处”。

上海至今未有被查处的先例。房产逾亿元的上海房管局副局长殷国元、被称为“炒房区长”的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受贿29套房产的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等，均非“房事”直接案发。

上海市曾经由组织部门对2000多名市属干部购房情况进行摸底，先以购房价格与市场价格“差价50万元”为起点，后发现工作量过大，调高为“差价100万元”。知情者介绍，拥有八九套住房的干部比比皆是，这尚不包括以非近亲属名义持有或由其他人代持的房产。摸底同时不了了之。

由此可知，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使官员及其家庭曝露于“阳光”下，已刻不容缓。其实施范围与推行力度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帝景苑’的案子算不上大，但我觉得努力屡屡失算，远非一个蔡青峰能操作，幕后定有高手。”宋濂溥律师说。

有消息称，早在2006年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即了解“帝景苑”的情况，大为光火，最后又无可奈何。现任高层曾数次“苦口婆心”奉劝相关人士配合市纪委及组织部的工作，“一是官员们抱法不责众之心理，二是缺少严厉的制裁手段”，“世博会这个政治任务顶着，上面也不想闹得人心惶惶。”

陶校兴的落马，让近乎绝望的人们看到希望。陶担任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长十余年，其中主管地政六年，所涉土地巨量利益输送案众多。在上海土地问题的巨大“溃疡面”上，“帝景苑”或只是一个小疮口。而与土地相关的法规批文，多由陶氏签发。

11月17日，由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立案侦查的陶校兴涉嫌受贿犯罪案，经市检察院决定已正式逮捕。经查，陶涉嫌利用土地审批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权钱交易，收受多家公司或个人现金、房产等，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据《财经》记者了解，其已被查出涉嫌受贿600余万元，名下另拥有29套高级公寓及别墅，刷新了殷国元亿元身价的纪录。

与梅陇镇的风声鹤唳不同，“帝景苑”所涉官员岿然不动。据悉更高级别调查部门已介入陶校兴案。陶的肚子里，有着很多类似“帝景苑”的故事。（来源：新民晚报 杨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