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火炬传递】广州：一个城市的伟大包容

广州：一个城市的伟大包容作者: 特约撰稿 黄章晋 发自广州 2008-05-09 13:26:08 来源:南方周末网络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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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炬抵达广州这天，我很希望有人这样问我：
问：你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城市是哪里？
答：广州。
问：为什么？
答：伟大的包容力。
问：证据？
答：城中村。
如果有人这么问，我一定如此回答，可惜，我一直等了三年，却始终没人问我。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今天广州本地的报纸已在大张旗鼓在为城中村辩护，一个叫北风的广州大胡子告诉我，羊城晚报甚至连续发了5篇报道论述城中村的正面意义。
城中村对广州这样的都市来说，可以用裤裆来形容，它不但损坏其改革开放前沿的光辉形象，而且一直被认为是藏污纳垢之所，城中村是城市公共设施遗忘的角落，是治安的盲点，广州案发率最高的地段。
不过，广州地方政府一直未能拆掉“城中村”，部分是因为周围居民的反对，部分是利益的纠结，——似乎广州从来不曾像北京上海那样在市政上拥有某种“断然”的能力，虽然它可能并不情愿如此，我还是想说，在中国，一个不能随随便便就拆掉城中村的地方政府，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称颂的地方政府。广州对城中村这样有碍观瞻的裤裆的包容，过去是无意和无奈，而这个城市今天开始对其大声地正面评价，我想，无论如何，这种包容，开始是一种有意识的作为。城中村必然会消失，但广州今天的声音，要我相信，城中村在广州的消失，一定会是一种文明而进步的方式。
我并不主张为包容而包容，我以为，城中村虽然有碍观瞻，虽然藏污纳垢，但于广州市民，它首先是一项福利。2005年，我曾为某杂志写过一篇文章《穷人区是一个城市的福利》，部分观点兹录如下：
……在讨论外来人口，尤其是该不该对“低素质外来人口”设置门槛时，并非只有“实现公正，哪怕天塌下来”这一种角度的道理可讲。想象一下，如果这类义正词严的文章是志在试图说服那些对外地人心存歧见的北京市民，显然是把市民当作政治家，希望其以政治理想而不是现实切身利益来判断一项公共决策的是非。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下，说动市民，就该是以市民的切身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抽象的价值理念。
所以，从本地利益考虑而不是空洞道理的张惟英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张惟英把“低素质人口”与市民利益的关系道理给讲反了。如果张惟英在开讲之前，先到广州深圳去考察一番，比如去捏一次脚，她的观点可能就会完全相反。因为在广州深圳，捏一次脚的花费，大约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请个钟点工到家里搞卫生，北京也比广州深圳贵很多，而且很不方便。原因是，广州、深圳对“低素质人口”的限制性门槛很低，使得与劳动力成本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都很便宜，这样一来，同样的收入，在广州深圳的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北京。从这个角度讲道理，“实现公正”，只会对大家都有好处，而无“天塌下来”的“哪怕”之忧。
当然，广州、深圳对“低素质人口”的门槛比北京低，也许不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结果。譬如，深圳、广州都有很要市政府头痛的“城中村”规划管理难的问题，北京、上海就不存在。而“城中村”房租低，恰是“低素质人口”得以在大城市立足生存的基础。如果广州深圳政府能“断然”铲平所有“城中村”，像北京上海一样完全消灭了穷人区，恐怕这两个城市的服务业成本会立即大幅上升，向北京上海看齐。再一个，也许就是广州深圳无法像北京那样投入巨大成本把各种小摊贩彻底从马路上赶尽杀绝，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市民不必像北京市民那样，半夜为了找顿吃的得打出租车横穿半个城市，而是走下楼就可以随意选择各种小吃。正是因为有切身的现实利益体会，所以，在广州深圳，对“城中村”的意见，正好大部分市民和主张拆除的政府意见相反，根本不需要有人在报纸上激动地讲究大道理。……
现在想来，我这篇文章当时真应该打印一份送给一位叫温铁军的学者，这个为中国农民操碎了心的三农问题专家，长年累月地用农民大规模进城会造成可怕的贫民窟来吓唬中国市民。我知道，很多城里人多少受了这种无耻而愚昧观点的蛊惑，当然，这与我们长期被灌输的一些观念有关，在典型中国人思维里，乱糟糟的贫民区不但藏污纳垢，而且往小里说，是损害城市形象，往大里说，是损害国家形象，最好要那些讨厌的农民不在我们视野里出现，从“全局”着眼，当然该不许城中村一类的贫民区存在，进而，当然不许农民随意大规模地脱离土地。
本质上，一个排斥外来贫困人口的城市，最终也会将本地点贫困人口一并排斥。穷人、富人在一个城市的分化存在，是一种社会正常现象，中国高速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只会强化这一分化对比，因为大城市的吸附效应，会使更多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而不是简单地平均流向中小城市。设置门槛的结果，不但并不会真正把贫困人口阻挡在他们的家乡，相反，会聚集在大城市周边，形成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景观。
有意思的是，温铁军等人在吓唬中国城市居民时，喜欢拿美国的城市化需要大批的警察来维持秩序，而中国这种外来人口不被城市真正吸纳的城市化，并不需要承担浪费巨大财力雇佣巨大警员的代价，可他忘了，美国警察的很多公共职能，在中国，是由数量庞大、毫无声誉的城管来完成的，中国这种城市化，丝毫没有减轻行政管理成本。
事实上，穷人区的存在，不但不会加深社会阶层的裂痕，反而有助于沟通理解。最简单直截的对比，是广州、深圳对外来低收入人群与本地人之间的互相抵触厌恶心理远不如北京上海这样严重——虽然广州是中国犯罪率最高的大都市——这并非是广州对外来人口过于“纵容”，要知道，广州及周边地区是全中国流动人口聚集密度最高的城市。因为，穷人区的存在，使得穷人可以融入本地的职业分工，深化一个城市的专业分工和阶层交往。如果一个城市的市政政策，是把外来穷人全部“驱逐”到远郊，那么从许多城市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本地穷人往往也会最终被一同“驱逐”出去。这种政策，人为阻断了不同阶层的沟通接触机会，妨碍了本地稍富裕人口与外来贫困人口的垂直分工。不但使富裕人口无法既提供就业机会又为自己腾出最宝贵的时间，而且会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猜测敌意。 从市政管理角度来说，相对稳定的富人区、穷人区的存在，使得市政管理和建设规划因有不同的针对性，而具更高的效率。譬如专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治安等公共服务设施可以更集中在穷人区，以集中改善穷人区的生活质量。富人更多依赖私家车辆，而穷人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的特性，也可使市政交通规划更有效率更能满足不同阶层所需。
广州这样城市，显然今天不太可能被那种赤裸裸鼓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警惕排斥的声音所左右。这是一座很难找到包容性可与之相比的城市：它不像北京，在北京你得学会卷着舌头像含着奶糖般说国语，才正式被它承认是其中一员；它不像上海，在上海，你得不分男女咬着舌尖学会用撒娇的语气说上海话，你才不会看见暗暗微皱的眉头；在广州，说着白话的本地人与规模巨大说着夹生普通话的新移民和谐共处。
只有这样具有真正内在包容性的城市，才能诞生像《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一批报纸——它的读者其实主要是外来新移民，这张报纸的气质也更像新移民和新广州的气质，它把一种胸怀天下的草根正义感和市井情趣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虽然它现在常遭一些理由奇怪的诽谤攻击，但比起那些喜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家伙，它依然在成长，不容置疑。
正是在这样一个拥有伟大包容力的城市，媒体在讨论城中村问题时，才会直接了当地用上了“贫民区”这个外延更大、但更准确的词，这种媒体集体正视的勇气，你很难想象会发生在没有城中村的上海或北京。所以，我才会认为，自发秩序下产生的城中村，最终一定会消亡，但在广州，一定是会以比其他地方更文更进步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