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和中国经济学人的双重使命

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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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致已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从整体上也基本上完成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变。已转型的中国经济学，正在出现两个基本的特征化事实：一方面，经济学的分析越来越实证化和模型化；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变成了“媒体经济学家”，或者说变成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操作中的一种印度人所常说的“古鲁（Guru）”（印度教和锡克教中有影响和权威的“精神导师”）。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的这种理论转型，是否完全符合当今中国经济运行和未来社会转型的基本要求？
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反思和讨论一下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从经济思想史上来看，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原来是告诉“君主”（the sovereign）和世人一个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国强民富的一门学问，因而实际上含有“经济之道”的意思，即“经邦济世”、“经世济民”之学。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公理化、精细化和科学化了，但是否有些背离了经济学的这一原来宗旨？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学人有没有意识到？有没有警惕？
在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和接着而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之后，凯恩斯主义在世界各国大行其道，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做法非常普遍且日益盛行。在中国，则发生着政府财税收入高速增长、国有部门掌控的财力和资本急剧膨胀的“国进民退”。中国的经济学人意识没意识到这种政府干预和调控市场越来越频繁、管得越来越宽泛且越来越强化的问题的严重性？这将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后果和长期问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渐进成型且不断自我强化的格局中，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如何？当下中国经济学人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天职”（calling）和社会责任。
在谈到经济学的性质和经济学家的天职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诺奖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曾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提出过不少批评意见，并带着几分讽喻的口吻说斯密是一个市场经济的“Preacher”（传道人，说教者），而他自己则主张用理性经济人的理论程式来研究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可实证”问题。
在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实证主义方法成为风靡当代西方各国的“主流经济学”后，尽管有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等之类的“preaching”，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当代经济学确实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除了一些理论经济学家越来越进入抽象的数学建模和抽象推理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越来越变成了“古鲁”（按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Geoffrey Brennan 的说法，an Guru economist是指那些“the economist public intellectual, who appears regularly in the press or on television，or who runs a blog，and whose self-proclaimed mission is to “inform” ordinary mortals about the policy issue of the day”）。
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进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古鲁化”了。但是，中国的“古鲁经济学家们”要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家在谈论自己国家的宏观、微观、金融市场和政府政策等经济问题时，他们国家的制度环境和政制安排是成熟的且法治化的，政府只是经济运行的一个指挥者，而不是参与者。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的政治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基本上分离着的，二者有着明确的由宪法性法律、各种行政法规所划定的“制度界限”。而在中国则是完全是一幅不同的图景，政府不但统御和指挥着经济运行，而且各级和各地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参与者。在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方面，一方面，调规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一些即使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也还不怎么工作；另一方面，一个征税权和征税实践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的政府既积累了大量政府财政税收，又在金融资产、土地和实物资产方面迅速扩张和价值增殖，且不断强化着自身统御经济社会的能力，而且，财政支出和其它行政自由裁量权也还不怎么受到民众的实质性约束。在此格局中，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常用的一些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在当今中国社会内部工作的方向、机制以及效果也不尽相同。因而常常显得更强、更有实效，且常常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可以认为，尽管从形式看中国政府所用一些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与西方发达国家非常类似，但实质上却不是一回事。这种独特的转型体制格局和制度安排，已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包括房地产价格、物价和股市的剧烈波动等等。
面临当今中国社会一些挑战和问题，中国经济学人面临着双重的理论使命：一方面，要像亚当·斯密那样继续弘扬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让人们认识并确信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扎实地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实经济问题，并着重探究现代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和必备制度条件，以期从“解释世界”的研究中合力促动市场经济成长与演化。
当然，既然市场经济来了，既然政府要不时地调控经济，既然在当下中国体制格局中证券、期货、外汇甚至商品和劳务市场都会随着政府调控信息的披露和市场运行数据的发布而波动，“古鲁经济学家”就有市场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市场经济万变不离其宗的一条法则，在“思想市场”上也是如此。当今中国社会是客观需要“古鲁经济学家”的，但如果中国的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变成“古鲁”了，那将是中国经济学的悲哀，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如果中国经济学界不能说话和不敢说话了，或若能说话也只是说些“古鲁话”，那中国经济和社会将来还会不出问题？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