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杨尚昆的小折子

　　2005年底，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般书店不容易买到。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口述历史方面的学术会议，见到了这本书的编者章玉钧等先生，得到了这本书。这本书，立足四川，面向全国。书中记载的当代四川要事，意义不限于一省，往往是国史的重要侧面。比如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四川向外省调粮、攀枝花钢铁基地的上马、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建立乡政府、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大题目。书中口述史的讲述者和回忆录的作者，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大部分担任过省级领导干部。其中，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更是近几年当代史述中少见的力作。我以前也在网上看过这篇文章，印象很深。网上披露的不是全文，这本书发表的才是全文。

　　作者廖伯康六十年代初担任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兼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作为共青团中央委员，１９６２年６月到北京参加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期间先后向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担任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当面反映了四川的严重情况。文中说：“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带领，我们乘专车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同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还有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个人共七人在场。入座后，尚昆同志一开始就端正我的态度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我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情况尤其是对农村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我一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接着杨尚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知道四川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觉。国务院办公厅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们看了也很震惊，并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同时他也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听到这里，我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时我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杨尚昆说是什么问题？我说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尚昆同志问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啥子问题？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1961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因到荥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这个细节的历史价值太高了。由此可以证明，当时光是四川一省就饿死上千万人，而且中央也了解这个情况。已经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册1962年6月28日还有记载：“下午约重庆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三时到六时半。”如果没有廖伯康这篇文章，人们读杨尚昆的这几十字的日记，哪能想到背后蕴含着如此重要的内容。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杨尚昆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廖伯康等人的建议，邓小平同意派一批司局级川籍干部以返乡村探亲访友为名到四川调查。因为部长一级干部到四川要报告省委，司局级干部不必上报，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接着十七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暗访。可惜不久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风向一变，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廖伯康等人从此挨整长达二十年。邓小平的弟弟邓垦也受到牵连。如今，和他在同案挨整的张黎群、萧泽宽、李止舟已经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去世。好在此文在他们去世前已经成稿，他们在重病中都曾审阅、补充。

　　过去，司马光把他主持的史书命名为《资治通鉴》。现在也说文史工作是为了存史资政。我想，当代史最值得记录的就这些内容。它对于后来的执政者记取经验教训，改革政治体制，是一面不可或缺的明镜。如果后来的执政者看不到、不接受这些东西，那就难免如杜牧《阿房宫赋》据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至于一些人，不论出于什么动机，硬着头皮不愿意承认中华民族发生过这样的悲剧，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