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究竟讀了哪些書?

一九六一年毛澤東在廬山查閱圖書　　

　　在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中，毛澤東可謂是終身學習、酷愛讀書的典範，他一生讀書之多、之廣、之深、之活，無人能出其右。毛澤東的讀書生活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認識和了解他一生的讀書情況，對於我們創建學習型社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營造全民熱愛讀書的社會風氣，必將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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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提示

　　●毛澤東最早讀馬列著作的時間是1920年，讀的第一本著作是《共產黨宣言》。

　　●延安時期，毛澤東讀列寧的著作最多，下功夫也最深。他說過：“列寧說理透徹，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敵人鬥爭也是如此”。

　　●毛澤東在延安時號召幹部學習時說過：“年老的同志也要學習，我如果再過10年死了，那麼就要學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讀書實踐實現了這個諾言。

　　●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在於，他的許多思想理論既源於他讀過的書本，又高於他讀過的書本；他不僅能廣泛汲納書本知識，而且能融會貫通實踐經驗，因而能推陳出新，與時俱進，發展創新。

　　●毛澤東讀的最後一本書是平時喜歡讀的《容齋隨筆》；最後一次讀書的時間是1976年的9月8日5時50分，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還讀了7分鐘。

　　■在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中，毛澤東讀書之多、之廣、之深、之活，無人能出其右

　　毛澤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從讀書的角度講也可以說是讀書的一生。現在不是提倡創建學習型社會，號召全民學習、終身學習嗎？毛澤東可謂是終身學習、酷愛讀書的典範。在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中，若論讀書之多、之廣、之深、之活，無人能出其右。毛澤東早在少年讀私塾時，就讀了《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普及讀物和“四書”、“五經”等儒學著作。從此，他一生讀書未斷，甚至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乃至極其艱苦的長征歲月裏，都沒有間斷過讀書。

　　在長征路上，張聞天夫人劉英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隨中央領導人長征。據劉英講：那時“毛澤東身體較弱，有時躺在擔架上看書。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所讀的有《反杜林論》、《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劉英，實在餓，炒點麥粒吃吧！他就一邊躺著看書，一邊從口袋裏抓麥粒吃”。

　　可以說，延安時期是毛澤東一生集中讀書比較多的時期。這是因為：

　　第一，從外在的客觀環境方面說，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後，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延安有了相對安定的環境，讀書條件顯著改善，讀書時間相對增多。

　　第二，從黨的事業需要方面說，雖然遵義會議改組了黨中央，先是糾正了“左”傾錯誤領導的軍事路線，以後又糾正了其政治路線，但“左”傾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思想路線沒有來得及從根本上得到肅清。隨著抗戰的爆發，黨領導人民進行抗戰的擔子非常繁重，要正確處理好中國和日本、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個“兩國三方”異常複雜的政治、軍事關係，不批判“左”傾教條主義、主觀主義，不對過去的革命經驗進行總結，並對廣大幹部和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要使革命事業開闢一個嶄新局面，奪取全民族抗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當時儘管還未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但自遵義會議後他事實上已成為黨的集體領導的核心。因此，歷史的使命感驅使他多讀書，用馬列主義理論來武裝自己。

　　第三，從個人的自勵方面說，過去“左”傾錯誤領導對他的鄙薄、譏諷，促使他要如饑似渴地讀書。在中央蘇區時，臨時中央“左”傾領導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詡，宣稱“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批評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是“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右傾機會主義”等。在遵義會議上“左”傾錯誤領導的擁護者還譏諷他打仗並不高明，只會按照《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去打，不懂得馬列主義的戰略戰術。這段經歷逼使他“到延安就發憤讀書”。所以在這個時期他讀的書很多，也寫了很多著作。他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周恩來從重慶購買各類書籍。他個人的藏書也多起來了。直至1947年撤退延安時，他將別的許多東西都丟下，帶著大部分書轉戰奔波，最後搬到了北京。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讀書的條件越來越好了。到“文革”前，他個人的藏書已有幾萬冊，形成了一個能基本滿足他讀書需要的藏書室。他讀的書擺的到處都是，有的同志可能參觀過，影視裏也有表現，連他睡的床上堆的都是書。他外出視察也帶著書。在外地還要借一些書。在杭州、上海、武漢、成都、廬山、包括廣州的圖書館，都有他借書的記載。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一書中，編者還附了一個他在1959年10月外出帶的書的書目，總計有80多種達幾百本之多，相當於一個小圖書館。

　　晚年毛澤東，身體不好，視力減退，不能看書了，就請人幫他念讀，或用放大鏡看著讀。據當年的圖書管理員講，毛澤東在臨終時還手不釋卷。他讀的最後一本書是平時喜歡讀的《容齋隨筆》。

　　這是南宋文學家洪邁，歷時數十年博覽群書，隨筆所記錄的讀書心得。最後一次讀書的時間是1976年的9月8日5時50分，在醫生搶救的情況下還讀了7分鐘。這就是說，他幾乎是在心臟快要停止跳動的時候，才結束其一生從未間斷過的讀書生活。他在延安時號召幹部學習時說過：“年老的同志也要學習，我如果再過10年死了，那麼就要學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讀書實踐實現了這個諾言。

　　一是馬列著作。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新思潮的衝擊下，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真理，毛澤東就開始讀馬列著作。他最早讀馬列著作的時間是1920年，讀的第一本著作是《共產黨宣言》。在大革命時期，他讀了《國家與革命》。在中央蘇區時期，他已讀了前面說的在長征路上讀的那幾本著作。此後，他對這些書反覆讀。所以，他在1964年3月接見外賓時說，他是“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他對馬列的書讀的最多的時候是在延安。在這個時期，他還讀了《資本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哲學筆記》節譯本、蘇聯出的《列寧選集》中文版多卷本、《論列寧主義基礎》、《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論藝術》等。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最喜歡讀列寧著作。其原因主要有：一是那時翻譯的列寧著作比馬恩著作要多；二是列寧著作中有直接論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民主革命和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理論，對中國革命更具直接的指導性；三是列寧著作比較生動，好讀。毛澤東說過：“列寧說理透徹，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敵人鬥爭也是如此”。因此，他對列寧的書讀得最多，下功夫也最深。他也說過：投入革命洪流以後，他是先學列寧的著作，後讀馬恩的書的。在列寧的著作中，他讀的遍數最多的是《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哲學筆記》等。特別是《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個人不僅讀過多遍，還推薦給別的同志讀。彭德懷說過，這兩本書，毛澤東寄給他讀過，並寫道：“此書(指第一本《兩個策略》)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寄《“左派”幼稚病》時還寫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這也說明毛澤東之所以特別喜歡列寧的上述兩本書，就是因為他對中國革命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二是哲學、經濟學著作。這主要是在延安時期和上世紀五十年代讀的。在延安，為了批判王明教條主義，總結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毛澤東自感“我的工具不夠”，要“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工具學”。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偉大的認識工具”。毛澤東除讀前面講的馬列哲學原著外，還讀了蘇聯哲學教科書和一些普及性哲學通俗讀物。這方面有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唯物論教程》，米丁等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和米丁的《新哲學大綱》，李達的《社會學大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思想方法論》和《哲學與生活》；還有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古希臘哲學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學家的著作。這些哲學著作對他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起了很大作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部分章節，他也讀了，認為“十分精彩”。新中國成立後，他還讀過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著作，如《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藝術論》，還有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著作，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唯物辯證法》，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和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等。

　　關於經濟學著作，毛澤東在延安讀過一些，如馬克思的《資本論》、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等。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他再次讀了《資本論》，以後又多次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等書。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出現嚴重失誤後，他將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讀了許多遍；還認真研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集中整整兩個月時間，採取邊讀邊議方法，對該書逐章逐節地深入研討，其成果就是後來廣為流傳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註與談話。此外，他還讀過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庸俗經濟學家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國經濟學界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論文選集等。

　　三是中國歷史和近代時政著作。毛澤東涉獵很廣，但中國歷史和中國古代文學方面的書則是他最喜歡閱讀的。關於中國歷史，他從小就有濃厚興趣。在省立一中，他學了古代史後，寫了篇論商鞅變法的作文，獲得老師好評，老師認為他“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隨後，他又讀了《禦批歷代通鑒輯覽》116卷，更增加了對歷史的興趣。在一師，他讀了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他在給好友的信中還開列了77種古代經、史、子、集的著作，稱“茍有志於學問，此實為必讀的而不可缺”。他對曾國藩的書也很欣賞，細讀過《曾文正公家書》和《曾文正公日記》。近代時政著作，他十分愛讀，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康梁的維新變法著作，特別是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他愛不釋手，一些好文章讀了又讀，幾乎能背出來。《新青年》創刊後，他成了其追隨者，按照時髦語言說，成了《新青年》的“粉絲”。他回憶：“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中國古代和近代的許多著作，往往是文史哲融為一體的。這些書籍給毛澤東以深刻影響。他的傳統文化的深厚根基，用時尚說法即“國學”的底子，主要是在那時建立的。新中國成立後，這些著作他還不時地閱讀。《二十四史》約有4000萬字，他硬是通讀完了，有些部分還不止讀過一遍。在1959年出巡時所帶的書中，有標點本《史記》、《資治通鑒》和大字本《二十四史》全部，還有關於《老子》的書等十幾種，以及《荀子》、《韓非子》、王充的《論衡》、張載的《張氏全書》、明清之際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等，清人趙翼的《二十四史札記》，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等。他還有一個習慣，到了外地，要看省志和縣誌等地方性史書。毛澤東諳熟中國歷史，講起歷史典籍和細節，如數家珍。

　　四是中國文學著作。毛澤東小時候就對《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等書很著迷。他對中國文學書籍讀的比較多的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這大體分為四類：第一類為古代詩詞。自《詩經》始，我國歷代的詩詞曲賦，他幾乎廣泛地閱讀過，最喜歡的是《楚辭》、唐詩、宋詞和元曲。第二類為古文和古典小說。對古文，他最愛讀六朝的駢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他最喜歡柳宗元的散文，認為柳文同他的詩一樣，清新、精細，寓意含蓄，富有哲理。在古典小說方面，他幾乎將所有名著都瀏覽過，並對一些名著提出自己的見解。如他認為《東周列國志》講的許多顛覆敵對國家的故事，是當時社會劇烈變化在上層建築上的反映，其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社會經濟的劇烈變化。他認為《金瓶梅》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和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面寫得很細膩，但不尊重女性，只暴露黑暗，講淫穢，就很難傳開。他對《西遊記》頗為稱讚，這在“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的詩中充分反映出來。第三類為現代文學，主要愛讀魯迅的著作。在延安，當時魯迅紀念委員會編輯的20卷本《魯迅全集》“紀念本”，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從上海輾轉送到延安就給了毛澤東一套。他放在辦公桌上經常閱讀。他在書上圈圈劃劃，還作批註，認為魯迅跟他的心是相通的。因此，直到逝世前夕，他臥室的床上、床邊的桌上、書架上，還擺放著新出版的大字本《魯迅全集》，有的折頁，有的夾條，有的打開著，說明還在閱讀。魯迅著作伴隨著毛澤東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第四類為筆記小說和其他雜書。在延安時期，範文瀾送給他一套《筆記小說大觀》。所謂雜書，也是有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書籍，包括一些小說，如《智囊》、《笑林廣記》、《官場現形記》、《聊齋志異》之類。他認為，《聊齋志異》的一些篇章帶有民主性，反映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讀起來很有興致。

　　五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著作。毛澤東早年對自然科學不大感興趣，讀過的書有限，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給他以深刻印象，直到晚年還多次談到達爾文，以及闡發達爾文學說的赫胥黎及其《天演論》。到延安後，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著作在其涉獵範圍之內。一些有影響的著作，如商務印書館出的湯姆生《科學大綱》，辛墾書店出的普朗克《科學到何處去》，秦斯的《環繞我們的宇宙》，愛丁頓的《物理世界的本質》等成為他的藏書。他對人講過：《科學大綱》使他獲得很多知識。到北京後，這方面的書他讀的更多一些。他對各門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史和某些技術書籍廣泛涉獵，對生命科學、天文學、物理學、土壤學興趣較大。他還愛讀《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動物學》雜誌、《考古學報》、《化石》雜誌等這樣的刊物，關注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晚年，他接見楊振寧、李政道時還同他們討論粒子的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衡不守衡問題；直到1976年，他還索要英國學者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

　　此外，毛澤東還讀了一些宗教、邏輯學方面書籍以及工具書。宗教方面的著作如《金剛經》、《六祖壇經》，邏輯學方面的著作如《穆勒名學》，工具書如《辭海》、《辭源》等。
毛澤東作為大學問家、讀書大師，其讀書特點從不同的角度可作不同的歸納。這裡著重講以下幾點。

　　其一，大量批註，言如珠玉。毛澤東讀書有愛寫批註的習慣。有的批註已經失散，目前出版的有三大批註集。一是早年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註，這收錄在1990年出版的《毛澤東文稿》中，約2萬字。二是在延安時期讀蘇聯哲學教科書等10本哲學書籍的批註，全部收錄在1988年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註集》中，約27000字。這本“哲學批註集”是我負責主編的，我接觸到原件，看見毛澤東的批註文字密密麻麻，有的書頁的上下兩端、邊白中縫都是。不僅如此，還劃有各種符號。有的書頁圈點密集，杠道不斷，圈內有圈，杠外劃杠。這反映了他勤奮刻苦的學習精神。三是新中國成立後他讀文學、歷史古籍的批註，大多收錄在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約3000字。他的批註，有的是對內容的提要，有的是對人物或思想的評論，有的是聯想相關事情的發揮，有的是思想涌泉的噴發。批註有短有長，不拘一格，短的只一個字，長的達2000字不等。有的批註內容極為豐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謂“大珠小珠落玉盤”。比如，毛澤東愛讀范仲淹的詞，他讀了《蘇幕遮》和《漁家傲》兩詞後，寫了一段著名的批語，將詞風分為兩派。他寫道：“詞有婉約、豪放兩派，各有興會，應當兼讀。讀婉約派久了，厭倦了，要改讀豪放派。豪放派讀久了，又厭倦了，應當改讀婉約派。我的興趣偏于豪放，不廢婉約。婉約派中有許多意境蒼涼而又優美的詞。范仲淹的上兩首詞，介於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可算中間派吧；但基本上仍屬婉約，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婉約派中的一味兒女情長，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鐵板，讀久了，都令人厭倦的。”由此，他又進一步引申寫道：“人的心情是複雜的，有所偏袒仍是複雜的。所謂複雜，就是對立統一。人的心情，經常有對立的成分，不是單一的，是可以分析的”。

　　其二，領悟真諦，掌握方法。毛澤東讀書雖很刻苦，但不死板。他不是死讀書、讀死書的人，領悟能力極高，沒有絲毫的學理主義、書獃子習氣。他在延安講初次讀了《共產黨宣言》等著作的認識時說：“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頁)現在看來，這個認識有些簡單化。將《共產黨宣言》等的內容僅僅歸結為“階級鬥爭”，這個提法不夠準確。但就階級鬥爭是貫穿階級社會的一根紅線，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分析階級社會的主要方法而言，他仍抓住了認識中國問題的根本。並且，他能從中悟出“認識問題的方法論”，這說明他把書讀得極活。這是他的一個突出優點。

　　毛澤東善於掌握“認識問題的方法論”這一優點，為他後來在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時，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為馬列而馬列，而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問題而去找立場、觀點、方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他的這個“領悟真諦，掌握方法”的讀書要領，在延安時期得到進一步發揮，逐漸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比較完整的強調學馬列主義主要是掌握其立場、觀點、方法的“思想方法論”；在指導思想上也逐漸形成了要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理念，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其三，廣收博覽，發展創新。這是毛澤東讀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他常說：“一個人的知識面要寬一些，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裏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博覽群書，廣泛涉獵各種書籍。毛澤東所以比他同時代的許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成為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他有淵博的學問和豐富的知識。還要指出的是，僅有淵博的學問和豐富的知識，對於他成為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來說，只是一個基礎條件，而不是完全充分的條件。毛澤東的過人之處還在於，他的許多思想理論既源於他讀過的書本，又高於他讀過的書本。他不僅能廣泛汲納書本知識，而且能融會貫通實踐經驗，因而能推陳出新，與時俱進，發展創新。這在他讀哲學書籍的批註，以及以這些批註為基礎而寫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中展現得非常清楚。

　　比如，蘇聯哲學教科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講矛盾問題，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概念，沒有提出“矛盾的普遍性”概念；在講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導方面時只論述了它們的決定作用，沒有講矛盾地位的轉化問題。毛澤東在該書上寫了1200字的長批，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對此作了闡發，提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轉化的重要思想。他寫道：矛盾之中，“究竟那一方是主導的呢？主要看過程發展之情況在一定條件下來規定。資本主義社會在長時期中，資產階級是主導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時期及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就轉化為主導方面了”，“在中日對抗的局面中，中國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轉變中”；矛盾的主導方面，“憑過程發展至一定階段中，鬥爭雙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導與非主導是互相轉變的”。根據批註的這些思想可以看出，《矛盾論》先是抽象出了“矛盾的普遍性”概念，作出了關於矛盾普遍性兩重含義的概括，論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種情形，對矛盾特殊性的諸多情況作了精闢分析；並且明確提出關於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非主要方面轉化的思想，極大地豐富了矛盾特殊性的內涵。這些論述，既將蘇聯哲學教科書向前大大地推進，在理論上發展了辯證法原理；又對指導中國革命具有巨大的實踐意義。

　　其四，考察社會，讀無字書。毛澤東既提倡讀有字之書，也提倡讀無字之書，即向社會學習，作實際考察。他說過：“社會是學校，一切在工作中學習。學習的書有兩種：有字的講義是書，社會上的一切也是書──‘無字天書’。”讀無字書，考察社會，這是他一生都非常重視的學習方法。早年求學時，他就表示：“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他邀同學利用暑假，步行千里，“遊學”農村，對長沙及洞庭湖周邊多縣作過社會考察。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讀“無字天書”，廣泛地接觸社會實際，產生了要對自己國家的狀況作研究的濃厚興趣，致使他送走一批又一批新民學會的學友旅歐勤工儉學，而他本人卻堅持先留在國內，對中國這個地盤的情形“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頁)這個決策，對他一生發生了很大影響。他非常注重研究中國現實社會狀況，使他在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後，能夠很好地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的成功。同時，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他缺少留學經歷，對他在新中國成立後領導國家建設也有另一方面的影響。

　　毛澤東一生做了大量社會調查，這對於他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說過：做社會調查，開調查會，這是比什麼大學都還要高明的學校。他說：自古以來真正有學問的人，不是從學堂裏學來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義，不是從學堂裏學到的，是後來在魯國做官的時候才有的。孫中山先生也是一樣，他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並沒有三民主義，他的三民主義是出了學校之後才有的，是在學校外面的“大學”裏學的。馬克思的學問也不是在學校的書本裏學到的，他在學校裏並沒有學馬克思主義。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學校外面學到的，是在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從事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學到的。他經歷了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看到了法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打仗，考察過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看了許多書，寫了許多書，才產生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提出的既要讀有字之書，又要讀無字之書，這既是對他個人讀書獲得知識的經驗總結，同時作為黨的領導人，又將此經驗推而廣之，希望黨的幹部都能這樣，具有全面的知識，作好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