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优秀作家王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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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桑榆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同志,以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一千多年前,张若虚以律诗《春江花月夜》“一篇盖全唐”,值此空前盛世,王兆山也以《废墟下的自述》而一篇盖全宋也!
自1949年以来,王兆山式的诗人、作家,虽然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以郭沫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歌颂家已相继作古,仍然健在者,也早已失去创作能力,吃起了老本。于是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新一辈有产阶级歌颂家横空出世,仅一篇《含泪劝告震区灾民》,便足以让郭老在天堂递佩服书,同时也足以体现余作之强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也。“含泪”一文,是建国以来,一篇政治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堪称散文的巅峰之作。据报道,老一辈歌颂家杨朔同志于天堂读之,潸然泪下,激动不已,立即向天堂宣传总长郭老推荐,并通过九天网向秋雨先生发来伊妹儿表示祝贺。《含泪》一文声情并茂,铁石心肠也可以感化;义正辞严,令反华势力闻之丧胆;功用显著,“及时地向有关帐篷作了转达,效果很好”,令街头劝阻的警察和下跪的市长自叹无能,羞愧得三天三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含泪”一文必将被收入《今文观止》而传之千古。然而,遗憾的是,王兆山雄词一出,余秋雨的杰作立刻相形见绌,光辉顿失,无论在艺术性、思想性和政治性上,都与王词逊色百倍,令秋雨先生冷汗直冒,脸膛比上了装的花旦还红。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不服不行。
桑榆先生特将余文与王词进行对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余文不但艺术性和思想性上不能和王词相比,而且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是余文感情表达不真实。说什么“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几近于虚伪,震区灾民失去儿女,在废墟前仰天哭号,痛不欲生,为救儿女双手扒乱石混凝土扒得鲜血淋漓,你却在家中品茗撰文、会客聊天,或是赶赴盛宴;震区失去儿女的灾民,扯着横幅到司法机关请愿,你却说他们“横生枝节”,要他们保持“动人的气氛”;这感受实在是天地之别。任何文学作品,一旦被人识破虚伪,便全盘皆输。王词却不讲这种有虚伪之嫌的话,运用拟鬼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直接表达死难灾民的心情:“纵做鬼,也幸福”、“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非常符合艺术真实,无懈可击。
二是余文格调不高。于举国庆祝抗震救灾取得伟大的阶段性胜利,救灾英雄披红挂彩走上讲坛,宣讲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全国人民响应中央号召,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地震这一坏事已经和所有灾难一样顺理成章地变成好事之际,你却悲悲戚戚,搞什么“含泪劝告”,已经严重落后于形势。王词却格调高昂,“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真是天才之笔,神来之笔!不但表现了死难灾民死无所憾,死得其所,其“幸福和满足”让作家诗人羡慕得直流口水,惟恨未能死在废墟之下,聆听主席、总理的呼唤,而且灾民死后仍关心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奥运的举行办,为中国运动健儿欢呼加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死者都会为奥运欢呼,也预示着奥运会必然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国得到的金牌必居世界第一。
三是余文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次抗震救灾,虽然讲透明公开,但大多数国民不知灾区有请愿之事,更不会思考什么“是天灾,更是人祸”、“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之类问题的情况下,余文竟让国民知道了不该知道的情况,思考不该思考的政治问题(我坚信凭秋雨先生的党性和政治原则,他绝不是故意的),虽然“及时向有关账蓬作了转达,效果很好”,但其负面影响,大大超过其所起的效果,让本已奉命将余文置顶的各大网站,不得不忍痛删除。王兆山同志受党教育多年,且为组织上认真考核后提拔的省作协领导,当然不会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因此王词让读者看到的是“党疼国爱”的雨后甘霖、看到的是“银鹰战车救雏犊”的壮观场面,看到的是军叔警姑一齐抢救灾民的“民族大爱”,感天动地,振奋人心,及时地领会中央指示精神,真正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好、中国共产党好、解放军好、人民群众好的时代赞歌!
四是余文没有突出党的领导。这次抗震救灾,没有党和领导,是不可能取得伟大胜利的,但余文却不突出国家领导人指挥救灾的重要性,对主席、总理从头至尾只字不提,却拿什么佛学大师、国际地震专家来安慰灾民、吓唬灾民,实乃败笔。王词却不然,杰作开篇第一句,斩钉截铁地确定灾民死难的原因为天灾,不存在什么人祸,你们怪不着谁(“天灾难避死何诉”);第二句,便突出“主席唤,总理呼”,而他们的呼唤,让废墟中的死者都感动得泪如雨下,纷纷向主席、总理表示:“纵做鬼,也幸福”。其高超的艺术性,岂是那些“感谢,感谢,再感谢”之类的贫乏言语可以相比拟?
另外余文中竟存在“硬伤”,按佛门的说法,死者往生,去的是西方极乐世界,而余文却说死去的孩子们“九天有灵”,九天者,天堂所在地也,你岂不是说这些孩子们即信佛教,又信基督教?因为信奉基督教并严格奉行其教义的人才能进入“天堂”。作为大师,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太不应该。
一言以蔽之,王兆山的《废墟下的自述》,充分汲取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巧妙借鉴四川老作家苏轼同志和山东老作家蒲松龄同志的表现手法,是中国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以及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是建国以来主旋律文学作品的巅峰之作,是任何“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伟大作品,王兆山,必和唐代的张若虚一样,仅凭这一阕词,便可与日月同辉,流芳千古!
王兆山同志,不愧是受党培养多年的优秀作家,是组织上精心挑选的久经考验的山东文坛领袖、山东作家的卓绝领导人。有这样的同志管理一省的作家,一定会对那个地区的作家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构建特别和谐社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建国以来诸多歌颂家的革命史和成长历程来看,山东作协主席将非王兆山莫属,岂止如此,王兆山出任下一届中国作协主席或更高的职务,也不是不可能的。
自伟大领袖隆重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许多作家遵循领袖“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谆谆教导,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杰出的作品,王兆山同志便是其中之一。多年来,王兆山同志始终不忘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呕心沥血,写出了大量热情呕歌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呕歌伟大时代的作品,并多次获得大奖。而《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更是无愧于伟大时代、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