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再论中国——制度乐观与文化悲观

时间:2010-11-19 17:21 作者:张五常、李翔 字号：大中小
气氛有些尴尬。
他不看我们，只把眼睛盯着凉亭下的水面。他的形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头肆意卷曲的白发，身材瘦高，比我想像中的还要瘦，衣着随意，理所应当的桀骜不驯，只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这骄傲。
他慢慢转过身，抓起我们准备好的采访提纲，低着头用粤语嘀咕了一声，大意是他不知道我们会问什么问题，因此毫无准备。他的夫人苏女士在一旁，把我们事先发给他的提纲拿出来，说：都在这里了。苏女士是张五常的同声翻译者，因为张五常很少讲普通话。
张五常坐而论道的背景是不远处一位小姑娘的大提琴演奏《天鹅湖》和静安公园里喝茶的人们嘈杂的谈笑声。
我突然想起在他的文集《随意集》中，他说自己是一个随意之作的高手，“以教学、演讲为例，我从来不做任何准备。就算是有千万听众的演讲，很多时候我连讲题也不放在心上。上到讲台后，介绍的人说出我要讲的题目，我才如梦初醒，稍一定神，信口开河去也”。信口开河是自谦，他到内地的数次演讲，都被人整理出来，然后引起轰动，可见这“信口开河”的效果如何。
他眼睛扫过在场诸位，扫过我时，我得承认，我感到紧张，似乎自己的智力水准正在被放到显微镜下观察，而面前的观察者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众大师：舒尔茨、弗里德曼、科斯、斯蒂格勒……
1964年，张五常和他的同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的一个坟场内漫步，他的同事突然停下来，指着坟场内的众多墓碑说：“这些人的生命，都不会像你那样有意思吧！”但是张五常对我们声明自己不会写回忆录，说“如果写女人，怕气死太太”。关于他早年求学生涯的点滴回忆，则零散地刊登于他为香港报刊撰写的专栏中。
张五常说自己早慧，1938年初，张五常的母亲在西湾合的奥背龙村建造石屋，带着小朋友张五常前去监工。不到三岁的张五常坐在石头上看工人和水泥，数泥、水与沙的分量，突然见到工人少用了一铲沙，这种不按规律的举动让张五常急不可待地指着工人大哭起来。母亲不解：“阿常又搞什么鬼？”
张五常说自己幼年在佛山和香港读书时，学习成绩差得一塌糊涂。他在佛山进的学校是华英中学附小，读六年级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叶少仪当时已读高三。多年之后，叶少仪见到张五常说：“张五常的名字我早在华英就听过了，因为你当年以顽皮知名。”到了香港之后，张五常则整天和街上的三教九流交朋友，“其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踢足球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练功夫的，有写文章的，有吟诗作赋的……”其中，打乒乓球的有后来成了世界单打冠军的容国团，下象棋的有后来代表香港参加国际比赛的徐道光，写文章的则有香港作家舒巷城。
顽童张五常兴起，跟我们讲，他的转折点是1957年出国，两年后到了加州大学，一连有数位老师称赞他是天才，“一个人讲我是天才我还不信，但是这么多人说我是天才，而且又都是很有分量的人，我就信了”。用张五常的话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加州大学经济系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现在看来却是大师云集，赫舒拉发、普纳、艾智仁当时都处于全盛时期。1964年，张五常选定的论文导师就是艾智仁和赫舒拉发。这篇论文，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佃农理论》。这篇论文构思了三年，真正写，只用了三天，最后写出来11页初稿。加州大学的教授们开会研讨，看到第一页所下的结论，一致认为张五常全盘出错，张五常尚未开口，各教授已经开始争论，一争就争了个把小时。第二页又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从下午五点争论到晚上十点，教授们纷纷离开，搞得张五常心情沉重。可是这篇文章得到了艾智仁和赫舒拉发的赞赏，艾智仁应允他，可以开始写正式论文。结果，论文还没写完，芝加哥大学看了论文第一章，就决定给张五常一笔奖金，请他到芝加哥大学访问。
1967年，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他战战兢兢地前往法学院科斯办公室拜访科斯，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艾智仁的学生，曾经花了三年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抬头问：“我那篇文章怎么说的？”张五常勉强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听了大为高兴，认为终于有人明白了自己，还邀请张五常吃午饭。后来张五常说，很多人在芝加哥大学一整年都没见到过科斯一面，而他进到科斯办公室，同科斯讲了两句话，两人就成为了知交。1972年张五常的儿子出世，张五常给他起名Ronald，而科斯的全名正是RonaldCoase。无儿无女的科斯非常喜欢这个小Ronald，每次见到张五常必然要问及。1991年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邀请张五常前去观礼，张五常是当时被邀请的唯一未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者。科斯则在获奖演讲中感谢张五常的贡献。
张五常同其他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也都过从甚密，据说，他1967年第一次参加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的活动，其间大师云集，斯蒂格勒对他说：“你一定是艾智仁的学生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着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在场众人，“你不要怕，他们都知道你。”
1982年，张五常接受科斯的建议，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任职。但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在他回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81年，张五常开始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这篇文章的中译版于1983年发表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上，与此同时，他开始为《信报》撰写专栏，以后这些专栏结集为三本书出版，分别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卖桔者言》曾经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出版，而后两本书则未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过。后来，张五常在北京碰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周其仁给张五常看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前途》，一本是《再论中国》，都是从《信报》原版影印装订。
尽管此前张五常已经为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所熟知，并且曾经陪同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内地，他在内地的声誉暴涨却是最近数年之内的事情，关于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传言和他的众多“妙论”让他迅速成为传媒明星。但是在这些纷繁芜杂的言论下，张五常本人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制度的精辟论述反而极少为人所提及。
我们的谈话被他迅速引入了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论述。这正是他感兴趣的。年过七旬的张五常越来越兴奋，他会突然拿手指向我们，笑容绽放：“这个问题有意思！”
中国的制度
李翔：您如何看待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人提倡的亚洲价值观？
张五常：我不清楚亚洲价值观指的是什么。
李翔：它的大意是指，由于亚洲的独特性，决定了亚洲的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包括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
张五常：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西方的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喜欢把自己的制度和各方面的政策强加到别的国家身上。有些留学国外的人，无论是留学美国、英国还是加拿大，认为外国总是优胜的。等到他们回到亚洲国家时，就喜欢把西方的制度引入，这是很大的问题。
究竟什么制度好，什么制度不好，是很难讲的。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制度是好的。中国的制度与西方不同，我认为经济方面比西方好。经济制度不同，政治制度如何配合呢？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不是反对司法独立，不是反对民主投票，而是说，自己的经济制度跟人家不同，司法与民主制度要怎样配合才对呢？这是很深的学问，不是说外国人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奇迹，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如果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制度是怎么回事，就说要改，要把西方的制度引进来，这就有问题了。事实是，中国现在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起码要先相信他的成绩，肯定他的成绩。我是喜欢看效果的人，你怎么说没有用，我认为只能以效果论成败。
现在谈论中国，大家批评得厉害。问题是，批评中国谁都可以，人人都可以，但历史上从没见过中国有这么好的发展，那一定是中国在某个方面做得很对。
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到底对在什么地方，就要引进最低工资、美国的货币制度、反托拉斯法以及什么福利经济，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中国的经验，证明很多经济学上的东西都是错的。所谓的宏观经济学，从头错到尾。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到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全盘都是错的。
20世纪90年代，控制通胀，到1997年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曾跌了3/4，政府的通缩数字达到3%，但是同期呢，产品质量上升得很快。到90年代后期，中国的通缩率，在产品质量调整后，应该是比10%还要高的。这种情况下，任何其他地方，应该有10%以上的失业率，宏观经济是这么教你的。你可以不信当时中国4%的失业率，但经济增长率是8%以上，这个你不信不行。在严重通缩的情况下，中国还是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客观来看，西方的宏观经济学是完全错了。
1997年，北京的朋友们在深圳见我的时候，他们非常悲观。可我乐观。当时亚洲有金融风暴，但我乐观，说中国没有问题，因为当时他们所理解的经济学是错的。
李翔：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制度和传统中国的制度之间延续性强吗？
张五常：不强。你们要明白，毛泽东时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铲除得很干净，历史上没有见过铲除得这么干净的。人民公社时期，一头牛都不允许私有，也没有一块地是私人的。当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时候，中国的个人资产近于一片空白。跟着形成的制度自成一家。
当中央政府再把权力下放的时候，左尝试右尝试，造成了今天的地区之间激烈竞争的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经济制度。你想想看中国有多少问题啊，又说贪污，又说法制不行，都说得对，但是如今中国的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一定是某些方面做对了。不可能是因为贪污而发展这么快的，不可能是因为腐败取得今天的成绩的，也不是因为法制不好才让经济增长的。它一定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对，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五千年来没这么好过。
那我们就要问中国到底在什么方面做对了。这才是问题所在，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我举过一个例子，你知道运动员跳高，姿势和方法很重要。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姿势完全不对，根本不会跳，样子很可笑，但是可以空手跳八尺，创造了世界纪录，那我们就会说，他一定在某些方面做对了。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你可以批评他的很多方面，但他可以空手跳八尺高。
李翔：但一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还占全球经济的30%……
张五常：首先这个数据是信不过的。历史上的这类数据，我都不相信。
李翔：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和资源，只要回到正常稳定时期，他就可以发展得很快。
张五常：中国的资源不对头。你去美国看看就知道了，差得太远了。中国没有西海岸，而是位于全世界最大的陆地的东面，地球自西向东转，产生吸力，于是风向东吹，所有大陆性不良气候都吹来中国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是高原，新疆水太少。比起加拿大，比起澳洲，中国的先天资源是不好的。
李翔：那应该跟中国人的某些特质有关系。
张五常：中国人本身是吃苦耐劳的，我不知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能吃苦，而且中国人是聪明的。这些是中国的主要资产吧。
李翔：所以这跟制度有很大关系吗？
张五常：当然有很大关系。人民公社时期没饭吃，“文革”时期没饭吃，要有好的制度才能把中国潜力发挥出来。所以我很佩服邓小平，他就是明白这一点。他很清楚这一点，他说社会要改进，要让每个人发挥他们的潜能，这是邓小平的信念。
这个信念，很多人都有，也不是他发明的。中国的老子这么说，英国的亚当·斯密也这么说。单是说，容易。邓小平不只是相信，他还坚持认为做得到。这很难得。一般人只是说说，做不出来的，可是邓小平做得出来。他所有的政策都是让个人发挥潜能，所以中国才有今天。
李翔：刚才您讲，中国在某些方面一定做得很好，是哪些方面呢？
张五常：两个方面做得很好。我不是要称赞朱镕基，实在是因为做得好的两方面都是朱镕基在任时做起来的。将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不会忽视朱镕基的。
第一个方面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这是在朱镕基时代形成的。
第二个方面是货币制度。朱镕基控制通胀的方法是没有人做过的。当时我也曾经批评过他，因为我的思维走弗里德曼的路向，从弗里德曼的角度来看，朱镕基是错的。可是到了1997年，我开始转变了，我认为朱镕基是对的，弗里德曼是错的。弗里德曼错了，也就是说我也错了，因为我的货币思维受到他的影响。
00但是现在货币制度开始转变了，县的制度也可能转变，我还看不清楚。
我现在担心的是，许多人摸不准应该走什么方向，好的东西，他们捡到手都不知道。但这两个制度是非常特别的，在过往的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李翔：刚才您说要找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来配合这个经济制度，那么您觉得这个政治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张五常：我不知道，我要从头再想想。但是我曾经建议，要把地区间竞争制度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写进宪法，然后再去修改政治制度。三四年前我就写了这篇文章：《还不是修宪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地区间竞争制度是重要的制度。我调查了两年多才明白，外国是没有的，历史上也没有过。
李翔：您担心中国会碰到很大的外部危机吗？
张五常：生产方面的竞争和冲击，一点儿都不担心。只要制度好，我会把钱都押在中国上的。
李翔：比如银行的坏账，您从来不担心？
张五常：卖掉，卖掉。连坏账一起卖掉。无论有多少坏账，总会有人愿意出钱来买的。我曾对央行的朋友说，外国人收坏账是很有本领的，中国人收不到，外国人收得到。要卖就连坏账一起卖出去。政府不要背坏账这个黑锅上身了。
来源:摘自《谁更了解中国》，李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