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到底要多大比例的私有化才能救中国？

到底要多大比例的私有化才能救中国？赵启强 发表于 2006-7-9 8:27:53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效益低下、管理层贪污腐败的现象；但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这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不可治愈的绝症吗？是不是解决国企问题除了出售、派发，政府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是不是唯有资本家才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救星？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回答十分明确：如果不将国有企业变成私营企业，如果不将国企官员变成资本家，国企就要倒闭；甚至说，“再过几年就是白送也没人敢要了”！
为了表示国企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清华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将国有资产比喻成一根冰棍。他说，现在天热，“放不住，要么吃了，要么化了”；
因为国有企业马上就要像冰棍那样化掉，所以形势紧迫，所以这位教授说，“我非常反对的一点是过于把公平的问题理论化、哲学化，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等，我觉得没用。如果这么讨论的话，这个事没法儿办，我们得找出一个能办的办法”；他还说，“什么机会公平、起点公平，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见2004年09月20日 新浪财经：《国有资产就好比是大热天里的一根冰棍》）
看得出来，这位教授对公平的讨论既反对也反感，因为那样，瓜分国有资产的事就“没法儿办”了！
不讨论公平，他们讨论什么？
讨论如何赶紧将冰棍吃掉。
这位清华的经济学教授说了三个办法：
“一个是少数人把它吃掉了，第二个是一人来一口，第三个是谁也不吃让他化掉”
不用说，首先要排除的是让冰棍白白化掉；第二个选择，每人来一口，也不该考虑，因为冰棍没有了却谁的饥渴也不能解决；那么，当然是少数人把它吃掉最好，虽说不公平，但至少解了一部分人的燥热（发财的焦燥和狂热）……
不愧为经济学教授，表述得又生动又准确啊！
让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如此心急火燎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国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必须下大决心“国退民进”搞私有化（他们始终不公开提私有化，而说转制、说民营化、说国退民进）；二是国企的形势危急，如果继续保存下去，不是将来白送都没有人敢要，就是像热天的冰棍，最后谁也得不到。
先看第一个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200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出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36.1％；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没有确切的数据，一般估计为1/3左右。”（《 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7月18日）
这是2002年的数据，这几年，国有经济的比重肯定还要少于上述数据。
中国还没有明目张胆地搞私有化，就已经使国有经济的比重从毛泽东时代的几乎百分之百，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几，这不能不让人吃惊。改革前，波兰的国有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是81%，远远低于改革前捷克的97%和俄罗斯的96%。然而，就是这么个国有经济并不算最高的波兰，尽管经历了轰轰烈烈、令世界瞩目的私有化运动，但截至1995年底，波兰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还占有40%左右的份额，仍高于今天中国的国有经济。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连这百分之三十都不能容忍、不愿放过呢？
退一步讲，就算这个比例还是偏高，是不是高得成了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迫切到等不及国家出台成熟的转制法令，迫切到不问代价、不计血本的方式卖掉或分掉的地步？
还有一个问题：国企是不是一支马上就要化掉的冰棍？
回答这个问题要简单得多，那些个被郎咸平反对、被主流经济学家支持，要实行“国退民进”的国有企业，恰恰是这些年发展迅速的优质国有企业，没有一个是就要化掉冰棍；另外，查看一下上市公司的报表，无论是老牌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最近二十年新建的大型国企，这些年还是有不俗的表现（像上海宝钢股份公司税收由2002年的38亿飙升到到2003年的72亿），反而是那些不断重组、转制的企业，倒是陷阱多多，让中国股民吃尽了苦头。
一般来说，纳税最能代表一个企业的实力和效益，近年来，国有企业的纳税额逐年增加：据中央电视台2004年11月8日的新闻报道，“2004年1-8月，186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共完成税收3203亿元，同比增长45.6%”
可见国企不仅不是一支正在融化的冰棍，反而是正在增值；相反，那些经济总量逐年扩大并已超过了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在税收上却有很大差距。根据国税总局2004年的统计排名：“2003年，全国100强纳税企业，民营企业无一上榜。山西海鑫国际钢铁公司以2亿元的纳税额排名民营企业纳税总额第一，其次是长沙远大和吉利汽车。而刚刚评选出的民营企业500强前10位的联想控股、复星集团、江苏沙钢集团、东方集团和万向集团等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民营企业纳税100强之中。这多少令人感到意外”（《谁在为中国创造税收？》《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15日）
当然，纳税少，并不就等于民营企业没有赚到钱。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同一期文章中，就对“暴利”行业的房地产之所以出现“财富巨人与纳税巨人的差距”作了分析。文章说，“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量与纳税程度失衡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从网络上众多的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研修班（继帮助富人挣钱之后，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帮助富人省钱了！）火热招生的状况也不难看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少企业把不应花费的力气用在了研究纳税筹划空间、规避纳税风险上。”（同上）
不过，在第二个问题上，我们也退一步，就算这百分之三十的国有经济，真的比不上私营企业，真的像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言，是一只马上就要化掉的冰棍，必须按我们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尽快地“国退民进”，我们也必须向他们提出质问：这“国退民进”的“民”字，该如何解释？
以我们的学术权威所指，这“民”，当然是指民营企业家的民，那么，“国退民进”，其实质是公有制退、私有制进；社会主义退，资本主义进；大众退，资本家进……
这种结果如何，我们无需假设，只要看看那些被私人承包、或已经转制了的学校（叫民办公制）、医院、剧院电影院就知道了。退出国有后，这些地方的设施虽然阔气了，服务质量也提高了，但这些变化与老百姓有多大的关系？（难怪一些学校要叫“贵族学校”!）
上海一家老电影院，走向市场后，票价从原来的二角五分，到四五十元，最近涨到一百元。因为将放映厅营造成了“头等舱”和“情侣软卧”了……
中国的国企如果都按这种方式一路“退”下去，恐怕以后能在中国用水、用电、取暖，上学、看医生，上剧场、看电影，去博物馆、逛公园，去海滩、爬青山，过桥梁、上高速，都只能是富人的享受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钱的一步步紧逼下，正在发生的现实。最近旅游景点的涨价风频频吹来，看一看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已经越来越成为大众负担不起的奢侈——颐和园门票要涨到80元（80年代还是一角钱啊！）故宫要涨到100元，而去长城看看要交纳80元钱（不算古长城，就是明长城也有六七百年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费的？）；一些有文化特色城镇也开始收取进庄费、进城费；连属于全民的自然资源的海滩、海岛也封锁起来，开始收取海滩费、海岛费……
2004年12月，北京刚刚开过旅游景点涨价听证会没几天，厦门市宣布：拟对该市的居住区“鼓浪屿”收取“上岛费”。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对于岛上居住的1.8万住户及他们的岛外亲友，则必须事先申报、留下指纹，以后上岛“需凭指纹出入”。
消息发出后，网上骂声一片。一位上海网民在网上留言说：“建议向北京和鼓浪屿的同志们学习，对进入上海市区的外地人士一律收取“进市费”！既然北京是北京人的，鼓浪屿也是鼓浪屿人的，那么上海应该就是上海人的了”
对旅游景点涨价的留言非常之多，而且骂声一片。这些网民未必是因为把故宫、鼓浪屿当成非去不可的地方，才对收费、涨价感到气愤的；我想，这是担心“钱”最终会逼进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产生的危机感吧。
不过在这一边倒的骂声和愤怒中，肯定不包括这些景点、或这些住宅区的收费承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