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研究称黑死病源自古中国(附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7:06:43
黑死病
欧洲黑死病纪念碑
根据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遗传学》杂志上的报告，来自中国、英国、美国、德国和马达加斯加的科学家，对17组瘟疫病原体鼠疫杆菌的基因进行排序，构建出遗传图谱，发现所有鼠疫杆菌都来自同一个祖先。研究人员称瘟疫在2600年前的中国爆发，600年前透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欧。科学家相信，郑和下西洋时可能把瘟疫带到非洲，导致当地继欧洲之后出现爆发。同时，病原体分子分析显示，19世纪末，瘟疫从中国经夏威夷抵达美国，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港口登岸进入加州，再传播至美洲内陆地区。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的人死于黑死病。
黑死病在中国 ，中国为何隐瞒真相？(图文)百科全书上说14世纪的黑死病事实上是由中国开始的，然后一直沿著蒙古帝国境内的丝路一路传到欧洲的。鼠疫（Pestis，别名：黑死病、瘟疫，专业名称：「淋巴腺鼠疫」）是一种透过鼠类传播的伤寒疫病。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通常先在鼠类或其他啮齿类动物中流行，然后再通过鼠、跳蚤叮咬传给人。历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首次大流行发生于六世纪，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波及到欧洲所有国家，死亡近二千五百万人；第二次发生于十四世纪，仅欧洲就死亡二千五百万人，即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牛顿还因此从剑桥大学辍学一阵子；第三次发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死亡一千二百万人。鼠疫可能有好几种,最著名的是 bubonic plague,患者全身会出现红色斑疹,淋巴结的地方会肿大，变得像气球一样,有的会糜烂破裂,然后就死了,通常鼠疫只有黑鼠才能带原，黑鼠在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数量大量减少,数目上已经不及褐鼠多了.
疾病传染无国界。贸易、战争与其它跨越国界接触增加，遂而造成传染疾病蔓延至世界各地。14、19、20世纪各一案例，已足说明源于中国之主要传染疾病，不但造成中国巨大人命伤亡，也波及其国界外诸国。
许多史学家认为14世纪，横行于欧亚的传染病，为历史纪录上最严重的灾情。第13、14世纪，蒙古人由其偏僻隔离的世居地往外迁移及扩张，可能为首次带瘟疫病菌到欧亚大草原者。已感染瘟疫细菌的跳蚤、老鼠是传染给人类致命的带菌者。欧亚瘟疫灾情于1331年开始肆虐中国。时值中国住民武力反抗元朝(蒙古)统治的顶点，元朝遂于1368年灭亡于明朝 。
研究瘟疫史成名的史学家，麦尼尔 (William McNeill) 写道：战争与瘟疫肆虐，造成中国人口巨减。中国驱逐元朝(蒙古)统治者后一世代的人口；估计，由1200年的1亿2千300万下降至1393年的6千500万人。瘟疫沿著欧亚贸易路线（又名丝路）由东往西横行，于1346年蔓延至克里米亚(又名克里木半岛)，蒙古军队在该岛卡发贸易市围城进攻时，被瘟疫袭击。感染的跳蚤、老鼠、与人们由该地搭船至地中海各海港，再由诸港口传染至欧洲各地。此瘟疫又名黑死病，使大部分欧洲人丧生。最可靠的估计，1346─1350年期间，欧洲因瘟疫丧亡有2500万人之多，相当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通常认为，1346年，在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又译克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细菌战。鼠疫原产中亚，其携带者是土拨鼠。在蒙古帝国之前鼠疫曾多次传入中国，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发生过地区性鼠疫传染，但中国人也逐渐有了对鼠疫的免疫力，而欧洲人则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鼠疫。在卡法的一个热那亚商人将带病的跳蚤无意间带到意大利，于是鼠疫在欧洲广泛传播，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因为鼠疫患者皮下淤血、全身发黑而死。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鼠疫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把病菌带到中东，然后又传播到欧洲的。黑死病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人的关心的人文主义随之觉醒。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谈》就是卜伽丘在黑死病泛滥最猖獗的时期写成的，描述1348年发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欧洲就此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
至于元朝北方人口大量的减少，有人说是蒙古人屠杀造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哪个时期(~1350)发生了横扫欧亚大陆的黑死病。从中国历史的记载来看，14世纪的第两个二十五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Ibn al-wardi亲历了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黑土地」上开始的。这一区域是中亚或蒙古，但不是中国。这场传染病在那里肆虐了15年。
Al-Maqrizi是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在他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国。按照Al-Maqrizi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文宗?,顺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于上都)本自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Michael W.Dols(1977):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pp39-41.
黑死病对于西方人而言可说是集体梦魇。中国人在历史上因为疫病撒手西归的人也不比西方人少。为何在我们的历史教育里面，疫病甚少被提及呢？文献记载元朝时黑死病在中国爆发，长江以南的人口几乎有一半病死，死的不比欧洲少，怎么中国人自己都不吭一声？这是因为，儒教把持的史学界，儒教试图丑化元朝，把死于瘟疫的人算成蒙古人的屠杀，以凸显蒙古人的野蛮，只是因为元朝没有如宋明一样的独尊儒术，儒教这类肆意隐瞒甚至篡改历史的例子还有很多。儒教确实有邪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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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三个附录：1。元朝最冤枉；2。相关元史 ；3。黑死病的几个英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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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元朝是中国最冤的朝代，比窦娥还冤
最近出版的新书，“明朝那些事”，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此时的中国，正在极其腐败的元王朝的统治下，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都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元史），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能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怕了吧，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不干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收“撒花钱”。服了吧 ”
网上也经常有人说，蒙古人是野蛮民族，元朝的100年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10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下降比例比八年抗战还大，从1亿人下降到只有2000多万。还有什么初夜权，等等，把元朝描写的和地狱似的。
东汉人口当时从将近五千万，经过到三国时期，下降到知道西晋统一左右才有1千万。下降比例更大。 所谓的十把菜刀，初夜权之类的，民国时期的程树德在《国故谈苑》卷二《元代士人之思想及生活》就解释过: 故老相传，有十家一把刀，归蒙古人管之说。并云凡有娶妇者，管理之蒙古人，有首夕优先权，此事于史无征。元朝所谓人分四等，分十等，当时并没有此明文规定，于史无证。二十户为一甲是宋朝创立的里甲制度,甲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元朝不过是继承了宋朝的制度。
有人说，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 但实际情况是，根据元典章校正,其中诸蒙古应为诸蒙古人员,根据上下文，应为怯薛蒙古人员，怯薛军为元朝禁军,全部蒙古人担任，普通蒙古人不享受这一待遇。
有人说，元朝的汉族人“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也是谣言。实际是，元朝时期汉族服饰没有变化，而且官服就是乌纱帽,和前代没有不同。蒙古族服装也依旧，不过，蒙古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不同的是,蒙古族服装和汉族服装一样都是右衽。
百姓
元朝对百姓是最好的朝代之一. 清朝有永不加赋，元朝也不错。明朝人记录元朝的田赋很低。
万历初年华亭人范濂记述元、明两代松江田赋的情况，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他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然未否认元朝赋轻。（卷四，《记赋役》）
万历后期秀水人沈德符一样认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承认：“前元取民最轻”。（补遗卷二，《岁入》，p.849）
《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
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朝后一切未征。而且这不仅是元初的记述，即在元末的情况亦复如此。
谈迁在《国榷》卷一，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中引朱国桢话曰：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卷一p.300）
成化时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五中则称： 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1078~1085），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
明末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并总结说： 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苏州）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苏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以招徕而深结之也。（《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p.265)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元朝科技文化兴盛
忽必烈时期，波斯东来的天文学者扎马鲁丁制作了波斯的天文仪器。1271年的，元设立了回回天文台，直到1276年才设立了太史局，郭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才有机会做这个伟大的历法，而先前回回人在仪器上的制作郭是很好的吸收了进来的。郭守敬的《授时历》，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
王桢的历史贡献可不仅仅是一本《农书》，还创造了木活字，发明了转轮检字法，这两个创制解决了以前陶活字不方便用墨的难题，减轻了排字的难度，提高了效率，这个在印刷术上的改进对于我国，特别是明以后书籍大规模印刷是奠定了基础，历史影响可比一本无多少人能读到的《农书》大得到。
还有金元四大家在医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是作医学史不得不提的，加上外科专家危亦林的麻醉和复骨技术也是这个时期医学上的重大突破。
文化上，元诗主要就元好问可以比肩唐宋，其他多可不提，反而在书法绘画上，赵孟俯、黄公望的作品更值得珍赏。
元朝是知识分子的乐园
有人说，元朝教职方面待遇却极其低下，也不对，元朝最低的九品官，月俸是三十两白银, 待遇较之明清应该是很高了。 有人说，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实际上，科举三年一科是宋朝定的制度,并非独独元朝,后来的明清都是三年一科。
元朝孔齐《至正直记》有一条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问题上是宽容不仅是没有文化的问题。
元代统治者的一个特点，倾向于“风俗统治”的原因，所以法律和政策都带有随意性，也可以说是马背上民族的诗性使然的，和清朝相比要好的多 ，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经常说：“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其失在于纵驰”（《明会要》）
元朝不缺乏思想家,从元初的许衡,郝经,到后来张养浩,都是思想家,张养浩的政治论被日本首相大平正方视为经典。张养浩还很有气节，不次于明朝海瑞。张养浩的《三事忠告》，即《牧民忠告》，影响了日本一代企业界精英。 埋没元朝,可以说会埋没很多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著作。
张养浩（1270年─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元朝散曲作家。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弃官归隐后，因关中大旱，复出治旱救灾，劳瘁而死。著名的一首【山坡羊· 潼关怀古】常为人引用：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朝的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
蒙古人口
通常人们认为，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归西时，整个民族的总人数不过一百万，兵士的数量仅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就靠这十来万人，蒙古铁骑横行天下，称霸欧亚，建立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帝国，不得不让后人拍案称奇。这是错误的。
当时的蒙古族究竟有多少人口呢？虽然当时没有留下明确的数字记载，但对《蒙古秘史》、《史集》等史料的分析与研究，还是可以大致得出一个数字来。从《蒙古秘史》所记载的12世纪末蒙古统一战争中最出名的十三翼之战来分析，交战双方都动员了三万左右的部队，合计约六万。按照北方游牧民族一户一兵的习俗，铁木真和札木合的部落人口应在六万户。按照五口一户计算，总计三十万人左右。这还不算兀哈良、失主儿惕、别速惕等未参战的蒙古部落。这些部落加起来接近一万户。则蒙古总户数在七万左右，人口三十五万左右。即使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战争造成了伤亡，但还有出生率的补充，因此在建立蒙古汗国的时候，总人口即使没有大幅度增加，也不会低于三十五万。
通过战争征服和政治融合被纳入蒙古族的其他部落的人口情况：
1.克烈亦惕。在被征服后融入蒙古部落的民族中，克烈亦惕是人口最多的民族。根据纪元1009年，中亚马鲁的聂思托利安基督教（中国称景教）主教埃贝德─杰苏致巴格达主教让六世的书信称，“约二十万克烈亦惕牧民和他们的国王接受了洗礼”。这说明克烈亦惕人在蒙古建立两个世纪之前，人口规模已经很大了。那么克烈亦惕人在这两个世纪里强盛起来，又兼并了其他一些部落，因此在十三世纪初的总人口以三十五万计，是不为过的。
2.汪古惕人。据《史集》记载，该突厥裔部落有“四千帐”，在归顺成吉思汗之后又被编为四个千户，因此通常以为其在二万人左右。但《史集》在后面又提及，有一万多汪古惕人参加了木华黎对金国的征讨，同时还有部分人数不明的汪古惕人加入成吉思汗的西征军。这样，至少有二万以上汪古惕人在蒙古军中服役。据此加以保守的判断，汪古惕的户数在二万户左右，人口以十万计。
3.塔塔儿人，《史集》称他们有七万户。想塔塔儿人曾经是蒙古多年的劲敌，户口理应与蒙古部相当，因此三十五万的人口当无异意。
4.乃蛮人，做为西蒙古的霸主，克烈亦惕人的劲敌，且占有西蒙古科布多湖沼地区的富饶草原，因此人口应该在二十五──三十万人左右。
5.篾儿乞惕人。他们能够与金、蒙古、克烈亦惕人多年为敌，其实力不容低诂。虽然领地色愣格河流域接近西伯利亚泰加森林的荒凉之地，但贝加尔湖周边却有一些较为温暖的溪谷和草原，足以供养如《史集》所述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总人口在十五万人左右，也大致不会错。
6.斡亦剌惕人，蒙古汗国建立时，被编为四千户，但实际上应该超过这个数字。据《蒙古秘史》载，他们有一土绵（即一万户）之多。因此人口约在四──伍万之间。
八剌忽诸部，也就是“林木中百姓”，他们散居在北方泰加森林之中，人口难以统计，但既然被成吉思汗组成万户，则可估计为五万人是只少不多的。
将以上数字相加，蒙古草原上的总人口应在170万左右。纪元1206年蒙古汗国正式建立的时候，减去二十多年争战的死亡数字，蒙古汗国的总人口应不少于150万。蒙古军在成吉思汗末年的总兵力，俄罗斯人巴尔托德(V.V.Bartol'd)考证为129000人。
总之，元朝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朝代，但是儒教信徒们，怀着老子天朝上国，尔等番邦蛮夷的自大心理，把元朝大肆丑化，元朝的名字和 秦桧有一拼，奇臭无比，实际上，两者都是被儒教冤枉的。
附2：元史本纪
元史本纪第四十七 顺帝十
秋七月癸酉，京城红气满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气起，百步内不见人，从寅至巳方消。貊高、关保以兵攻晋宁。是月，李思齐会李克彝、商暠、张意、脱列伯等于凤翔。海南、海北诸郡县皆降于大明。闰月己亥朔，扩廓帖木兒与貊高、关保战，败之，擒关保、貊高，遣其断事官以闻。诏：“关保、貊高，间谍构兵，可依军法处治。”关保、貊高皆被杀。辛丑，大明兵取卫辉路。癸卯，大明兵取彰德路。乙巳，左江、右江诸路皆降于大明。丁未，大明兵取广平路。丁巳，诏罢大抚军院，诛知大抚军院事伯颜帖木兒等。诏复命扩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籓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具如前诏。壬戌，白虹贯日。癸亥，罢内府河役。甲子，扩廓帖木兒自晋宁退守冀宁。大明兵至通州。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兒力战，被擒死之。左丞相失列门传旨，令太常礼仪院使阿鲁浑等，奉太庙列室神主与皇太子同北行。阿鲁浑等即至太庙，与署令王嗣宗、太祝哈剌不华袭护神主毕，仍留室内。乙丑，白虹贯日。罢内府兴造。诏淮王帖木兒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丙寅，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议避兵北行。失列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谏，以为不可行，不听。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卒不听。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
后一年，帝驻于应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殂于应昌，寿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五月癸卯，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宝玉皆被获，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从十数骑遁。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而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附3：关于黑死病的英文资料
1. http://www.themiddleages.net/plague.html
The Black Death: Bubonic Plague
In the early 1330s an outbreak of deadly bubonic plague occurred in China. The bubonic plague mainly affects rodents, but fleas can transmit the disease to people. Once people are infected, they infect others very rapidly. Plague causes fever and a painful swelling of the lymph glands called buboes, which is how it gets its name. The disease also causes spots on the skin that are red at first and then turn black.
Since China was one of the busiest of the world's trading nations,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outbreak of plague in China spread to western Asia and Europe. In October of 1347, several Italian merchant ships returned from a trip to the Black Sea, one of the key links in trade with China. When the ships docked in Sicily, many of those on board were already dying of plague. Within days the disease spread to the city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An eyewitness tells what happened:
"Realizing what a deadly disaster had come to them, the people quickly drove the Italians from their city. But the disease remained, and soon death was everywhere. Fathers abandoned their sick sons. Lawyers refused to come and make out wills for the dying. Friars and nuns were left to care for the sick, and monasteries and convents were soon deserted, as they were stricken, too. Bodies were left in empty houses, and there was no one to give them a Christian burial."
The disease struck and killed people with terrible speed. The Italian writer Boccaccio said its victims often
"ate lunch with their friends and dinner with their ancestors in paradise."
By the following August, the plague had spread as far north as England, where people called it "The Black Death" because of the black spots it produced on the skin. A terrible killer was loose across Europe, and Medieval medicine had nothing to combat it.
In winter the disease seemed to disappear, but only because fleas--which were now helping to carry it from person to person--are dormant then. Each spring, the plague attacked again, killing new victims. After five years 25 million people were dead--one-third of Europe's people.
Even when the worst was over, smaller outbreaks continued, not just for years, but for centuries. The survivors lived in constant fear of the plague's return, and the disease did not disappear until the 1600s.
Medieval society never recovered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plague. So many people had died that there were serious labor shortages all over Europe. This led workers to demand higher wages, but landlords refused those demands. By the end of the 1300s peasant revolts broke out in England, France, Belgium and Italy.
The disease took its toll on the church as well. People throughout Christendom had prayed devoutly for deliverance from the plague. Why hadn't those prayers been answered? A new period of political turmoil and philosophical questioning lay ahead.
Black Death - Disaster Strikes
25 million people died in just under five years between 1347 and 1352.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Europe from 1000 to 1352.
1000 38 million 1100 48 million 1200 59 million 1300 70 million 1347 75 million 1352 50 million
内容：中国首发，商人带到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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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wikipedia.org/wiki/Black_Death
Asia
Estimates of the demographic impact of the plague in Asia are based on both population figures during this time and estimates of the disease's toll on population centres. The initial outbreak of plague in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Hubei in 1334 claimed up to ninety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n estimated five million people. During 1353–54, outbreaks in eight distinct areas throughout the Mongol/Chinese empires may have caused the death of two-thirds of China's population, often yielding an estimate of twenty-five million deaths. Japan had no outbreak of plague most likely due to the lack of host rodents.[citation needed]
Asian outbreak
The Central Asian scenario agrees with the first reports of outbreaks in China in the early 1330s. The plague struck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Hubei in 1334. During 1353–1354, more widespread disaster occurred. Chinese accounts of this wave of the disease record a spread to eight distinct areas: Hubei, Jiangxi, Shanxi, Hunan, Guangdong, Guangxi, Henan and Suiyuan (a historical Chinese province that now forms part of Hebei and Inner Mongolia), throughout the Mongol and Chinese empires. Historian William McNeill noted that voluminous Chinese records on disease and social disruption survive from this period, but no one has studied these sources in depth.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Mongols and merchant caravans inadvertently brought the plague from central Asia to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The plague was reported in the trading citi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rebizond in 1347. In that same year, the Genoese possession of Caffa, a great trade emporium on the Crimean peninsula, came under siege by an army of Mongol warriors under the command of Janibeg, backed by Venetian forces. After a protracted siege during which the Mongol army was reportedly withering from the disease, they might have decided to use the infected corpses as a biological weapon. The corpses were catapulted over the city walls, infecting the inhabitants.[4] The Genoese traders fled, transferring the plague via their ships into the south of Europe, whence it rapidly spread. According to accounts, so many died in Caffa that the survivors had little time to bury them and bodies were stacked like cords of firewood against the city walls.
The Black Death rapidly spread along the major European sea and land trade routes
In October 1347, a fleet of Genovese trading ships fleeing Caffa reached the port of Messina. By the time the fleet reached Messina, all the crew members were either infected or dead. It is presumed that the ships also carried infected rats and/or fleas. Some ships were found grounded on shorelines, with no one aboard remaining alive. Looting of these lost ships also helped spread the disease. From there, the plague spread to Genoa and Venice by the turn of 1347–1348.
From Italy the disease spread northwest across Europe, striking France, Spain, Portugal and England by June 1348, then turned and spread east through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from 1348 to 1350, and finally to north-western Russia in 1351; however, the plague largely spared some parts of Europe, including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parts of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Middle Eastern outbreakThe plague struck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pandemic, leading to serious depopulation and permanent change in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The disease first entered the region from southern Russia. By autumn 1347, the plague reached Alexandria in Egypt, probably through the port's trade with Constantinople and ports on the Black Sea. During 1348, the disease travelled eastward to Gaza, and north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to cities in Lebanon, Syria and Palestine, including Asqalan, Acre, Jerusalem, Sidon, Damascus, Homs, and Aleppo. In 1348–49, the disease reached Antioch. The city's residents fled to the north, most of them dying during the journey, but the infection had been spread to the people of Asia minor.
Mecca became infected in 1349. During the same year, records show the city of Mawsil (Mosul) suffered a massive epidemic, and the city of Baghdad experienced a second round of the disease. In 1351, Yemen experienced an outbreak of the plague. This coincided with the return of King Mujahid of Yemen from imprisonment in Cairo. His party may have brought the disease with them from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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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bs.org/wnet/secrets/case_plague/
No one knows exactly why, but in the late 1320s or early 1330s, bubonic plague broke out in China's Gobi desert. Spread by flea-infested rats, it didn't take long for the disease to reach Europe. In October of 1347, a Genoese ship fleet returning from the Black Sea -- a key trade link with China -- landed in Messina, Sicily. Most of those on board were already dead, and the ships were ordered out of harbor. But it was too late. The town was soon overcome with pestilence, and from there, the disease quickly spread north along trade routes -- through Italy and across the European continent. By the following spring, it had reached as far north as England, and within five years, it had killed 25 million people -- one-third of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4.支持我主贴内容的网页
http://www.eyewitnesstohistory.com/plague.htm
The Black Death, 1348
The plague started in China and made its way west across Asia to the Black Sea by 1347. One theory is that a group of infected Tartars besieged a Genoese outpost on the coast. To harass the trapped townspeople, the Tartars used their catapults to hurl the dead bodies of their comrades over the town walls spreading the epidemic among the Genoese. The panicked inhabitants fled the scene by ship showing up in the ports of northern Italy and bringing the Black Death to Europe.
Coming out of the East, the Black Death reached the shores of Italy in the spring of 1348 unleashing a rampage of death across Europe unprecedented in recorded history. By the time the epidemic played itself out three years later, anywhere between 25% and 50% of Europe's population had fallen victim to the pestilence.
The plague presented itself in three interrelated forms. The bubonic variant (the most common) derives its name from the swellings or buboes that appeared on a victim's neck, armpits or groin. These tumors could range in size from that of an egg to that of an apple. Although some survived
The Plague's Progress
the painful ordeal,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se lesions usually signaled the victim had a life expectancy of up to a week. Infected fleas that attached themselves to rats and then to humans spread this bubonic type of the plague. A second variation - pneumonic plague - attacked the respiratory system and was spread by merely breathing the exhaled air of a victim. It was much more virulent than its bubonic cousin - life expectancy was measured in one or two days. Finally, the septicemic version of the disease attacked the blood system.
Having no defense and no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 of the pestilence, th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caught in its onslaught were bewildered, panicked, and finally devastated.
The Italian writer Giovanni Boccaccio lived through the plague as it ravaged the city of Florence in 1348. The experience inspired him to write The Decameron, a story of seven men and three women who escape the disease by fleeing to a villa outside the city.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fictional portion of his book, Boccaccio gives a graphic description of the effects of the epidemic on his city.
The Spread of Black Death
Historians disagree about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who died from the plague in London. Some have suggested a figure of 100,000 but a more reasonable estimate would probably be between 20,000 and 30,000 deaths out of a population of 60,000 to 70,000 - which w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death rates in other English cities. Because the devastation of the Black Death was outside their comprehension, people accepted unquestioningly the doctrine of the Pope and the Church that the visitation was God's punishment for their manifold sins. This unhelpful doctrine prevailed for the next 300 years and beyond.
The Black Death moved from the most southerly point of Europe northwards to the freezing, inhospitable Arctic Circle, some 2200 miles (3500 kilometres) in less than three years. Plague victims suffered a sudden and high fever and developed large, foul-smelling boils; they were sometimes delirious and a severe headache was the usual prelude to death.
The black death disappeared in 1670. It had been the scourge of Europe for 323 years. Note that it distinct from Bubonic Plague - so named because of the swellings of the lymph glands (called buboes) which appear -which is still with us today. The diseases are completely un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average time from the point of infection to death was 37 days - of this the first 10 to 12 days was a latent period; the next 20 to 22 days was an infectious period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ymptoms. Therefore, 32 days was an incubation period. Physical symptoms would show for five days and then the sufferer would die. The total infectious period where the disease could be transmitted was 27 days (22 + 5). This long infectious period without showing symptoms accounted for its spread.
Prior to 1670, the regions afflicted by hæmorrhagic and bubonic plague overlapped only on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The former became established in Europe, with occasional forays into North Africa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hile the latter had its stronghold in Asia and the north African coastlands, with rare outbreaks in Italy, Southern France and Barcelona that did not persist.
Marcello's Drawing of the Black Death in Italy 1348 AD
5 - 3 billion years ago - The sun was born, throwing off giant gas balls and spewing out elements that eventually coalesced into planets; earth, formerly a boiling ball of molten rock, began to cool and solidify; plates of solid land formed over the surface; water collected, forming oceans; the most basic forms of life (bacteria and blue-green algae) appeared in the electrochemical soup of the oceans.
600 - 200 million years ago - Fossils records appeared; the surface of the planet teemed with primitive life including a few still around today; non-aquatic plants appeared; extensive lava flows - perhaps accompanied by an asteroid impact - caused the Permian mass extinction wiping out 90% of all life on the planet although reptiles soon returned in force - then Pangaea formed when huge volcanoes exploded to the surface - only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 and maybe Western North America (including Alaska and east Siberia) weren't included.
Lots about Pangaea remains conjectural - the first map is from Essentials of Geology p 432, the second from www.wholeo.net
67 - 65 million years ago - Mammals appeared; shortly thereafter (geologically speaking), a 6-mile-wide asteroid hit Chicxulub in the Yucatan with the force of 100 million megatons of TNT - the resulting heat pulse incinerated life on the planet in just a few hours; only those that were in burrows or underwater likely survived.
30 - 2 million years ago - Primitive monkeys and apes appeared in Africa; mammals began to acquire modern characteristics; dogs, modern-type horses, manlike apes appeared; the earliest hominid ancestors appeared, including "Lucy"; Ice Ages caused glaciers to advance and recede; ice carved the Great Lakes and created grasslands where humanoid evolution exploded; stone tool use began; primitive humanoids lived in communities, used fire, hunted, gathered; Homo erectus left Africa.
400,000 - 100,000 BC - Europeans lived in wood shelters and used weapons to kill big game; ocean-going vessels first used; clothes made from processed animal skins were developed and animals were domesticated.
69,000 - 35,000 BC - The last Ice Age; 1/3 of earth's surface was sheathed in ice for much of the period and world geography underwent a drastic change - revealing land bridges and creating ice bridges that assisted migration to all parts of the globe; fire was first used; medicines were developed; homo sapiens appeared.
12,000 - 4,000 BC - Glaciers restricted to Antartica and Greenland; giant mammals became extinct; someone painted graffiti all over a beautiful cave in France, the Christian god created the universe, modern human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settlements become cities; the wheel, pottery, and improved methods of cultivation occur in Mesopotamia and elsewhere;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 Great Flood killed almost everything and everybody on the planet.
4000 - 3,000 BC - Man started experimenting with metal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first cities were founded and the first constellations recorded; as the southern glaciers were done melting, worldwide sea-levels had risen over 300 feet; the Egyptians built the Sphinx and the Great Pyramid at Giza; Stonehenge was begun (taking 1,500 years or so to complete); Gilgamesh lived and wrote.
2,000 - 1,400 BC - The Egyptian alphabet was produced; the first code of laws was developed; Moses led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into Canaan in search of a homeland.
1,000 - 600 BC - The Old Testament was begun; the Iliad and Odyssey were composed; the first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and the first music written; money changed everything when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started using coins in trade; Lao-tse,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founder of Taoism was born; Alexander the Great lived.
600 to 200 BC - Confucius was born; the Parthenon was built; Plato lived and wrote his Republic; Pythagoras did math; shortly after, Buddha was born, Socrates was executed, Euclid and Aristotle lived and worked and the Mayan calendar was developed; the building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was begun.
200 BC - 100 AD - The Roman Empire; astrology was invented; Spartacus led a failed slave revolt; Cleopatra lived and died; paper was developed in China; Julius Caesar, Augustus Caesar and Jesus of Nazareth were born; Jesus was executed; the Roman persecutions of Christians was begun; the Gospels were written;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rose to prominence - it contained lecture halls with 5,000 seats, was the first university and contained by far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to be seen for centuries thereafter.
100 - 350 AD - Hadrian ruled Rome; by this date, the Romans had paved 50,000 miles of road and begun a postal system; Christianity began to spread from a small cult to become the dominant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ivilised Europe; the Han dynasty ended in China; Mayan civilisation began its peak.
A manuscript was recently unearthed during building work in Rome. Written in colloquial, even chatty, Latin (the translation can only be an approximation), the text is a 1st-century guide to etiquette during Saturnalia, the pagan festival which Christmas replaced....
350 - 700 AD - The Mongols invaded Europe; the Roman Empire broke up; a plague spread through Europe; King Arthur lived; the silk industry developed; Mohammed founded Islam which grew quickly; the Chinese kept inventing stuff; in 585 AD the earliest recorded date of zero on copper plate occurred in India but it wasn't fully explained until the 7th century, making its way into Arabic books in 770, carried to Europe by the 8th century.
Something Like That Might Even Happen...
Bird Flu Virus Mutating, Posing Bigger Threat Says World Health Orgamisation
Hong Komg - The spate of human bird flu cases in Vietnam this year suggests the deadly virus may be mutating in ways that are making it more capable of being passed between human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said. The finding points to the greatest fear of health experts that the H5N1 virus could unleash a pandemic and kill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if ever it gained the ability to be transmitted among humans efficiently.
While investigators could not prov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d occurred, the report said that "the pattern of disease appeared to have changed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this possibility. They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viruses are continuing to evolve and pose a continuing and potentially growing pandemic threat," the WHO said in a report.
Klaus Stohr, WHO's global influenza programme coordinator, told a news briefing in Geneva: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pandemic will occur next week or next year ... We should continue very intensively with pandemic preparations."
H5N1 made its first known jump to humans in Hong Kong in 1997 and experts have always established that the mode of transmission was through direct contact with birds. But the virus has mutated since, raising fears among experts that it may one day adapt in humans and become easily passed between them, setting off a pandemic. In the 6-page report, produced after an expert meeting in Manila earlier this month, the WHO said at least 92 adults and children in Vietnam, Thailand and Cambodia had become ill after being infected with H5N1 since late 2003, and 52 of them had died. Stohr said the toll had risen to 97 cases with 53 deaths.
In an update issued late on Thursday, the WHO said more clusters of infections involving household members have occurred, open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may have taken place. Eight such clusters were observed in north Vietnam this year alone, with recent cases spanning over a longer period. "What we are seeing so far is a slight increase in clusters which could indicate more transmission," Stohr said. There was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for such transmission - which could not be proved - but based on belief that a person became sick after being exposed only to an infected person and not to a sick chicken or duck, according to the expert. "Then you can talk about very strong evidence for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 has happened in three clusters, two in Vietnam and one in Thailand," he added.
鼠疫原产中亚，其携带者是土拨鼠。1348年，一种被称为瘟疫的流行病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该病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东，然后由船舶带到欧洲。（据我国有关资料记载：14世纪，鼠疫大流行，当时被称为“黑死病”，流行于整个亚洲、欧洲和非洲北部，中国也有流行。在欧洲，黑死病猖獗了3个世纪，夺去了2500万余人的生命。——译注）
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志》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肿项，且传染性极强，据此可断定为腺鼠疫。
八年庚辰、九年辛已，大疫。从咽喉发瘟肿，至有一家毙绝无遗者。”康熙《沁州志》卷1《灾祥》也指出：“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所谓“大头风”，是腺鼠疫患者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19世纪云南鼠疫流行时，当地有称此疫为“大头天行症”的，这和山西“大头风”的含义是相同的。
——兼論傳統時代的“天人合一”觀
作者:曹樹基李玉尚
出處：載《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係》，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12月
簡體轉載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14
一 問題的提出
鼠疫（plague）是由鼠疫桿菌引起的危害人類最嚴重的烈性傳染病之一。中國歷史文獻中的鼠疫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黃帝內經》中記述的惡核病：“惡核者內裹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不即治，毒入腹，煩悶惡寒，即殺人。”這是鼠疫學界公認的對腺鼠疫的科學描述，是世界醫學史上最早的記錄之一。
根據現有的研究，中國大範圍的鼠疫流行至少有三次，14世紀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中國人口大量死亡；這次鼠疫通過蒙古軍人的西征，傳入中東和歐洲，引發影響深遠的“黑死病”[1]。16~17世紀的鼠疫大流行則與當時的旱災與人民起義互為因果，在華北地區即造成一千萬人以上的人口大死亡；其中17世紀的鼠疫流行成為導致明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19世紀中葉雲南回民起義時期，鼠疫的大規模流行使人口死亡亦以數百萬計[3]。除了這三次大規模的鼠疫流行外，歷史時期，在蒙古、東北、陝西、寧夏、山西、青海、新疆、河北、雲南、廣西、廣東、香港、福建、浙江、江蘇、江西、安徽等地，均發生過規模不等的人間鼠疫流行，累計造成的死亡人口相當可觀[4]。很顯然，中國的鼠疫流行範圍廣闊，歷史悠久，構成影響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關於中國鼠疫是內源性的還是輸入性的，國內外學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以19世紀雲南鼠疫為例，“幾乎所有的中外學者都認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雲南，並認為雲南是一個古老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但又都斷言雲南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並謂雲南的鼠疫是輸入性的”[5]，即從印度和緬甸直接或輾轉傳入的。然而，1974年，雲南鼠疫工作者從雲南劍川縣的中華姬鼠中分離到鼠疫菌，證實了滇西存在著鼠疫自然疫源地，學者們稱為滇西縱穀大絨鼠齊氏鼠疫源地[6]。
在滇西縱穀大絨鼠齊氏鼠疫源地中，存在若干個鼠疫動物病的好發地區。這些地區的共同特點是地貌為山間小盆地，四周山巒環繞，中間平坦，山谷溪流彙集其間，水源豐富，土壤肥沃，利於種植糧食。鼠類經常沿山谷溪流轉移到耕地覓食，從而將鼠疫擴散到家棲鼠類當中。1984年就曾發現過野鼠間鼠疫曾一度侵入家棲鼠中的事例[7]。這一研究暗示著在今天雲南境內廣泛存在的居民區農田黃胸鼠疫疫源地，有可能是受到野鼠鼠疫的傳染或侵入而形成的。
什麼是“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學界將“鼠疫自然疫源地”看作陸生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鼠及其他齧齒類動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員；為了能夠順利地侵入到寄主——齧齒動物的機體，媒介昆蟲——跳蚤擔負起這一職責；蚤也是寄生物，靠吸吮動物的血液生活和繁殖，它的生命離不開溫血動物，適宜的溫度對於鼠疫生態系統中的任何一個成員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上述三個成員在它們相應的地區佔據一定的地理範圍，便構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8]。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體經過長期的生物競爭，相互適應，通過自然選擇而形成的一個牢固的統一體，並和當地的自然植被、氣候和地理環境，構成了統一的相互依存的關係。
仍以雲南為例，1772年的鼠疫流行就是從與劍川縣相鄰的鶴慶縣爆發並向外擴散的；1984年野鼠鼠疫侵入家棲鼠的事例可能是歷史的重演。然而，20世紀50年代以來，雖然還從祥雲、彌渡、劍川、盈江等地還能檢出疫鼠或染疫蚤，但在鶴慶縣卻無類似的報告。這樣，雲南的例子給我們兩個啟示：其一，歷史時期的鼠疫疫源地與今日已有不同；其二，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可以復原歷史時期的鼠疫疫源地。明確這兩點，對於我們把握歷史時期各區域鼠疫的發生與流行，將是有益的。
二 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本文主要根據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微生物學研究所編《中國鼠疫流行史》上、下冊（以下簡稱《疫史》）討論近代除雲南以外各區域的鼠疫流行情況，並根據歷史資料上溯，以復原歷史時期的鼠疫疫源地。
1.內蒙古及東北
近代較大規模的鼠疫流行有以下幾次：(1)1910-1911年內蒙古東部滿州裏地區肺鼠疫大流行,死亡60468人。(2)1917-1918年內蒙古西部肺鼠疫大流行，擴散至全區27個旗縣，並傳入山西，死亡14600人。(3)1920-1921年內蒙古東部滿州裏地區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傳染東北許多地區,死亡8000餘人。(4)1928年內蒙古西部鼠疫大流行,死亡約4000餘人。(5)1947年內蒙古東部鼠疫大流行,死亡25098人。
按照現代鼠疫專家的研究，今日內蒙古地區存在著範圍廣闊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其中有呼倫貝爾高原蒙古旱獺鼠疫疫源地，察哈爾丘陵松遼平原達烏爾黃鼠鼠疫疫源地，烏蘭察布、鄂爾多斯高原長爪沙鼠鼠疫疫源地，錫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鼠疫疫源地[9]。這一廣闊的區域包括內蒙古高原的絕大部分，不僅近代中國北方幾次大的鼠疫流行都源於這一區域，元代的鼠疫流行和萬曆年間的鼠疫流行均與這幾個鼠疫疫源地有關。鼠疫史學家多斯就這樣寫道：
從中國歷史的記載來看，14世紀的第兩個二十五年出現了異乎尋常的氣候變化。自然災害摧毀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齧齒動物生活區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們與家鼠和人類接觸，因而把動物流行病傳給了人類。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們都知道一種從未有過的傳染病正在席捲東方。東方空氣污濁，瘴氣迷漫，生靈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Ibnal-wardi親歷了Aleppo的黑死病並死於1349年。他敍述這場疾病是從“黑土地”上開始的。這一區域是中亞或蒙古，但不是中國。這場傳染病在那裏肆虐了15年。
Al-Maqrizi是Mamluk帝國時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寫了許多重要的關於中東黑死病的著作。儘管他並不是那個時代的人，但在他關於這場傳染病起源的一些斷斷續續的描述中，他告訴我們在疾病傳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這一區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國。按照Al-Maqrizi的說法，這些異教徒約有300多個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們不明原因地死去：馬匹、野獸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區大雨滂沱，淹死動物和牲畜。Khitai這塊地方，處於燕京（Yenking）和高麗（Korea）之間，變成了沙漠。三個月中，16個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戰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國王本自和他的兒子們也死於疾病。中國的人口在傳染病侵襲下大量減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10]
在《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一文中，曹樹基指出，萬曆八年（1580年）山西鼠疫的爆發似乎是從北部大同地區開始的。這一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11]雖然這一記載並未說明此疫即為鼠疫，但從傳染性強，死亡率高這兩點來分析，疑為鼠疫。同一年，疫情傳至山西中部，次年傳入山西南部。在潞安府，“萬曆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門無故自闔，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12]。所謂“腫項”，是為患者頸部淋巴腫大所致，是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狀。據此看，萬曆八年的鼠疫是從大同爆發且向南傳播的。由此聯想到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大同路大疫”[13]，“人死者過半”[14]的記載，我們懷疑14世紀大同發生的大瘟疫仍為鼠疫。
大同地區屢次成為大規模鼠疫流行的原發地，令人懷疑該地可能存在或者鄰近鼠疫自然疫源地。今天烏蘭察布高原長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東南界在包頭—固陽—武川—察右後—化德—康保各縣、旗治所一線，距離大同已有相當遙遠的距離。該線以南及大同以北，明代後期以來，大批漢族移民集聚于此，大片草場開墾成耕地，原有的生態景觀發生巨大的變遷，因此，歷史時期存在於此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可能北移。作為證明，該鼠疫疫源地的西南界，正好與河套北界吻合，形成一個彎弓形（見附圖一）。眾所周知，河套地區的開墾是清代後期乃至民國年間完成的。河套農耕區的三面皆為鼠疫疫源地，實際上意味著開墾之前的河套地區也可能是烏蘭察布高原長爪沙鼠鼠疫疫源的一部分。
在農牧交錯地帶，農耕地帶的北移使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隨之北移。過度強烈的人類活動，改變了鼠疫生態系統賴以存在的環境，鼠疫自然疫源地向北收縮。
2．山西
20世紀山西省的鼠疫來源大致有兩個，一是自內蒙古傳入，一是由當地的動物疫病引起。當地動物病引起的鼠疫流行主要發生在山西西北部呂梁山區的興縣、臨縣和保德縣。據《疫史》調查，近代臨縣鼠疫始於1900年，興縣鼠疫始於1902年,從這一年到1917年的12年中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1918年,當山西北部的許多地方正在遭受來自內蒙古的肺鼠疫侵襲的時候，臨縣和興縣卻流行腺鼠疫。1918年以後,當山西北部的肺鼠疫流行已經停息時,臨縣一帶的腺鼠疫流行卻沒有停止。如1919年7～10月在臨縣西溝及鄰近10村發生450例腺鼠疫,同年興縣白家山也有流行。1920-1934年，臨縣、興縣兩縣疫點多達383個（次），死於腺鼠疫的人口多達8371人。1939年以後不見此兩縣鼠疫流行的報導[15]。
顯然，興縣和臨縣的鼠疫流行與山西省其他地區的鼠疫流行無論從時間還是從病型來看都是不同的。這一切都暗示著這一區域存在一個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可能性。追溯到明代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無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16]。崇禎年間山西的鼠疫大流行即起源於此。另外，據《疫史》調查，1928年鼠疫流行時，興縣逃疫的居民返回後，在屋內發現大量死鼠，且有顯著生理改變。據此可判斷自明代後期開始，興、臨兩縣屬於鼠疫的原發地區，與其他被鼠疫波及的縣的性質有顯著區別。
鼠疫專家早就懷疑興縣一帶可能存在一個鼠疫自然疫源地。伍連德認為，山陝二處鼠疫之發作乃以通常家鼠之傳染,此其直接流行導引線。山西當地的鼠疫專家們同意上述伍連德氏的意見，推測當時山西省發生腺鼠疫的地區除家鼠遭受感染外，黃鼠砂土鼠亦可能有鼠疫動物病流行。只是從1962年至1974年山西衛生防疫部門對晉北的右玉縣和大同市以及臨縣進行了疫源檢索工作,終未發現陽性結果,因此關於今日山西省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問題尚未確認[17]。由於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因素極其複雜，所以，這一結果並不能說明歷史時期這一地區並非鼠疫自然疫源地。
3.陝西
陝西省鼠疫的來源之一是內蒙古或山西的興縣及臨縣，另一來源則為當地的動物疫病。據民國年間陸滌環的調查,“綜合現地居民所言,往者(20～30年前)鼠疫的初發地是本省的神木縣,爾後相繼在佳縣以及山西省的興、臨兩縣也有了流行,想像是由神木而來。以後據傳說靖邊縣鬧災荒，缺乏糧食，當時發現多數死鼠，居民取作食物，引起本病的大流行”[18]。這一調查的具體年份不清楚，所以我們不知道神木縣的鼠疫發生的確切年份。大致估計，當在19世紀末年或20世紀初,比1900年臨縣、興縣發生的疫情要早或者同時。興、臨兩縣的鼠疫是否與神木鼠疫存在關係，尚不可下此結論。靖邊縣在疫前發現大量死鼠，表明該縣也可能是鼠疫的原發地。
與山西興縣、臨縣的情況一樣，陝北的鼠疫在20世紀的前三個十年中也沒有停止過流行。1930-1932年陝北鼠疫流行進入高潮。1930年的流行以橫山受害最深,12個縣中共死亡3107人；1931年在8縣中發生患者5100人,大部分為腺型,秋季有轉肺型的傾向。1932年以後不見有鼠疫流行[19]。
值得注意的是橫山縣,1930-1932年的鼠疫流行均始於此縣,在流行期間有死鼠出現；1931年疫起橫山石堆牆地方,患者約1500人,據此推測這次鼠疫也是由鼠疫動物病引起；1932年石堆牆居民移葬上一年(1931年)疫死的家長時造成鼠疫之暴發[20]。
1949年以前陝西省有15個縣流行過鼠疫,其中流行較頻繁或嚴重者有橫山、子洲、綏德、子長、米脂、靖邊、佳縣、榆林、定邊等九縣，各縣均分佈于陝北高原上。東隔黃河自北向南與山西的河曲、保德、興縣、臨縣相望；北及西北為內蒙古伊克昭盟之准格爾旗、紮薩克旗、烏審旗、鄂托克旗；西及西南接連寧夏鹽池縣及甘肅華池縣。內蒙古之鄂托克旗和寧夏之鹽池縣屬於烏蘭察布、鄂爾多斯高原荒漠草原長爪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一部分，而山西的興縣和臨縣在歷史時期有可能也是鼠疫的自然疫源地。山陝一帶的家鼠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中屢屢發生鼠疫之流行，其來源極可能是由野鼠傳染所致。據此可知，歷史時期陝西北部也有存在鼠疫疫源地的可能。
4.寧夏
在寧夏，至今仍存的長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分佈在鹽池、靈武、陶樂和銀川四縣市，阿拉善黃鼠鼠疫疫源地分佈在海原、西吉和固原三縣市。近代鼠疫大抵在這一帶流行[21]。
5.河北
河北省今天只有北端的康保縣仍流行動物鼠疫,是長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一部分。近代河北可以追溯的最早的人間鼠疫發生於1888年的圍場縣,這次傳染來自北方,顯系內蒙古傳入。然而此後的十年間不斷爆發流行，病型有三分之一為肺型。因此，人們推測圍場地區存在鼠疫動物病，居民發生鼠疫是由動物病引起。只是自1899年以後迄今再無流行[22]。
圍場縣分別與遼寧的喀拉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克什克騰旗和內蒙古的多倫、正藍旗等地接壤，除圍場旗外,其他各旗、縣今日都是鼠疫疫源地。歷史時期，圍場縣也非常有可能是這一廣闊鼠疫疫源地的一部分。清代末年，以前作為皇家獵場的圍場移民開墾，大批漢人蜂湧而入，原始的生態環境得以改變，鼠疫疫源地不復存在。
上述研究表明，歷史時期蒙古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要比今天位置靠南得多。隨著明代中期及至清代，尤其是清代末年以來內蒙古地區大面積的放墾，蒙古高原南部的大片牧地或獵苑化為農耕之地，鼠疫生態系統賴以生存的環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鼠疫自然疫源地不復存在。根據這一思路，可以認為歷史時期北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即當時的農牧分界線（見附圖二）。由於漢人的耕墾並未涉及青藏高源，所以，歷史時期這一廣闊區域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可能與今天相似。
三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6．福建
福建鼠疫專家認為近代福建鼠疫是外源性的。如胡濟春在他的《家傳醫學要集》卷3中認為：“夫鼠疫之發疫，自古未聞，方書也未記載，此風系自外流濫中國”。現代醫學專家們認為在《福建通志》上查不到1848年以前鼠疫發生的任何記錄，故認為在近代以前的福建未有鼠疫之流行。
1949年以後福建鼠疫疫史調查組和鼠疫疫源調查組對疫區進行了反復調查,認為近代福建鼠疫是通過海路從香港傳入的。伍連德曾提出傳入的時間是1894年,而調查組卻有證據證明在1884年就已經傳入,首次傳入的地點是廈門伍村,當時稱為“香港症”。鼠疫首先在港口居民區中蔓延流行，然後通過海岸沿線、主要水系以及陸路交通逐漸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地，從城鎮到農村，由點到面地向全省各地傳播蔓延。
從1884年鼠疫流行開始到1952年鼠疫終止流行,此起彼伏不斷流行了68年次,當時福建區劃68個縣市,而染疫縣市達57個,占全省縣市數的84％。12118個村街染疫(29358疫村次),發病825512人,死亡712466人。
從1900-1951年,每年染疫達20～40個縣市,流行時間最長，疫點最多的縣為莆田,累計達65年次,染疫村占該縣總村數的94％。從歷年流行過程看，病人數達2萬以上的年次有1895-1898年,1900-1903年及1945-1946年三次較大的流行,其中特別是1898年和1902年,發病高達4～5萬人以上[23]。
根據《疫史》有關香港鼠疫的記載，1894年5月在香港首次發現鼠疫流行,7月終止,死亡2550人[24]。廈門鼠疫於1884年從香港傳來時,香港尚未發生鼠疫流行。所以，廈門鼠疫之來歷頗令人生疑。“香港症”是廈門民間老人對鼠疫的俗稱，並說“香港症”名稱的由來，系由早年出入香港的人看到疾病與香港流行的病況相同，故而取名[25]。
這一記載更令人生疑，若早年出入香港的人看到香港流行疾病確為鼠疫的話，那麼一定是香港鼠疫已經爆發，或已有相當規模的流行了。由於香港所處的特殊地位，這種流行不可能不為當局所知，因此，時間最早也不會超過1894年。基於此，我們認為有二種可能，一是廈門鼠疫的傳入時間並不在1884年而在1894年或者更晚，一是廈門鼠疫的來源不是香港而是本地。
曆史時期福建存在大規模的瘟疫流行。最典型的事例有二。一是《明太宗實錄》卷212，永樂十七年五月戊辰，“福建建安縣知縣張准言：‘建甯、邵武、延平三府自永樂五年以來屢大疫，民死亡十七萬四千六百餘口’”[26]。邵武府也是一個疫情嚴重的地區。永樂六年九月乙丑，“江西建昌、撫州及福建建甯、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萬八千四百餘口”[27]。永樂八年十二月甲辰，“福建邵武府言：‘比歲境內疫，民死絕萬二千餘戶”[28]。永樂十一年正月己酉，“巡按福建監察禦史趙升言：‘光澤、泰寧二縣民五年、六年疫死四千四百八十餘戶”[29]。這些記載相當混亂，茲不一一辨述。只知永樂年間福建西北部地區發生的大疫，屬於烈性傳染病。
另一瘟疫帶來人口大量死亡的例子發生於泉州城。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觀，屍相枕藉，有闔戶無一人存者。薰蒿悽愴，不可忍聞。市門俱閉，至無敢出”[30]。一場瘟疫導致全城人口的70%死亡，不能將其視之為一場普通的傳染病。據我所知，除了鼠疫和霍亂，尚沒有能夠令總人口在短時間內死亡70%的傳染病。然而，眾所周知，作為烈性傳染病之一的霍亂，要遲至清代中期才從海外傳入中國。
明代中期以後的長時間裏，福建不再發生類似的傳染病。當近代鼠疫發生於泉州城以南的廈門，且流行的主要區域位於泉州城以北的莆田時，令人將其與明代中期的大疫相聯繫。至今能夠檢出疫鼠的縣份有莆田、華安、古田、福州，檢出疫蚤的縣則有莆田、古田、福清、建甌和福州，不能說與明代閩南沿海及閩北山區地區的兩次大疫沒有關係。
7.廣東
現代鼠疫專家們均認為廣東省初期的鼠疫是從外地傳入的，1867年先發生于西部的北海[31]，後見於合浦和雷州半島，再後見於高州、信宜山區；在東部地區則先見於汕頭、潮汕平原，後見於大浦、連平山區；中部先見於香港、廣州，後見於從化、清遠；海南島則僅見於沿海市縣[32]。
廉州府之北海，是廣東西部的一個重要港口。1867年開始流行鼠疫，其後隔期一發。1871-1877年每年春季北海都有鼠疫流行。1873-1875年在遂溪縣又開始流行鼠疫。19世紀的80～90年代,在廉州(合浦)和欽州、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上不斷有鼠疫流行。
1890年開始鼠疫從雷州半島向其他地區擴散。1893年傳入高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順德和廣州。1894年廣州死於鼠疫者約7萬人,同年又傳入香港,香港死亡2000餘人。同年在汕頭亦發現鼠疫流行，該年鼠疫流行縣份達到23個。
這次大疫持續到1920年左右,每年有20個縣或超過20個縣流行鼠疫。1925年以後,全省疫勢開始下降,1930-1939年下降到每年鼠疫流行縣僅為10個左右。1940-1949年廣東東部和中部地區已不見流行,只有遂溪、廉江(石城)和海康三縣連年流行[33]。
在廣東省歷史上發生過鼠疫的69個縣市中，有的只流行1～2年便自然停息，有的則延續3～5年乃至8～10年,也有的反復流行20～30或60～70年從未間斷。1894年大流行期間,鼠疫迅速傳遍全省各地。但自1939年以後，本省的東部和中部,海南島全境以及西北部的高州、信宜、電白、陽江一帶，則再無鼠疫流行，唯獨雷州半島一直延續到1949年以後。因此，專家們認為這一帶形成了一個比較固著的鼠疫疫源地。該疫源地主要在遂溪縣的全境，廉江的九洲江下游一帶[34]。
既然廣東西部存在著一個鼠疫疫源地，該疫源地的形成時間及在廣東鼠疫流行史上作用就是一個有意義的話題。廣東省的鼠疫專家們認為近代廣東省的鼠疫來源有兩種可能：
其一，可能由雲南、廣西的鼠疫動物病引起。線索如在1894年廣州鼠疫流行之時及其以前若干年,每年都有鼠疫發見於西江之南寧與桂縣(可能指廣西之貴縣)，有人設想是從雲南、廣西把鼠疫動物病傳入北海。
其二，可能從國外傳入。17～18世紀,西班牙、法國、荷蘭、阿拉伯、伊朗及印度等地均流行鼠疫，鴉片商船進入廣東沒有任何限制，也沒有嚴格的檢疫制度，所以可能將鼠疫從國外傳入。[35]
廣東鼠疫專家設想的這二種可能，細考之都不能成立。他們所稱廣西南寧和貴縣之鼠疫並沒有從廣西的資料中得到證實。現代的調查表明，廣西近代的鼠疫疫區沒有包括這兩個縣。通過商路從雲南輸入鼠疫也僅僅是一種猜測，假如這一猜測能夠成立，就還要解釋為什麼在雲南和廣西北海之間，沒有發現鼠疫的流行？同樣，至於說鴉片商船從海外將鼠疫帶入北海，為什麼不早就帶入貿易量更大，與世界各國往來更多的香港？
從上引廣東西部的遂溪、廉江(石城)等地存在一個鼠疫自然疫源地這一事實來看，廣東近代的鼠疫不一定是外來的，很可能由本地鼠疫疫源地流行的動物鼠疫所引起，尤其我們注意到北海與遂溪、廉江毗鄰，更有可能在歷史時期都屬於鼠疫疫源地。早在明代中期，遂溪就可能爆發人間鼠疫。道光《遂溪縣誌》卷2《紀事》記載明代成化元年（1465年），廣西瑤民反叛，“劫遂溪，至雷州。時承平日久，民不知賊，於奔入城，相持日久，城中疫起，十死六七，田野荒蕪，戶口頓減”；同書又記弘治二年（1489年）“瘟疫流行，民死者以千記”，疑似鼠疫的爆發流行。這一鼠疫的流行與江西南部南安府的鼠疫流行幾乎是同時代的。贛南與遂溪相距甚遠，我們猜想成化年間在兩縣之間應當還有若干疫縣的存在，構成當時華南地區的鼠疫流行區。
17～18世紀遂溪、石城一帶又爆發了一次鼠疫流行。道光《遂溪縣誌》卷２稱：“（康熙）十九年庚申到癸亥，亢旱連歲，更經海寇蹂躪之後，複並瘟疫。耕者皆廢，迫于追呼，死徙流離，荒殘日甚，難乎其為邑矣。”光緒《臨高縣誌》卷3《輿地·災祥》記載：“乾隆二十一年疫，自二十二年至是，凡四年,疫癘流行，人畜多斃。”人畜皆斃的疫癘很可能是鼠疫。
8．江西
《疫史》所載民國年間江西東部地區的鼠疫流行，著眼於抗日戰爭時期日本細菌戰時期所投施的鼠疫菌及其危害。從歷史的角度觀察，江西贛南地區存在一個歷史遠較此更為久遠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在兩篇有關的論文中，曹樹基闡述了以下幾點事實：宋元之際的戰爭曾使贛州路人口損失超過80%，疑其中有因元兵活動帶入的鼠疫。確鑿的資料表明，明代前期南安府發生嚴重的肺鼠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以後，南安府的大疫不斷發生。雖然《疫史》中沒有贛南地區鼠疫的記載，但《崇義縣地名志》的《前言》（油印稿）卻稱1949年以前該地一直流行鼠疫。鼠疫是當地的地方病，從明代前期至此，一直沒有停止過流行[36]。
這一事實證明，贛南山區存在著一個歷時久遠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9．安徽與浙江
在有關移民歷史的研究中，曹樹基闡述了太平天國戰爭期間長江中下游地區瘟疫的傳播與危害。最典型的例子見於皖南地區，所謂“甯（國）民死於鋒鏑者十之三，死於瘟疫者十之七”，與同時代雲南回民戰爭時期的情況相同。雲南流行的是鼠疫，這已沒有疑問。長江中下游地區究竟流行何疫，以前一直未獲臨床症狀的記載，無法確定。曹樹基在一篇文章中推測這場大疫可能為霍亂流行[37]。然最近讀到一些新的材料，疑此一時期的癘疫流行，在一相當大的地區仍為鼠疫。如光緒《宣城縣誌》卷36《祥異》在記載同治元年的大瘟疫後，又有“鼠災”的記載。按照下文的分析，在醫學專家看來，當一場大疫與“鼠災”相聯繫時，就讓人聯想此疫即為鼠疫。清代浙江衢州的醫生雷豐作《時病論》，其中有《溫瘟不同論》一篇，議及咸豐、同治年間衢州發生的大瘟疫：
咸豐八載至同治元年，粵匪竄擾吾衢，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沿門合境，盡患瘟疫。其時豐父子診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更有頭面、頸項、頰腮並腫者，為大頭瘟。發塊如瘤，遍身流走者，為疙瘩瘟。胸高脅起，嘔汁如血者，為瓜瓤瘟。喉痛頸大，寒熱便秘才，為蝦蟆瘟（一名撚頸瘟）。兩腮腫脹，憎寒惡熱者，為鸕鷀瘟。遍身紫塊，發出黴瘡者，為楊梅瘟。小兒邪郁皮膚，結成大小青紫斑點者，為葡萄瘟。此皆瘟疫之證，與溫病因時之證之藥，相去徑庭，決不能溫、瘟混同而論也。因憶又可著書，正崇禎離亂之凶年，鞠通立論，際乾隆升平之盛世；一為瘟疫，一為溫熱，時不同而病亦異。由是觀之，溫病之書，不能治瘟疫；瘟疫之書，不能治溫病。[38]
雷豐祖籍福建浦城，後隨祖父轉遷三衢。《時病論》一書印行於光緒八年（1882年），距離咸豐、同治大瘟疫僅次20年時光。根據上述記載，雷豐父子治病所用方法，是治療瘟疫而不是治療溫病的方法。查明代末年吳又可著《瘟疫論》：“其為病也，或時眾人發頤，或時眾人頭面浮腫，俗名為大頭瘟是也；或時眾人咽痛，或時聲啞，俗名蝦蟆瘟是也……或時眾人嘔血暴下，俗名瓜瓤瘟、探頭瘟是也；或時眾人癭核，俗名疙瘩瘟是也。”兩相對照，雷豐列為第一、第二的兩大瘟疫，“大頭瘟”和“疙瘩瘟”，都與吳又可的描述有所不同。所謂“大頭瘟”，在雷豐看來，包括頸項部的腫大；而頸項部的淋巴腫大，正是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狀。據《疫史》調查，在雲南及許多地區，直到近代，人們一直稱腺鼠疫為“大頭瘟”，即與鼠疫的這一症狀有關。另外，雷豐所描述的“疙瘩瘟”，還有“遍身流走”一說，正符合腺鼠疫患者身體許多部位淋巴腫大的特徵。由於身體各部位的淋巴腫大有先有後，給人產生“流走”的印象。至於“瓜瓤瘟”，是肺鼠疫患者典型的臨床症狀。至於“蝦蟆瘟”及其他各種瘟疫，則與鼠疫無關。
這也就是說，雷豐觀察到的腺鼠疫的症狀比吳又可記載得更詳細、更具體。因此，我們相信雷豐所記是根據對咸豐、同治年間衢州大疫的觀察得出的。正因為雷豐將瘟疫與溫病做了嚴格的區分，也就不至於與吳鞠通在《溫病條例》中記載的一般溫熱之病相混淆。
除了霍亂和鼠疫兩大烈性傳染病的流行外，太平天國戰區還普遍流行“瘧痢”。我們初步懷疑此為水污染造成的“傷寒”或“細菌性痢疾”[39]。
總之，歷史時期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分佈要比今天廣泛得多。歷史時期各地的鼠疫流行，大多與本地區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有關。鼠疫自然疫源地的這種分佈格局，構成各區域生態環境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也構成日後這些區域及相鄰區域人口變動及社會變動的一個基本前提。
四 討論
以上有關中國鼠疫流行的歷史概述和歷史時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復原，可以給我們提供進一步展開與本次會議主題有關的新的討論思路。
在許多研究者看來，傳統時代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了中國文化中尊重自然，保護環境，合理利用資源的積極一面。這裏的“天”被視作自然意義的天。“自然天”的要素可以分解為可見的自然實體和自然現象，包括大氣層、風、雪、雨、雹、霜等等。傳統時代中國人的生產和生活，不僅以“自然天”作為背景展開，而且在利用自然力量，改造自然等方面都有許多巧妙的構思與創舉。因此，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思想，被視作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哲學觀的精髓，受到研究者們的大力推崇。
研究者們還指出，與“自然天”相對應的，還有一個神意義上的天，“神的天”是不可見的，也是不可知的，它是某種意志的象徵或代表。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神的天”會以人格神的形象出現。宗教在造神的同時，也在造“天”。釋加牟尼、耶蘇和穆罕默德不僅是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創始者，而且是各自信徒們的“天”。
其實，在傳統時代，中國人對於“天”的認識還有更豐富的內涵。如《莊子知北遊》稱：“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複化為神氣，神氣複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學者們評論道：《莊子》把氣在宇宙演化序列中的次序提到天地之先。《鶡冠子》稱：“天地成於元氣。”認為氣是天地萬物的究極本原。《春秋繁露如天之為》稱：“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也，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于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將“氣”作為天地之間的一種存在。總之，不可見的“氣”是中國古代哲人構築萬物的基本原素，它既是天地之間的存在，也是天與地的本源。所以，李約瑟稱：“（氣）雖然在許多方面類似希臘的空氣，我還是寧肯不進行翻譯，因為它在中國思想家那裏的含義是不能用任何一個單一的英文辭彙表達出來的。它可以是氣體或水汽，但也可以是一種感應力，像現代人心目中的乙太波或輻射線一樣精徽。”[40]這種氣，可以稱之為萬物之元，是一種“氣的天”，它既與可見的“自然的天”不同，更與“神的天”迥異。
突如其來、不明底裏且無藥可治的鼠疫，在傳統時代就成為“天”的意志的體現。直到1894年鼠疫桿菌被發現之前，沒有人想到造成大批人口暴亡的瘟疫是由這種老鼠身上攜帶的小小細菌造成的。因此，時人多將此症稱為“天行瘟疫”或“天疫流行”。這裏的“天”成為一個不可知世界的代名詞。
民國年間福建醫生李健碩回顧歷代中醫對鼠疫及疫的認識：
吳全甫曰：“鼠死疫直斷為地氣”；羅汝蘭雲：“疫由天地之氣固矣，天氣下降，地氣不升，熱毒薰蒸，鼠先受之，人隨感之”；吳又可曰，天地之淫氣常有者也，“疫氣者，兩間之戾氣濁氣，不常有者也”[41]。
或指稱鼠疫為“地氣”，或指稱為“天地之氣”，或指稱為天地之間的“戾氣”、“濁氣”。因此，鼠疫在許多地區被神秘化。“萬曆十年，林縣蝗，腫項，人見病及，哭者即死”[42]。又如在疫區，“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成為普遍現象。
1938年，廣東省衛生行政官員冼維遜在親歷遂溪縣的鼠疫流行疫區後指出：
居民于疫起時相率逃避，且更因迷信關係，恐鬼神為禍，忌諱甚深。患疫死者，家人不敢啼哭，亦不老喪，親朋談論亦不敢及。
又議及廉江情況：
地方當局以鼠疫歸因於“地氣”或鬼神作祟者，仍不乏其人。居民之迷信及忌諱，亦無殊於鄉辟，殊堪浩歎。[43]
鄉民及地方官員都將鼠疫流行視作一種鬼神作祟或“氣”之使然。因此，在我看來，傳統時代人們對待鼠疫以及類似的疫病，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更能體現傳統時代中國“天人合一”觀念的本質：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不僅意味著對自然的順應和尊重，而且還意味著對自然界一切不可知事物及不可抗拒力量的屈服。
再回到歷史時期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題上來。正如上文所述，鼠疫生態學家認為，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體經過長期的生物競爭，相互適應，通過自然選擇而形成的一個牢固的統一體，並和當地的自然植被、氣候和地理環境，構成了統一的相互依存的關係。也就是說，這個相當牢固的統一體是“天”、“地”、“鼠”的緊密結合。然而，隨著人類活動邊界的擴大和活動強度的加強，人類愈來愈多地深入鼠疫自然疫源地，與疫鼠的接觸也愈來愈多，人間鼠疫的流行也愈來愈頻繁。也就是在這一過程中，鼠疫自然疫源地原有的生態環境被破壞，疫源地被摧毀，“天、地、鼠”的統一體為“天、地、人”新統一體所取代。在有些地區，這一取代過程是平靜的，草場開墾成良田，農業取代了牧業。在另一些地方，這一取代過程釀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土壤的沙化不僅消滅了牧業，也消滅了農業；不僅消滅了老鼠，也消滅了人類。直到今天，即使不用開墾的方式，生態學家對於在某些地區徹底消滅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設想仍持相當謹慎的態度。因為，在人們消滅鼠疫菌的同時，有可能消滅自然界存在的鼠的種群繁殖的抑制力量。當一個區域的老鼠種群無節制的繁衍時，所帶來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也就是說，按照現代生態學的觀點，“天、地、鼠”統一體的存在可能是“天、地、人”統一體存在的前提之一。
附圖一：鼠疫自然疫源地與河套灌區的關係（略）
附圖二：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變遷（略）
注釋:
[1] Michael W.Do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East.
[2]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 李玉尚、曹樹基《18~19世紀鼠疫流行與雲南社會的變遷》，1999年復旦大學《歷史時期的災害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待刊）。
[4] 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微生物學研究所《中國鼠疫流行史》上、下冊（內部印行本），1981年。
[5] 方喜業《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頁。
[6] 方喜業《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38頁。
[7] 方喜業《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53~255頁。
[8] 方喜業《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9頁。
[9] 參見方喜業《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版。
[10] Michael W.Dols(1977):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pp39-41..
[11] 萬曆《山西通志》卷26《祥異》。
[12] 萬曆《山西通志》卷26《祥異》。
[13] 《元史·五行志》
[14] 康熙《山西通志》卷30。
[15] 《疫史》第506～511頁。
[16]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第306卷《太原府部》。
[17] 《疫史》第511～512頁。
[18] 《疫史》第566頁。
[19] 《疫史》第566～567頁。
[20] 《疫史》第572～573頁。
[21] 《疫史》第623～625頁。
[22] 《疫史》第495頁。
[23] 《疫史》第935～939頁。
[24] 《疫史》第1604頁。
[25] 《疫史》第969頁。
[26] 道光《福建通志》卷52寫作“七十七萬”，可能為“十七萬”之誤。《福建通志》中衍出了一個“七”字。另外，《明太宗實錄》中提到的是三府疫情，比《福建通志》中的記載多出了一個邵武府。
[27] 《明太宗實錄》卷83。
[28] 《明太宗實錄》卷111。
[29] 《明太宗實錄》卷136。
[30] 乾隆《晉江縣誌》卷15《祥異》。
[31] 清代屬廣東廉州府，1952年改屬廣西。
[32] 《疫史》第1469頁。
[33] 《疫史》第1460～1463頁。
[34] 《疫史》第1469頁。
[35] 《疫史》第1480～1481頁。
[36] 曹樹基《地理環境與宋元時代的傳染病》，《歷史地理》第十二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閩粵贛三省毗鄰地區的人口變動與客家形成》，《歷史地理》第十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7]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
[38] 雷豐《時病論·附論》，載于伯編《傷寒金匱·溫病名著集成》，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6頁。
[39] 關於太平天國戰爭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鼠疫、霍亂及傷寒或痢疾等傳染病的流行，筆者將撰專文詳加論述。
[40]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ume2,pp472, 轉引自程宜山《中國古代元氣學說》，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頁。
[41] 李健碩《鼠疫治療全書》，余慶堂制藥局、現代醫藥學社等發行，第19頁。
[42] 乾隆《彰德府志》卷31《饑祥》。
[43] 冼維遜《粵南鼠疫考略》，《科學》卷25，第一二期，民國三十二年，中國科學社發行，第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