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维稳焦虑导致权力过当

维稳与权力前置
社会普遍焦虑，但社会是无力的，于是权力出现焦虑。权力可以将焦虑转化为某种行动，比如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安装更多摄像头，比如尽可能减少民间组织或民间研究机构，使民间维权人士或民间学者在城市中难以租到住房，甚至可以做到控制其召开学术会议，学术议题也得不出格，至于什么是不出格，标准掌握在有关部门手中。
盛洪先生是位经济学家，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员，这位经济学家前不久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研究所租用的房子房东，希望他们搬出另找地方办公，原因是有关方面给他施加了压力。
天则经济研究所是民间研究机构，大家都知道负责人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既然是民间经济研究机构，他们当然不会去顺着政府的口径说话，希望通过独立研究，使学术调查更客观公正，秉持学术良知，服务于社会，并影响政府决策。但研究成果或话语表达，可能会伤害利益集团，这样，一些人就会动用自己的力量，影响权力部门，将民间研究机构妖魔化、敌对化，将其变成社会不稳定的学术因素。
后续的行动也就随之跟进，让天则研究所居无定所，以迫使其无法办公研究，从而达到自行撤销的目的。
盛洪先生开始有些愤怒，有些手足无措，但很快释然，如果没有房子办公，就回家办公，毕竟不是做生意，需要门面，只是做学术研究。同时，他给上自中央下到市府的领导人写信，告诉他们这个研究所在做什么，同仁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成果也公开发表，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动机与目的，自己是一个社会改良者。不知道众多领导人收到信后如何处理了，但知道，一位副总理过问了此事最终结果是，房东不再敦促他们搬离了。这位学者最担心的是，如果过急地搬迁，可能引发同事们与房东冲突，现在一切稳定了。盛洪先生说，天则经济研究所历经邓时代、江时代，都活过来了，如果在胡温时代被人为地撤掉了那不是说天则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出现某种倒退。
有关部门使用的权力，已然不是公开的权力，也不是所谓的软实力，而是暗实力。你不知道这些权力是如何行使的，如何运作的，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哪里。如果这种权力出现越位，或被某些个人与利益集团租用，那么，如何间责这种“上面”、“有关方面”的责任者？我们都有—种担忧，就是这种靠上级暗示、电话通知、口头传达、批字写条的方式，一旦成为行政执法的重要方式，它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行政力量成为一种暗权力，只要他权高一级，就可以通知任何一个部门，形成统一口径，达成统一行动，形成一种力量，既可以使一个民间研究所消失，或使某一个博客被封杀，当然也可以使某—片房屋被拆迁，某一个案件按领导意志审理。
只有“文明”，才有科学发展
那么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呢，当代政治文明的范式呢？
文明，首先是“文”，一切都要立诸文字，以字为据。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国家不靠文字不靠法律文本，也不会走远。只有形诸文字了，才有依据，才有可能进一步说理，进一步问责。“明”，则是一切都公开透明，可以形诸文字，可以公开在报纸与网络上，每一次行政整治，都不是为了整治某一个机构或某个人，而是要整治某一种现象，特别是违法现象。行政者向下施压，是依法行政，有据可依，有理可辩，有错，也可以申诉。
现在呢，一个电话，可以封杀一个博客，也可以使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居无定所。电话后面，是权力声音，如果不执行，后果自负。这样的权力下压，必然使民间社会对政府没有了信任，多了莫须有的焦虑与冲突，压力会逐步向下位移最后压在了最弱势的群体身上。他们更是说理无门，上访无路。那些无所顾忌的执法者们，甚至会威胁对方，封杀你的机构或网站，你想申诉与申请法院开庭，都不可能有机会。无疑，执法者似乎获得了尚方宝剑，以某种神圣的名义或维稳的理由，来获得不受制约的特许执法权力。
“文明”也是制约的结果，个人的文明是个人理性对自己制约的结果，而国家文明则是社会对权力制约的结果，没有制约，就没有文明。现在，暗权力不形诸文字，超然于法律法规，显然这种权力不是受制约的，这种权力第一步是接受领导的指示，通过行政方式而非公开的法律制度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譬如认为某一研究机构可能不利于利益集团，或不利于稳定局面，就通过给房东施加压力，使一家民间研究所解散。这种暗权力还会自行膨胀扩张，它可以为上面服务，发布指令，他同时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让利益集团来租用自己的暗权力。暗权力的暗空间，因此可以无限做大，谁来制约它呢，“上面有关部门”，自己制约自己，无异于拔着自己头发飞天。
维稳焦虑导致权力前置，或者权力过当
因为上访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甚至会牵连出一些腐败窝案，地方政府就穷尽心力，阻止正常维权上访，甚至委托保安公司，高价截访，对上访人员严加打击，或以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或者直接进行劳动改造。人与法律的尊严都弃之不顾，追求的只是地方维持表面的繁荣与稳定。对民间研究机构或公益团体，甚至学术研讨会，仍然用维稳思维，将权力前置、越位，为了使天则研究所这样的机构无法生存，就动用行政力量，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手段，使其难以继续办公。
权力已不让于民间了。这是权力对民间社会的极大不相信，不相信你的公益动机，不相信你的研究公正性，不相信你的背后没有别的力量支持。
文明社会里，是社会制约政府权力。因为社会不相信权力会公正独立，会没有自利倾向，所以要求权力受制约，要求行政公开并以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来抗衡权力的行政强大。而在中国正好相反，是行政权力不相信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人民觉悟高，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什么人民如此不可信？为什么社会如此不可信？
权力不希望被制约，权力不希望社会成为独立的力量，成为理性的有组织的力量。
传统中国社会，国与家构成二元稳定形态，国由帝王统治，家与家族形成民间社会，家族有相对大的自治权，甚至有—定的司法裁量权。家族是重要的社会稳定力量，家族力量如果因战争与灾荒而被破坏，那么国家也会亡无日矣。经济组织则有民间的行业行会、商会、同乡会馆等，民间组织使普罗大众成为公开的、有协调能力的自治力量，它会与政府权力有博弈的能量，甚至也有一定的矛盾与对抗，但只要权力能守住自己的边界，民间社会没有任何组织会去以卵击石。民间社会组织如果得不到政府承认，可能会转入地下，这种不公开的组织一旦形成力量，那才是社会的隐患。而公开的社会组织为了生存与发展，必然遵守社会普遍准则，理性对待社会，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我们需要社会权力让渡
中国经济为什么获得近三十年的持续增长？不是什么模式造就的，而是政府在经济方面让渡于民间社会形成的巨大力量。改革开放前，经济组织全部国有化，1992年前，经济组织也只有依赖、挂靠国有制企事业单位，才有生存权，1992年之后，民营经济获得独立的法人资格，社会经济立即开始腾飞。在此之前的安徽小岗村，道理也一样，将生产自主权让渡给农民家庭，温饱问题立即得以解决。
改革开放的本质，原来是权力让渡；权力让渡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度。农村农民有了自己的种田自由度，城市市民有了自己经营经商的自由度，自由度意味着可以自主经营并自己承担责任，自己获得利益。经济自由与经营民主，这些抽象的价值，不仅转化为个人的利益，也转化为国家的财富。尽管五百强民营企业经济总量不及前二位的国营企业，但民营企业却支撑了中国就业的百分之八十。可以说，没有民营企业，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崛起与繁荣。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权力让渡已基本完成，中国面临的是社会权力的让渡。
民间慈善公益机构、民间研究机构、民间社团组织，要像当年不需要挂靠国营单位一样，可以独立申办，自行承担责任。民间社会做强做大了，政府则要做小做精，政府不需要成为全知全能的权力机构，可通过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使政府免于受困于具体事务。政府做裁判，主持公道公义，制定规则制度，而民间社会通过竞争与资源组合，形成力量，重建新的社会生态。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就提出了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并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
三十年前是政府的经济焦虑，担心私人经济开放，会导致经济混乱，历史已证明，百姓可以在经济大潮中学习游泳，获得经验与理性，通过成就自己而成就社会。现在，仍然是一种社会稳定焦虑，社会组织做大做强了是不是会制约公权力，使公权力难以有所作为，甚或会撼动行政权力的稳定性？还有三十年前的权力让渡或改革，是加法，整个社会都增加了收益，每一个人都成为获益者，而现在的权力让渡，则是减法，政府要收缩自己权利，自己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利益集团也会受到更多的限制与监督。权力部门的自利性，使社会开放与权力让渡更为复杂而举步维艰。
让一步海阔天空，政府对社会让渡一步中国的社会文明，就前进一步。为了国家进步，请权力部门进一步开放社会，使民间组织获得更大的自治空间，通过自由度，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