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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佛教

　　后汉佛教，是佛教流行于中国最早的一个阶段。佛教最初传入汉土，确实年
代已难稽考。但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同时也传说汉
明之前佛教即已传入，两说各自发展。最后，汉明求法说颇为一般佛教徒所乐道，
而汉明以前传来说也愈推愈远。现在分别述之如次：

　　（1）汉明帝以前佛教传来说，依据文献流行的次第，可举出十种：

　　其一，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
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
之注）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魏书.释老志》等也引用此文，而
略有出入。如《魏书》作博士秦景宪。唐法琳《辩正论》又作秦景至月氏，其王
令太子口授浮屠经，有类赵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二所引《晋中经》之说。

　　其二，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习凿齿与道安书说：“自大教东流，四百
余年矣。”其后王谧答桓玄书也说：“大法宣流为日谅久，年逾四百，历代有三。”
又刘宋宗炳《明佛论》说：“刘向《列仙（传）叙》七十四人在佛经”；《世说
新语.文学篇》刘注也依据《列仙传》说：“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公元前32—1）
已有经矣。”这些皆是泛指西汉末年而言。

　　其三，宗炳又说“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好象汉武时（公元前140—87年）
已经知道和佛教有关的劫灰说。

　　其四，宗炳又说，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竺）偎人而爱人一语，
当于如来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闻于三五（三皇五帝）之世。

　　其五，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除引用伊存授经一说外，还依《汉武故事》
（刘宋王俭托名班固撰）说，汉武元狩中（公元前122—117年），遣霍去病讨匈
奴，获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为佛道流通之渐。

　　其六，上述《释老志》还依《史记.大宛传》说，张骞使大夏还（公元前126
年），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其七，梁萧绮辑本王嘉《拾遗记》说，战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
胥国（即身毒）有道人尸罗来朝，荷锡持瓶，沐胥国五年，乃达燕都。

　　其八，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载，秦始皇时（即元前218年）有诸沙门
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也有此说，并谓出
于道安、朱士行等《经录》。

　　其九，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中又据《周书异记》说，周昭王二十四年
（公元前1029年）甲寅，发生水泛、地动、天色变异等象，太史苏由说有圣人生
于西方，故现此瑞，而以此为佛诞年代。北齐僧统法上曾沿此说以答高丽使者，
后来更为一般佛徒所习用。

　　其十，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
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等语，断言“孔子（公元前551—429年）
深知佛为大圣”。

　　以上诸说，基本上是以佛教初传于汉代为主；但除伊存授经一说外，大多数
由于和道教对抗，互竞教兴的先后，遂乃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
大都是虚构和臆测的。

　　（２）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教传来说。一般略谓：永平十年（64年），
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
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 、秦??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
访求佛道。十年(67年)蔡愔 等于大月氏国?錾趁佩纫赌μ?竺法兰两人，并得佛
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
摩腾共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传说，从
西晋以来就流传于佛教徒间（石赵时王度疏中就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话），但
关于它的具体情况随时有不同的说法。其一，关于汉明求法的年代，西晋惠帝时
（290—300年）道士王浮所伪作的《老子化胡经》作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75
年）使还（文见《广弘明集》所载《笑道篇》转引）。《广弘明集》所载的伪作
《汉法本内传》作三年（60年）感梦遣使。此外各家大都不记年代。又隋费长房
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作七年感梦遣使。唐靖迈的《古今译经图纪》更调整作三
年感梦，七年遣使，十年使还。最后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又改作四年感梦，
七年使还。其二，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化胡经》作张骞等，《出三藏记集》
所载《四十二章经序》及《弘明集》所收《理惑论》作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
（《理惑论》作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法苑珠林》所引南齐王琰的
《冥祥记》作使者蔡愔.此外或无使者名字，或作张骞、秦景，或作蔡愔 、秦景，
或作秦景、王遵。其三
关于佛典的传译，《化胡经》说“写经六十万五千言”，
《四十二章经序》及《理惑论》只说明帝遣使到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译事
及译人都没有说到。《冥祥记》也只说写致经像。《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才
说“于月支国遇沙门摄摩腾，译写此经（《四十二章经》）”，未说到竺法兰。
《高僧传》说有摩腾译《四十二章经》，又说此经是竺法兰所译。《魏书.释老志》
虽然把腾、兰结合起来成同时来汉地，然而只说“得《四十二章》”，未说到译
事。到《历代三宝记》才具体说腾、兰共译《四十二章经》，为后来传说的张本。
关于汉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种种异说，所以现代佛教史家怀疑到汉明是不是有求法
一事，摩腾、法兰是不是实有其人？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未能决定。禾丰2009-8-14 12:28:06 其次，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又以《理惑论》为中
土佛家最初的论著。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译，是译本还是抄本？
《理惑论》是不是汉代所撰，撰者是不是牟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讼之中，没有
得到定论。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
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
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
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后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来华的年代，后于明
帝永平年间大约九十年。他从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灵帝建宁四年（171年）
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
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

　　世高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根据《安录》作三十五部，《高僧传》作三
十九部。后来《历代三宝记》把世高所译增加到一百七十六部，《开元释教录》
加以删削仍然有九十五部，而且《三宝记》著录菩萨乘的经典很多，均不足置信。

　　世高是精通阿毗昙学和禅经的学者，因此，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
间及阿毗昙学。如《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五十校记》，都是禅经
（《五十校记》因一名《明度五十校记》，后人误编入《大集经》中，实与《大
集》无关），而《大、小安般守意》尤其次是中土最初盛传的禅法。关于阿毗昙
学的译籍，《出三藏记集》著录《五法经》、《阿毗昙五法经》，其实是一种，
说明声闻乘五位即色、意（心）、所念（心所）、别离意行（不相应行）及无为
的。又著录《阿毗昙九十八结经》，是解释见惑十使、思惑八十八使的（依道安
说，此书还不能确定是世高所译或所撰）。其他典籍大都是《四阿含》中一部分
的异译。

　　有人说中国南方佛教的传播是由于世高避关洛的扰乱前往江南，确否虽不容
易判知，然而依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说，世高的禅学和他的译籍早已弘布
于南方，却是事实。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于桓帝末年（《高僧传》作灵帝时）来到洛阳，不
久就通华言，在灵帝光和（178年）、中平间（184年）译出《般若道行经》、
《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

　　支谶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作十四部，但其中《伅 真陀罗王经??《光
明三昧经》是《安录》所无，而僧祐依《旧录》和《别录》补充的。这些译典都
系菩萨乘，即后世所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
大部中一部分的异译，其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实系《般若经》的
第一译，为中土般若学的嚆矢。《般舟》、《首楞严》都是菩萨乘禅经。

　　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
有传译。

　　竺佛朔（一作竺朔佛），以灵帝（一作桓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梵本来
到洛阳，在熹平元年（172年，一作光和二年179年）把它译成汉文，光和二年又
译出《般舟三昧经》。佛朔执梵本宣译时，先来汉地通晓华言的支谶替他传语，
所以《道行》事实上的译人是支谶；《般舟》的传译也是同样；孟福、张莲两人
笔受。

　　安玄是优婆塞，来中国的年代比安世高稍后，在灵帝时游贾洛阳，渐通华言，
常和沙门讲论道义，以光和四年（181年）和中土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
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经》的旧本，系菩萨乘经。

　　支曜、康孟详都在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支曜在灵帝中平中（184—189年）
译出《成具光明经》（一作《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详在献帝建安中（196—
219年）译出《中本起经》（一作《太子中本起经》）。依《高僧传.支谶传》载，
此时还有康巨、竺大力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除上述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佛调亲受
教于安世高，《出三藏记集》著录他撰有《十慧》一卷，下注“或云《沙弥十慧
章句序》，佛调虽然曾经参与世高的讲次，《十慧》却没有深闻，所以发愤作
《十慧》章句。谢敷的《安般守意经序》有“建《十慧》以入微"一语。又《安般
守意经》中有所谓“十黠”即数息、相随、止、观、还、静、四谛，“十慧”似
即“十黠”的异译，而《十慧章句》是敷陈世高安般法门之作。《历代三宝记》
说他另译经七部，不可信。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后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凡译出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
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批评者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
语。安世高、支谶和他们同时期的译人大率用质朴的直译，例如《出三藏记集》
说世高的译本“直而不野”。道安对世高是推崇备至的，也说他“音近雅质，敦
兮若朴，或变为文，或因质不饰”（《道地经序》）；“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
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大十二门经序》）。其次《出三藏
记集》说支谶的译本“了不加饰”；《合首楞严经记》也说他“贵尚实中，不存
文饰”，又说“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出三藏记集》又说竺佛朔的译本
“弃文存质”，《道行经序》也说他“了不加饰”。又《高僧传.支谶传》说支曜、
康巨的译本“并言直达旨，不加润饰”。然而后汉末的译业到康孟详就有了进步，
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笔也颇流利，所以道安说“孟详出经，奕奕流便，足
腾玄趣”。

　　后汉末期汉地对于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的奉佛。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
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
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
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如《后汉纪》有关于楚
王英的记载说：“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明帝永平八
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
可见佛教在当时只当作祠祀的一种。到了桓帝时，更在宫禁中铸黄金浮图（浮屠）、
老子像，亲自在濯龙宫中设华盖的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他。如《后汉书.四域
传》说：“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又延熹七年（641年），
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等语。这都可说明后汉末宫廷奉佛的
情况。

　　其次，一般社会的奉佛，有文献可证的：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
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
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
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
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
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
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
《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
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
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
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
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
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
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
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
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
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
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
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
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
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禾丰2009-8-14 12:28:45 [i=s] 本帖最后由 禾丰 于 2009-8-14 12:29 编辑

三国佛教

　　三国佛教，包括公元220—265年间魏吴蜀三国时代的佛教。其中，魏继后汉，
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后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长。
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
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见《魏书.释老
志》），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吴据江南，建都建业。佛教由中
原辗转传入。当时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问支谦以经中深义，拜为博士，
令和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又康僧会感得舍利，使
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尚书令阚泽答孙权问：评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
（《广弘明集》卷一引《吴书》）。后来孙权之孙孙皓即位，将要毁坏佛寺，污
秽佛像，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于从受五戒。蜀僻处西偏，旧录相传有蜀《首楞
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出三藏记集》卷二），似乎已流传佛教，但这
两部在蜀流传的经久已逸失，其详未见记载，所以历代经录中只有魏、吴录，而
无蜀录。

　　戒律的传来，是三国时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虽有佛法流行，然而
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到了
魏废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
张一切行为应遵佛祖，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
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
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的始
祖。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此云法实），也长于律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
年（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即一直
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
《四分》，和它有关。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
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

　　魏代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来
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又有龟兹沙
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来洛，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
《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
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安法贤，在魏代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
槃经》二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也都阙失。

　　吴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译人有维祇难、竺将（一作律）炎、
支谦、康僧会、支彊梁接等五人。维祇难为天竺沙门，于孙权黄武三年（224年）
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后经校
订（现存）。竺将炎后又于黄龙二年（230年），在杨都（建业）为孙权译出《三
摩竭经》、《佛医经》各一卷（现存），就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支谦
是这一时代的译经大师，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后汉灵帝（168—189年）
时，率领国人数百东来归化，支谦即生在中国。早年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汉
献帝末年，避乱到武昌，更入建业，一直到吴废帝亮建兴年中（252—253年），
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包括大乘《般若》、《宝积》、《大
集》等经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现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据《开元释教录》
卷二）。其中重要的译典其，有《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
《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等。后汉支谶原传弘方等般若之学，译出的《道行般若
经》十卷和《首楞严三昧经》二卷（已佚），盛行于魏晋之间。支谦继承支谶的
思想体系，改译《道行》为《明度》，文体亦变冗涩为简洁流利。纯用意译，即
向来不翻的真言也没有例外（如《无量门微密持经》的八字真言）。又曾为他自
己所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为经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记集》卷六、八三）。禾丰2009-8-14 12:30:14 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亲因经商迁到交阯，僧会年十余岁时
出家，明解三藏。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九卷（现
存）和《吴品经》（《般若》五卷，已佚）等。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镜》、
《道树》三经的注解，并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从陈慧等传承安世高“安般”之
学，在《安般序》中论述心的溢荡由于内外六情而起，须修“安般”，即数息、
随、止、观、还、净六行以治之。这是僧会学说的要点。支彊梁接（正无畏）于
吴废帝亮五凤二年（255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六卷
（已佚），为《法华经》的第一译。此外
失译诸经在古、旧录中被认为是出于魏
吴时代的有八十七部（《开元录》卷二）。

　　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颖州人，出
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
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年）从雍州
（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当时大
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
（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年）
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岁圆寂。

　　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
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
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氏的成语，以表达佛教思想。其次，支谦依
《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
洹梵呗一契。他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旧传康僧会来到
吴地传播佛教时，还带来印度佛教画本，当时画家曹不兴，即据以绘画佛像，成
为名家。这些都对佛教的传播有大影响。至于寺塔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
备一些规模，只是遗物不存，难言其详了。禾丰2009-8-14 12:30:49 4# 禾丰

西晋佛教


　　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
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彊梁
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
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
的发展。

　　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还是译经。这一期间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及优婆塞
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护。他本来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肃
省敦煌县）。此外，在洛阳有安法钦、法立、法炬，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有
无罗叉（一作无叉罗）、竺叔兰，广州有彊梁娄至，关中（今陕西省地方）有帛
远、聂承远、聂道真、支法度、若罗严。他们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二百七
十五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五十八部，合计三百三十三部。竺法护早年
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贤劫》、《大哀》、《法华》、《普曜》
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
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
康二十年间（280—299），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据《出三
藏记集》卷二，《开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现存《光赞般若波罗蜜经》
十卷、《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六
部。

　　经常襄助法护翻译的，有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们都长于梵学。承
远明练有才，对于法护译经文句多所参正，并担任笔受。他后来在惠帝时（290—
306）自译《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二部（现存）。其中《超日明
经》，即删订法护先译而成。道真从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谘承法护笔
受；法护圆寂后，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一卷（现存）等二寸余部。法
护的弟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护于太康五年（284）译出《修行道
地经》七卷（现存）等，法乘也曾参加笔受。

　　与法护同时的，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六卷、
《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均现存）。

　　在法护译出《光赞经》后六年，即元康元年（291），又有无罗叉和竺叔兰在
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现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写
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送回汉地的。沙门无罗叉，于田人，稽古多学。
竺叔兰本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晋语。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
的第二译，后来太安二年（303）沙门竺法寂（此据《放光经记》）和竺叔兰为之
考校书写成为定本。叔兰后在洛阳自译《异毗摩罗诘经》三卷、《首愣严经》二
卷二部，其书都佚。

　　帛远，字法祖，河内人，博学多闻，通梵晋语，于方等经深有研究。时在长
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后来在陇西（今甘肃省地方）译有《菩萨逝经》一卷、
《菩萨修行经》一卷、《佛般泥洹经》二卷、《大爱道般泥洹经》一卷、《贤者
五福德经》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现存）。此外，有彊梁娄至，西域人，于武
帝太康二年（281）在广州译《十二游经》一卷一部。又安法钦，安息人，于同年
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在洛阳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四卷、《阿育王传》
七卷等五部。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301），译出《逝童子经》一卷、
《善生子经》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现存）。又有外国沙门若罗严，译出《时非
时经》一部（现存）。禾丰2009-8-14 12:31:23 对西晋一代主要的译人、译籍，后世已有所品评。如道安在《合放光光赞略
解序》中（载《出三藏记集》卷七）评竺法护的《光赞》译本：“言准天竺，事
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这是说《光赞》纯用直译，文辞粗糙。评
无罗叉、竺叔兰的《放光》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然易观也，
而从约必有所遗。”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同上卷八）评无罗叉说：
“斲 凿之巧者也，??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说《放光》兼用节译
和意译，删削过甚，意义必定有所遗漏。僧肇在《维摩经序》中（同上）评竺叔
兰所译《异毗摩罗诘经》：“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堕于译人。”总之，西晋一代
的佛典翻译，还没有成熟，所以后世研诵者不多。
　　
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著
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如竺法护，虽然译出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
思想仍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若之学的。他的译出《光赞》，和支谶译
出《道行》、支谦译出《明度》
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译出以般若性空为基础的
《贤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龙王》四卷、
《等集众德三昧》三卷、《大善权》二卷等方等经典，并且曾经抽译龙树的《十
住毗婆沙论》。总之，他的译业，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时无罗
叉、竺叔兰继承朱士行的遗志，他们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当时。淮阳支孝
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他获得叔兰刚译出的《放光》，阅读旬余，便从
事敷讲。后来河内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书不传。
卫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时。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
译本，帛法祖还作了一部注解。由这些，可见当时义学沙门是如何重视方等、般
若的了。

　　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道教徒中有
《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
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说，从后汉以来已开始了。如
《后汉书. 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西戎传》说：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
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

　　至于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
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
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
之说（《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
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槃鵄山寺、大市寺、宫城西
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其次，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一种“细字经”和“供
养经”等，足见当时对佛教信仰的广泛。如永嘉中，有不详氏族的安慧则，工正
书，于洛阳大市寺，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
明可识，一共写了十几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晋时代抄写的“供养经”，有些
还流传到现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书写的《宝梁经》上卷，土峪
沟出土元康六年（296）所书写的《诸佛要集经》等都是。禾丰2009-8-14 12:31:57 6# 禾丰
东晋佛教


　　东晋佛教是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共一百零四年
间的佛教。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
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
多数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而加以提倡，就中在后赵、前后秦、北凉均盛，
特别是二秦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
罗什。南方为东晋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文流
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
表人物则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

　　北方各民族区域的佛教，发轫于西域沙门佛图澄（232—348）在后赵的弘传。
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屯军在葛陂（今河南新蔡
县北），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佛图澄通过他的大将军郭黑略，和他相见，用道
术感化了他，阻止了他的残杀，从此中州（今河南地区）各族的人民逐渐奉佛。
后来石虎即位，迁都到邺城（今河北临彰县西南），也很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
多营寺庙，争先出家，并产生了许多流弊。但佛图澄本人严守戒律，深解佛典，
且通晓世论，在讲说时，只标明大旨便令首尾了然。追随他受业的弟子常有数百
人。其见于史传的，有系出天竺、康居远道来受学的竺佛调、须菩提等，有跨越
关河来听讲的道安、竺法汰、法和、法雅、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
进等。和佛图澄同时在后赵的，还有敦煌人单道开，襄阳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
帛法桥（经师）等。

　　继后赵之后，北地佛教最盛的区域是前秦。前秦建都长安，其地处于与西域
往还的要冲。前秦统治者第二代苻坚笃好佛教，所以当他在位时，佛教称盛，道
安实为其中心人物。道安（312—385）原来在邺师事佛图澄，后受请到武邑开讲，
弟子极多。东晋兴宁三年（365），为了避免兵乱，他和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到襄
阳，住在樊沔十五年，以每年讲《放光般若》二次为常。太元四年（379），苻丕
攻下了襄阳，就送道安和习凿齿往关中。道安住在长安城内五重寺，领众数千人，
宣讲佛法，并组织佛典的传译。当时译人僧伽提婆等翻译经论时，道安常与法和
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此外他还决定了沙门以释为姓，并制定僧尼赴请、礼忏等
行仪轨范。又创编经录，疏注众经，提出了关于翻译的理论。其高足弟子有慧远、
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就中慧远尤著名。

　　和道安同时的名僧，有他的同门京兆竺僧朗。他初在关中专事讲说，后移泰
山西北的昆仑山中，学徒百余，讲习不倦，苻坚累次遣使征请，均辞不赴。后来
苻秦沙汰众僧，也特别把昆仑除外。

　　佛教在后秦，比前秦尤盛。后秦统治者第二代姚兴，也笃好佛教，又因得鸠
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罗什（344—413）系出天竺而生于龟兹，广究大
乘，尤精于般若性空的教义。苻秦建元中（365—384），苻坚遣将军吕光等攻龟
兹，迎罗什，到凉州时，苻秦已经灭亡。到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出兵凉州，
罗什才被请到长安，入西明阁和逍遥园从事翻译。其时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
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恒（一作常）、僧影、慧
观、慧严、昙影、僧睿、道标、僧导、僧因均著名。但最擅长于罗什的中观性空
缘起思想的是京兆僧肇。僧肇（384—414）少年时即到姑臧（今甘肃武威）从罗
什受业，后来和僧睿等入逍遥园，详定经论。他在罗什门下十余年，有《物不迁》
等著作，后世合编为《肇论》流行。

　　当时先后来到长安从事译经的，还有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昙摩耶舍等，都
是罽宾国人。

　　当姚秦佛教鼎盛时，长安僧尼数以万计，非常杂滥。弘始七年（405），姚兴
以罗什的弟子僧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令管
理僧尼的事务。

　　同时南方东晋地区的佛教，以庐山的东林寺为中心，主持者慧远。慧远（33
4—416）早年于儒道学说都有根柢，后从道安出家，对般若性空深造有得。道安
入关，分散徒众。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率众行道，并倡导念佛法门。他以江东于
禅法无闻，律藏也残缺，令弟子法净、法领等到天竺去寻访。一听到罗什来长安，
便致书通好，并就大乘的要义往复问答（后人集为《大乘大义章》），又节录罗
什所译《大智度论》为《大智论抄》。他还请佛陀跋陀罗和僧伽提婆等从事经论
的传译，对佛教各方面均发生很大的影响。其弟子有慧宝、法净、法领、僧济、
法安、昙邕（先曾师事道安）、僧彻、道汪、道祖、慧要、昙顺、昙铣、法幽、
道恒、道授等。

　　东晋时代南方佛教的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是东晋王朝的首都，佛教
又为当地一般士大夫所崇尚，所以那里佛教非常隆盛。如佛陀跋陀罗、法显、慧
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佛陀跋陀罗（359—429），迦维罗卫
（今尼泊尔）人，于禅法、律藏都有心得，先到达长安，住在宫寺，教授禅法，
门徒数百人，名僧智严、宝云、慧睿、慧观都从他修业。他常和罗什共究法相，
咨决疑义，后因和罗什见解相违，引起双方门徒间的龃龉，被罗什的门人所摈，
只得和慧观等四十余人南下到庐山。随即应慧远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
他在庐山一年多，更转到建康，住在道场寺。义熙十四年（418），和慧义、慧严
等百余人，传译法领在于田获得的《华严经》梵本，经过两年，译成五十卷（后
世作六十卷）。又和法显译出《摩诃僧祇律》等。慧观（？—453）先曾师事慧远，
既而听说罗什到了长安，就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当时罗什称
赞他说：“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
第一。”后来跟随佛陀跋陀罗南下，辗转去到建康，住道场寺。昙无谶所译大本
《涅槃》传到建康时，他参与慧严、谢灵运等的修订。所著有《辩宗论》、《论
顿悟渐悟义》等。他又立“二教五时”的教判，把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大别作顿、
渐二教，在渐教内更开作三乘别教、三乘通教、抑扬教、同归教、常住教五时。
此是中国判教的嚆矢，后来南地的教判，多半拿它来作根柢。慧严（？—443）三
十岁时到长安从罗什受学，和慧观同为什门八俊之一，后来回到建康，住东安寺，
所著有《无生灭论》和《老子略注》等。

　　此时佛徒间更有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兴起，就中以法显的成就为最大。法显
常慨叹律藏的残缺，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和同学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
天竺寻求戒律，阅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在中天竺巴连佛邑，获得《摩诃僧
祇律》、《方等般泥洹经》等梵本，更泛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停留了两
年，又获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的梵本。然后，
经南海回到青州长广郡界，更南来建康，就佛陀跋陀罗于道场寺，共同译出《大
般泥洹经》六卷等，又自撰《佛游天竺记》一卷。和法显同时求法天竺的，有智
严、宝云。智严（358—437？）到罽宾，从佛大先咨受禅法，后请佛陀跋陀罗一
同东归，晚年更泛海重到天竺，归途在罽宾逝世。宝云（376—449）历游西域诸
国，广学梵书，博通音训。在法显西行四年后入竺的，有智猛（？—453），于姚
秦弘始六年（404）和昙纂等十五人，从长安出发，行经罽宾、迦维罗卫，到阿育
王旧都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和法显一同在婆罗门罗阅宗家里获得《大般泥洹
经》梵本。以上诸人回国后都曾翻译一些经典，留下著述，作出了不同程度的业
绩。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元帝（317—322）、明帝（323—325）都以宾友
礼敬沙门，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
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辩正论》卷三）。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中
并说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由于佛教收到崇尚，至咸康五年
（339），庾冰辅政，代成帝诏令“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以为不应尽
敬，使礼官详议，主张不一，往复三次不能决，于是搁置。后来隆安中（397—4
01），太尉桓玄又重申庾冰之议，慧远便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时朝贵
亦致力宏护。建康的佛教，乃盛极一时。又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
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竺潜（又作竺
道潜，286—374），于《法华》、《大品》有深入的了解，永嘉初（307顷）渡江，
为元、明二帝及丞相王导、太尉庾亮所尊重，后来隐居剡山三十余年，宣讲《方
等》及老庄。哀帝时，应召重到建康，于宫内讲《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
“本无”义。支遁（314—366）研钻《道行》、《慧印》等经，出家后，在吴
（今江苏吴县）立支山寺，后又入剡，住在卬山，晚年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绍兴
县东北）立栖光寺，游心禅苑。撰有《庄子内篇注》、《即色游玄论》等。哀帝
时也召他到建康东安寺讲《道行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即色”义。当时名
流郄超、孙绰、王羲之等都和他交游。他晚年在山阴讲《维摩经》时，许询为都
讲。又当时名流的撰述，现存的有孙绰的《喻道论》载《弘明集》卷三），郄超
的《奉法要》载《弘明集》卷十三）等。禾丰2009-8-14 12:32:30 东晋时代南北两地的佛典翻译，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代的业绩：

　　其一是《阿含》、《阿毗昙》的创译。苻秦通西域
先后来了西域昙摩持、鸠
摩罗佛提，天竺昙摩蜱，罽宾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兜(佉)勒（吐火罗）昙摩难提
等人。僧伽跋澄于建元十七年（381）到长安后，先后择出《鞞婆沙论》、《尊婆
须蜜菩萨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经》等，为《毗昙》的创译作出了贡献。其
中《鞞婆沙》的翻译，由道安主持、对校，还为之作序。其次，昙摩难提于建元
年中（364—389）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是为大部阿含的创译，
也是由道安与法和加以考证
道安并作了《增一阿含经序》。同时僧伽提婆和竺佛
念一同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道安也参与校定并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远
请他到庐山，于东晋太元十六年（391）译出《阿毗昙心》和《三法度》两论。隆
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讲述《毗昙》，冬天又和罽宾沙门僧伽罗叉重译《中
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这就是现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
年，请鸠摩罗佛提（童觉）口诵《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护替他翻传。后
来佛念又于姚秦弘始十四年（412）为佛陀耶舍传译《长阿含经》。佛念世居西河，
精通梵语，传译了不少经籍，世称他为苻、姚两代译人之宗（《出三藏记集》卷
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这主要是当时译家罗什的劳绩。罗什从弘始三
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间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
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经》、《维摩经》、《弥陀经》、
《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
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经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
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如成实
师、三论宗、天台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
根本所依的经典。

　　其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西域帛尸梨蜜多罗，于西晋怀帝时（307—312）东
来，正碰到永嘉之乱，于是渡江，住在建康建初寺，于东晋元帝时（317—322）
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大灌顶经》等。

　　其四是律典的译出。在印度流传的五部广律，此时先后译出《十诵》、《四
分》、《僧祇》三部。初译《十诵》的，是罽宾沙门弗若多罗。他于弘始六年
（404）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作华言，刚译到一半，而多罗圆寂；次年（4
05），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来长安，诵出其余部分，罗什又为翻译，两共五十八卷，
《十诵》一部于是具足。又其后一年（406），罽宾沙门卑摩罗叉来到长安，他在
罗什圆寂后，重校《十诵》译本，把最后一诵改作《毗尼诵》，并译出《十诵律
毗尼序》，放在最末，合成六十一卷。这就是现行的《十诵律》。其次，罽宾沙
门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二年（410），诵出《四分律》，竺佛念翻译，到弘始十五
年（413）译成六十卷。以后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在建康，和法
显一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这些译本即为后来研习律学者的根本典据。

　　东晋时代的佛教义学，上承西晋，以般若性空之学为其中心。在罗什以前，
从事《般若》研究的，不下五十余人，或读诵、讲说，或注解经文，或往复辩论，
或删繁取精而为经钞，或提要钩玄而作旨归，或对比《大品》、《小品》，或合
《放光》、《光赞》，从而对于般若性空的解释，产生种种不同的说法，而有
“六家七宗”之分。六家是：一、道安（说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法
汰、竺法深（说从无生有，万物出于无）的本无义。二、关内的即色义（说色法
依因缘和合而生，没有自性，即色是空），和支道林的即色游玄义（说即色是本
性空）。三、于法开的识含义（说三界万有都是倒惑的心识所变现）。四、释道
壹的幻化义（说世间诸法都如幻化）。五、竺法蕴（对外物不起计执之心，说它
空、无）、支愍度、道恒（两家之说不详）的心无义。六、于道邃的缘会义（说
诸法由因缘会合而有，都无实体）。六家中本无家有两说，所以合称七宗。由于
此时《中论》、《百论》还没有翻传，而且《道行》、《放光》、《光赞》诸本
般若的文义又不畅达，故各家对于性空的解释，不免各有所偏。只有道安的学说
还符合经义，但“炉冶之功，微恨不尽”。般若性空的正义，直到罗什才阐发无
遗。罗什综合《般若》经论而建立毕竟空义，其说散见于《大乘大义章》和《注
维摩经》中。后来僧肇继承他的学说，更建立不真空义。

　　在道安的时代，还有用“格义”的方法来讲述佛教的，这是和道安同门的竺
法雅及康法朗、毗浮、昙相等。法雅少善外学，长通佛义，当时依附他的门徒，
多半于世典有相当造诣，而于佛教教理却还没有入门，法雅于是和康法朗等把佛
经当中的事数和世间典籍比配讲说，今门徒了解；这就叫作“格义”。后来这种
方法为道安、法汰所驳斥而废弃。

　　这时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勒净土（即兜率）
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道安。在道安以前关于弥勒的经典已经译出了《弥勒下生
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等好几种。道安每与弟子法遇、昙戒等八人，依
据经说，同在弥勒像前立誓，发愿上生兜率。少后，又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陀
净土（极乐）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于潜青山竺法旷（327—402）。关于弥陀的
经典，远在早期就已有《无量寿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译出。法旷“每
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
则诵。”又依支遁所作《阿弥陀佛像赞》文，可知晋世已经有讽诵《阿弥陀经》
而愿往生的证验。但大弘弥陀净土法门的是慧远。慧远于元兴元年（402）与彭城
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颍之、南阳宗炳等，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
前，建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净土为期，故后世净土宗人推尊为初祖。此外愿生
弥陀净土的，还有慧虔、昙鉴、僧显、慧崇等。又观音信仰在这时期亦已流行，
据说祈愿观音而得到感应的，有法显、慧虔、法纯、帛法桥及邵信等（见《高僧
传》）。此外，以习禅为业的，有竺僧显、帛僧光、竺昙猷、慧嵬、支昙兰、法
绪等。

　　东晋时期的佛教文学，经过历代译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
即是翻译文学，这到鸠摩罗什而非常成熟。罗什所译出的经论，大半富有文学的
价值，特别是《金刚》、《维摩》等经，文笔的空灵，辞藻的美妙，在中国文学
史上开辟了一块新园地。佛陀跋陀罗的译籍《六十华严》，以壮阔的文澜开演微
妙的教理，弘伟瑰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希有的巨制。同时佛教也渐次渗入一般
文学的领域，以佛典的理趣、风格、词句及故实入诗文的渐多，诗有罗什的《赠
沙门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赠慧远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赞佛诗》、
《释迦文佛像赞》等，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
铭》等，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等；文有僧肇的《物不迁》、《不真空》、
《般若无知》等论，僧睿所作诸经论序，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沙门袒服》
等论及诸经论序，刘遗民的《建斋立誓共期西方文》等，乃至当时一般佛教学者
的书简，大都是文意美懋的作品。

　　在这时期，造像艺术也勃兴了。著名的作品，有道安在襄阳檀溪寺铸造的丈
六释迦金像，竺道邻在山阴昌原寺铸造的无量寿像，竺道壹在山阴嘉祥寺铸造的
金牒千像，支慧护在吴郡绍灵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特别是处士戴逵和他的次
子戴颙在山阴灵宝寺制作的弥陀及夹侍二菩萨木像、在招隐寺制作的五夹纻像和
在瓦官寺制作的夹纻行像等。这时并有从外国输入的造像，如苻坚致送道安的佛
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国金箔倚像（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道安每次举行
讲经法会都罗列尊像，其中有一尊外国铜像，形制古异。道安的弟子昙翼于江陵
城北得一像，上有梵文，据说是阿育王所造。又狮子国于义熙二年（406）遣使献
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像，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法显于义熙九年（413）回国，也携
带有佛像。其中狮子国所献玉像，后来和戴逵所制佛像五尊及顾恺之所作维摩壁
画，同列瓦官寺中，世称三绝。

　　顾恺之和吴曹不兴、晋卫协并称中国最初的三大佛画家。顾的作品相传有
《净名居士图》、《八国分舍利图》、《康僧会像》等。关于他在瓦官寺作维摩
壁画，据说“画讫，光彩耀目数日”（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又“所画
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
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同见《名画记》）。由此可见顾恺之佛画的价值。另外，晋明帝、戴逵也善画
佛像，瓦官寺大殿外有戴作的文殊壁画。又慧远曾在东林寺建筑龛室，令妙手画
工用淡采图写佛影，据说：“色疑积空，望似烟雾，晖相炳焜，若隐而显。”也
是佛画的杰作。

　　佛寺的建筑，在这时期盛极一时。佛图澄在石赵所兴立的佛寺有八百九十三
所。姚兴“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
禽异兽，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这都是宏伟的佛教建筑。东晋的帝室、朝
贵、名僧及一般社会知名之士（如许询、王羲之等），很多热心于佛寺的建筑，
历史上著名的东林、道场、瓦官、长干诸寺，大都建筑在这时期。

　　此外，综合建筑、雕塑、绘画的石窟艺术也发轫于此时期。当时北方凿窟造
像之风兴起，其有文献足征的，如苻秦沙门乐僔于建元二年（366），在敦煌东南
鸣沙山麓，开凿石窟，镌造佛像，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实为此土凿窟造像的嚆
矢。

　　又这一时期在结合音乐和文学的梵呗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经、上讲、布萨等
法事中，都唱梵呗，并弘传帛尸梨蜜多罗所授的高声梵呗，帛法桥作三契经，支
昙籥裁制新声，造六言梵呗，梵响清美都著名。禾丰2009-8-14 12:33:06 8# 禾丰

南朝佛教

　　南朝佛教，包括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二年（588）中国南
北分裂时期，在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佛教。

　　南朝各代对于佛教的态度，大略与东晋相同，统治阶级及一般文人学士也大
都崇信佛教。宋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视佛教。他听到侍中何尚之等告
以佛化有助于政教之说，即致意佛经，后来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又先后
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顿悟义。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尝造药王、
新安两寺。先后令道猷、法瑶住新安，“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并往新安听讲。
孝武帝还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参与政事，世人称为“黑衣宰相”。

　　肖齐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460—4
94），从事佛教教理讲论，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其平生
所著宣扬佛教的文字，梁时集为十六帙，一百十六卷。并撰制经呗新声等。当时
荆州名士刘虬（437—495），研精佛理，曾述道生的顿悟成佛等义。又撰有《注
法华经》、《注无量义经》，并对佛教立顿渐二教五时七阶的教判。子良曾作书
招请他，共同讲论法义。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时达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
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文发愿，舍道归佛，
对佛教表示信仰。建有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
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银像等。所举办
的斋会，有水陆大斋、盂兰盆斋等。又以僧旻等为家僧。还在四部（即比丘等四
众）无遮大会中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充实
了寺院的经济。

　　武帝还著有《大涅槃》、《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
《问答》等数百卷。在重云殿、同泰寺讲说《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编
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智藏篡集众经义理为《义林》八十卷，宝唱抄撮经律
中殊胜因缘为《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传来后僧俗叙述佛理的著作为
《续法门论》七十余卷。

　　武帝并重视译事，天监二年（503）命扶南沙门曼陀罗（仙）、僧伽婆罗共同
译经。著名的译师真谛从扶南应武帝的邀请而东来。他特别尊敬禅师宝志。任
《十诵》名家法超为都邑僧正，并欲自为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广，命法超撰
《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极力倡导《涅槃》等大
乘经的断禁肉食，影响及于后世者很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
他并作有《断酒肉文》四首，严令僧徒遵守。

　　由于武帝笃好佛教，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肖统、第三子简文帝（550—551）、
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
久即有侯景的事变，寺塔被毁，僧徒被杀，建康佛教顿告衰微。

　　此后陈代诸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规。康旧有七百余
寺，因侯景事变受到严重的破坏，到了陈代，多数修复。武帝（557—559）曾设
四部无遮大会，到大庄严寺舍身，由群臣表请还宫。他对于文学，据说曾“广流
《大品》，尤敦三论”。嗣位后的文帝（560—565），任宝琼为京邑大僧正，也
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招集僧众举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
《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国内初
受戒的沙门一齐习律五年。后主（583—588）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舍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
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
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后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
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

　　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这在刘宋的前半期，已相当发达；到了齐、
梁二代，佛教虽更隆盛，而译事反有逊色；进入梁末陈初，由于真谛的伟绩，发
展了南朝的译业。宋代从西土东来的译人，有罽宾的佛陀什、昙摩蜜多、求那跋
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叶波罗，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中土的译人，
有西凉的智严，凉州的宝云、沮渠京声，幽州黄龙的昙无竭（法勇）等。其中佛
陀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来到建康，应道生、慧严诸僧之请，在龙光寺译出弥
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汉地流行的四部广律（《十诵》、《四
分》、《僧祇》、《五分》）的传译。

　　畺良耶舍于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钟山道林寺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观药
王药上二菩萨经》各一卷。从而有利于净土教的传播。

　　求那跋摩（367—431）于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译出《菩萨善戒
经》共三十品。为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学说传于南方的开始。他并补译了伊叶波罗
传译未竟的《杂阿毗昙心论》后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于
《杂阿毗昙心论》，于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
尼铁萨罗等到建康，满足十众，慧果等乃共请僧伽跋摩为师，为尼众受戒，同受
者数百人。同年跋摩在长干寺重新翻译《杂阿毗昙心论》，到十二年（435）译完。
为毗昙学和比丘尼戒的传持作出了业绩。

　　求那跋陀罗（394—468）于元嘉十二年来广州，文帝迎请到建康，住在祇洹
寺，既而译出《杂阿含经》五十卷，又在丹阳郡译出《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经》、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等。后来往荆州，又译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等，
多数是弟子法勇传语。他所译《楞伽》、《胜鬘》均为后世所通行。

　　总计刘宋一代，中外译师共二十二人，所译出的经律、论及新旧失译诸经共
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齐代外来的译人有印度的昙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诃乘、
僧伽跋陀罗、达摩摩提等。其中有几位是泛海而来的。如昙摩伽陀耶舍于建元三
年（481）在广州朝亭寺译出《无量义经》一卷。僧伽跋陀罗于永明七年（489），
在广州竹林寺译出南方所传《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罗于译出《善见
律毗婆沙》之后，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诸律师的成法，在律藏上加
记一点。那一年计算从上以来所下之点已有九百七十五点，即佛灭后已经九百七
十五年，这就是所谓《众圣点记》（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达摩摩提于永
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后来编
入《妙法莲华经》）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离寺，
译出其师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经》二卷。肖齐一代共二十四年，外来的译师七
人，译出经、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陈二代的译师，有曼陀罗、僧伽婆罗和真谛等。曼陀罗于天监二年（50
3）和僧伽婆罗同译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
《宝云经》。僧伽婆罗从天监五年（506）起，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
馆、扶南馆五处传译，到十七年（518），译出《孔雀王咒经》、《阿育王经》、
《解脱道论》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谛（499—569）从扶南带回许多梵本经论，于大同十二年
（546）来到南海，经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宝云殿，正想请他传译
经论，遇到侯景的事变，没能著笔。于是辗转到了富春，才获得传译的机会。他
于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吴、始新、南康等地，先后译出《无上依经》二
卷、《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五卷）等经、论十一部二十四卷。
后于陈代在豫章、临川、晋安、梁安、广州等地，又先后译出《解节经》、《律
十二明了论》、《佛性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经、律、论、集三
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计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谛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
正当梁末陈初，战祸相续，流浪诸方，备尝艰苦，他的译典大率成于颠沛流离之
间，而能留下许多重要典籍，实在是一位巨大的译人。所译无著的《摄大乘论》
三卷和世亲的《论释》十五卷，对佛教义学的影响特大。从此南北摄论师辈出，
从而开创了摄论学派。

　　梁代因对译经的重视，还连带编辑了三次众经目录：其一是《华林殿众经目
录》，天监十四年（515）僧绍撰，其二是《众经目录》，天监十七年（518）宝
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记集》，天监中（502—519）僧祐撰。就中只《僧祐录》
十五卷现存，成为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

　　在梁代外来译师共有八人，译出的经、律、论及传记等，并新集失译诸经，
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陈代外来译师共有三人，译出的经、律、论及集传等共
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南朝的佛教有许多义学沙门，分别就《毗昙》、《成实》、诸律、三论、
《涅槃》、《摄论》等从事专研弘传，而形成许多的学系，具备宗派的雏形。其
最著的有以下几种：

　　一、毗昙师　这是专研并弘传有部诸论的一派。所谓“毗昙”，原来包含迦
旃延子的《八犍度论》和《毗婆沙论》等在内，但当时学者所弘传，主要是法救
的《杂阿毗昙心论》（简称《杂心论》）。这一时期的毗昙师，在宋代有法业、
慧定、昙斌等，齐代有僧渊、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
陈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为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学家。
前此所研习的毗昙，多半是《杂心》，到了慧集，才于《杂心》之外广究《八犍
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昙一部，独步当时，每一开讲，学者都到千人，
一代名僧僧旻、法云也列席听讲，所撰《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行世。

　　二、成实师　在宋代有僧导、僧威、道猛等，齐代有僧钟、僧柔、慧次等，
梁代有僧旻、法云、智藏等，陈代有法假、慧布等，皆敷扬《成实论》不绝。这
一学派兴起于齐，至梁而极盛，陈末才渐次衰微。原由列席罗什《成实》译场的
僧导和其同门的僧嵩的传播，分别成为两大系统。僧导初在关中著《成实》、三
论的义疏等，后来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立东山寺，讲说经论。当时有名的成实
师，要推道猛（411—475）。道猛本是西凉州人，少游燕赵，后来在寿春（当时
僧导在其地）精研《成实》，时称独步。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到建康，先后在
东安、兴皇二寺开讲《成实》。道猛的弟子有道慧（451—481），当道猛讲《成
实》时，张融反复辩难，道慧代答，竟把张融折服。齐代名宿僧柔（431—494）、
慧次（434—490），于永明七年（489）应萧子良之请，在普弘寺轮讲《成实》，
并就论文删繁存要，称为《略成实论》九卷。子良即写百部流通，并令周颙作序。
梁代的三大法师法云（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
也分别就僧柔、慧次受成实学，后来盛弘《成实》。禾丰2009-8-14 12:33:52 三、三论师　三论学的兴起，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辽东人，初入关内习
学罗什、僧肇的教义，后到建康，住在钟山草堂寺，遇周颙，授以此义，周颙因
著《三宗论》。既而移住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及三论，后人称为摄山大师。
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遣中寺僧怀、灵根寺慧令等十人入山，谘受三论大义，
内中只僧诠习学最有成就。僧诠后住摄山止观寺，盛弘三论，称为新说，而以在
其前者为关河旧说。其门下有兴皇寺法朗、长干寺智辩、禅众寺慧勇、栖霞寺慧
布四人，都长于三论。但继承僧诠的学统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从宝
志、彖律师靖公等受禅、律、《成实》、《毗昙》，从僧诠受《智度》、三论、
《华严》、《大品》等。陈永定二年（558）应武帝请，入建康住兴皇寺，自后二
十余年，继续讲四论及《华严》、《大品》等。尝承僧诠所说，作《中论疏》
（今不传），其说散见于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罗云等二十五人，分布于
长江上下乃至关中各地。后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四、摄论师　主要是传习真谛的摄论之学。真谛的讲译，原以《摄大乘论》
为宗，讲说之外，并撰述《九识义记》二卷，《解节经疏》四卷等，助成论义而
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传承其学的，有智（一作慧）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
智恺（518—568），擅长文学，曾和真谛对翻《摄论》，笔受论文并作疏，七个
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后对翻《俱舍》，亦十个月即了，论文及疏共八十三卷。
曹毗是智恺的叔父，智恺带他到南方，为真谛菩萨戒弟子，受摄论学。晚年住在
江都综习前业，常讲诸论，听众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荣、法侃等。法泰是
继承真谛《摄论》学统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经知名，后到广州，
入真谛门，笔受文义，差不多二十年，并撰义记。道尼本住九江，曾听智恺讲
《摄论》，并亲受真谛摄论之学，海内知名。后在隋开皇十年（590），应请入长
安敷讲，以后南地不复有《摄论》的讲主。

　　五、十诵律师　东晋时，卑摩罗叉校改《十诵》后，曾在江陵的辛寺开讲，
《十诵》之学自此大兴。宋、齐、梁间弘传此学的有僧业、僧璩、昙斌、慧询、
慧猷、法颖、僧隐、超度、智称、僧璩、法超、道禅、昙瑗、智文、道成等。其
中僧业（367—441），从罗什受业，专习《十诵》，厘定戒本与广律不同的译语，
罗什赞叹为后世的优波离。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继在吴中讲说。
慧询亦从罗什受业，尤长于《十诵》、《僧祇》，后回到广陵、建康弘讲。慧猷
住江陵辛寺，专修律典，深通《十诵》，讲说不断。南方的律学差不多局限于
《十诵》一律，到齐、梁间由智称弘扬，遂极一时之盛。智称（430—501），世
居京口，出家后，专修律部，尤精《十诵》。后在普弘寺开讲《十诵》，并著有
《十诵义记》八卷，盛行于齐、梁二代。僧祇（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师，
出家后，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竭虑钻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
奉命到吴中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诵义记》十卷。
法超，是智称的弟子，曾摘录律部要文成《出要律仪》十四卷。昙瑗、智文有名
于陈代。昙瑗著有《十诵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
生讲《十诵》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著有《律义疏》、
《羯磨疏》、《菩萨戒疏》等。

　　六、涅槃师　主要研习弘传凉译《大般涅槃经》。其先，法显译出六卷本
《大般泥洹经》，说一阐提无有佛性。龙光道生（？—434）剖析认为阐提也是含
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但经本传来未尽而已；于是唱“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之
说。为旧学僧徒所摈斥。于是入吴中虎丘山，住龙光寺，又入庐山。后来凉译
《涅槃》传到南方，经中果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证明其主张不虚。他说阐提成
佛义外，还有顿悟（顿悟成佛）义，论文已佚。其后，龙光沙门宝林，祖述道生
诸义，著《涅槃记》。弟子法宝更继其后，著《金刚后心论》等，涅槃之学渐盛。
另外，凉译《涅槃》传到建康时，慧观、慧严及谢灵运等曾依据法显译本加以修
订，成为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慧观更立二教五时的教判，以《涅槃》
为第五时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来说法的归结。又著《渐悟论》。同时罗什
的弟子昙无成著《明渐论》。又谢灵运著《辨宗论》，主张顿悟。其余的涅槃学
者，宋代有慧静等，齐、梁二代有僧慧、宝亮及梁三大法师等。慧静著有《涅槃
义记》，他的弟子法瑶，住吴兴武康小山寺，主张渐悟。后应请入建康，和主张
顿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
经及《百论》的疏释。法瑶的后辈，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后来又受业于昙斌、昙
济，昙斌曾问学于法瑶。

　　僧宗为涅槃名师，讲说将近百遍。其时宝亮（444—509），尤为齐、梁间重
要的涅槃学者。他少年出家，师事义学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后住中兴寺、灵
味寺，盛讲经论，共讲《涅槃经》八十四遍，其他经论多遍。天监八年（509）梁
武帝命他撰《涅槃义疏》，他于是捃摭诸家的学说，总为七十一卷。宝亮的弟子，
有僧迁、法云，听讲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师也都是涅槃学者。就中智
藏曾讲涅槃，并著义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于成都法席率听众讽诵《涅槃》。
法云的弟子宝海也奉武帝命论佛性义。此外会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
《涅槃义疏》十卷。后梁荆州大僧正僧迁（？—573），讲《涅槃》等十八部经各
数十遍，并都著有义疏。陈代名僧宝琼（504—584），讲《涅槃》三十遍，著疏
十七卷。

　　总起来说，南朝的佛教义学，在宋、齐二代，先是《涅槃》代《般若》而兴，
到梁代而极盛。同时三论渐见推行，和《成实》各立门户。到了陈代，武帝、文
帝、宣帝均推重三论，《成实》遂不复与三论抗衡。另有《华严》，从宋初的法
业以后一直到梁代，几乎无人研习，到梁代以后而渐盛，南地三论学者僧朗、僧
诠、法朗等，大都兼习《华严》。由此南朝学派虽甚繁衍，而其间盛衰更迭，亦
极多变化。

　　宋初，沙门慧琳，作《黑白论》（又名《均善论》），论儒佛的异同，而和
佛理甚相违反，为众僧所摈斥，但何承天却加激赏，把此论送给宗炳评判。宗炳
复书，破斥慧琳的异见，遂和承天往复辩难。他更作《明佛论》（又名《神不灭
论》），唱导“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之说。承天作《达
性论》反对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颜延之又作
《释达性论》，说“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如是往复论辩达三次。其主
要争点都是神灭、不灭义。到了齐末，又有范缜，作《神灭论》，说“形存则神
存，形谢则神灭”；“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
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萧琛、曹思文、沈约等和缜往复论难，力主神
不灭。后来梁武帝即位，命当代硕学答复范论，当时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
帝的意旨，主张神不灭。这是南朝儒佛神灭不灭的论争。

　　宋末，道士顾欢，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于是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但
力持华戎之辩，意在抑佛而扬道。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
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释慧
敏作《戎华论》加以驳斥。后来刘虬却以为道家的虚无与佛家的修空一揆（见
《无量义经序》）；同时司徒中郎张融作《门律》，也以为道家与佛家并无二致，
而以道为主，以示汝南周颙，颙复书加以非难，说般若所观法性与老子所说虚无
其为寂然不动虽同，而其义旨却大有差别。也往复论辩了几次。在这时期，还有
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丑诋佛教，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
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论》的范围。刘勰又作《灭惑论》、
僧顺又作《析三破论》、玄光又作《辩惑论》来反驳。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论
争。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谈义理，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
卷十七《慧思传》）。又“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同上卷二十《习禅篇》）。
在实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传禅法的风气，其流行的区域为建康、江陵及
蜀郡。沙门以专习禅法知名的，有僧印（见《名僧传抄》）、净度、僧从、法成、
慧览、法期、道法、普恒（均见《续高僧传》），就中慧览（？—464），即和北
地著名的禅师玄高同以“寂观”为世所称，后游西域，从罽宾达摩比丘谘受禅要，
回国后在蜀、建康以传授禅法著名。宋末以后，禅法即衰，只齐、梁间，有宝志
（？—514）以修习禅业，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圆寂后，令葬于钟山独龙埠，并
在墓侧立开善寺。后世称为志公。世传他作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
《大乘赞》等（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但以上内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后的
禅家思想。和宝志同时有傅翕（？—569），义乌人，日间佣作，夜间修禅。梁武
帝请他到建康，世称为傅大士，著有《心王铭》（载《传灯录》卷三十，一说后
世的伪作）。

　　其次，这时传戒持斋等佛事渐兴，据传“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为僧
尼受戒，为震旦戒坛之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在家
菩萨戒的授受，这时也已经流行。此外还有诵经、设斋、礼忏、立寺、造像、转
读（梵呗）、唱导（宣唱）等佛事活动。齐梁之间，还流行月六斋(六斋日)、八
王斋、岁三长斋（三长斋月）等。

　　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典的理趣、
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诗的方面，宋代有谢灵运、颜延之，
齐代有沈约、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阮孝绪，陈代有江总、徐
陵等。特别是谢灵运，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所作有《佛影铭》、《祇洹像赞》、
《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沙门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诗人。在文
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颜延之，齐代有明僧绍、周颙、沈约，梁代有江淹、刘勰，
陈代有姚察、江总、徐陵等。这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多数是说理的论文，而尤
以宗炳的《明佛论》、周颙的《三宗论》最为世所称。刘勰（后来出家，改名慧
地）的文学造诣很深并长于佛理，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请他制作。

　　南朝佛教建筑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达官及文人学士乃至民间
清信士女，也靡然从风，于是梵宫琳宇遍布江东，而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也最
奢丽。特别是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历代
三宝纪》卷十一）。其次，大爱敬寺，“经营彫丽，奄若天宫”(《续高僧传》卷
一《宝唱传》)。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同上）。此外，皇基、光
宅、开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无量寿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
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铜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铸造，塑像、旃檀像更
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为最精妙。齐武帝时，石匠雷卑造瑞石释迦像，镌琢极巧。
萧嶷、萧子良并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躯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爱敬、同泰
诸寺的丈六弥陀铜像等，简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园精舍的旃檀像，并造有高约一、
二寸的千佛像。陈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百万躯，宣帝造有金铜像等
二万躯。此外名僧及信众所造，不胜枚举。在这时期，外国的造像也输入不少。
齐代有扶南国所送金缕龙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从天竺请来的优填王所造旃檀
佛像及扶南国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盘盘、丹丹两国所送牙像，于田所送玉
佛等。

　　佛画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陆探微的灵台寺瑾统像，陆绥的立
释迦像，顾宝光的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师像，袁倩的维摩诘变相图。齐代有姚
昙度的白马寺宝台样，毛惠秀的释迦十弟子图。梁代有萧绎（元帝）的文殊像，
张僧繇卢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维摩诘像，张差果的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
塔样，张儒童的楞伽会图、宝积经变相图，聂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样、
九子魔图。这时期外国沙门中擅长佛画的，有著名的译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兴
灵鹫山寺的宝月殿北壁上，绘出了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高僧传》卷
三本传）。此外有吉底俱、摩罗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画作家，以张僧繇为
最。僧繇，吴人，以丹青驰誉于梁天监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画。
当时由郝骞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东来，曾把印度阴影法的新壁画介绍到中土。
僧繇所画建康一乘寺的扁额，就是活用这种手法的新佛画。又南朝限于天然地形
环境，凿窟造像之风远不及北朝之盛，只摄山（栖霞山，在今南京东北约四十里）
的断崖上，有齐、梁间所开凿的许多石窟、石佛，盛称于世。禾丰2009-8-14 12:34:31 10# 禾丰

北朝佛教


　　北朝佛教
是包括从北魏明元帝泰常年(420
即晋亡之年)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
(581)中国南北分裂时期，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的佛教。

　　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396—409）和晋室通聘后，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
好黄老
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
果为沙门统
令绾摄僧徒
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明元帝（40
9—423）也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
并令沙门开导民俗。其嗣子太武帝（423—45
2）
“锐志武功”
因道士寇谦之、司徒崔篈浩的进言，遂于太延四年（438）三
月，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
禁止官民私养沙门。到了七年（446）二月
因对盖吴的内乱用兵
发见长安一寺院
收藏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
怀疑僧徒与内乱有关
又听信崔浩的话
命
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
并焚毁经像。这一命令
由于太子拓跋晃故意延迟宣布，远
近沙门多闻风逃匿
佛像经卷也多秘藏，只有境内的寺塔被破毁无遗。这就是中国
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不久寇谦之病死
崔浩也因事被杀
禁律稍弛。至文
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兴佛教
准许诸州城郡县于众居处各建寺一所
并
许平民出家
寺塔经像渐渐修复。文成帝还以罽宾（今克什米尔）沙门师贤为道人
统，后又以凉州沙门昙曜继任
井一再改称沙门统，乃至昭玄沙门都统，并礼以为
师。昙曜原来和玄高同在凉州修习禅业
后到平城，即为太子晃所礼重，被任为昭
玄都统，即请于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
镌建佛像，这就是遗留至今的著名佛教遗
迹——云冈石窟。此外有沙门僧周
常在嵩山修头陀行坐禅，太武帝灭佛时，与数
十人同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后令弟子僧亮到长安，修复故寺
延请沙门，关中佛法
的复兴，他是出了力的。献文帝（465—471）继位，也嗜好黄老浮屠之学
六年即
退位，在宫中建寺习禅。后孝文帝（471—499）时，迎像、度僧、立寺、设斋、
起塔
广作佛事，并提倡《成实》、《涅槃》、《毗昙》等佛教义学
师事通晓
《涅槃》、《成实》的学者道登。又敬信佛陀扇多，替他在嵩山立少林寺
与以供
给。在鸠摩罗什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访求罗什后裔。孝文帝还允许了昙曜的申
请
令以所掠得的青齐地方的人民等，每年输谷六十斛入僧曹以为僧祇户，其谷即
称僧祇粟
作为赈饥及佛事之用。又以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为佛图户，以充寺
院的杂役和耕作等事。这些措施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
也产生了不少流弊。其后
宣武帝（499—515）时大兴佛教，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洛阳
帝为立永明寺，房舍
一千余间，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
其中有著名的译师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
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为其首席。他到洛阳时
宣武帝殷勤慰劳；他在内殿
翻译《十地经论》的第一日，帝亲自笔受。著名的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伊阙龙
门山）
也是这时所营造。因之当时佛事很盛。至孝明帝（515—528）时，太后胡
氏（世称灵太后）摄政
她在熙平元年（516）营造了洛阳的永宁寺塔，极其壮丽。
同年她又遣敦煌人宋云，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礼佛迹，访求经典。宋云等
历访乾陀罗等十余国，留居乌场二年
到正光三年（522）冬，获得大乘经论一百
七十部以归。宋云撰有《家记》(《唐志》作《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
全书已
佚;惠生撰有《行记》(《隋志》作《慧生行传》一卷)
现存（题作《北魏僧惠生
使西域记》）。同时有沙门道药（一作荣）
也越葱岭到过西域。由于北魏诸帝奉
佛的影响
朝野风从
人民经官私得度出家为僧的日多
另一方面也因战争频繁，人
民多假称入道以避徭役。孝文帝太和元年(477)
平城即有僧尼二千余人
各地僧尼
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了魏末
各地僧尼多到二百余万人。出家的猥滥
为前
所未有(《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当时兴造寺塔的风气极盛，孝文帝太和
元年，平城新旧寺约一百所，各地六千四百七十八所。但到了魏末，洛阳一千三
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释老志》、《洛阳伽蓝记》)。魏代佛教的
发展，可谓盛极一时。

　　北魏至孝静帝（534—550）时，分裂成东西二魏，高欢迁孝静帝到邺都
成为
东魏，洛阳诸寺的僧尼也随同移邺。邺都臣民多随便舍宅地、立新寺
其时名僧昙
鸾
为孝静帝所重
称为神鸾。

　　继承东魏的北齐帝室，也利用佛教。文宣帝（550—559）尝请高僧法常入内
庭讲《涅槃》
并拜为国师。又置昭玄寺，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那三人
令
管理佛教
而以法上为大统。法上(454—539)
是慧光的弟子
擅讲《十地》、《地
持》、《楞枷》、《涅槃》等经论，并广著文疏；其弟子有慧远（净影）等，均
知名一时。其时
北印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都，文宣帝出旧
藏梵本千余筴，请他在天平寺翻译。文宣帝于晚年，更到辽阳甘露寺，深居禅观，
不理政务。此后北齐诸帝，多半好佛
邺都的大寺约有四千所，僧尼近八万人；全
境的寺院有四万余所
僧尼二百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又卷十
《靖嵩传》）。

　　西魏都城在长安
其地佛教
曾因北魏太武帝的灭法
一时衰歇
但西魏文帝(5
35—551）及函相宇文泰都好佛，文帝曾建立大中兴寺，并以道臻为魏国大统
道
臻即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宇文泰也提倡大乘
尝命沙门昙显等依经撰《菩萨藏众
经要》及《百二十法门》，以为讲述的资料。

　　取代西魏而兴的北周王朝，亦颇崇佛。明帝（557—560）建大陟岵、陟屺二
寺
并每年大度僧尼。当时名僧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
南方的学僧来游关中的
也有亡名、僧实、智炫等。但不久即有武帝灭法的事件发生。武帝（560—578）
重儒术，信谶纬
由于还俗僧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建议，请省寺减僧。武帝集众讨
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各有是非。禾丰2009-8-14 12:35:02 更令群臣详论道、佛二教的先后、浅深、同异，意欲借此来废斥佛教
但当时
司隶大夫甄鸾作《笑道论》，沙门道安作《二教论》，僧(勔)著《十八条难道章》、
《释老子化胡传》等，废佛之议因而暂止。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又大集
臣僚，命道士张宾和沙门辩论，沙门智炫驳难道教，武帝亦不能屈智炫
于是命令
把佛、道二教一并废斥，沙门、道士还俗
财物散给臣下
寺观塔庙分给王公
当时
僧、道还俗的二百余万人。既而又立通道观
简取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人，并
令衣冠笏履，称为通道观学士
命通阐三教的经义。后三年（建德六年，577）进
兵北齐，攻占邺都，又召集齐境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宣布废省佛教的意见，
只有净影慧远一人，和帝反复争论，武帝虽然词穷
却仍然下令毁灭齐境的佛教，
所有八州的寺庙四万余所，全部改作宅第
僧徒将近三百万人
也全令还俗;焚毁经
像;财物由官厅没收。到了第二年，武帝死了
宣帝（578—579）嗣位;还俗僧任道
林等力请恢复佛教，得到许可。大成元年（579），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选择旧
日有名望的沙门二百二十人，须发冠服，在寺行道，并命智藏等长发为菩萨僧，
任寺主。至于民间禅诵;一概不加干涉。次年（580）五月，静帝（579—581）继
立，左丞相杨坚辅政，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又给陟岵寺
智藏、灵干等落发;并度僧二百二十人。这时佛教算是正式恢复。

　　北朝各代的佛典翻译，相续不绝。文成帝和平三年(462)
在平城石窟寺
昙曜
与西域沙门吉迦夜等译出《付法藏因缘传》六卷
又译《大吉义神咒经》一卷、
《杂宝藏经》八卷、《方便心论》一卷等。北魏迁都洛阳以后
昙摩流支、菩提流
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相继来华。昙摩流支专精律藏，于宣武帝（500—515）
景明二年到正始四年（501—507）七年间，在洛阳译出《信力入印法门经》等三
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等
起初一同翻译，后因师承和见解不同，各自别译
因
此所译出的《法华经论》、《宝积经论》及《究竟一乘宝性论》等各有两本（见
《开元释教录》卷六勒那摩提条注）。菩提流支博学多识
于永平元年（508）来
洛阳，被称为译经的元匠，同年译出世亲所造《十地经论》，后来陆续译出许多
经论。到东魏时
随孝静帝去邺都
继续翻译，他从永平元年到东魏天平二年（53
5）的将近三十年间
先后译出《佛名经》、《入楞伽经》、《法集经》、《深密
解脱经》、《胜思惟梵天所问经论》、《大乘宝积经论》、《法华经论》、《破
外道小乘涅槃论》等
共三十部。勒那摩提精于禅法
于永平元年来洛阳
译出《宝
积经论》、《妙法莲华经论》、《究竟一乘宝性论》
共三部。佛陀扇多通内外学
典籍，特善方言，尤工艺术，从孝明帝正光六年（525）到东魏孝静帝元象二年
（539）十五年间，在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摄
大乘论》等，共十一部。另外
有中印波罗奈城的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于北魏熙
平元年（516）来洛阳，后随孝静帝迁到邺都
于元象元年到武定元年（538—543），
先后共译出《正法念处经》及龙树的《壹输卢迦论》、无著的《顺中论》、世亲
的《唯识论》等
共十八部。又有乌苌沙门毗目智仙，和般若流支一同到邺都，于
兴和三年（541）译出龙树的《回诤论》及世亲的《宝髻菩萨四法经论》等
共五
部。这一时其所传译的经论，以有关大乘瑜伽学系的典籍为多。总计北魏、东魏
两代百余年间
中外僧俗译人共有十二人，译出经、论、传等共八十三部二百七十
四卷（《开元释教录》卷六）。

　　北齐时代外来译人，有乌苌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都，
文宣帝请他住于天平寺，任翻经三藏，又命昭玄大统法上等二十余人监译
沙门达
摩阇那和居士万天懿传语，从天保八年到后主大统四年（557—568）十二年间
译
出《大集月藏经》、《月灯三昧经》、《法胜阿毗昙心论经》等，共七部。万天
懿
原鲜卑人
世居洛阳
少曾出家，师事婆罗门，擅长梵语，因被召为助译，并在
武成帝河清年中（562—565）
自译《尊胜菩萨所问一切诸法入无量门陀罗尼经》。
北齐一代，中外僧俗译者二人
译出经、论共八部五十二卷。

　　北周时代
外来的译人有波头摩国沙门攘那跋陀罗、中印摩伽陀沙门阇那耶舍
和他的弟子优婆沙门耶舍崛多，健陀罗沙门阇那崛多
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五人。
阇那耶舍译出《大乘同性经》、《大云请雨经》等
共六部。耶舍崛多译出《十一
面观世音神咒经》等，共三部。阇那崛多先在长安四天王寺译出《金色仙人问经》

后在益州龙渊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诵偈》等，共四部。达摩流支译出
《婆罗门天文》等。北周一代，译师四人
译出经、论共有十四部二十九卷。另外

攘那跋陀罗译了《五明论》一部。关于北朝流行的佛教学说，有由南朝传入的
如
《毗昙》、《成实》、《摄论》乃至《涅槃》各家之说；也有由北地传出的，如
《地论》、四论、《四分律》学
乃至以实修为主的禅法及净土教等。

　　一、毗昙师　相当于南朝的齐、梁时代
北地毗昙的讲习始盛
著名的学者有
安、游（智游）、荣三师
其师承均不明。但北齐名僧灵裕即曾从他们三人听受
《杂心》。从高昌来魏的慧嵩法师
亦曾从智游听受《毗昙》、《成实》，学成后
在邺都及洛阳讲说，有“毗昙孔子”之称。传承慧嵩之学的有志念、道猷、智洪、
晃觉、散魏等。志念（535—608）尤以《杂心》擅名，著有《杂心论疏》及《广
钞》等
盛行于世。弟子知名的有道岳、道杰、神素等二十余人。

　　二、成实师　先有僧嵩，曾在关中从鸠摩罗什亲受《成实》
后到徐州（彭城）
白塔寺弘传此论。他的弟子济州僧渊（414—481）
以慧解驰名，后来也在徐州讲
习。门弟子知名的有昙度、慧记（一作惠纪）、道登、慧球等。昙度（？—489）

江陵人，早年游学建康
曾于三论、《涅槃》、《法华》、《维摩》、《大品》

深有研究
后到徐州
从僧渊受《成实》，于是精通此部。北魏孝文帝听到他的盛
名
请到平城开讲
学徒千余人
著有《成实论大义疏》八卷，盛行于北地。慧记于
《成实》外兼通《数论》
曾在平城郊外的鹿苑讲学。道登（？—496），东莞人，
早年从僧药受《涅槃》、《法华》、《胜鬘》，后来又从僧渊学《成实》，五十
岁时，声誉闻于魏都洛阳，应请前往讲学，后来入恒山，学侣追随
讲授不辍。又
北齐初年，邺下有沙门道纪，盛弘《成实》，讲说达三十年，其学统不明。

　　三、摄论师　真谛《摄论》之学，由靖嵩北上徐州，道尼入居长安
而独在北
方敷弘称盛。靖嵩（537—614）
涿郡固安人，北齐时代在邺都为法主
后北周武
帝毁灭佛法
避地江南
从法泰谘受《摄论玄义》。后仍回徐州
盛弘《摄论》
著
有《摄论疏》、《九识玄义》等
为时人所宗。但北方正宗的摄论师实为地论学者
昙迁。昙迁（542—607）
博陵饶阳人
早年从慧光的弟子昙遵受学
后来隐居林虑
山，精研《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
到
周武帝平齐、毁灭佛法，结伴避地江南，辗转到了桂州，获得《摄大乘论》。隋
初，和同伴往彭城，继续弘讲
乃为北地开创纯正的《摄论》法门。

　　四、涅槃师　《涅槃》大本
本在凉州译出，当时慧嵩、道朗以此知名，然流
行不及南方之盛。其后北魏昙准（439—515）
听说南齐僧宗特善《涅槃》
前往
听讲
审知此学南北不同
于是另行研究讲说
其说盛行于北地。当时研讲《涅槃》
者还有僧渊的弟子道登
后来有洛阳融觉寺昙无最，北周有潼州光兴寺宝彖(512—
561)蒲州仁寿寺僧妙（？—464）等。僧妙化行河表
蒲州昙延(516—588）即其弟
子。昙延早年听僧妙讲《涅槃》
深悟经旨，常说佛性妙理是《涅槃》宗极
足供
心神游止。后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撰《涅槃经义疏》十五卷，同时敷讲。在
昙延稍前
北地有《地论》学系兴起，他们差不多都是兼讲《涅槃》的。慧光和他
的弟子唱四宗(因缘宗、假名宗、不真宗、真宗）的教判。其中真宗又称显实宗或
常宗，即指《涅槃》、《华严》及《地论》而言。慧光著有《涅槃疏》
他的弟子
法上也曾讲《涅槃》并著文疏，法上的弟子慧远也著有《涅槃义疏》。

　　五、地论师　是由研习及弘传《十地经论》而形成的一派。这个学派由于译
论者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二人学风相违，分歧为南道、北道二系。北道从菩提流
支出，而创始于道宠。道宠从菩提流支听受《地论》
随即著疏
从而弘讲，为邺
下学人所虯推重
门弟子千余人，其中，以僧休、法继、诞礼、牢直、亻于 果最
为特出。名僧志念，也曾从道宠受学《地论》。南道从勒那摩提出
而创始于慧光。
慧光初就佛陀扇多出家
继而广听律部
后来又从勒那摩提受《地论》，著有《十
地论疏》。他的弟子中传承《地论》之学的，有法上、僧范、道凭、慧顺、灵询、
僧达、道慎、安廪、昙衍、昙遵、冯衮、昙隐等，而以法上为上首。法上（495—
580）曾讲《地论》
并著文疏。著名的弟子有法存、融智、慧远等。其中慧远
（523—592）为一代博学者，常讲《地论》
并随讲随疏
著有《十地经论义记》
七卷
其中保存南道地论师的学说不少。他的门人也努力弘扬《地论》。关于南北
二道的地论师说
据天台宗学者荆溪湛然说：北道唱梨耶依持说，主张一切万法从
梨耶缘起；南道唱真如依持说，主张一切万法是真如的缘起所生(见《法华玄义释
签》卷十八、《文句记》卷七中)。北道后来受摄论师的影响，从而和它合流。禾丰2009-8-14 12:35:39 六、四论师　这是将《大智度论》和《中》、《百》、《十二门》三论并重
的一个学派。起初北齐有道长（一作场）法师，精通《智论》，在邺都敷讲，为
学者所宗，志念曾列席听讲，后来双弘《智论》及《杂心》十余年。东魏昙鸾也
精研四论。北周静蔼（534—578）少听《智论》，洞明义旨，后来更披寻其他经
论，而以四论最为所崇，在终南山等处敷讲。又有道判（532—615），曾问道于
静蔼，也日夜研寻四论。同时还有道安，博通《智论》，弟子慧影，传承其学，
著有《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

　　七、四分律师　《四分律》译出后
直到北魏孝文帝时代（471—499)
才有法
聪在平城专弘。既而有道覆依法聪的口授作《四分律疏》六卷
但只是把文字加以
科分而已。后来慧光作《四分律疏》百二十纸
并删定《羯磨戒本》
此学才大盛。
弟子中传承其学的
有道云、道晖、洪理及昙隐等。道云专弘律部
作《疏》九卷。
道晖把道云所作《疏》略为七卷。洪理作《钞》两卷。昙隐作《钞》四卷。道晖
的弟子洪道（530—608)
专学律部，盛弘《四分》，代替了《僧祇》的讲传。

　　八、净土师　弥陀净土法门从北魏昙鸾的净土教说流出
所以后世的净土宗常
推昙鸾为创始者。其昙鸾一系的传统是:菩提流支——慧宠——道场——昙鸾——
大海——法上（见道绰所撰《安乐集》卷下)。与《地论》、四论两学系实有交叉
的关系。菩提流支曾译出世亲《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通称《往生论》)一
卷，又曾以《观无量寿佛经》授昙鸾
称为能解脱生死的大仙方。慧宠即最初的北
道地论师道宠。道场在邺都敷讲《智论》
又传持阿弥陀五十菩萨像。昙鸾(476—
542)起初于四论及佛性论深有研究
后来得到菩提流支的启发
专弘净土;既而住并
州(今山西太原市)的大岩寺，晚年又移住汾州（今山西交城县)的玄中寺，修净土
念佛之业；著有《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通称《往生论注》)二卷等。他
提倡的念佛法门
于观念以外
著重称名
遂开后世重视称名念佛的风气。大海（即
慧海？—609)
少年听受《涅槃》、《楞伽》及大乘毗昙等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
80)
在江都仪涛浦创立安乐寺
以净土为期，并模写无量寿佛像。法上有关净土法
门的事迹不详，其弟子慧远著有《无量寿》、《观无量寿》两经的义疏各二卷，
再传弟子灵裕也著有《观无量寿经》及《往生论》等的疏记。

　　九、楞伽师　最初有菩提达摩
南天竺人
曾游于嵩洛
住于邺下
随地以禅法
教人
曾惹起一班盛弘经律者的讥谤。只有道育、慧可两沙门竭诚事奉
经四五年，
达摩为他们的精诚所感，于是诲以“二入”(理入、行入)、“四行”(一报怨行、
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之法，并以四卷《楞伽》授慧可以为印证。达
摩于东魏孝静帝天平年（534—537）前在洛滨示寂
传说一百五十余岁。弟子慧可
(又称僧可
487—593)虎牢人，四十岁时在嵩洛从达摩受学
后于天平初
到邺下
讲授达摩的禅法
弟子有那禅师、粲禅师等。那禅师和他的弟子慧满等
常常携带
着四卷《楞伽》以为心要。另有僧副（464—524)
太原祁县人，也出于达摩门下

精定学
后于北魏太和末(494—499)
南游建康
住在钟山定林下寺
其高风为梁武
帝所叹赏，后更到庸蜀大弘禅法。

　　总起来说，北朝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槃》、
《华严》、《地论》并弘。这正是慧光和他的弟子们所作的“因缘”、“假名”、
“不真”、“真”四宗教判的全部内容。其因缘宗即指《毗昙》，假名宗指《成
实》，不真宗指《般若》、四论
真宗指《涅槃》、《华严》及《地论》。又如净
影慧远在所撰《大乘义章》中
每一义门都分作《毗昙》、《成实》、《地论》、
《涅槃》四层来解说，这也说明了北朝主要佛教义学的全貌。

　　但是北朝佛教的特点
还在于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而非空谈理论，这和同
时南方佛教有显著的不同。这一时期除上述楞伽师而外
还有不少著名的禅师
如
北魏时代玄高（402—444），早年往关中师事佛陀跋陀罗，通禅法。后往西秦，
隐居麦积山，从受禅法的学者达百余人。又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西秦领徒立众，
玄高也曾从他受法。后入北凉
受沮渠蒙逊的敬事。北魏太武帝攻入北凉时
请他
往平城
大弘禅化。此外
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也并弘传禅法。北齐，有佛陀扇多
的再传弟子僧稠(480—560)
道宣把他和达摩并称（见《续高僧传习禅篇后论》）。
僧稠起初从道房受止观
常依《涅槃》行四念处法。后来又从道明受十六特胜法。
佛陀扇多赞为“自葱岭以东
禅学之最”。他先后在嵩岳等地讲学，魏孝武帝为他
在怀州尚书谷中立禅室
集徒供养。齐文宣帝于天保二年（551）又请他到邺城
从
受禅法和菩萨戒
并为立精舍
礼敬备至。后来侍郎李奖等请出禅要
为撰《止观法》
两卷。又天台宗所祖述的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
为南北禅家所尊重。慧文尝聚徒
数百人洪学，据说他读《大智度论》“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论》“因
缘所生法”之偈，顿悟龙树空、假、中三谛道理，由此而建立一心三观的观法。
慧思（515—577)，武津人，从慧文受学
昼夜研磨
对《法华》等深有造就
于是
敷扬大小乘定慧等法。天保年中（550—559)
率领徒众南行，中途停留在大苏山

数年之间来学的甚多
智顗也就在这时来其门下
谘受“法华行法”。后更率徒众
入南岳山，提倡定慧
世称南岳大师。北周有僧实（476—563)
起初归依擅名魏代
的道原法师
太和末(499)到洛阳
遇勒那摩提
授以禅法
得其心要。周太祖礼请为
国三藏
并从受归戒。此外一般弘修禅法的，有慧初、僧周、慧通(以上北魏)、道
恒、慧可、僧达、道明、法常（以上北齐)、僧玮、昙相、昙准、昙询、恩光、先
路、慧命、昙崇（以上北周）等。

　　北朝一般社会上的佛教信仰
从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
组织，叫作“义邑”
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
而以信徒为主。原来是民间为共同
造像而发起飞的
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各事。
它的首脑矨E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
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
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
称为邑师。其时民间所诵习的经典
是
昙靖自撰的二卷本《提谓波利经》
劝持五戒。邑人每月斋会二次，以正律为标准

互相督察。此外还有一种叫作法社的佛教组织，其旨趣和义邑略同，但由贵族达
官知识分子和一些僧尼组成。

　　北朝在中国佛教文物方面
留下不少宏伟的遗迹，特别是石窟。如北魏开凿的
有云岗、龙门等石窟。昙曜于兴安二年(453)请文成帝在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五
所，建立佛寺，称为灵岩。石窟大的高二十余丈，每窟各镌建佛像一尊
大的高七
十尺，次为六十尺，建制奇伟，雕饰工致。后来献文帝、孝文帝更相继开凿许多
石窟。其次，宣武帝于景明初（500），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的断崖开凿石窟。
这个石窟原来是孝文帝太和年中（477—499）民间创始开凿，宣武帝命大长秋卿
白整，仿照云岗石窟样式，为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熙平年中（51
6—518），孝明帝也为宣武帝营造石窟一所。诸窟的开凿历时二十三年，人工八
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其规模的宏伟、技巧的精工
可与云岗石窟并称。龙门的
东方，有巩县（河市省）石窟，也是景明年中（500—503）所营造。还有天水麦
积山石窟，也是北魏时代所开凿。这个石窟，在高出地面数十丈的万佛洞内，有
深广五丈余的长方洞，内有大佛造像二十五躯，巨碑十八座，碑上浮雕佛像三十
四排
每排二三躯，碑侧也刻有佛像，并有壁画。北齐开凿的有天龙山、响堂山等
石窟。天龙山在北齐的陪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十里，文宣帝在山麓创
立仙岩石窟寺，孝昭帝（560）也创立天龙石窟寺，幼主（577）更开凿晋阳西山
大佛像，即所谓天龙山造像，与云岗、龙门齐名。响堂山有南北二处（南响堂山
在河北磁县西四十五里的彭城镇，北响堂山一名鼓山，在南响堂山西北三十五里
的武安县义井里），都有北齐时代开凿的石窟。就中北响堂山的窟壁所携刻的石
经，是房山石经的先驱，实为佛教文化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大事。北响堂山的石
窟，即以北齐开凿的刻经洞和释迦洞、大佛洞三大窟为中心，其中刻经洞，是北
齐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所刻。他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
灭，”于是发愿把佛所说经镌刻在名山，以为保存之计。从后主天统四年（568）
三月初起，开凿石窟，并将窟内外的壁面上镌刻《维摩经》、《胜鬘经》，《孛
经》、《弥勒成佛经》各一部，历时四年，到武平三年（572）五月末才完工（此
后经过四十年，才有房山石经）。北齐时代的石经除这以外，现存的，还有山东
省泰山经石峪的《金刚般若经》，同省徂徕山映佛岩的《般若经》（武平元年刻），
同省辽州屋 嶝的《华严经》（北齐初年刻）。

　　除了石窟寺外，一般寺塔的建筑，在北朝也极一时之盛，真所谓“招提栉比，
宝塔骈罗”（《洛阳伽蓝记》序）。当北魏道武帝接受了佛教之时，便于天兴元
年（398）在首都平城“作五级浮图
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
加以绘饰”。后来献文
帝又于皇兴元年（467）在平城“起永宁寺
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
更于天宫寺“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
榱栋楣楹
上下重结
大小皆石，镇固巧密，为
京华壮观。”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更大力营造寺塔
洛阳一地就有一千余寺

其中著名的有永宁寺、瑶光寺、景乐寺、法云寺、皇舅寺、祇洹精舍等。特别是
永宁寺，宏伟庄严
建筑、雕塑及工艺美术皆为奇观。此寺是胡太后于熙平元年按
照平城永宁寺样式所营造
其中有九层浮图一所，高九十丈，“殚土木之功，穷形
造之巧”。浮图北石佛殿一所
中有丈八金像一躯、等身金像十躯、编真珠像三躯、
金织成像五躯，“作功奇巧”。还有僧房一千余间
“台观星罗，参差间出”。菩
提达摩曾合掌赞叹为阎浮提所无。瑶光寺是宣武帝所立
中有五层浮图一所，高五
十丈，作工的美妙
和永宁不相上下。景乐寺是清河文献王元怿所立
有佛殿一所

中有像辇，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法云寺是西域乌场国沙门僧摩罗所立
“工制甚
精”（以上均见《洛阳伽蓝记》）。皇舅寺是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级浮图

“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彩之上炜炜有精光”（《水经注 漯
水篇》）。祇洹精舍是宕昌公钳耳庆时所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
床坐轩帐，都是青石，图制可观（同上）。此外河南登封有北魏所立嵩岳寺塔，
山东历城有东魏所立神通寺塔等。

　　北朝的佛画家，有北魏的杨其德（见《历代名画记》卷八）、王由（字茂道，
见《后魏书》卷七十一《王世弼传》附）等
而以北齐的曹仲达为最。仲达本来是
西域曹国人，所画璎珞天衣，带有域外犍陀罗式的作风，后世画家称为“曹衣出
水”
和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并称。禾丰2009-8-14 12:36:20 13# 禾丰

隋代佛教


　　隋代佛教，是从隋文帝开皇元年（ 581 ）到恭帝义宁二年（618 ）中国隋王
朝一代三十七年间的佛教。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隋代虽然立国不
久，但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两朝，各种文化也出现了综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综合
南北体系，而有新的教学、宗派建立，形成了划一时期的特色。

　　隋文帝（581 —604 ）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一开头就改变了周武帝毁灭佛法
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
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他首先下
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及并
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
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 经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在度僧方面，他于开皇十年（590 ）听许以前
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到五十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十
《靖嵩传》；又卷十八《昙迁传》）。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
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
一所，并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
及禅定等寺，据传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
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后，令全国各州建立舍
利塔安置，前后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寿元年（601 ），在他六十岁的生日六月十
三日，令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
二次是仁寿二年（602 ），在佛诞日，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五十
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寿四年（604 ），也是在佛诞日，令在三十州增设宝
塔，请名僧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前后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费用，任人
布施，但以十文为限。在造像写经方面，据传从开皇初到仁寿末（604 ），建造
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
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辩正论》卷三）。并且在开皇二十年（600 ）严禁毁坏、
偷盗佛像等（《隋书高祖纪》下）。又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
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辩正论》卷三）。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
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他
于开皇元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 ）又命
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 ）又诏灵裕为国统。至于地方僧官则有统
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的设置。

　　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即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
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槃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
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其间可考的，是长安
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
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此外长安还曾建立了二十五众（《续高僧传. 义
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
僧琨也做过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从事学众的教导（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续高僧传》卷七、九）。

　　隋炀帝（605 —616 ）也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
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 ）为文帝造西禅定寺，
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
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
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
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
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
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开皇九年（589 ）灭陈时，曾令陈都建康的城邑宫室荡
平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使南北朝时代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其时诸
寺多毁于战火，“钟梵响辍，鸡犬不闻”。因此蒋州奉诚寺慧文等致书智顗，请
转达坐镇扬州的晋王杨广予以护持。后来杨广做了皇帝，于大业三年（607 ）下
令沙门致敬王者；更于大业五年（609）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
保留，其余一概拆毁；一时造成因僧废寺的现象。从这些事实上，可见隋代对于
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译经，主要译师有北天竺乌场国的那连提耶舍（490 —589 ）。他原在
北齐译经，曾因齐亡佛教被毁，而改著俗装。隋兴，应文帝之请，住长安大兴善
寺，从开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更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八部二十三卷。
同时又有他的同乡沙门毗尼多流支来长安，于开皇二年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
《象头精舍经》。又有中天竺婆罗痆斯优婆塞达磨阇那于开皇二年译出《业报差
别经》一卷。

　　阇那崛多（527 —604 ）原在北周译经，周武帝毁灭佛教时，被迫回国，中
途为突厥所留，开皇四年，文帝应昙延等三十余人之请，遣使延请他东来，住在
大兴善寺，从事传译。开皇五年到仁寿末年（604 ），更译出《佛本行集经》、
《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并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
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达摩笈多（？—619）于开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肃敦煌县），受请至长安，
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年共译出《药师如来本
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
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译师五人，共译出经论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中国沙门参预达摩阇那、达摩笈多等的译事者有彦琮（557 —610），他记录
笈多游历西域各国的见闻，著为《大隋西国传》（已佚）。彦琮谙习梵文，开皇
十二年（592 ）奉召入长安，住兴善寺，重掌翻译。仁寿二年（603 ），文帝使
撰《众经目录》，又将《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翻译为梵文。大业二年
（606 ），住翻经馆，披阅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的昆仑书（当时对林邑
以南通用文字的总称）佛经，并编撰目录，以备选译。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
记》。此外他还著有《达摩笈多传》及《辩正论》、《通报论》、《福田论》、
《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又为译诸经作序。彦琮并论定翻译的楷式，有“十条
八备”之说。

　　前代译经既多，入隋又增新译。文帝在开皇十四年（594 ）乃命大兴善寺翻
经沙门法经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译出的经典，撰《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
录》）。此录分《别录》与《总录》。《别录》以大、小乘经、律、论为六门，
分作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又抄集、传记、著述三门，各
分作西域、此方二类；《总录》则统计其部数、卷数。此书是一部有组织而且分
类较精的经录。另外，翻经学士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597 ）撰《历代三宝纪》
（又称《隋开皇三宝录》）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其内容初为《帝年》，系
佛教及重要时事于历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为《代录》，列叙各朝代译人所译经
典的部数、卷数及其重要事迹；后为大乘、小乘“入藏”经、律、论目录，各以
有译、失译分类。此录在现存经录中，内容繁博，误谬也最多。又彦琮等翻经沙
门及学士在仁寿二年奉令撰《众经目录》五卷，分单本（即一译）、重译（即异
译，各列大小经律论的目录，附贤圣集传）、别生、疑伪、缺本五类，刊定了当
时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一直影响到后世。禾丰2009-8-14 12:37:04 隋代佛教义学的发展及宗派的建立，由于当时全国一统，南北佛教的思想体
系得到交光互摄的机会，从而各宗派学说一般都有汇合折衷的趋势。这时期，如
北方地论南道派的慧远，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论宗的吉藏，都可为其代表。普
法宗信行的三阶教也属于这个类型。

　　慧远（523 —592）的主要学说见于所撰《大乘义章》。此书把佛教义学的大
纲分作《教法聚》、《义法聚》、《染聚》、《净聚》、《杂聚》（此聚已佚）
五类。每类中都是先叙《毗昙》、《成实》，然后归结到《地论》、《涅槃》。
他盛弘《十地经论》。此论原系解释《华严经》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时也
是宗《华严》的。他晚年又列席摄论师昙迁的讲筵，还著了《起信论义疏》，因
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摄论》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张《地论》所说的
“阿梨耶识”和《楞伽》所说的“如来藏心”、《涅槃》所说“佛性”是一法，
称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从而缘起法界恒沙佛法，是名“真性缘起”或“真识缘
起”。这种思想即为后世华严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缘起”学说的张本。

　　智顗（538 —597）是天台宗实际的创立者，他从当时流行的大乘经里举出以
《法华经》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义学为根据，特别是发展了慧文的一心三
观说和慧思诸法实相说，提出“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新义。一心三观原
已发明观境兼备空、假、中三谛，由此更理解到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时互具，
而成为三谛圆融。诸法实相原以佛的知见为标准，所以见得实相的内容为如是相、
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
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这基础上
更见到十如的互具，又遍于六凡四圣的十法界，
更各有五阴、众生、国土三种世间，这样重迭计算，有三千诸法，皆于一念中有
具足之义，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学说，即以此等观法为其修持的指导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罗什、僧肇所传的三论法门，对魏晋南北朝所
有的各家学说一一加以批判，特别是破斥当时的成实师等，形成了三论一大宗派。
吉藏先后著成《中》、《百》、《十二门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大乘玄
义》、《二谛义》等，把《般若》无得、性空的义理发挥无遗。

　　此外，当南北朝时代之末，《摩诃摩耶经》、《大集月藏经》先后译出。当
时产生一种“末法”思想，认为已入末法时代。信行的“三阶教”，便是从这种
思想中酝酿而成的。他就时、处、机（人）把佛教分作“三阶”，以为当时到了
佛灭一千年以后，又在戒见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见俱破的颠倒众生，这都到了第
三阶时期。此时众生的机类，我见、边见成熟，所以偏学一乘、三乘，或偏念
《弥陀》、《法华》，彼此是非，终至犯诽谤罪，永无出离之期。只合依普佛普
法的法门，即佛无差别、法无差别、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极力
宣传的说教。信行圆寂后不久，开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断三阶教典，
不听传行，但信奉其说的依然不绝。

　　又北地摄论师的兴起，也在隋文帝时代，如昙迁的著述中有《九识章》专篇，
他的弟子道英又深会“无相思尘”的大旨，因而《摄论》的学说仍为一般佛教界
所讲习。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于隋文帝偏重定门，曾于长安的西南设置
禅定寺，集名德禅师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给，以为提倡，遂大开以习禅为重点的
风气。特别是昙询（515 —599 ），“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真慧（569 —61
5 ），“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志超（571 —641 ），
“创立禅林，晓夕勤修。”此外修忏、造像、咒愿、持律等也通行。还有致力于
社会事业的，如僧渊（519 —602）鉴于渡锦江而溺毙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设飞桥。
法纯（519 —603 ）微行市里，或代人佣作，或为僧俗洗补衣服，或清除市井的
粪秽，或为僧徒劈柴担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 —611 ）立孤老寺，以时周
给。慧达（524 —610）建大药藏，需者便给。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众中，有一种称为“义邑”（又作‘邑会’，由共同出
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的信仰团体，还有一种和它类似的“法社”。
这是因为隋代复兴佛教，造像的风气凌驾前代，义邑的组织相当发达。义邑的成
员有时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类的法社，则是贵族、达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
尼的团体。故义邑需要有教养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等
外，则无此需要。义邑与法社都期望往生净土。关于实际修行，则二者重视戒律
而外，法社并偏重修禅。

　　在这时期，还有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即所谓“斋会”，在纪念、庆
祝、祈愿等时节举行，如文帝于开皇八年（588 ）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既而又
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仁寿元年（601 ）遣名僧送舍利到诸州建塔时，也
命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等。其次，炀帝为晋王时，于开皇十一年迎请智顗到扬
州，为设千僧会，受菩萨戒；智顗于开皇十七年入寂时，遣司马王弘到天台山设
千僧斋；又于大业元年智顗的忌日设千僧斋等。此外开皇十四年，武卫将军索和
业舍宅为寺时，沙门法藏（548 —629 ）率众精勤行道，设万僧斋。又沙门玄琬
（562 —636 ）定于每年二月八日佛诞开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养悲田、敬田。
又大业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于沙门普安（？—609 ）治病的神效，举行
大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隋代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有文帝、
炀帝、薛道衡、柳顾言、许敬宗、费长房、卢思道等的作品。沙门彦琮、行矩、
灵祐、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学撰作也都可观。隋代的佛画家，有杨契丹、尉
迟跋质那（于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门）等，而以尉迟跋质那和他的儿子尉
迟乙僧为尤著。他们的画法有些类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画。隋代佛教的建筑，
以文帝所造大兴善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隆圣寺为最宏伟。特别是
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
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隋代的石窟艺
术，也有很大的建造。像灵祐在开皇九年所凿造的那罗延窟为最著名。灵祐经过
周武帝的法难，为了预防佛法灭尽，于开皇九年入宝山（属河南安阳县）开凿石
窟。在窟内雕造卢舍那、阿弥陀、弥勒三佛的坐像，并镂刻释迦牟尼佛等三十五
佛及过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罗及那罗延神王，并镂刻《叹三宝偈》、
《法华》、《胜鬘》、《大集》、《涅槃》等经偈文。更在入口的内壁刻有《大
集经.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经》等。此外所开凿的石窟，还有山东历城的神通寺
千佛岩等。至于云岗、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续
有开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铜像、玉石像、锤（）涂金像等，遗留到晚近的
为数也不少。大抵顶作螺发，面貌柔和圆满，衣褶置重写实，流丽柔巧。还有大
业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智苑，？—639 ），也为预防法灭，发愿造
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来。于是在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白带山（又名石经山）
开凿岩壁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经。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里面。每一间
石室藏满，就用石头堵门，并融铁汁把它封锢起来。到唐贞观五年（631 ），
《大涅槃经》才告成。这便是房山石经的发轫。

　　隋代佛教的流传还远及于四邻诸国，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
新罗在陈末隋初陆续有僧人智明、圆光、昙育及惠文等来中国研习佛法，并先后
学成归国。又文帝在仁寿中分布舍利起塔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使者各请
舍利一枚，于本国起塔供养。特别是在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
长安。于时日本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来聘，并且带了沙门
数十人来学佛法（见《隋书. 东夷传》）。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
齐四人（一作八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
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
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的佛教流行，都很有关系。禾丰2009-8-14 12:37:39 15# 禾丰

唐代佛教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 ）二百八十九
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
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
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
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
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
的开展。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
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
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
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
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
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
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
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
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
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
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
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
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
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
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
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
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
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
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
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
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
9 ）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 ）才终止。前后译师
二十六人，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翻译年代629 —633 ，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译年
代）、玄奘（645 —663 ）、智通（647 —653 ）、伽梵达摩（约650 —655 ）、
阿地瞿多（652 —654 ）、那提（655 —663）、地婆诃罗（676 —688 ）、佛陀
波利（676 ）、杜行顗（679 ）、提云般若（689 —691 ）、弥陀山（690 —70
4 ）、慧智（693 ）、宝思惟（693—706 ）、菩提流志（693 —713 ）、实叉难
陀（698 —704 ）、李无谄（700 ）、义净（700 —711 ）、智严（707 —721 ）、
善无畏（716 —735）、金刚智（720 —741 ）、达摩战湿罗（730 —743 ）、阿
质达霰（732）、不空（743 —774 ）、般若（781 —811 ）、勿提提犀鱼（约7
85—？）、尸罗达摩（约785 —？）。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
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象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
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
六十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
（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
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
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
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
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
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
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
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
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
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
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 ）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
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 ）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
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
有麟德元年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十卷，道宣编）、《古今译经图记》（四卷，
靖迈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 ）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
明佺等撰），开元十八年（730 ）编成的《续大唐内典录》（一卷，智升撰）、
《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同上）、《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同上）、《开
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同上），贞元十年（794 ）编成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
（三卷，圆照撰），贞元十六年（800 ）编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
同上）。在这些目录里，《开元录》一种实际发生的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
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准据。同时有
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撰成《开元释教广役历章》
（三十卷，今残缺不全），这就更增加了《开元录》的准确性。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顗圆寂后即由其
弟子灌顶（561 —632 ）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 ）、天宫寺
慧威（634 —713 ）、左溪玄朗（673 —751 ）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
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 —782 ），
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
（755 顷）与大历初（766 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著述，宏扬自宗。
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 ），
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
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谞，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
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５４９—６２３）晚年在
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
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
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
646 ）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著《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
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著《四论玄义》，今存残
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著《三论疏》，
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
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
区别了。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
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
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
利益。最先，有慈恩宗，这是由玄奘（600—664 ）和其门徒们所建立，而以玄奘
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他们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等种种分歧的说
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
度大乘教中从无着、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即以
《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
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
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
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他门下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
（632 —682 ），对于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
《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
说。接着有慧沼（650 —714）、智周（668 —723 ），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
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
学人，象圆测（613 —696 ）、道证、太贤、慧景、道伦等，也都有成就，但通
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的毗
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绍。特别是《俱舍》一论，以前曾经真谛翻译讲习而有了
专门学系，所谓俱舍师，这时又有玄奘重翻本论，并介绍了《顺正理论》之说，
而丰富了《俱舍》研究的内容。在玄奘门下普光、法宝等都专事讲求，相承不绝，
这就使俱舍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末。

　　其次，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
需要统一实行戒律的作法来加强自己的组织。这就有了一群讲求律学的律师。其
中道宣（596 —667 ）继承北朝慧光（468 —537 ）到智首（567 —635 ）的系
统，专事《四分律》的宏扬。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
等大部著作，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
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
（569 —635 ）的相部宗、怀素（625 —689 ）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
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
行经过了较长时期，彼此存着分歧 ，不得统一。大历十三年（778 ），由国家发
动来调和异议，也未见效，不过最后还是南山畅行，余宗逐渐衰落了。另外，义
净（635 —713 ）一家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
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矨E《南海寄
归传》。他回国之后，又大量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
不动地将印度有部制度褹E植过来。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基础薄弱，显然和习惯相违，
只徒有理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而已。禾丰2009-8-14 12:38:20 道贤首宗。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
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 —640 ）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
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
（602 —668 ）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
解释。到了法藏（643 —712 ），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
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
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
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 —838 ）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
其后宗密（780 —841 ）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
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625
—702 ），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密宗。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
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
（637 —735 ）、金刚智（671 —741 ），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
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
一行（683 —727 ）、不空（705 —774 ）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
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
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
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
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
虽还有柳本尊那样的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天台宗、三论宗，都只流行于宫廷或上层知识
分子之间，其向民众传播并带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则另有净土宗。这是从弥
陀信仰进一步的开展，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 —543 ）。昙
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562 —645 ）在寺中见到
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继续提倡。他的弟子善导（613 —681 ）
来长安传教，使净土信仰得到很大发展。善导还著了《观经疏》，在教理上建立
根据，这样净土宗就形成了。其后怀感、少康（？—805 ）等，相承不绝。唐代
宣传净土教的人，另外还有慧日（慈愍，680 —740 ）。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宣
传在健驮罗国得着净土法门的传授，由此别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
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 —802 ）、法照（？—821 ？）等，也都致力于
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后还有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刘宋译四
卷本）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580 —651 ），
他和三论宗的人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还参用般若法门，但后人仍视为
继承达摩的嫡系。同时从三论师昊法师出家的法融（594 —667 ）从事静坐，据
传说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为一系牛头禅（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头山而得名），
传承了几代。但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601 —674 ），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
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 —70
6 ）、智诜（611 —702 ）、老安（582 —709 ）、法如、慧能（638 —713 ）
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
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
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慧能门下怀让（677 —744 ）、行思（？—740 ）
等都在南方地带活动。开元以后，由神会（668 —780 ）在河南进行宣传，并力
争正统，指摘神秀和其门下普寂（651 —739 ）都未得弘忍传衣，不是正系。这
样造成慧能为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禅的势力大增。但神会的一
系（后来形成荷泽宗）并不太盛，而扩大传播的还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
两家。南岳下传承的有马祖道一（709 —788 ），再传百丈怀海（720 —814）、
南泉普愿（748 —835 ）。百丈传沩山灵祐（771 —853 ）、黄檗希运（？—855
）等。南泉传赵州从谂（778 —897 ）等。青原下传承有石头希迁（700 —790
），再传药山惟俨（745 —828 ）、天皇道悟（748 —807）。天皇传龙潭崇信，
再传德山宣鉴（780 —865 ）。会昌以后，更从这些传承形成支派。象沩山传仰
山慧寂（807 —883 ），后成为沩仰宗。又籄E檗传临济义玄（？—867 ），后
成临济宗。再后曹洞宗、云门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继起于五代，合为五宗。又
从百丈起，制定清规，使禅院从普通律寺（即依照声闻戒律规定组成的寺院）分
离而独立，这就更便于集合多数学人共住习禅。它简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无
佛殿等，也更适合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新开辟地区的情况，而易于推进佛教的发展。
禅宗从慧能以后，本来转向平民，不重视文字的研习记诵，但是数传之后，学人
兼重知见，依旧不能放弃文字的修养，因而它的影响所及，还只是以知识分子为
主。不过比较起一般讲义学的宗派来，禅宗总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 —594）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
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 等的外护，仍隐然保全实力
延续到唐代，又在
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为实际寺）、慧日、光明、慈门、
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后证圣元年（69
5 ），才明令判为异端，将该教的典籍归之伪杂符录一类。圣历二年（699 ），
又令限制学三阶教的只能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所行都视为违法。
后至开元元年（713 ），废止无尽藏院，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开元十三年
（725）更对三阶教徒作了比较彻底的处分，原来有些寺院里的三阶教徒别院居住
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与众杂居，并还销毁了三阶教所有《集录》四十余卷
（依《开元录》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许再行诱化。尽管如此，
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存在。如贞元年间编纂《贞元释教目录》的圆照，即对三阶
教有好感。他曾编辑《信行禅师塔碑表集》五卷（著录于《续开元释教录》卷末）。
在《贞元释教录》内还收载由化度寺僧善才请准入藏的三阶《集录》四十四卷
（五帙）的目录。附载牒文并说到当时长安城内五十五寺各有三阶禅院，住持相
续二百余年，僧尼二众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后终归衰落，大约在唐末就绝迹
了。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上述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
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
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来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经有
《华严》、《法华》、《维摩》、《涅槃》等）。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
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至
于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长安慈恩、兴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开放
以供群众游览，或更约集庙会，这都间接有传教之效。当时民间一般佛教徒的崇
拜对象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特别是因为《华严经》中说及文
殊常住在清凉山，别号清凉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场，而成为佛教信仰的一
个中心地点，后来又经密教信徒的并力经营，寺院建筑愈加发达。

　　入唐以来的佛教由于急速的发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优劣
之争，并在思想上也加剧了冲突。在道教方面，唐初有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进言，
抨击佛教，怂恿实行佛教的沙汰。沙门法琳和其弟子李师政分别作了《破邪论》
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
《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辩正论》，予以反击。这样
两教的激烈冲突，结果是法琳受到发配益州的处分。其后，在朝廷的内殿里时常
举行佛道的对论，其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说菩提的同异，又考核
到《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后来武宗的破佛，虽由于国家与寺院经济上矛盾发展
至于不能调和而发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赵归真的进言为契机，而结合到佛
道之争的。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来与佛教的争论较少。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
人天教看待儒家。象吉藏在所著《三论玄义》里的判释，即说儒道都是外道，还
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唐代宗密著《原人论》，也采取同样的见解，但儒者对于
这些议论未见有何种反感。大概他们以为儒佛原是以世间道和出世间道来区分的，
高下的看法倒不必拘泥。直到了中唐，韩愈才奋起对佛教竭力攻击。他写了《原
道》一文，说佛教是教人无为而徒食，是无益于国家的。又说佛教外来，系夷狄
之法，和儒教相违。他主张驱使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改寺院为民舍。他又上表
论佛骨，以为是枯骨秽余，应付之水火，永绝迷信的根本。这样直率的辟佛议论，
曾给后世以很大影响。不过佛教的重要思想依然浸润于一般思想界。特别是经过
天台、贤首两家组织过而带着调和中国原有人性说的理论，很容易为儒者所接受。
如梁肃服膺天台宗的湛然，写了《天台止观统例》一文（786 年写成），就是将
佛教的修止观看成和中国旧说穷理尽性一样，而以止观法门之所为乃在恢复实际
即所谓人性之本。这样提出了复性之说。其后韩愈的门人李翱更结合禅家的无念
法门和天台家的中通观，写成《复性书》，即隐隐含着沟通儒佛两家思想之意。
如此倾向也见于佛家。如李通玄用《周易》之意解释《华严》，澄观也吸取其议
论，其门人宗密相继用《周易》四德以配佛身四德。这些都开了两家理论转化的
端绪。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带来不少影响。首先在文学方面，
由于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其次艺术方面，促使佛教艺术更有所推进。
如在唐代东都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北魏时代就经营造像，有了相当的规模。唐
代从高宗到武后时约五十年间（650 —704），又在那里大加营造。雕造奉先寺大
佛（连胁侍菩萨、罗汉、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称九龛洞），并于西山遍筑佛
窟，且续开东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严，表情温雅，衣褶简洁，菩萨像装饰
华丽细致，允称杰作。唐代造像在龙门而外，还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天水麦
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四川广元千佛崖等处开凿石窟，雕塑佛像。
其中敦煌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于随着变文的发达，
创出多种多样的经变画图，常常在全幅中综合表现整部经文的重要内容。有时带
连续性，展开画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经过。这在壁画中别具风格。现今犹存于敦
煌石窟的，即有弥陀净土变、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法华》、
《报恩》、《天请问》、《华严》、《密严》等经变。至于唐代佛教的建筑，殿
堂遗构在五台山有南禅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则始创八角形的结构，如玄
宗时（７４５）在嵩山会善寺所建的净藏禅师墓塔等。另外经幢的制作极多。由
于新译《尊胜陀罗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罗尼的尤到处可见。其形式常为八面，
后更发展有数层，还雕刻了佛像等。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在国外发生影响。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僧很多来中国得到
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日本传教的，如此相承不绝。新罗
在唐初有义湘学法于智俨，太贤、道伦受学于玄奘之门，后来还有惠日从惠果传
胎藏密法，法朗得法于禅师道信，其弟子信行又受北宗禅于志空（普寂门人），
道义受南宗禅于智藏（道一门人）。他们分别在国内传贤首、慈恩、密宗、禅宗
之学，禅宗还蔚成禅门九山，极一时之盛。日本学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唐初，
道昭、智达、智通来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来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
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又先有道璿赴日讲《华严》等经，继
而新罗审详从贤首学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华严宗。又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
律，后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律宗。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时代（710
—774 ），连同先前传入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又附随法相学传入的俱舍宗，
并称为奈良六宗。其后日都由奈良迁去平安，而入平安时代，又有最澄入唐从天
台宗道邃、行满受学，归国创天台宗。又空海入唐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创真言
宗，于是日本的佛教便备具规模了。禾丰2009-8-14 12:38:52 17# 禾丰

五代佛教


　　五代佛教是叙述从公元907 —959 五十余年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
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佛教。这时中国又南北分裂，北方是五代更迭，南方则先
有前蜀、吴、吴越、闽、南汉，继有荆南（又称南平）、楚、后蜀、南唐诸国
（通常连同北方在后周时割据独立的北汉、合称十国）。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
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又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
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方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
情况各不相同。

　　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各代对于佛教多因袭唐代的旧规，也例行诞节诣寺行香、
斋僧、僧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等事，但对僧尼的管理则比较严格。管理机
构为祠部（后梁），后设功德使（后唐）。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
（921 ）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后唐、后晋也同此限制，并
禁新建寺院。不过后来功令渐弛，寺僧仍归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兵役，
所以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
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
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更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
残害肢体的行为。这一措施的结果，国境内寺院废除的过半。因废寺院还连带将
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全数没收，用来铸钱，以充实国家的经济。这对佛教本身来
说，澄清了一切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
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
衰落了。

　　其在南方，各国割据的局面，如吴越、南汉、闽国等，历时都比较长久，又
大体相安，互不侵犯，各在境内还实施些有利民生的改良政策，使经济有所发展
而社会日趋安定。各国帝王多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对于佛教的建寺（如闽地在王
氏统制时，凡增建寺院二百六十七所，后改属吴越，二十七年中又增二百二十一
寺；到后周显德初大废佛寺，杭州寺院获存者仍达四百八十所）、造塔（如闽王
王曦于永隆三年即941 年在福州乌石山麓建崇妙保圣塔，南汉王刘鋹于大宝十年
即967 年在广州造千佛铁塔，今均存；又吴越王钱弘俶于后周显德初效阿育王故
事，铸造八万四千小铜塔，中纳《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卷子，颁布境内，十年
方竣）、造像（如闽王王审知在后唐同光三年即925 年冶铜铁三万斤来铸释迦、
弥勒诸像）、写经（如闽王室在后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写金银字藏经五藏等），
以至度僧（如闽地初于后唐天成三年即928 年度僧二万，自后闽僧日见增多，降
至南唐，度僧仍极浮滥，金陵一地即有数千人），所以当时南地佛教始终在发展。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时，只禅宗和天台宗因根据地在南方，条件优越，
得到更大的开展。南方禅宗在唐末时，曹洞崛起，大振青原（行思）一系的宗风。
同系德山门下的闽僧义存（822 —908 ）参学归来，构居福州西山的雪峰，唐末
受到闽王王氏的优礼，十数年间，替他建寺造像、厚施养众，于是教化之盛，甲
于天下，四方僧众趋集，冬夏常有千五百人。其门徒中又多杰出人材，如玄沙师
备（835 —908 ）、洞岩（越州）可休（874 —940 ？）、鹅湖（信州）智孚、
长庆（福州）惠棱、鼓山（福州）神宴，都得闽王尊重，分灯化俗。其中玄沙从
《楞严经》入道，识见尤属特别，化行尤广。继有罗汉（漳州）桂琛（867
—928 ），曾参雪峰法会，但得旨于玄沙，门众推为上座，大弘玄沙之教，遍于
全浙。从桂琛得法的有文益（885 —958 ），后为南唐元宗迎住于金陵报恩禅院，
死后私谥法眼，衍成法眼宗。其弟子有天台德韶（891—972 ），为吴越国师。门
下有永明延寿（904 —975 ）沟通禅教，后著《宗镜录》，成一大家。还有义存
另一门人云门（韶州）文偃（？—949）为南汉高祖所尊礼，教化很盛。其门下香
林澄远（？—987 ）后更光大，成为云门宗。此外，临济宗由兴化（魏府）存奖
（830 —888 ）、宝应（汝州）慧颙（？—952 ）相承；曹洞宗由洞山云居道膺
一系同安道丕、同安观志相承；沩仰宗由仰山南塔光涌（850 —938 ）一系相承；
各弘化一方，与法眼、云门并行。禅家五宗，至此完全建立。

　　天台宗在五代时直传湛然之学的有义寂（919 —987 ）。他因德韶的推荐，
见重于吴越王钱弘俶。钱氏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又接受他的建议求会昌
以来散失了的天台教籍于高丽。其后高丽遣谛观送了智者诸大部著述来浙，于是
一宗典据大备，呈中兴之象。义寂之传有义通（972 —988 ）、宗昱，通后传四
明知礼，更大昌此宗之说。禾丰2009-8-14 12:39:24 当时北方的义学是不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综合形式出现的。
常习的经论有《法华》、《涅槃》、《仁王》、《维摩》、《弥勒上生》等经，
《中观》、《唯识》、《俱舍》等论，而以《百法》、《因明》二论归之名数与
立破法门，视为研学方便，敷讲尤为普遍。讲家著名的撰述有彦晖（后梁，840
—911 ）的《百法论滑台（所住地方）钞》，归屿（后梁）的《百法钞会要》，
虚受（后唐）的《俱舍疏钞》及《法华》、《百法》、《唯识义章》，贞辩（后
唐）的《上生经钞》，可止（后唐）的《法华顿渐教义钞》，智江（后周）的
《百法瑞应钞》，继伦（北汉）的《因明论演秘钞》、《法华经钞》等。又《法
华》的研究本来在南方是以天台之说为正宗的，而北方学者南来讲说却常用慈恩
宗义相沟通。如可周（后唐）于乾宁四年（897 ）节《法华玄赞》为五卷《评经
钞》，又为音训并解释道宣的《法华经序》，乾化二年（915 ）以后即在浙江一
带弘传其说。又皓端于杭州撰《金光明经随义释》，会通慈恩、天台两家宗要，
而启发了天台内部异解的端绪。象慈光悟恩（912 —986 ）即曾从皓端听习经论，
而后契入天台，著《玄义》、《文句》、《止观》、《金光明金錍》科总三十五
帖，继而就发《金光明玄义》真心观之难。

　　此外关于律学，从中唐以来就是南山、相部、东塔三宗并行，未得统一。五
代时还保持着同样状态。其在北方，新章宗即东塔一系仍在流行，著名的律师如
贞峻（847 —924 ）即在东京开宝律院为新章宗主。从乾化元年（914 ）以来，
十年之间度僧尼三千余人。又相国寺澄楚（889—959 ）亦为新章宗律主，后晋初
入内道场，为皇宫妃主等落发受戒。他一生临坛度僧尼八千余人。至于江浙地方，
则南山律更盛。律师元表原在长安西明参与法宝讲席，广明中（880 ）来越州讲
南山律钞，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其门人杭州景霄（？—927 ）著《简正记》二十
卷。又有守言再传元解，后为南山宗正系。又法宝高足慧则（835 —908 ）亦于
广明中南来传律，其弟子希觉（864 —948 ）著《集要记增辉录》（《集要》为
慧则之作）。其门下有赞宁（919 —1001 ），为吴越僧统，都是宏传南山宗的有
力者。

　　五代时写经阅藏的风气也很盛，但南北所写大藏，依据略有不同。北方多写
《贞元录》入藏经，这较《开元录》入藏的多出三百余卷。南方通常依《开元录》
写经。南唐升元二年（938 ）曾由僧勉昌请编李长者所撰《华严经论》四十卷入
藏。保大三年（945 ）僧恒安又从关右写到《贞元录》续入藏经，连同《千钵曼
殊室利经》十卷，《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共三百七十三卷，编成《续贞元
释教录》，请写录施行，这样南方就也有《贞元录》入藏经的写本了。另外，和
写经连带着有音义之作。如汉中沙门可洪，从后唐长兴二年到后晋天福五年（93
1 —940）费了十年功夫，撰成《大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订正了玄应、厚师
（西川）、谦师（浙右）、郭迻（河东）诸家旧作的错误，其书今存。又行瑫
（895 —956 ）也以订正郭迻音义的用意，撰述《大藏经音疏》五百余卷，几乎
等于疏解一部大藏音义。其书曾风行两浙，全部已佚，最近仅在日本发现其第三
百零七卷写本一卷。当时讲家博学的大都遍览全藏。如贞海（后唐）擅长《法华》，
三十余年间讲经三十七座，阅览藏经两遍。从隐（后汉）通《弥陀》、《中观》、
《百法》三种经论，尝为大众一日作三讲座，阅藏一遍。智佺（后周）讲《百法
论》百?啾?登座多不临文，但凭记忆讲述，却极流畅详尽，阅藏三遍以为参考。
文辇（南唐）习禅，也览大藏三遍，以佛言为定量。义楚（后周）精于《俱舍》，
讲《圆晖疏》十余遍，也阅藏三过，并纂成类书《释氏六帖》二十四卷，今犹存。

　　五代时佛教艺术无大发展。如在教煌石窟，五代所筑窟存三十三个，其中塑
像仅保存了唐代的旧规模，壁画也缺乏生气。惟雕像之存于杭州南山区的摩崖龛
像（西方三圣像等）较胜。在此时塑像和画像里，十六罗汉等题材特别流行。如
杭州雷峰塔有金铜十六罗汉像，烟霞洞有十六罗汉像，皆吴越时造。在僧俗间有
好些人以画罗汉著名，如后梁的李罗汉（因善画罗汉而得名）、后蜀贯休（禅月
大师）等。又唐末奉化（明州）有布袋和尚契此，自称弥勒化身，江浙间多有信
者，也时图画其像。至于佛教建筑，特别在造塔方面，因鉴于木材之易引火灾，
改用砖石，其结构形式虽基本上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别有特色。现存遗构在
南方较多，如福州的崇妙保圣塔（闽国时造）、杭州保俶塔（吴越时造），南京
栖霞寺舍利塔（南唐时改建）、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南唐时造）。

　　另外，当时僧徒有学包内外、吟咏风骚的好尚，故很多擅长诗文或书画的。
如可止（后唐）有《三山集》收诗三百五十篇，齐己（后梁）有《白莲集》收诗
八百首，栖隐（楚）有《桂峰集》，汇征（吴越）有诗文集七卷
虚中（楚）有
《碧云诗》，希觉（吴越）有杂诗赋十五卷，贯休（后蜀）有《禅月集》等。其
能书的则有贯休和他的弟子昙域（能篆书），又晚峦（能草书）等。能画的有智
晖（后唐）、智蕴（后周）、蕴能（吴越）等，都很著名。禾丰2009-8-14 12:40:08 19# 禾丰

宋代佛教


　　宋代佛教是叙述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卫王祥兴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
间赵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
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
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
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
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
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
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
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间，即有八
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
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
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
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
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到神宗时（1068—1085），因年荒、河决等
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策，后来继续执行，数
量渐增，流弊也愈大，至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
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
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复原状。

　　宋代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1127—1162）即停止
额外的度僧，图使僧数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
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以迄
于宋末。

　　宋代译经开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初。当时特别设立了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章。
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
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从太平兴国七年（982）起，逐年都译进新经，继续
到天圣五年（1027），译出五百余卷。其后因缺乏新经梵本，译事时断时续，维
持到政和初（1111）为止。总计前后译家（及其译经年代）可考的有十五人，即
法天（译经年代974—1001）、天息灾（980—986，后改名法贤，987—1000）、
施护（980—1017）、法护（中印人，980—983）、法护（北印人，1006—1056）、
惟净（1009—？）、日称（1056—1078）、慧询（1068—1077）、绍德（1068—
1077）、智吉祥（1086—1093）、金总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
相吉祥、律密、法称。其中惟净、慧询、绍德都是由传法院培养出来的中国僧人，
天吉祥等则帮助金总持翻译。诸人所译的总数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
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数，论部最少。当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有关的梵
本流入中国的不会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统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
不纯部分和佛教的传统相违反，因而禁止了新译《频那夜迦经》的流行，并不许
续译此类经本，这就大大限制了以后的翻译。此外，从宋代译经的质量上看，也
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别是有关义理的论书，常因笔受者理解不透，写成艰涩难懂
的译文，还时有文段错落等情形，因此，尽管译本里也有中观一类的要籍（如龙
树、陈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对当时义学界似未发生多大影响。

　　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就其种数而言，几乎接近唐代所译之数，因而在大中祥
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圣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
37），曾经三度编撰新的经录。祥符时所编，称《大中祥符法宝总录》，二十二
卷，为赵安仁、杨亿等编修。所载译籍乃从太平兴国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
1）三十年中间所译，共计二百二十二部、四百一十三卷（此外，还收有东土著撰
十一部、一百六十卷）。这部目录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进经的年月编次，除
列出经名、卷数、译人而外，还附载进经表文，这都依据当时译经院的实录，所
以连带记载着有关译场的各事，如新献梵筴、校经、更动职事等等，其体裁和过
去的各种经录完全不同。天圣时所编新录称《天圣释教总录》三卷（亦作三册），
译经三藏惟净和译场职事僧人等同编。它系当时全部入藏经典的目录，记载着
《开元录》各经、新编入藏的天台慈恩两家著述、《贞元录》各经、《祥符录》
各经，再附载其后新译各经，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祐时所编
新录称《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吕夷简等编。体裁和《祥符录》一样。
所收译籍即紧接《祥符录》，从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1011—1036），二十六年
间译出的各经，共糀E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六部、
一百九十余卷。又由于汉文佛教经典的影响，当时的回鹘、西夏地区，都用民族
文字译成回鹘文及西夏文经典。

　　从五代以来，我国木版雕刻技术有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宋代对于佛教的大藏
经，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综计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凡有五种版本，这也算是
宋代佛教的特点。第一种为官版。这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971—983）费
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称蜀版。所刻数量达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
百二十余卷，它的印本成为后来中国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准
据。第二种是在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院版。元丰初（1078）由禅院住持冲真等募
刻，崇宁二年（1103）基本刻成，到政和二年（1112）结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
五千八百余卷（南宋乾道、淳熙间又补刻十余函）。第三种是福州私刻的开元寺
版。即在东禅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组织了刻经会，支持开元寺僧本
悟等募刻。这从政和二年到绍兴二十一年（1112—1151）经四十年，依照东禅版
的规模刻成（南宋隆兴初曾补刻两函）。第四种是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刻版，通称
思溪版。此版开刻时期约在政和末（1117）。刻费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
从一家所出。内容依据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约五
千六百八十七卷。第五种是平江碛砂延圣禅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响而发
起，在南宋绍定初（1229）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
典作为首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编定目录，刻至咸淳八年（1272）以后，
因战火逼近而中止，后入元代才继续刻成。因此，它对原定目录的内容颇有更动，
并补入元刻各书，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宋初，云门和临济并盛于
各地（禅家五宗内沩仰数传以后即不明，曹洞与法眼当时也都不振）。临济宗由
风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继兴化存奖（830—888）的系统传承而下。其
后各代为首山省念（926—992）、汾阳善昭（947—1024）、慈明楚圆（986—10
39）。楚圆的门人黄龙（隆兴）慧南（1002—1069）和杨岐（袁州）方会（992—
1049），分别开创了黄龙、杨岐两派（和临济等五宗合称七宗），都盛行于南方。
南宋时，杨岐且进而成为临济的正统。杨岐方会再传为五祖法演（？—104），三
传为佛果克勤（圜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就云门宗雪窦重显的著作《颂
古百则》加以发挥、讲说，门人录成《碧岩录》，为禅学名著。他门下有虎丘绍
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带活动。大慧提倡看
话禅，其影响尤为久远。后来黄龙、杨岐两宗还远传于日本。

　　云门宗在宋初也很占优势。得香林澄远（？—987）一系再传的雪窦重显（9
80—1052）著《颂古百则》，大振宗风。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新创禅院，
即是请云门五世的大觉怀琏（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缘密圆明三传
的灵隐契嵩（1011—1072），祖述《宝林传》，反对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传》
之说，而厘定了禅宗的世系为二十八祖，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及
《传法正宗论》。他强调禅为教外别传，一反当时禅教一致的常见。他还针对其
时辟佛的议论作了《辅教篇》等。由于他擅长文章，得着仁宗和在朝的官僚们的
称赏，他的著述也被许入藏流通，这更加强了云门的宗势。但到南宋，此宗即逐
渐衰微，其传承终于无考。

　　此外，曹洞宗仅洞山嫡传的云居道膺（？—902）一系，绵延不绝，从六世芙
蓉道楷（1043—1118）以后渐盛。再经丹霞子淳（1064—1117）传弘智正觉（10
96—1156），提倡默照禅，与看话禅并行。又丹霞子淳一系，在天童如净之后，
传入日本。

　　除禅宗之外，律宗和贤首、慈恩的义学，在宋代也相当流行，天台宗则有新
的发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单传，其中心移于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宝律师传承
的赞宁（911—1001）有律虎之称。另外，从法宝七传而有允堪（1005—1061），
普遍地注解了道宣的著述，达七部之多，所著解释《行事钞》的《会正记》尤其
重要，因而继承他的一系有会正宗的称呼。他的再传弟子灵芝元照（1048—1116），
原学天台宗，后即采取台宗之说以讲律，也注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

　　他对《行事钞》的注释称《资持记》，就一些行仪如绕佛左右、衣制长短等，
都有不同的见解，于是别成资持宗。后来此宗独盛，传承不绝，并东传于日本。
宋末宝祐六年（1258），临安明庆闻思律师，还请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记
文入藏印行。

　　贤首宗（即华严宗）学说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沟通《圆觉》、《起信》
的理论，著名人物有长水子璇（？—1038）。他的师承不明，但尝从琅琊慧觉
（传临济宗善昭的禅法）学禅宗，受到慧觉的起示，而重兴贤首宗
因之带有教禅
一致的意味。其门下有晋水净源（1011—1088），他虽曾受学《华严经》于五台
承迁和横海明覃，但由于子璇的影响，推崇《起信》，以为从杜顺以来即或明或
暗地引据《起信》而立观门，所以他在贤首宗的传承上主张立马鸣为初祖，而构
成此宗七祖之说。其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文宗的第四子，1051—1101）入宋，曾
就学于净源之门，后从高丽送回好多《华严经》的章疏，大大帮助了贤首宗的复
兴。到南宋时，净源的三传弟子有师会，注解了《一乘教义分齐章》，严格处理
同教别教问题，而以恢复智俨、法藏的古义为言。他还批判了在他之前道亭和同
时的观复对于教判的说法。他的弟子希迪，颇能发挥其说。后人即并称他们为四
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义和请准贤首宗著述编入大藏，他又向高丽搜罗到
智俨、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华严义学在南宋一代始终活跃。禾丰2009-8-14 12:41:14 慈恩宗入宋以来的传承不明，但继承五代的风气，讲《唯识》、《百法》、
《因明》各论的相继不绝。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继伦等。在译场的
执事也多能讲诸论。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圣四年（1026）并编入大藏刻版。
宣和初（1119），真定龙兴寺守千（1064—1143）为一大家，他尝校勘遁伦的
《瑜伽师地论记》刊版流通。

　　天台宗经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向高丽求得重要著述而复兴。入宋以后的传
承，从义寂（919—987）、义通（927—988）到慈云遵式（964—1032）、四明知
礼（960—1028）益趋兴盛。遵式尝于乾兴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忏，并请
得天台教典入藏（天圣四年编入），一宗的势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为重心。与
知礼同时，而属于义寂同门慈光志因一系的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
（996顷）。源清传梵天庆昭（963—1017）、孤山智圆（976—1022）等。他们受
了贤首、慈恩学说的影响，只信智顗《金光明经玄义》的略本为真作，而主张观
心法门应该是真心观，即以心性真如为观察的对象，连带主张真心无性恶、真如
随缘而起等说。这些主张都为相信《玄义》广本为真、并专说妄心观的知礼所反
对。知礼曾以七年的长时间和晤恩、智圆等往复辩难，意见终于不能一致，而分
裂为两派，知礼等称为山家，晤恩等称为山外。其后，知礼还阐明别教有但理
（即真如）随缘，与圆教的性具随缘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说法，
以致引起门下仁岳（？—1064）和庆昭门下永嘉继齐等的异议。最后，仁岳和知
礼法孙从义（1042—1091）都反对山家之说，而有后山外一派之称（亦称杂传派）。
不过知礼门下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继续发挥师说，
影响甚大，终至以山家之说代表天台一宗，而盛行于南宋之世。广智系有善月
（1149—1241）、宗晓（1151—1214）、志磐（1253年前后）。志磐以著《佛祖
统记》而著名。神照系有有严（1021—1101）、了然（1077—1141）等。南屏系
有宗印（1148—1213）、法照（1185—1273）、法称（1088—1158）。法称著有
《翻译名义集》。宋代天台宗义也前后好几次对日本的天台宗发生影响。

　　律、贤、台等宗在修习方面，本来各有其观行法门，但宋代很多宗师常联系
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这就帮助了一般净土宗的传播。天台宗对净土的关
系尤见密切，从知礼起就很重视智顗的《观经疏》，而用本宗观佛三昧的理观方
法来组织净土教，并还结念佛净社。其次遵式则重视《净土十疑论》，而采用天
亲《往生论》的五念门，并参以忏愿仪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净业会。此外，智
圆同样地阐扬《观经疏》。各人门下的传播也很广，如知礼门下的本如即继遵式
之后结白莲社以弘扬净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响，以观心与念佛并重，
而视同定、慧之学，与持戒并为实修法门，其门下用钦跟着弘传。南宋初，天台
学者道因，曾一度评破其说，但其门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贤首宗因有普
贤行愿求生西方的典据，开始净源即主张修习净土，后来义和提倡华严念佛三昧，
也盛赞往生法门，但未能继续发展。另外，禅宗当云门盛时，象天衣义怀、照圆
宗本、长芦宗赜等，都是禅净双修，而约集莲华等会。

　　至于纯粹的净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效法庐山莲社故事，
在杭州西湖集合僧俗结净行社，提倡念佛。后来由于各宗都倾向修行净土的推动，
各地结社集会益多；有些寺院建筑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专供念佛修行的场所，
就越加在民间推广净土信仰，而成为风俗。特别是一些在家居士也相随提倡，如
冯揖之发起系念净土会，张轮之发起白莲社等。于是净土法门逐渐形成一固定宗
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晓所编《乐邦文类》里，即以莲社为专宗，和禅、教、律
并称；还以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上承慧远为净土教的历代祖师。其后
志磐更改定为七祖（从慧远而下为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一
直为后世所沿用。又在净土信仰发展的中间，有关净土的《往生传》类也陆续传
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这类著作，其中可以看出净土和各宗相涉
的事实，这也可说是宋代佛教的特点之一。`宋代禅教各家的理论组织都有一定的
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触既繁
乃引起种种反响。先是一些儒家学者，仍旧用传
统的伦理观点，对佛教著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李观的
《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对于此等攻击却是用调
和论来缓和。如契嵩作《辅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说佛儒两
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儒者间也出现了调和之
说。如张商英、李纲等，都以为佛与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废。另一方面，由于禅宗
的修持趋向于简易，理论典据又集中在有限的几部经论，如《华严》、《楞严》、
《圆觉》、《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时也牵合到儒家的经
典《中庸》来作解释，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养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
的影响，终至构成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来和佛教相抗衡，这便是宋代勃兴的理学。

　　宋代佛教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外的佛教界。如高丽，从五代以来常有禅师来中
国受学各宗禅法。宋元丰末（1085）更有教家义天入宋，从汴京觉严寺有严、杭
州大中祥符寺净源、从竦等学贤首宗，天台宗，携归章疏三千余卷，后编录刻入
续藏经。他在高丽，弘传贤首宗而外，还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时入宋僧人
不多，知名的有奝然、寂昭、成寻等三数人。他们多为巡礼祖庭，到天台、五台
等地。奝然还接受了宋帝赠送的新刻大藏经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携归，近年在
佛像中还发现了当时装藏的各种宝贵文物。成寻也带去宋代新译和著述的印本。
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骤繁，日僧入宋者很多，现在可以指数的几达百人，宋代禅
宗和律宗即因以弘传于日本。如在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先有日僧觉阿、金
庆入宋参灵隐慧远禅师，归国谈禅，引起日本佛教界极大注意。其后荣西于淳熙
末（1187）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万年寺怀敞禅师，回国提倡，因有临济宗的立。
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随其师明全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游天台、
径山等处，从天童长翁如净得法而归，创曹洞宗。嗣后日僧来宋问禅者还很多，
宋僧兰溪道隆也去日传授禅法。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鉴真律师传入，后渐衰微，
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19），日僧俊芿入宋，从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传）
学律三年，又学禅与天台教，一共在宋十年，归创泉涌寺，大传律学。又有净业，
于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铁翁学律，在宋十四年，归创戒光寺弘传律学，
与泉涌寺并峙。

　　宋代的佛教文学、艺术，也有其特色。当时禅宗盛行，各家的语录，都运用
接近口语的文字，别创新格，因而影响到一般文学。特别是儒者说理的记录，也
时常模仿它。还有俗讲变文一向在流行，并演变为唱曲，虽遭到当时政府的禁止，
但俗文学中评话、小说及唱讲词本都已受其影响而益加发展了。在佛教艺术方面，
塑像技巧显著提高，而以写实见长，形象亦端严优美，能刻画性格。遗存的代表
作品有麦积山石窟中供养人像、长清灵岩寺罗汉像、太湖洞庭东山紫金庵罗汉像
等。石刻比较稀见，但如杭州南山区及飞来峰诸刻，又四川省大足县宝顶摩崖各
像，都极生动精致，技巧也很洗炼。宋代造塔以多檐多角的为常见，仅江西一省
遗构即不下十处（如浮梁西塔寺塔为宋初建筑，安远无为塔为南宋建筑等）。又
仁宗宝祐初（1048），开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佛舍利，其塔连基高二十余丈，用
褐色琉璃结构，有铁塔之称，尤为突出。在绘画方面，则发挥宋画写实之长，多
画观音、罗汉、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贾师古等。僧人以佛画著名者有
牧溪、玉磵、仲仁等。

（吕　澂 ）
宋代佛教


　　宋代佛教是叙述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卫王祥兴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
间赵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
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
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
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
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
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
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
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间，即有八
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
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
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
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
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到神宗时（1068—1085），因年荒、河决等
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策，后来继续执行，数
量渐增，流弊也愈大，至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
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
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