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书写世界

近期北京一些和女性有关的戏剧和它们的创作者
日期：2010-11-25 作者：俞露 来源：文汇报

                     
    俞露
    
    “我感觉我的一生都在为写《床上的爱丽斯》做准备。
    
    精神囚禁的事实。想象的大获全胜。
    
    但想象的胜利仍嫌不够。”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题记
    
    某个男作者，不快乐地走过来，问我：女人怎么写？能把她们写好，恐怕我就不一般了。
    
    前一阵子话剧《纳斗渣》的演后谈，有观众对我发问：看你还算文气，干吗一弄东西就五大三粗，满台晃的全是男人？而在排练的过程里，男演员们也常有些吊诡的问题源于两性的不同理解。
    
    旧话重提：女性该如何书写世界？
    
    萨拉·凯恩，英国继莎士比亚与品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这个只活了28岁的女人的作品很难整个儿地在中国的剧场里复活，她像一个语录狂人，《渴求》让我茫然失措，但个别语句在我的心上戳了一记。
    
    英国女剧作家萨拉·凯恩的戏剧集在2006年的时候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我不无吃惊地发现，在某知名购书网站上读者们对这样一部通晓而晦涩的剧本集评分高达四星半，甚至超过了许多荣登榜魁的畅销书。集子收录了这个“直面戏剧浪潮”代表人物一生中全部的作品，共五部。其中《渴求》是女作家自己感到相对满意的一部，写作于1998年，里面充斥着青年男女的纵情自语：
    
    “想给你买只小猫但我会嫉妒因为它会得到比我更多的关注
    
    当你该走时让你留在床上当你最后离去时哭得像个婴儿
    
    戒了大麻烟给你买礼物你不要再把它们拿走
    
    求你嫁给我你又不答应但我继续求因为你以为我不真心而我从第一次向你求婚就始终不渝”
    
    剧作完成的两年后，萨拉·凯恩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身亡，只活了28岁。
    
    今年六月，上面的对白被一位男性导演搬上东方先锋剧场的舞台。演员们竭尽全力地用台词相互刺激，灯光下他们的青筋暴突可见，过长的句子使他们几乎上气不接下气，用力地让一些有关“暴力”和“性”的词汇喷溅开来。但这个女作家很难整个儿地在中国的剧场里复活，有前辈现场评价说这是一次“痛快淋漓的倾倒垃圾的过程”，而某些观众对这个“英国继莎士比亚与品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的态度是：她像一个语录狂人，整个演出让我茫然失措，但个别语句在我的心上戳了一记。
    
    这让我想到另一部人气颇旺的女性作品《V独白》，它出自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之手笔，主题关于妇女和性暴力，中国大陆正式授权的演出是在去年3月薪传实验剧团在北京9个剧场的五场公演。五场确实不多，但在此之前已经多次被未经授权的学生们搬上高校的舞台，我的几位女性朋友也在蓬蒿剧场演出了此剧。说是“独白”，事实上足量的话，大约需要七位演员。来自台湾的女参演者说“我也没想到反响那么大，观众们那么激动。而且明显地，女观众们比男观众们要有感觉得多得多。”
    
    似乎为了出人头地，她们不得不去把自己的性别当做伤口一样地向人展览。只是，真正有权利尊重自己种族的人未必会拿自己的血统来大做文章。这是个越来越不需要“宣言”的世界，女性戏剧作品的趋势不是把朗读“宣言”的分贝越喊越高，通过嘶哑的喉咙来交换自怜和关注。
    
    作为原创的青年力量，中国北京的女性戏剧工作者们在做些什么？
    
    这几天我看到一幅照片：八月酷暑，废旧家具堆积如山的郊区仓库里，女导演汗流浃背地在给演员们讲戏。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里，出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女性导演大约有八位，接近总作品的四分之一。导演是要拼体力的行当，相对单薄的身体、精神上的负重思维，使女性从业者们天然地就要承受更多考验。
    
    值得讨论是：女性戏剧创作者们该如何去拓宽她们的注意力？以《钢琴教师》而名声大噪的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有着“激进女性”之称，作品常常洋溢着对男性暴力的反抗，因为充满了畸形变态和“性”的混合物而饱受争议。某媒体称：“《钢琴教师》一片被称为洞穿女人心的十部电影之一，该片使耶利内克赢得了女‘性’作家的称号。”让人不免忧虑的是，“极端”、“性”、“暴力”，“孤独”、“创伤”，这些关键词，使得女性作品有罹患贫血的危险——似乎她们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本群体之内的问题，为了出人头地，她们不得不去把自己的性别当做伤口一样地向人展览，不得不把她们的作品做成“少数派报告”。只是，真正有权利尊重自己种族的人未必会拿自己的血统来大做文章，何况女性群体远非是一个有消逝之忧的“异族”。
    
    也许有人更有兴趣看女性创作者们把自己和男性纠缠在一起，习惯于她们用申诉叫喊、压抑自语的方式来讲故事，并把这些信息自动翻译为一篇篇“女权主义宣言”。有趣的是，几乎很少有评论家针对一位“男性”创作者使用“是否细致入微地表现了男性心理”来作为批评标准。在我看来，类似于“洞穿女人心”和对“性”字不怀好意的引号都暗示着某种鲁莽和脆弱，而对女性创作者授予“新女权主义者”、“激进女性”的冠冕，也不该继续成为她们的“摩登广告”，而该被当做陈词滥调送进词汇的粉碎机。这是个越来越不需要“宣言”的世界，女性戏剧作品的趋势不是把朗读“宣言”的分贝越喊越高，通过嘶哑的喉咙来交换自怜和关注。
    
    苏珊·桑塔格四岁的时候，保姆和别人闲聊说“这小姑娘的弦绷得紧紧的。”女性在书写世界的时候，偶尔拨动一下头脑里绷紧的“弦”——“莫为性别所累”，或许会划出更细腻的泛音。
    
    《哈姆雷特》当年演出的时候，伊丽莎白一世作为座上宾，宽容地接受了莎士比亚的“女人，你的名字就是脆弱”这句台词——也许她并不把它多么当真。值得高兴的是，最近在北京，像这样“有女王般肚量与智慧”的女性戏剧工作者们越来越多：她们的心态更开放、关注的东西更广泛、看上去更平和，实际上更柔韧有力。我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装台的那几天，正赶上院子里田沁鑫导演《四世同堂》的排练，令人高兴的是，很少有媒体再以关注“女导演”的角度来关注她的这部新作。成文期间，和几位女性戏剧导演、演员、制作人聊天，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她们的第一手态度是：
    
    “它（戏剧）好像是我的爱人，放掉它和别人过日子很难。”
    
    “我不认为它是事业，因为那样反倒成了负担。它是我快乐的源泉。”
    
    “戏剧占到我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大约百分之七十，但是情感不一定被包括在内。其实我只需要在一个有戏剧的地方生活就可以，不一定在北京还是上海，只需要它是我的环境。”
    
    “能碰上戏剧并且发现它是我喜欢做、而且能做的事，本身就很可贵了。”
    
    北京的秋天，风干物燥，这些女性戏剧创作者们像是湖底下的水草，不显山露水地舒展着它们的筋骨，但阳光穿透水面照顾着它们，使它们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可爱和活力。1919年3月的《新青年》，胡适笔下的田亚梅学习娜拉，“上了心上人陈先生的汽车”已经是惊天动地的事，现在的女性则有了一番田亚梅们想象不到的心胸来看待身边的世界，真是极大的快乐，令人心生感激。
    
    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四岁的时候，来自英格兰的保姆推着她在纽约中央公园里散步。保姆和别人闲聊说“这小姑娘的弦绷得紧紧的。”女性在书写世界的时候，偶尔拨动一下头脑里绷紧的“弦”——“莫为性别所累”，或许会划出更细腻的泛音。
    
    （作者系青年编剧、导演，新作《纳斗渣》参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