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格瓦拉与吉拉斯的“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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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格瓦拉与吉拉斯的“乌纱帽”

 作者:丁东

  1997年,格瓦拉的遗体运回古巴隆重安葬。这位献身“世界革命”的奇人,在死后三十年又一次引起举世瞩目。


  1997年,还有一个奇人去世,他就是吉拉斯。我不清楚国际上有什么反响,在中国几乎无人注意。


  格瓦拉和吉拉斯在50年代到60年代都是全世界关注的人物。他们各有各的的思想主张,分别被称之为格瓦拉主义和吉拉斯主义。我在这篇小文章里,无法比较他们主义上的异同与高下,也不想分析他们思想遗产的价值与局限,只想议论二人的一点相似之处──他们对乌纱帽的态度。


  他们曾分别参加古巴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政权的创建,革命成功以后,都进入领导核心,地位约在第二、三把手,官不可谓不高,乌纱帽不可谓不大。从私人关系上来说,无论是格瓦拉与卡斯特罗,还是吉拉斯与铁托,都称得上是患难之交。他们用不着专门去钻营,去巴结,就在“亲密战友”的位置上。这种位置,对以混官为人生目标的某一类人来说,既是梦寐以求,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然而,格瓦拉却辞官不做,跑到外国丛林里打游击去了。吉拉斯则为了表达对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体制的反思,不惜身陷大狱。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把精神的追求看得很重,把乌纱帽看得很轻。这样的人,当时中国也有,只不过乌纱帽不如他们那样大,所以不像他们那样具有传奇色彩。


  我不知道,格瓦拉、吉拉斯这种人生态度,是否注定仅仅属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只是慨叹,现在能够这样对待乌纱帽的人真是太稀少了。也许,是整个世界的基调发生了变化;也许,是中国乌纱帽的含金量高了。反正,我在生活中,处处感受到的是新一代官员对乌纱帽的珍爱。我是一介书生,平素与官员不打交道,至多是写文章出书要与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的社长主编们发生一点直接或简接的关系。严格地说,社长主编不属于官员。但他们大都也把自己的职务当作乌纱帽一样爱惜,因为这毕竟与专车、住房、出国之类的好处相联系。面对文稿,他们关注的首先不是有多少新意,而是有多大的安全系数。许多好稿子就在他们手下推来推去,无法与读者见面。要不然就是报到上级机关送审,说是请上级把关,骨子里是自己不想担责任。我最近听说某媒体的领导还这样给编辑们做思想工作,如果你们发的稿子惹了麻烦,上面责怪下来,我们就得拿出精力去应付,就没有时间考虑大家的福利了。这样的逻辑真是妙不可言──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也有了冠冕堂皇的公益性理由。


  把这些现象跟格瓦拉、吉拉斯扯在一起,真是有点不伦不类。但珍视乌纱帽的心态在中国当代官员中又的确到处可见。这到底是人类的成熟,还是人类的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