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灾难

作者:  (法)阿尔贝.雅卡尔
【数目】人类的科学活动正威胁着人类的未来?作者通过有关遗传学尤其是遗传学事例的分析，召唤着这一问题。科学的“圈套无处不在，无论什么都可能使我们的思考陷入其中――词语的、数字的乃至我们想像的物体都造成种种的圈套，但是科学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捣毁这些陷阱。科学不是回答提问，而是提出一些确切的问题，因为最关键的科学进步能教给我们更好地提问题的能力”。
前言
对于那些通过“于勒.费里于勒.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在法国创立了公立小学（6～12岁），实施免费全民教育。——译注式”的学校教育来发现世界的世世代代人来说，科学极为重要。它击退了愚昧，让我们摆脱了古老陈旧的神话，消除了祖先的恐惧，放弃了懦弱的屈从，最终用一种清醒开阔的眼光来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更好地认识、支配、影响、改变和征服这个世界，掌握人类的未来。一切都会因科学的进步而成为可能。
一种真正的信仰超过了充斥着官方庆典或颁奖的连篇废话，它广泛传播，深刻改变了每个人面对命运的态度：未来不再令人惧怕，而是充满希望。
一个世纪过去了，成果超乎预料，然而也充满苦涩。是的，世界变了，唉！这个被人类占据的星球已经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一种惶惶不安在四处蔓延；预知各种灾难的预言前所未有。不过，已发生了的事情与将来可能会发生及人类可能要做的事情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比起科学家们“存放在仓库里的货物”，他们“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简直不值一提。
人类从此生活在永远的威胁之下，几乎预见不到威胁会被消除的一天——几个人的意愿就足以在数分钟内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却逼迫自己永远不去想它，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会每时每刻地想到它。难道这种梦魇将伴随我们直到生命的终了吗?对于某些人而言，一直是“希望源泉”的科学同时也变成了让人恐惧的根源。一种摒弃科学的态度开始出现并逐渐蔓延；科学效率所造成的种种极端充分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常把这种否决科学的态度当作避免最终灾难的唯一道路。即使有些人想像力贫乏，联想不到核灾难，但他们只要看看周围被破坏的风景就足以了解：连那些昔日开满色彩斑斓的丽春花、鸟声啾啾的稻田，现在也因为增产创收对农作物消毒杀菌而变成了空旷悲惨的植物“集中营”（莫兰爱德加.莫兰（Edgar Morin）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和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主要著作有《方法》（五卷本）、《七种知识》等。——译注）。
这些结果，这些科学的礼物，难道不足以使人类在某一天完全抛弃科学吗？有些科学家，对自己参与其中的这个集体事业的可预见后果也深感震惊，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表面洒脱，有时也冷嘲热讽；他们毫无保留地阐述自己的惶恐不安，但还是同样地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他们被带到与同时代人一样盲目的列车上，在拉响火车汽笛等待他人制动刹车的同时，继续大铲大铲地往机车的火箱里送煤。
他们的犹豫可以理解，因为科学研究并非总是产生负面的结果：
饥饿、疾病和死亡在科学面前退却。只需提及一个辉煌的胜利就足以阐述科学的成就。
仅仅在20年前，还没有人敢相信这个伟大的胜利，这个似乎刚刚获得的最终胜利：天花病，这种每年都造成几百万人失明或死亡的疾病被彻底地从地球上根除了，如今它仅存于7个实验室，被小心翼翼地禁锢在几个玻璃瓶里。这个比我们历史教科书所讲述的人类历史上无数次战役更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的确切日期是：1977年10月26日，最后一个天花病病例出现在索马里。“1977年”，这个日子难道不比
“1515年的马里尼昂战役”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出兵征服米兰，于1515年与米兰公爵的同盟军瑞士人在米兰附近的马里尼昂交战，法军大获全胜。——译注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有纪念意义吗？
人类开始摆脱那个古老的诅咒：“你将汗流浃背地辛苦工作。”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生命不再只是永无休止地寻觅生存的能力；知识进步之后紧随的技术进步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了极高水平，休闲权轻易地得到推广。
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徒劳无益地继续列举科学的善与恶，寻求一个虚幻的结果。然而我们有必要思考这个主题：科学不是一棵按照固有法则自发生长、让我们被动地收获果实的大树；科学应该是一项集体事业，是我们的事业，应由我们来指引它的方向。19世纪末的那些亲科学言论和20世纪末的反科学观点都同样地徒劳无益：问题的关键是弄懂我们所参与并与之打交道的过程是什么，而且首先要质疑这个被我们称为“科学”的对象的性质。
只有努力地超越一般理论、走进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的日常现实，这种努力思考才有意义。因此，有必要把这本书的分析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书中列举的例子将涉及一门学科，
即作者所实践过的唯一一门学科——遗传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群体遗传学。这个学科的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对全部的科学领域提出有价值的质疑。
第一章 我们与科学1
科学，人类的事业(1)
权威论据和科学论据
当我们作出肯定结论时，我们就需要说明理由并提出论据。
我们得承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满足于权威论据，这是真的，因为某某人曾经这么说过：“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说过”，“
这是教会圣师告诉我们的”。这种论据把一些享有盛名的大人物拉入我们的阵营，虽然加强了我们的智力享受，却只能说服那些早就被说服的人。科学思想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否认了这种类型的论据：借助于理性思考，通过逻辑推理把先前提出的肯定论断与全部事实或预先接受的学说联系起来。
这种做法当然笨拙得多，也更为吃力。而毫不费劲地写出各个步骤就能得到结论的方法更诱人。于是，在科学方法的表象下，人们重新回到一个简单的权威论据。唯一的改变就是中世纪反复援引的那些古代哲学家或者宗教空论家被现今的诺贝尔奖或者费尔兹奖费尔兹(Fields)是多伦多大学的数学教授。费尔兹奖是根据这位加拿大数学家的遗愿设立的奖金，又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该奖每4年颁发一次，获奖者通常为40岁以下的在数学方面有卓越成就的数学家。——译注获得者所取代。
某位贸然闯入遗传学领域的精神病科医生，某个努力推进精英社会发展的青年高官俱乐部，他们反复宣传自己对“现代科学”或者“生物学最新发现”的言论。这种情形在当前重新抬头的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类人总是打着科学的名号宣称自己已经确定并按等级划分出各种不同的人类群体。然而，不难看出，他们所谈到的那些“最新发现”的内容与其论据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科学方法在我们社会的魅力强大无比，只需将某个结论冠以“科学”一词就足以让大多数的人点头称是。在那些使用这个词语的人的心里，科学的本质无可置疑，而且这种观念相当普及。
根据词源学，绝大多数人认为科学是知识、学问和可靠性的积累。对我们大多数当代人而言，科学就是一栋科研人员正在努力建设中的宏伟建筑，它的竣工似乎仍遥不可及，但是这个工程的进度已经加快了。这些研究人员们努力的目标就是理解并支配宇宙，为此应该确定描绘宇宙特征的参数，测量这些参数，破译观测到的信息，设想支配宇宙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检验这些规律是否与实验数据相符。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科学家在不断地进步，正如探险家们减少进而完全填补了世界地图上的空白，科学家们同样地在缩小知识方面的未知领域。
科学力争达到的准确和真实的标准就是科学效率。由于对自然机制有了更加正确的理解，人类能够采取行动，征服自然力，定居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人类是唯一有能力这么做的物种），战胜疾病甚至死亡，离开地球到外太空去探险，昨天是月球，未来的某一天将会到达其他的星球。正是因为这些成功，科学受到了尊敬，人们听取和引用科学家们的意见，把他们视为自己论据的担保人。
然而这种描述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界内部的人士所看到和所实践的科学。因为科学首先是一种实践，亦即一种遵守某些规则的实践活动。
科学实践
这种实践的目的是发表一篇关于宇宙的研究（原子或者银河，病毒或者人类社会）。为了配得上科学的组成部分，这个研究必须符合科学界公认或默认的几个要求。
第一条规则是只能使用意义明确的词语。这似乎是一个最低要求，对那些与科学无关的研究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要求。可惜，只要向每天困扰我们的句子的海洋瞟上小小的一眼就会明白不是那么回事。有多少因意思晦涩而不被或不能被接受的说法啊！因此，种族主义者使用的大多数句子都是关于某个“种族”的“优等”、“劣等”或者“智力遗传的决定论”之类意思不确定的字眼。
另一条规则就是设想一种可能驳斥该研究肯定论断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波普波普（Popper，1902～1994），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世界著名的认识论专家。
——译注“驳斥原理”。这位逻辑学家从中看到了区别科学论断与意识形态观点的标准。他认为，声称“白人必须统治黑人”（反之亦然）或“国王万岁！”（或者“法兰西共和国万岁！”）完全可以成立，然而它们与科学无关，因为这些肯定论断无法得到科学的验证。
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科学事业的首要目的不在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支配行动的效率，而在于我们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协调性。科学研究首先是对客观的研究。
为了阐明我们现代人眼中的科学（有些人以它为担保）与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所体验的真实科学（即本来面目的科学）之间的差别，我们设想自己向周围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有哪些主要的科学成就？”
很多人立刻会想到新工艺的发明或者新物质的发现，例如拯救了无数生命的青霉素，或者造成许多人死亡的核武器。这些发明创造使人类具备了更强的行动能力（好的也罢，坏的也罢，的确如此，但是我们认为那是政治家的责任，而不是科学家的责任）。
也有人会提到相对论或双螺旋脱氧核糖核酸。爱因斯坦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了我们身处的不断变化的时空结构；克里克克里克（Crick，1916～〓），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因提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学说于1962年与沃森和威尔金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译注和沃森沃森（Watson，1928～），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因提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学说于1962年与克里克、威尔金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译注让我们明白了那些维持生命和传宗接代所必需的蛋白质和生物信息的制造及复制是如何得到确保的。这些发现给了我们更强的理解能力。
但是，多数科学家的回答则会截然不同，他们所认为的20世纪的主要科学成就是那些既不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真实的世界，也不能让我们更有效地支配世界的其他方面的成就。
科学工作者
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地主，当地主购买一块新的土地时，他会对这块地进行评估，设想耕种这块地的最好方式，梦想着将来的收获。与此相反，当科学家得到这块土地时，他会直接冲向这块地的地界，脑海里只萦绕着一个问题：界定这块地的墙体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怎么到那儿去？因此，最关键的科学进步能教给我们更好地提问题的能力。
20世纪这方面的科学成就硕果累累。但是最新的概念常常被那些被视为科学的堆积如山的技术成就所掩盖。人类惊叹于新技术所提供的新能力，它们使我们无法看清随之产生的概念革命。因此，从科研人员提出一个概念到它被公众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之间需要花费极长的一段时间。
一个极为典型的情况就是我们对所谓的活的“有性生殖体”的理解。我们一直等到20世纪的头几年，才能最终理解孟德尔孟德尔（Mendel，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遗传学的奠基人。1847年成为天主教神父。1866年发表了论文《植物杂交试验》，提出了遗传因子（现称“基因”）及显性性状、隐性性状等重要概念，并阐明其遗传规律，后来被称为“孟德尔定律”。
——译注早在1865年的发现：在它的单一而不可分割的表象下，个体实际上是一个受到双重控制的生命体，它的每个基本特征并非取决于一个因素，而是同时依赖于两个因素。这种“双重性”与常理对立，所以直到半个世纪过去之后才得到科学界的承认，并且尚未真正被公众所接受。我们只要看看性教育书籍对孩子们所作的解释，就能说明人类对这种重要的生命遗传过程即孕育孩子的深深不解：“为了让你降临人世，你的爸爸在你妈妈的肚子里放了一颗种子。”意图是好的，并且得到普遍的赞同，然而这是完全的错误，因为这句话否决了父母亲角色的对称性，把父亲比作主动的播种者，却将母亲比作被动接受的土地。真正的遗传机制使我们的想像落空，因为孩子接受了父母各一半的遗传信息，我们使用的字眼本身就与真理相悖。
我们在对生物世界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进步是在20世纪发生深刻变化的普通概念的范围里完成的。实际上，一些看似与生物学家的思考相距甚远，有时不为人所知的概念就是生物学理论的论据。这些概念首先出现于一个学科，后来逐渐地扩展到整个科学领域，改变了讨论和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本身，但是这种进展有时候异乎寻常地缓慢。例如，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出现的、现今已经成为科学方法最基本要素的两个概念：不确定性和不可判定性。
第一章   我们与科学1科学，人类的事业(2)
不确定性
现代物理学的进展要求我们重新进行一些基本讨论。使用笛卡儿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解析几何学奠基人之一。——译注和牛顿（Newton）的理论再也无法解释“基本”粒子的运动状态，必须建立新的理论，形成一种新的面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一种旨在让人意识到作出某些解释、声称将现实的运动状态引入逻辑思考只不过是在说空话的态度。
当我们研究一个质点以及它的质量、位置和速度时，传统物理学用相关的度量单位来描述其运动状态。1927年，物理学家海森伯海森伯（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第一种有效形式（即矩阵力学)的创建者。——译注
发表了量子物理学概念的推论，他用传统的物理学术语阐述了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因而以“不确定性关系”一词著称于世。根据他的解释，我们同时了解一个物质元素的位置和速度所能达到的精确度必定低于某个极限。我们越了解该元素的位置，就越不清楚它的速度，反之亦然。因为任何测量都需要观察，因此观测对象和观测工具之间的互动作用就产生了干扰。这种必然的干扰加大了我们的准确认知的难度。
这个事实似乎摧毁了18世纪“拉普拉斯精灵”寓言描写的理想宇宙具有可预见性的旧梦。拉普拉斯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伟大的法国科学家，被誉为“法国的牛顿”。——译注说，每个质点的状态都由一定数目的参数所确定；质点绝对遵守某些它逃避不了的规律；万有引力定律根据该质点的质量、其他质点的质量以及该质点与其他质点之间的距离，来确定其他物体对该质点的作用力。一个能够在既定瞬间认识宇宙所有质点的所有参数以及所有规律的生命体（“精灵”）就能够预见到所有的变化，能够描述下一瞬间的宇宙状态以及所有逐渐变化的未来宇宙状态；它也同样能够复原前一瞬间的宇宙状态，并且逐步地描述宇宙自诞生之日起的整个历史。在这个理论中，对现在的认知与对过去和未来的认知息息相关，时间不再存在，一切都是确定的。
海森伯的结论常常被用作人类的无能为力的最终证明：人类永远不可能绝对认识拉普拉斯“精灵”计算所必需的现在；现在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在现在之外一览无余地看到它；人类不可能认识现在，除非寻求消息本身就是一个使人类想了解的物体发生变化的干扰源。但是，与某些人的观点相反，人类能力的这种局限并非就此意味着宇宙是不定的：即使我们无法完全认识它，t瞬间的现实依然存在；它是前一个瞬间的现实的必然结果，并一清二楚地决定了下一瞬间的现实。按照莱布尼茨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德国数学家和心理学家。——译注的说法，“现在孕育着未来”；或者根据爱因斯坦的观点，“上帝不碰运气”。对“不确定性”的这种解释说明并未触及拉普拉斯主张的世界完全自决的基本观点，唯一受到质疑的是人类探索现实的能力，而并非怀疑这个现实本身的存在及其演变的绝对必然的发展过程。
然而，某些“量子”物理学家认为，海森伯的“不确定性”结论并未确切地表达其真正的意义。在他们看来，需要重新对此进行更加彻底的研究，即从唯一的论点出发，研究独立于人类能力之外的描述自然的可能性。当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时，我们必须使用某种语言，问题的答案也必须用相同的语言来表达。普里高津普里高津（I.Prigogine，1917～〓），比利时物理化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提出最小熵产生原理，197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译注和斯唐热说见普里高津和斯唐热(I.Stengers)合著的《新联盟》，伽利马出版社，巴黎，1979年。：“从一个观点出发可以同时见到全部现实［……］，这样的观点不存在。现实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语言、逻辑结构和概念。”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基本粒子想像成是与我们周围事物相像的物质存在——只不过它们小得多，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用质量、位置、速度等术语来描述它们。同样，我们也已经习惯于把光线看成是一种波，比如，我们用光波来描述光线的特性。量子物理学引导我们考虑一些不同于波和粒子的物体，但是这些物体的特点可以用量值来形容。
纯语言解释的危险之处在于用假象掩盖了现实的无法缩减的复杂性，被视为微缩太阳系的著名的原子模型充分地说明了这种危险性：电子围绕原子核旋转，正如行星环绕太阳转动。事实上，假定在轨道上运动的电子没有发出任何能量，这是维持轨道稳定所必需的假设。那么，电子的位置完全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电子，亦即接受到电子发出的光子后，才能确定电子的位置。然而电子只有改变自己的运行轨道才能发出光子，向我们提供它自身的情况。因此，这是无法办到的。为了看到电子，确定它的位置，电子就必须显现出来；而电子要现身就必须有所变化。因此，真正主题不是电子的运行轨道，而是电子运行轨道的改变。
科学家的观点正是这样阐明了那些妨碍我们完全理解物质世界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这些困难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继续理解世界的努力，反而激励我们研究其他能够开拓那些目前仍然未知的新领域的可行性道路：科学因善用自身的危机和新的概念而更加开放。
常用科研工具的发展似乎也碰到了类似的现象：逻辑推理也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困难和阻碍。
不可判定性
科研的常用工具就是逻辑推理，也就是使用一些规则，这些规则确保了从假设或初始情况出发精确推演出来的命题的可靠性。有一个特定的数学分支就是以确定这些逻辑规律、保证遵守全部命题的一致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为目标发展起来的。
人们提出的命题间的种种关系也因此得到了确定，这些关系牵涉命题的真假事实。所以著名的三段论为：假设命题1“人终究会死”与命题2“苏格拉底是一个人”是真命题，那么命题3“苏格拉底终究会死”也同样是真命题。换言之，命题1和命题2包含了命题3。
这个缺少充分公式化的逻辑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与悖论相对的集合论，这些难以超越的悖论与“所有集合的集合”的存在所暗含的信仰相关。通过证明“所有那些并非自身构成元素的集合的集合”显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既不是也不可能是构成自身的元素），贝特朗.罗素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1901年发现了著名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初的数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译注
挑起了一场危机，这个危机最终发展到对更准确的公理体系的研究（见127页方框2）。
于是人们努力确定公理的主体（无论相关元素是什么，都是真命题的命题），这个主体与正确设立的命题相对，它决定了该命题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研究这个公理体系似乎是种合理甚至必需的活动。然而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歌德尔歌德尔（KurtGdel，1906～1978），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译注证明这个目标无法达到。根据这位奥地利科学家的“不足定理”，假设一组公理足以构成算术学，那么除非借用其他公理，否则以这些公理为基础的体系的一致性将无法得到证明。换句话说，如果采用这样的一个公理体系，那么总是有可能出现一个我们无法证明其真假的命题：这个命题将会是“不可判定”的。
1963年歌德尔的一个学生保尔.科恩（Paul Cohen）找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不可判定命题的例子，即在1878年由康托尔康托尔（Cantor，1845～1918），德国数学家。——译注提出的“连续假设”。康托尔论证了尽管整数集合的基数集合的基数就是构成该集合的元素的数目。——译注是“无限”的，但它仍然小于实数集合的基数：因为实数“多”于整数（然而偶数与整数的数目“一样多”，因为偶数与整数可以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康托尔将这两个无限等级命名为阿尔法0和阿尔法1，并暗示说不存在中间等级，尽管这一点无法得到证明，然而这就是“连续假设”。保尔.科恩论证了使用现有的数学公理无法证明这个假设是真命题，也无法证明它是个假命题，因此，康托尔提出的这个命题就是“不可判定”命题。如果需要使用该命题进行逻辑推理，就必须将之作为附加公理亦即承认其为真命题，或者——这纯粹是选择的问题——有人喜欢与前面的做法相反，将它视为假命题公理也可以。
由于康托尔之后的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论证他的假设，因而这个结论变得尤为引人注目。我们假定数学家们提出的众多“猜想”中的某些“猜想”（也就是那些未经论证的肯定命题）事实上就是不可判定的命题，那些研究者为了论证这些命题而作出的努力终将付诸东流。
著名的“费马大定理”可能就是这样的不可判定命题。1637年费马费马（Fermat，1601～1665），法国数学家。费马在数论、解析几何学、概率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被誉为“业余数学家之王”。
——译注
在一本书的书页空白处写出自己发现的一个真正出色的验算，但他没有足够的地方把那个验算公式完整地写出来。根据这个定理，假设a、b、c和n是整数，如果n大于2，那么等式an+bn=cn无解。在那之后的3个半世纪以来，谁都没能论证出这个命题。“哥德巴赫猜想”4=2+2，6＝3+3，8＝5+3，10=7+3，12=7+5，14=11+3……是不是所有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质数的和？这个问题是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Goldbach，1690～1764）于1742年6月7日在给大数学家欧拉(Euler)的信中提出的，所以被称作哥德巴赫猜想。——译注也是如此。在哥德巴赫于1742年写给数学家欧拉的一封信中，这位德国数学家说自己发现所有的偶数都是两个质数之和。无论被研究的数多大，哥德巴赫的这个发现始终未出现过错误，但由于这个命题不具有任何的直观性（因为数越大，质数的数目越少，而偶数的数目是恒定的），它就是一直无法得到证明。假使有朝一日这类不可判定性命题得到了论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如此可靠、如此富有确信的古老算术学自身也有死区和模糊不清的深暗之处。
因此，最正式领域内的纯逻辑学和命题计算能够指明其自身的局限，我们可以把这种局限看成一种精神失败，一种最终无法打造一把符合所有需要的工具的精神失败。我们也可以恰恰相反，把这种证明视为一场胜利：因为我们的智力甚至在尚未达到自我完善之前就能发现那些无法避免的结构缺陷和不足。看到逻辑的枷锁永远无法再将我们禁锢其中，我们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当我们设想一个不可判定命题时，我们可以永远自由地选择接受它或否决它。
因此，科学，时常作为一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威力的机器，一台人类能够更好地了解以便更好地支配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机器，从操纵它运转的机体的深处——观察现实和演绎逻辑——冒出了这两个意料之外的奇特概念：不确定性和不可判定性。
这既不是科学的倒退也并非科学机器出现的某种小故障，这就是科学活动的真实性。的确，这种活动使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有时提供了一些新的行动能力，但是，借用保罗.克洛岱尔保罗.克洛岱尔（PaulClaudel，1868～1955），法国诗人、戏剧家，职业外交家，曾任法国驻中国福州的领事和驻日本、美国、比利时的大使。——译注在《诗艺》（Artpoétique）篇首的一句话，这不是认识而是共生，是满足我们这种精神需求的个人成长和发展：“在认识我们周围世界的同时拥有这个世界。”
第一章   我们与科学2科学与日常生活
研究科学活动的内在困难极有可能被当作不影响实际运行机制的卖弄风情，就好像一道出于好意提出的但几乎没改变日常表现的良心难题。
因为受到深刻影响的是每天的实际经验。近两个世纪以来，科学发现突飞猛进地应用于技术上，这些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环境，也改变了人类融入其中和预见未来的方式。
与每个人、每个群体切身相关的就是：存在；幸福。
随着技术进步提供给人类的新能力造成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印象或幻象，这种需要日益变成了欲望。但是这种技术进步同时也从各个方面打乱了自然乃至人类的命运，从而改变了问题的已知条件。
人与工作
工业革命诞生了一种新的集体协作精神，这种精神把工作与收入、收入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与幸福联系在一起。从前，工作是上帝诅咒人类的结果，现在的工作则由于收入的加入而成为幸福的源泉，工作成为人类要求享有的权利之一。
但是科技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作变得越来越不需要人的参与。我们的直接反应不是减少工作天数以便找到或恢复平衡，而是通过建立一个第三产业来保护我们的工作权利，而这个第三产业是一种不仅无用有时又具有毁灭性的通过自我分配任务来进行自我辩护的官僚主义。
工作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我们在儿童时代就被开始要求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处于有工作能力的年龄段的人享有工作的权利；停止工作被视为剥夺其权利的一种处罚。
效率和效益成为这一活动的首要准则，它们促成了我们创造财富能力的惊人飞跃发展，但是这需要日益增加的专业化。
个体间精确的信息传递可以分配给每个人全部任务中极有限的一小部分任务，因为一个人的活动区域越狭小，他能获得的专业技术就越多。在一个效率和效益成为关键字眼的社会里，这个专业化、不断增加的职业化进程已经加快了节奏。
完成略微复杂的作品所必需的知识总和显得极为重要，任何个体都无法独自掌握全部的知识。集体效率要求每个人在严格限定的专业方向努力学习，并且这种努力会因各种专业知识之间的协同合作而得到增值。
这种越来越必然的合作的确可以发扬互助宽容的精神，增强需要别人协助的意识和抑制轻视他人的偏见。但是这种合作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为“职业化”导致了：
分隔式社会。每个人使用的专业语言极大地阻隔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因此必然需要一种沟通的中介。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即交流。
等级化社会。那种不以个体平等为基础（因为这不具任何意义）而以个人身份地位的平等为基础的相互亲和关系无法建立起来；以一方支配、另一方服从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得到默认，等级结构自然而然地成为必需。
孤立的个体。个人越深入研究自己的本专业或本学科，就越被封闭在一个有着共同技能、语言的观念的愈来愈狭窄的小圈子里。于是他的人际关系局限于仅仅与相同地位相同身份的个体的交往，而这种身份地位与己相当的人又会随着个体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愈来愈少，最终连家庭交流都会受到影响。
残废的个体。伴随着若干特长的发展，个体的许多其他特点在衰退。正如职业铅球运动员对于自己本行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表现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一样，他变成了单型性、具有单一潜质的不会独自处理日常事务的个体。尤其是专业技能范围的明显狭窄造成了个体对变化的恐惧。
失望的个体。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可能是按专业群体（农民、手工业者、军人……）组织起来的，社会赋予人的专业范围极为宽广，无论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人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完成了“某件事情”，都能够感受到某种程度的骄傲。但是这种专业分工逐渐变得非常细碎，以致大部分参与其中的人都有自己“什么也没做”的感觉。
总之，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工作的目标不是工作所创造的东西，而是工作所能获得的利益。因此工作被视为一种权利，这不是因为工作能使我们得到满足，而是因为工作是获得利益进而获得财富的条件（法国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1895～1974），法国剧作家，1928年以发表讽刺喜剧《窦巴兹》成名，剧中的主人公名为窦巴兹（Topaze）。——译注，借其作品主人公窦巴兹之口说过，“金钱不能创造幸福，但是金钱可以用来向制造幸福的人购买幸福”）。
人与人体
有一个方面的专业化分工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这就是人体。在我们的社会里，唯一受到特别重视的人体功能就是那些有效率地完成生产工序或者某些诸如体育之类的传统活动的人体功能。
人体所能提供给人类的大多数能力都已被遗忘或者正在衰退。甚至连“视听”教学技术都只依靠听力和视觉这两种感官，而人类机体是一个更多样化、更为丰富的整体。因此，学习音乐的首要目的本来应该是向学习者敞开一个新的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和交流的世界，现在却改变了方向，转而朝着枯燥抽象的视唱练习或追求精湛技巧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是走向成功之路的有效方法。觉醒的人体也被引到为追求体育冠军而在自始至终全然相似的条件下无限重复同样动作的歧路上。这种寻觅精湛技艺和寻求冠军奖牌的做法最终导致了仅仅对超常人才感兴趣的精英主义的出现。甚至连这个目的也被歪曲了：不再是为了增强和更好地享有人体自身的能力，而是把在一场冷酷无情的竞赛中脱颖而出成为优胜者作为自己的目标。
综观我们的许多行为，其中都抱有一种糟蹋的态度，这难道不过分吗？
难道一位出租自己的才智去改良一个企业的技术和财务状况，却对该企业的最高宗旨一无所知的工程师，与一个每半小时就向一位她一无所知的顾客出租自己魅力的妓女别有二致吗?
为了说明这种人体作用的堕落，我们举一个特别的（但是却百分之百真实的）例子：在纽约中央火车站附近的第42大街上，有着数不胜数的性用品商店和色情商店，这些商店和店铺那闪闪发光、诱惑人心的橱窗里陈列着“闻所未闻”的肉欲享乐器具和表演，尽管还得花上几个美元才能进去，不过这对于那些只能看看橱窗的穷流浪汉来说似乎并非难如登天。因为当地中心输血站的几个分站就设在同一条街道上，他们卖个几百毫升的血，换取观看一场脱衣舞表演的权利，这就是交易。
然而，我们人类进行过多少比这更隐蔽、更微妙、更间接但从本质上看却极其相似的交易啊！
人与“他人”
最有影响的科技变革恐怕非通讯莫属了。信息的传递和存储速率超出了人类的想像。起初，这种新技术令人无法抗拒，但是现在却使人感到忧虑不安：
了解世界上每天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从客观地描述我们周围的世界很快发展成为对客观现实的遮掩。这些信息仿佛一道道闪电，轮番地并且偶然地照亮了一块巨大拼图的这个或那个小小的局部，我们因这些闪电的程度之强和数量之多而更加遗忘了整体的感觉。社会的真正变迁往往是循序渐进的，种种缓慢的小变化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重大变革。由于没有发生任何的“零星”事件，因此这些变化未被信息察觉到。有一天，我们突然惊奇地发现，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先是这一领域接着又是那个领域发生了变化。然而已经太晚了，我们对此逆来顺受。渐渐地，社会的未来不再只是一系列我们不想要却顺从接受的变化。
饱和状态妨碍了人类整理信息并将其划分等级；饱和产生了一种拒绝反应，一种假想的逃避反应。一种模糊的未分化的怀疑论逐渐地确立起来。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公民们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防卫。而公众对诺查丹玛斯预言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写了10卷诗《诸世纪》，预言在他之后未来所发生的大事、灾难等，被称为诺查丹玛斯预言。——译注的难以置信的兴趣揭示出这种可信度。
人与地球
人类的科技手段几乎可以使我们现在随心所欲地改变着并且在不远的将来更容易地改变人类的自然生活条件。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行为的长远影响。我们发现，人类除了有可能引爆核灾难之外，也正在耗尽那些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点滴积聚起来的可用资源，并且还在干扰几千年以来形成的种种平衡。
我们的地球并不很大，而我们注定得在地球上生活。我们常常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满足，就在短短的瞬间破坏了自然界经过漫长的岁月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了告知“公众”某某冠军的昏厥或某个大明星的离婚，我们摧毁了多少公顷的树木来生产新闻用纸，而这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会被读者扫上一眼，并很快化为灰烬和二氧化碳。我们制造的垃圾越来越多，连海洋都成了我们的垃圾场，一个任何清洁工都无法掏净的垃圾场。人类对舒适生活和及时享乐的追求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长远生存；同时也威胁到地球上与人类共存的所有物种的生存。
最反常也最耸人听闻的一件破坏集体资源的荒谬事情就是捕杀鲸鱼，这种哺乳动物的所有种群现在都极为稀少并且濒临灭绝。蓝鲸不仅是海洋的巨人，也是地球上现存以及曾经存在过的动物中的巨人，目前它的数量不足3000头，而半个世纪以前地球上还有超过4万头的蓝鲸。尽管亡羊补牢地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日本和苏联这两个捕鲸大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拒绝执行这些保护措施。这种大屠杀的目的则显得极其荒唐可笑：人们主要用鲸鱼肉来制作猫食和狗粮，生产润滑剂和口红。
为了使地球上的生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应不应该像尼采尼采（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作家。——译注所希望的那样有计划地组织人类的死亡呢？
人类角色的学习
在各种生命体中，人类的“生产周期”最长，远远超出了其他生物。小孩子则是这个循环之中的最小环节，他们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来学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全部知识和技能。新知识的积累极大地延长了这一过程，尤其造成了我们社会培养年轻人职能的专业化；学校越来越集中地扮演着培养人的角色，而在原始社会，这个角色是由全社会的人共同承担的。
在一个专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一切服从于效率这个万能准则的社会里，学习也随着自然进程的发展而产生了变化，甚至达到了荒谬怪诞的境地。学校不再以帮助每个人的充分发展为目的，而是向社会提供一些能够有效率地参与生产机制的个体。由此，学校把自己的真正职能即培养青年人的职能置于选择和指导就业的职能之后。学校让每个孩子都置身于一场无情的障碍赛中，失败了就会受到未来就业面狭窄的惩罚。自然，最幸运的学生有接受全面教育的大好机会，但是他们很快会发现每越过一个障碍物，还有下一个障碍物在等着他们。不仅仅学校，整个人生都彻底变成了一系列的期待；成功从来不是一种幸福，而是在为必然会发生的下一次战斗作准备。任何阶段都不是一种结束，不过毋庸置疑，最后一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
人类与死亡
很多社会都成功地将玄奥丑恶的死亡与他们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随着科学发展和科学之子——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难以解决这个矛盾。如何选择：高速公路上的愚蠢的交通事故受害者的死亡，医院里被医疗技术冷酷隔离的无名无姓者的死亡，还是在专为老年人开办的各种养老院里的缓慢死亡？
科学通过若干非常片面的解释打碎了古老的神话，让人相信一切都是可以说明清楚的。所以科学创造了一种虚无。从本质上看，科学既无法建立一种价值体系，也不能达到自我超越。
对医生来说，死亡是一个确切的技术概念；在法学家看来，死亡是一个简单的身份变化；但是，对于死亡的人来说，死亡就意味着他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第一章   我们与科学3科学与人类的未来
这个论断可能显得严峻，尤其显得弄错了对象：人类依靠科学在宇宙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科学不仅使我们能够逐渐征服世界，还能预先确定我们理解世界的极限，为什么要将我们社会的危机和错误都归咎于科学呢？
因为科学不是人类社会的众多活动中的某种分泌活动，科学这个程序本身就是我们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区别的标志。
动物会偶尔碰巧发明了一种有效的举止行为，高级动物却能够将这种行为固定下来，成为整个群体的遗产，然而由于无法理解产生这种有效性的抽象原因，它不会把这一次成功作为跳板去获得下一次更大的功。动物行为学家们的著名例子就是生活于日本小岛上的一只母猕猴伊茉（Imo）；据现场研究人员的说法，1954年的某一天，这只猕猴发现将土豆放在海水里洗一下后味道更加鲜美。其他的猕猴逐渐开始模仿它的这个举动，时至今日，用海水洗土豆已经成为该猕猴群的一种习惯。但是把这种进步作为一个“发现”来介绍是在玩弄辞藻：这是一种偶发性的文化演变，类似于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在基因复制过程中的突然变异后，为人类带来的有益的新机能。
人类自己有意识地进行演变。人类有能力构思一种超越变化表象的活动机制，一个揭示历史演变的过程，因而人类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和改变周围的世界。
将人类的真实行为简化为对几个想像参数的同时作用的认识或理解，就是科学研究机制的中心所在。设想在我们周围的表层空间中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空气”或“气体”的物体，我们用一些诸如体积、气压和绝对气温等间接参数来描述其特征。我们注意到，在某些条件下，这种“气体”物质的前两个参数即体积和气压除以气温所得的商恒定不变。我们利用这个事实制造出为人类服务的机器，所有这一切就是科学，当中的各个不同阶段密不可分。因为机器是理论实践的结果，但是多数情况下人类只是按照社会对机器的需求来发展一种理论并提出制订该理论所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仅仅是出于言语的方便才把科学活动与人类的全部活动隔离开来，科学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正如社会是科学之母，是科学的原动力一样。因此把一方的缺点归罪于另一方并不公平。
人类的智慧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取得了重重胜利，然而智慧的指导也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无能为力、失败和毁灭，两者之间有着突出鲜明的差距。我们是否应该承认与人类地位密不可分的科学活动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呢？我并不想在这里告诉读者一个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问题的可能的答案，而是希望通过对一些有关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事例的分析来使读者进一步明确这个
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会谈到某些圈套，一些无论是什么主题都可能使我们的思考掉入其中的圈套：词语的圈套、数字的圈套以及将我们周围或我们想像的“物体”分门别类所造成的种种圈套。科学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捣毁这些陷阱；可惜对科学表象的滥用常常导致我们加速地掉进了这些圈套。
第二部分以阐述科学的真正角色为宗旨，科学不是回答提问，而是想出一些确切的问题。
最后将会提及某些可以减缓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之下，逆转目前的走向灭亡之路（科学进步就是一个动因）的必然（不过，自然而然，并不充分的）突变。
圈套
我们的思想逐步成型，我们的智力通过与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等其他人的接触形成并丰富起来。他们培养造就了我们，有时出于无意地，他们在我们身上所创造的智力反射影响了我们个性的形成。
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重新质疑的时期；我们摒弃了所学的某些思想，反驳了某些被动接受的观点；在进行个人分析之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态度；我们有意识地摆脱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根源。
不过这种重新研究通常并未触及我们用来进行思考的工具本身。然而这些工具的形式对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却比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更大。例如数或者类的基本概念是与其全部的特性和处理程序一起被灌输进我们的头脑中的；词语的描述以及连接词语的语法规则被内化，因此不仅影响到我们谈论事情的说法，甚至还影响到我们看待事情的观点。这些工具很早就被吸收到我们的头脑之中而几乎未经过严格的审核。我们习惯性地使用它们，几乎不太留意这些工具令我们的思考所产生的小变化。它们的确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忘掉它们的使用条件，它们就会成为我们的思想的可怕圈套。下面3个章节就是对这些工具的考证和审核。
第二章  数的圈套等级的圈套
数的圈套
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各种连绵起伏的感觉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头脑逐渐被锻炼得可以把这些感觉分类，用我们赋予物体的群、类等一些有限的概念，来代替我们所感知的对象的无穷无尽的变化。
这种活动大致以随机性的选择为基础（我们将在下一章节重点阐述类别的圈套），自然地促使我们使用尤其是用“数”来描述每类物体的特点。在我们对世界的真实感知里，“数”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它促使我们思考这种决定性作用是否有些过头。
我们就是从数开始学习“科学”的，亦即学习一篇关于宇宙的最不精确严密的讲话。有了“数”，我们就拥有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工具，不仅可以排序，还可以毫不含糊地使用一些规则从其他的数中找到一个数。但是这种有效性里包含着一些我们必须警惕的圈套。
等级的圈套
所谓的“自然”数集合里面包含着一个与“更大或更小”问题相对的顺序，这个顺序就是我们所能设想到的一切顺序的参照数。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如何，给这些对象排序的唯一条件就是让全部的研究对象与全部的“数”相互对应（也就是说，我们给每个对象赋予一个数值，并且是唯一的数）。但是，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唯一的参数把我们掌握的所有对象的全部信息归纳概括之后，才能加以运用。当我只使用这样的一个摘要来描述相关对象的特征时，我能够合情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对象A大于、等于还是小于对象B？”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与这两个对象相关的数X  A和X  B。因为，对数字而言，“大于或等于”的问题具有某种含义。
如果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些人或人的集合，那么就可以确立一种大于关系，条件是我们必须明确把数赋予人或人群的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出无限的分配方案。比如，使用已经确定的技术来测量每个人的体重P、身高T、年收入R和他的智商QI智商在法语中缩写为QI。——译注，然后赋予他一个根据这4种基本参数计算所得的数值X，数学家的计算公式如下：X=f(P,T,R,QI)；如果XA＞XB，那么A＞B。
很显然，这样的表达式极其危险，因为它有可能推导出一个对象之间的高低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在我们随机性地赋予研究对象一些数值时才真正存在。
当我们对这些对象的认识足够精确，精确到承认如果我们不依靠一个唯一的表达参数就再也无法描述其特征时，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将这些对象划分等级的能力。只要我们一考虑假定不能缩减为唯一数的两个参数时，那么由于选择函数的原因，高低优劣的问题就失去了一切含义。比方说，如果我们用收入和智商来描述一个人的特征，A、B两人的收入分别为RA和RB，智商分别是QIA和QIB，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唯一运算就是比较两人是否相等：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和智商同时相等，RA=RB，QIA=
QIB，我们就可以列出A=B的表达式。
如果其中的某个等式并未得到验证，则A与B“不等”，A≠B，但是两者间不可能存在任何的高低关系。
当我们把一个数与另一数作比较时，不等关系就意味着一方高于另一方；当我们进行一些集合对比时，不等关系则只具有差异的意思。
这不是一篇伦理道德的辩护词，而是出于逻辑的需要。不考虑它就是违背常理，可惜我们的教育没有很好地提醒我们，使我们避免犯这种有违常理的错误。
这种最不容置辩的违反常理的典型范例与人和人各不相同的事实相关。从遗传学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成对基因的组合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于在遗传学上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的出现概率为零（同卵生的双生儿除外）。除了这个遗传差异之外，还有每个个体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各种差异。因此，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标准，两个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平等”。这个明显的事实导致大多数人，甚至那些常常被视为杰出人物的人，也得出某些人“优等”而其他人“劣等”的结论。
那些一味地从这些暗含错误的结论中简单推导出的关于人类种姓方面的“不平等就意味着等级”之类的蠢话不一而足。让我们在众说纷纭的各类言语中举其中的一例，这是弗朗西斯克.萨尔塞弗朗西斯克.萨尔塞（FrancisqueSarcey，1827～1899），法国戏剧评论家。——译注于1882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是一篇评论贝尔蒂永贝尔蒂永（A.Bertillon，1821～1883），法国人口统计学家。——译注的著作《野人》的文章：“这些可怕的两足动物长着猴脸，跳跃走路，吃东西狼吞虎咽，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声，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史前人类祖先的兄弟！……
其中有几支更具天赋的种族……摆脱了这种原始的兽性，进行自我培养，锤炼高雅的气质……变成了文明人……
他们是作为大猩猩近亲的原始澳大利亚人的远亲。其他的两足动物没有进化……因而它们始终不具备道德感和理性……它们是早已逝去的原始时期的最后见证人……所有这些原始部落终将消亡……被高等的人类所歼灭或自我毁灭……这不会是一件憾事。”
我们可以因这些话而发笑，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在现今的社会，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这一点很重要）这样的荒谬结论意味着什么。这位杰出的弗朗西斯克.萨尔塞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宽容温厚和慷慨大方而著称，如果有人事先告诉他不平等并非意味着优越性，他可能就不会犯如此可怕的错误了。
由数所设下的等级圈套可能会随着一种模糊但公认的信仰而变得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这就是：数代表着严密精确，它确保了推理的科学性。曾在巴黎医学院执教的勒内.马夏尔（René
Martial）博士的著作《法国人种》的某些段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
十分关注如何就人种这个概念来提出严肃的生物学理论依据的马夏尔发现，最说明问题的对比不在于那些如肤色、颅骨形状等表面特征，而是在于民族的基因构成：是由于两个群体的各种基因的基因频率，而不是人的面貌，使其产生根本性的差别。这就是被广泛流传的一位非遗传学专业医生的卓越见解，他在当时就选择了这条研究领域广阔丰富的道路。可惜，当时除了用ABO血型来描述群体特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可用的资料。马夏尔发现，从一种血型到另一种血型，表型A
、B、AB和O的出现频率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的东部尤其是东南部，B型的人更多。他使用一种名为“血液的生物化学指数，I”的关系来描述一种血型的特征，其中fA即为A血型的出现频率：
I=fA+fABfB+fAB
这个指数有点奇怪，但是它的确能够区分那些“指数”高即A血型人多的群体与“指数”低即B血型人多的群体。作者罗列了许多数字，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指数I
的渐变，它最初只是一个价值标准的参考系数：法国人的指数为3.2，德国人为3.1（但是黑森林地区的德国人的指数达到了4.9，那里的居民属于“短头型的阿尔卑斯山人种”），波兰人的指数“只有”1.2，犹太人则是1.6，而黑人的指数只有0.9。作者用了很长一段篇幅的文字试图减弱波兰人的低指数所造成的坏印象：华沙市的学校里的学生的指数达到了1.6，“因此波兰人的指数比我们所能设想的更接近我们的指数。法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婚姻会孕育出很好的产品。然而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第三代有可能会恢复到波兰人的低指数，就像那些必然又恢复到黄种人指数的印度支那混血儿一样。因而存在报废品的可能性”。
我们不要执著于这些言论的不可思议的愚蠢之处。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一个数是如何使这样一种武断的说法（“法国人高于犹太人，犹太人高于波兰人，而波兰人又高于黑人”）披上科学论证的外衣的。只需要设想这样一个指数，它的计算方法相当复杂，复杂到足以迷惑那些没有任何成见的人，然后把这个指数作为一个价值标准就行了。
由于法国人的“生物化学指数”确实高于波兰人，由此推演得出法国人高于波兰人是武断的结论。这个肯定命题假设由指数衡量一种价值，而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假设。如果诸如马夏尔之类的作者满足于以此来判断个体、血型或种群，那么这种结论并没有什么十分严重的后果。但是显而易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优化”人种。
暗示性地让所有的好公民认为应该为增加本国的“生物化学指数”而努力，同时还做了一些数学演算的马夏尔指出，只需减少分母就能够增加指数。因此他建议：假如心理和公共卫生研究成功的话”，那么将从法兰西民族中“消除”那些B血型的个体，“只保留AB
血型的人”。
他准备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他还对法裔加拿大人感兴趣，认为他们是“精力充沛、健壮，但意志稍嫌软弱、批评思想过强的人种”，并且建议把“一定数量的法裔加拿大人家庭移植”到（也就是说使其血缘混杂于）
法国人（诺曼底，布列塔尼）或“新法国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环境中去。
这些胡言乱语不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它们又具有某种典型性。这些荒谬之词首先证明了种族主义胡话并不是包括纳粹分子在内的德国人的专利。这些胡言乱语更表明一篇点缀着少数数学术语的演说，能够极为容易地说服那些没有思想准备或没有时间剥开这层虚伪假象的读者们。
以马夏尔博士为例，我们能够想像到他自己也上了这个伪装的当，在最近发生的某些我们应当提及的类似情况里，人们很难相信这种善意。某年夏天，一种被称为“新右倾”的政治派别从媒体的关注中受益。这个派别的目标之一就是与“盲信平均主义”作斗争。从人类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显著的多样性出发，这个新右倾政党的思想家们宣称“不平等是个事实”（作者为德.伯努瓦［A.de
Benoist］，文章登载于1977年11月19日的《费加罗报》）以及必须对人类社会中的“下等人”和“上等人”加以区分（作者是路易.鲍维尔斯［Louis
Pauwels］，登载于1980年3月15日的《费加罗杂志》）。

与弗朗西斯克.萨尔塞的时代有所不同，问题不再是“文明人种”与“未开化人种”之间的对立，而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来对比那些合群的人和被排斥者。
他们声称世代相传的社会等级制度是正常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论证这种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此类荒唐的言论是由一位加利福尼亚商人格莱海姆（M.
Graham）提出的，他于1979年初创建了一家精子银行，银行里的精子均由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提供。那些被问及此事的遗传学家们一致表示，这种做法违背了科学，极其荒谬可笑。新右倾主义者却把它视为改良人种的惊人尝试（见《费加罗杂志》，1980年3月8日）。
然而，这样一种观念的散布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素材（因为，除了像那位用词“高雅”的路易.鲍维尔斯那样，除了承认我们人类的种族中存在着低等群体和高等群体之外，种族主义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种族主义观念在日渐普及，种族主义者们公开表态，进而发展到犯下令人发指的谋杀罪行。于是，人们总是听到一些作者在声称他们从未发表过人与人之间的天赋等级之类的言论。很难相信他们的真诚；他们不是从前可能沦为数字圈套的牺牲品的萨尔塞或马夏尔；他们自己利用了一种建立在数的基础上的伪科学来给读者们设下了圈套。
第二章  数的圈套秩序的圈套
从与“数”的定义相关的优等和劣等概念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这个概念创立了一种“秩序”。这个词很不幸地令我们联想到很多东西，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让每个物体“各在其位”的安排；它还牵涉组织、协调（“在这一点上，并非一切均为秩序，还有美丽、平静、奢侈和愉快……”）。在我们本能的二元论思维反应中，与“无秩序”相对的“秩序”当然属于好的一面。我们的瑞士朋友如果确信“一切都有秩序”，他们就会百分之百地满意。物理学家们在使用这个词作术语表达“能量减弱”和“熵的增加”的方面已经发展到滥用的程度，他们阐述这个符合热力学第二原理的过程，把它视为物质趋于一个更大的“无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个原则表达的是各种结构都无法避免的老化过程，曾经确保了整体的协调运作的各元素之间日益松弛的关系，以及那些逐渐扩展最终导致整体解体的混乱区域的出现。我们将在第8章研究与这条乏味原则相关的问题。当今的某些作者曾提及其界限（比如普里高津和斯唐热的著作
《新联盟》，同前书），我们在这里强调指出，把它表述为一种“无秩序”不可避免地战胜“秩序”的不幸胜利是多么地模棱两可：为什么一些散乱地但是或多或少均匀地分布于空间之中的粒子的整体，会不如这些粒子相互作用而成的聚合体“有秩序”呢？问题的答案与定义或感情相关。
鉴于“秩序”一词所牵涉的模糊数学或者强烈美学的怪异含义，使用该词常常会“犯下背信罪”（如何拒绝为秩序辩护呢？）。
法国作家保尔.瓦莱里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译注就曾经令人惊叹地揭露了这个圈套，他写道：“有两种危险在威胁着世界，秩序和无秩序。”
无秩序代表了死亡向人类发起的进攻，而绝对秩序则象征着人类战胜死亡所取得的胜利。生命竭尽全力在这种普遍的无秩序中开辟道路，在使运动失去目标、使言语失去意义的无秩序和静止不动、静默无言的秩序中开辟出道路。这两个极端同样地危险，应该像普瓦提埃战役在1356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法军失利，法国国王成为英军的战俘。——译注中那位绰号“好人”的法国国王一样，同时令自己避免左倾和右倾。
但是我们的反应使我们更加关注无秩序所造成的危险。我们认为法庭判决那些“危害公共秩序”者以罪刑是正常的事情。假使我们顺着保尔.瓦莱里的思路往下想，那么，有时也应当严惩那些危及公共无秩序的人。在我们的追求物质满足的胆怯社会里，赞成秩序的力量明显地占大多数，因而有必要提醒所有的人，即我们也需要与秩序相对的无秩序所构成的对称平衡。当秩序表现为拉丁美洲或其他地方的一些独裁者的独裁时，我们必须提请当局注意到他们的责任是不干预无秩序，甚至应该为这种致力于创造具有较少威胁性的无秩序打开方便之门。
第二章  数的圈套加法的圈套
我们学到的第一则数的运算就是加法运算，然后依次为减法、乘法和除法三则运算。加法运算的抽象特性很快因它在解决现实世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方面所立下的功勋而被我们抛之脑后。甚至在学会定义一个数以前，我们就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并且计算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文字陈述有时较为复杂，但是问题的所有元素都表现为加法的量值，著名的“蓄水池和水龙头”一题就是如此。
稍后，我们学习物理学，它尤其涉及力的组合。即使我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两个力同时作用于物体的同一个点上，那么这两个力“相加”。换言之，就如同相当于前两个力的矢量之和的一个力在对这个物体起作用。关于这种不可思议的特性的结论是，人们可以在不改变问题条件的情况下，用一个力代替两个或者好几个力，只要这些力的矢量总和等于第一个力。灵活地选择这些部分力，亦即第一个力的组成部分的力的方向或强度，常常可以轻易地解决一个看似十分复杂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中学老师祝贺我们成功学会的“高超的解决方法”。
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走出大学校门时，等待着我们的现实世界并不是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奇妙而简单的数学结构或者高考的力学题。我们会发觉有些方面难以使用“加法模式”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对那些用来描述现实的加性量值进行分析的模式并不适用。然而科学家们的本能反应是迫使这个现实进入某一个加法模式。这样的态度并不荒谬，它甚至很有效，至少从局部看显得十分有效，可以使科学家进行预测并采取行动。但是它仍然背叛了现实，背叛了他们想要描绘或解释的现实。这种情形在生物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遗传学领域尤为明显。

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对作用于某种量性的每个基因的个别影响的研究。在像我们人类这样的有性物种当中，基因的属性就是基因是成对出现的。从孟德尔开始，我们了解到所有的基本特点不是取决于一个遗传因子，而是取决于两个共存不变的遗传因子。它们同时对个体呈现的特点起作用，这个特点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的作用的加法总和。
科学家们付出了诸多的努力以将这种相互作用简化归结为加法。有一个方法能够充分说明这些努力的不现实的一面。我们只需设想一个只有1和0两个值的性状，它由主基因A和隐性基因a组成的一对基因所支配：换言之，基因型为AA或Aa
的个体的性状值为1；基因型为aa的个体的性状值为0。我们能够赋予每类基因一个有关此性状的特性吗？以某些随机而合理的选择为根据，我们确实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答案并非一些数字，而是取决于两个基因A和a各自的出现频率p和q，科学家们发现基因A的特性等于+q2而基因a
的特性则等于－pq。因此，在一个基因A和a
的出现频率均为1/2的整个群体中，A的特性使该性状增加了1/4，a
则使其性状相应地减少了1/4；但是，假使两者的出现频率为9/10和1/10，那么基因A和a的特性则分别是+1/100和－9/100。当与这两种表型有关的数值都是独立于整个群体之外的绝对数时，基因的赋值就会随其出现频率而变化。因而这些特性并不是基因自身的特征，而是这个群体的特点。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互动过程，基因不可能具有加法特性。诚然，已经有一些或简或繁的方法用来计算这些特性。事实上，这些方法只能得到一个在既定环境的若干局部有效的结果，而这种有效性的局限很快就被人抛诸脑后。给出的答案与最初的基因A和基因a的特性问题无关，而是另外的一个有关这些特性在某个既定群体的问题。为了重拾加法模式所带来的脑力舒适，我们应该转化我们的疑问——关键是要意识到这一点。

仍然是在遗传学领域里，未经过慎重思考就使用加法模式曾导致罗纳德.费希尔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Fisher，1890～1962），英国统计学家和遗传学家，新达尔文进化论的创始人。
——译注
，新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者之一，发表了一个不准确的理论。
这个理论（其功不可没，但也有局限性）起初试图预测自然选择对某个位点上的基因亦即支配某个唯一性状的基因所造成的影响。根据该位点的基因，即它的“基因型”，每个个体在这场“生命斗争”中都有大小不等的获胜能力和生育能力；通过其选择值可以测量出这种能力。以一种随机的肯定性为条件，可以把这个选择值的概念扩展到各个基因本身以及整个群体。由此得出了许多的结论，尤其是费希尔于1930年所阐述的著名的“自然选择基本定理”。这个定理断言，选择的压力作用增加了群体的选择值。换句话说，这种对个体命运而言倍加残酷无情的自然选择从总体上看，对整个群体是有益处的。事实上，这个定理将“群体选择值”（即该群体与其他群体争夺环境资源的斗争能力）与“构成该群体的个体的平均选择值”（即在该群体的内部斗争中个体占上风的能力的平均值）相混淆。显而易见，即使是出于创建具有个体能力差异特色的群体结构的需要，整体的能力与个体能力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是加性关系（我们将在第6章更为详尽地阐述这个问题）。因此术语的缺陷造成一个概念暗自转变为另一个概念。
此外，费希尔的论证建立在个体的选择值只与唯一位点有关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然而，自然选择显然并非作用于一个位点，而是作用于一个个体，亦即一个所有位点组成的整体。“基本定理”所阐述的结论只有在各个相关位点的选择值为加性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一出现互动作用——而现实情况正是如此——遗传频率的演变很有可能会导致平均值的减少而非增加。这就是我们对自然选择压力的总体影响的看法。
但是，因为不自觉地使用加法模式而造成最多误解和荒谬的领域，则是关于遗传信息和性状显现环境的各自作用的研究。这个问题常常被我们称为“先天和后天”的问题，让我们试着弄清相关各项的确切含义并详细阐释该问题的论据。
第二章  数的圈套先天与后天
有机体是在卵子受精时以一个完成最终合并的遗传信息为基础形成的。显而易见，任何个体都是“环境”作用于有机体的结果（“环境”一词包括所有参与该机体发展过程的因素：如食物、教育、情感，等等）。比方说，“先天”一词可以用来指这个遗传信息，而“后天”则可以指称所有那些造就出该个体的其他因素。假使我们研究该环境中的某一性状C，我们注意到它是多种原因作用的结果，这些原因可以合并为两类，即“先天”原因和“后天”原因。因此，数学家认为：C是一个先天和后天函数，表达公式如下：
C=f(I,A)
于是，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下面这个问题：“性状C中哪些是先天部分，哪些是后天部分？
”这个表面看起来无害的“份额”研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具有某种含义：“在一个家庭的平均开支中，食品和住房各占多少份额？”“法国能源供给中的石油和煤炭分别占多少份额？”但是“份额”一词有时则显得十分荒谬：“我的电视机的图像质量的接收份额和发送份额分别为多少？”“在我听一首协奏曲所感受的欢乐中，作曲家和演奏家各占多少份额？”
为了使“份额”一词有意义，就必须使用补充项来分析结果；换言之，它的“解释模式”必须为加法模式。如果不是加法模式，那么这只能是个有缺陷的概念，而且这个错误概念会将思考引入歧途，构成一个真正的陷阱，这个陷阱本身则由于是一个无恶意、不自觉的陷阱而变得更具危险性。
“可支配能源”现象是煤炭和石油的出口或生产所导致的结果，至少在确定了两者的共同计算单位的范围内，这两种原因具有相加性，于是我们可以断定石油占x%的份额。同理，因为以法郎来计算住房和食品的开支，因此可以算出两者在总开支中各占多少份额。然而，这种可加性往往并不存在，那么问题也就没有意义。当遗传因子和环境因素分别是所涉及的两个原因时，问题显然就属于此类情况。我们前面提到的函数f除非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不可能归结为加法并以C=I+A作为表达公式（其中I和A代表了那些只依赖于遗传因子或后天因素的项）。
无论如何，我们能够以一种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正相反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问题，力求深入分析所研究的现象。假设这个现象的特征为参数C，我们不再研究各个原因在定值C中的份额，而是研究它们在C的变量值中所占的比例，符号△C代表C的变量值。
我们要当心一点：我们就这样由性状分析转变到性状差异的分析，因而极大地改变了研究的主旨，这不等于论述肝的消化作用或者不同个体的肝功能差异。前者所谈的那些每个个体都有的功能可能更为重要，至于后者则另当别论了。
严格地说，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一样，除了个别情况外，一般不具任何意义。不过，如果“原因”的变量△I和△A的值足够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次数大于2的项，并且如果函数C相当有规律，那么可以认同下面的近似计算公式：
△C =a△I+b△A
其中a和b代表变量I和A分别在变量C中所占的“比例”。
一个“性状”
取决于两个“参数”的简单例子，就是某个地点的海拔高度h，它随该地的经度L和纬度l而改变。参谋部的地图用等高线标明函数
h=f(L,l)。显然这是个复杂函数。
不过，假使这个地点很小，小到被视为地面等同于l的平面图，就可以列出下面的公式：
△h=a△L+b△l
公式中的a和b表示这个平面图的倾角。使用这个公式可以轻易地解决某些局部问题，这十分有效。但是，脱离了局部问题，这个公式就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无论函数f多复杂，这个方法把C的演变简化为一个加法模式。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们承认自己所比较的这些个体间的I和A的演变足够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它们的平方或者乘积。换言之，我们仅限于分析一个分类群的参数C
的演变，这个分类群的内部遗传性质大体相同（△I小）并且属于一个几乎没有变化的环境（△A小）。
因此，任何使用这个结论来比较那些基因型可能极为不同的分类群（△I大）或者属于不同环境（物理环境、社会学环境、教育环境）的分类群（△A大）都是与假设相悖的欺骗行为。
这不是关系式（1）的唯一特性。这个关系式还说明了论证某些观察或实验结果并开发其成果的好处。我们的公式易懂又实用，确保了它的成功，但是当我们提起它的严重缺陷时，我们可能会被视为难相处的人：这个公式只有局部意义。
一个如公式（1）般简单的模式，其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它给了人完美的智力享受。我们再回到童年时代的蓄水池和水龙头的老问题上，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类似于一个有着两处水源的水池：遗传学根源和环境根源，当水池的水位产生了x厘米的变化时，每个水源在这个变化中占有多少份额呢？应当承认，针对某些明确又必须有所限定的问题，这种技术可能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由此得到的用途常常脱离常轨，反常到我们几乎无法在如此多的逻辑错误面前泰然地保持镇静。
事实上，一切都仿佛采用了与下面公式相符的一种说明模式：
△C =a△I+b△A
其次，在一些多少显得复杂但通常是正确的技术的帮助下，估算过参数a与b之后，我们得出了这些参数是C决定论的特有常数。然而a和
b 自身就是I与A的函数：它们与函数 f
的局部特性相符，却根本不符合那种联系C和I及A的未知机制的特有属性。
因此，那句常常被引用的著名话语：“智商变化的80%是基因型的演变，20%是出于环境的变化”，等于分别赋予系数80和20一个一般值，但是这两个数值只有在处于某种环境的某个个体分类群的特殊情况下才能最好地表现出来。
最后，涉及“先天和后天”的辩论的难点既不在于“先天”一词也不是“后天”这个术语，因为以某种随机性为条件，这个词语可以具有大家都接受的定义。难处来自于“和”一词，对于多数人来说，它令人联想到加法，而事实是它的基本含义是相互影响。
可惜，一个十分出名的数学算法
，即分析方差，可以回答先天和后天的比例关系问题，但是使用者却不是总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所得结论的意义上的有限性。对这个有时稍显难懂的方法的介绍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所提供的答案并不具有含义，除非那个问题本身具有某种意义。
第二章  数的圈套方差分析及其圈套
联系参数及其各个“原因”的函数通常是未知函数，因此势必借助于一些间接方法，用决定△C的各因数的变化来“解释”△C的变化。所有习惯于进行统计计算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方差分析的作用。方框1解释了什么是方差及方差的“分析”。
为了确切解释这个方法，我们将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例，但是我们在此热烈鼓励读者拿起笔，共同参与这个计算过程（只要会计算数字的平方就行了）。
性状的分布，方差和方差的分析
在一个有N名大学生的阶梯教室里，我们要求每个学生说出他们的身高：xi即学生i的身高。
计算这些学生的平均身高m的经典公式为：
m=x１+…+xi+…+xNN
还可以用更简单的公式m=∑N[]i=1xi/N
，其中符号∑N[]i=1的意思是所有指数i从i=1到i=N所构成的x个数的总和。
假设某两个阶梯教室的大学生们的平均身高m相等，那么其学生身高的分布很可能有显著的不同。这种分布的特性之一就是以平均值为中心的离散性。阶梯教室A的大多数学生的身高接近于平均身高，其离散差很小；另一个阶梯教室B里有一半学生的个头更高，另一半的个头较矮，其离散差的值就大。
我们可以设想一些测定这种离散差的不同方法，其中最经典的方法就是计算方差
V，即与平均值之间的间距的平方的平均值：
V=∑m[]i=1(xi-m)2/N
假设所有的xi都接近m，那么方差值很小；假设一些值与m之间的距离大，那么该方差的数值就大。
一间只有男生或只有女生的阶梯教室，其方差通常要小于一个既有男生又有女生的阶梯教室，因为女生的平均身高mF
小于男生的平均身高mG；教室里的学生的性别不同，就导致了某种附加的离散差。
下面就是对总方差的分析，分为两个部分：
计算男生的方差和女生的方差的平均值，即教室内方差 （英语为variance
within）；
计算两组人即男生组和女生组的平均值的方差，也就是教室间方差（英语为variance
between）。
我们通常可以证明：无论对这些个体进行分类的准则是什么（例如按性别、肤色分类，等等），总方差就是下面两个数字的总和：
各个不同类别的平均值的方差；
和各个不同类别的方差的平均值。
表述如下：
V=M(Vc)+V(Mc)
假设这些不同类别的平均值均相等，它们的方差为零，即V(Mc)=0；该性状的离散差完全取决于各个类别内部的离散差。
假设各个类别内部方差均为零，即M(Vc)=0，那么总离散差完全决定于各类别之间的间距。处于这两种极端情形之间的情况，我们可以用关系式V(Mc)/V来描述各个类别与性状的离散差之间的关系。方框1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个性状，对该性状的测定只取决于个体的基因型和个体的生存环境。简单地说，我们假定某群体只有两个基因a1和a2，它们的出现频率相同，由此产生了3种基因型（a1a1）、（a1a2）和（a2a2），其频率分别为1/4、1/2和1/4。最后，这些个体中，半数生活于第一环境，即平原；半数在第二环境即山上生活。我们已经假定参数C是智力活动的某方面特性（例如，众所周知的“智商”，但是我们在此不作确切的说明，这样可以暂时避免任何有关该参数含义的争论），因此，假设参数C的测定与下表相吻合：在环境I中，两个基因的同时出现使C值增大，而环境II中的基因
a2
使得参数C的值持续增大。这幅非常直观的简图与我们在疟疾环境或非疟疾环境下，对那些导致某些血红蛋白反常现象的基因的观察结果相近。
基因型→
环境↓a1a1a1a2a2a2
I10014060II7090110

群体的性状平均值等于100因为个体总数的1/8生存于环境I
中并具有基因型a1a1，2/8生存于环境II中，其基因型为a1a2，等等，由此得出：m=1/8×100+2/8×140+1/8×60+1/8×70+2/8×90+1/8×110=100。，通过方差计算出以该平均值为中心的离散差，此处为V=750同理，根据定义来看，方差为：V=1/8（100-100）2+2/8（140-100）2+1/8（60-100）2+1/8（70-100）２+2/8（90-100）2+1/8（110-100）2=750。。这个方差起因于下列两个原因：
并非所有个体都具有相同的基因型；
并非所有个体都生存于相同的环境之中。
为了估计遗传影响所产生的总方差的比例，只需将生存在同一环境中的个体集中到一起并计算该分类群的参数C的方差VG。既然环境对该分类群的所有个体起着相同的作用，那么VG就代表了基因作用下的离散差，由此得出：
环境I中，VG1=1100因为环境I中的平均值为：mI
=1/4×100+1/2×140+1/4×60=110，方差为VI=1/4（100-110）2+1/2（140-110）
2+1/4（60-1１0）2=1100。
环境II中，VG2=200
等于说，如果这些个体各有一半分别生活于两个环境中，那么平均算起来，VG=(1100+200)/2=650。
换言之，根据这个计算，基因就是造成总方差等于650/750=87%的部分原因；通过差额计算，可以估计环境所占比例为13%。
这个严密精确的论证能够“科学地”断言相关性状的演变基本上是受到“先天”因素的支配，它可能会对许多决定产生重要影响。
可惜，我们从另一条也极为精确的途径来重新进行分析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为估算遗传影响产生的方差的比例，只需将两个环境中具有相同基因型的个体集中起来，计算每个个体的参数C的平均值m，得出：
Ga1a1a1a2a2a2
m8511585
这些平均值的离散差起因于各个基因型的作用，它们的方差很容易计算出来。这个方差则代表了那些“先天”原因能够解释的总方差所占的比例，于是得出V′G=225。因此，先天因素在C的变差中所占的比例为225/750=30%，通过差额计算，我们估计“环境”原因在其中占了70%。
因此，我们使用同一组数据，通过两条同样符合天生直觉的合理途径，进而得出完全矛盾的结论。
到底是怎么回事，圈套在哪儿呢？
它就在方差分析的根据之中。方差分析是假设一个参数恒定不变，来测定另一个参数的剩余效应。 
方差分析可以通过计算不变环境下的所有方差的平均值，或者计算与各个不同基因型相应的所有平均值的方差，这两种方法来完成。
一个极为简单的数学展开式表明这两条途径只有在基因型和环境这两个原因的结果具有可加性，也就是说每个原因的结果都与另一个原因模式互不相关的条件下，才是等同的。例如，下面这幅图就属于这类情况：
基因型→
环境↓a1a
1a1a2a2a2环境的特有结果
I10014060+10
II7090110-10
基因型的特有结果-15+15-15100
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什么基因型，环境I中的C都增加了，为＋10；无论处于什么环境中，基因型(a1a2)
的C值都减少了，为-15，不存在什么相互作用。这时，读者可以核实，我们所描述的这两条途径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可加性，那么任何的比例份额分析全都是徒劳的，因为分析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在我们的原始图表中，相互作用的结果的方差极高，因为各种不同的基因型因环境不同而产生了极为不同的性状。我们对总方差（750）的分析如下：
基因型的特有结果的方差 VG=225；
环境的特有结果的方差 VM=100；
相互作用的结果的方差VI=425。
我们可能很遗憾，这些在学统计的一年级大学生的理解能力范围内的数学事实（只要会计算平均值和方差即可）竟然被如此多的心理学家所忽视，这让我们回想起一句著名的短句，它明确指出基因和环境在智商演变中所起的“作用”，现在仍然有人引用这句话。问题不在于争辩所提出的数字，而是应该考虑作必要的假设以使这些数字有意义：基因和环境本应该增加其影响，但很少有专家敢于支持这样一种的机制。因此，这个小短句即使常被影印援引（一位取得巨大成功的法国儿童精神病学家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还引用了这句名言），也只能是一句愚蠢荒谬的话。
在一句斥责性的名言中，想了解我们星球的真实地理构造的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1875～1959），法国社会学家。
——译注
提出一个劝告：“让我们摆脱麦卡托化！"
因为我们地球的形象已经在地图上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麦卡托麦卡托（Mercator，1512
～1594），因为制成互成直交的经纬线的地球平面投影图而闻名于世。——译注的地球平面投影图赐予加拿大北部和西伯利亚过多的地盘，还奇怪地减少了非洲的面积：因此我们应该忘记麦卡托投影。
那么，“摆脱加法化”不是更为重要吗？
这不是在否定加法运算的作用。某一天，当着几位全国教育总监的面，心血来潮而谨慎地提出只在毕业班教授加法的建议的确是过分极端。
但是，意识到某个可能过早学会并且过于随便使用的工具的危险不是没有意义的。让我们以一个完全真实的趣闻作为结束语：我的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偏僻荒漠的同事那天早晨非常高兴，因为他将要娶自己所爱的女子为妻了。“为什么你之前一直在等待呢？”“因为我得送给她的父亲一头牛作嫁妆。”“你怎么弄到那头牛的？”“用7只山羊换来的。在我们那儿，一头牛等于7只山羊。”“那么你又怎么得到那第7只山羊呢？”“用6只小鸡换的。我们那儿，一只山羊等于6只小鸡。”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说：“那么，在你们那儿，一头牛等于42只小鸡喽。”他对我的蠢话感到滑稽，就笑着回答：“没人会蠢到这么去算。”

的确如此，等到有了难于计数又难于运输的42只小鸡才去用它们买一头牛，这是个多么滑稽可笑的想法啊！
我很小就知道不应该将白菜和胡萝卜相加在一起，我刚刚又了解到应该谨慎地对待把小鸡和小鸡相加的问题。
第三章   分类的圈套性状的随机选择
分类的圈套
我们所感知的周围的现实，是由一些不协调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物体组成的一个集合，有时必须作出极为抽象的努力来根据它们的特性将之分类。我们在夜空中看到的每个光点都真实存在，可以认出它们每天晚上都是一样的。那么，把这些光点视为一类物体，即星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时，我们就必须非常努力地想像，才能将太阳这个表面形象截然不同的发光体看作星星，并且还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将行星这些看似相同的物体排除在星星这个类别之外。
为了使我们的认识领域更加广阔，并且鉴于我们智力的局限性，用数量非常有限的类别、等级来替换无限多变的现实是必然的。为了进行分类，我们不得已只好研究我们能够分辨出来的物体的一部分特性——我们必须缩小我们的视野。但是，以此为代价，我们能够建立某种秩序，能够阐明物体之间的某些关系。
不过，这种秩序，我们不是把它放在事物自身，而是用于我们对它们的看法，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用来描绘这些事物的方法。我们试图理解现实中物体的相互作用并逐渐地写出一篇“科学”研究文章，而我们所提及的“现实”只是一种由我们的思想根据感官捕捉到的“现实”所创作的一幅漫画。
为了使这幅漫画尽可能地忠实于所研究的事物的自然属性，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我们思想的本能活动根本无法保证这些谨慎措施得以施行；我们也几乎无法把那些非我们自己所为但却是我们在自始至终的教育中，特别是在学会说话的过程中就承认的分类放下来，因为任何语言都意味着一种类别。
我们已经逐渐地屈服于一条严格的纪律，这个纪律是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条件：先说后写，用词语来指代事物。这些约定俗成的词语包括一小部分的“专有”名词，它们只用来指称唯一的对象，以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名词，这些普通名词用来表达一些由混杂在一起、未加区分的数不胜数的物体所构成的类别。
“科学”进程沿着同样的方向向前发展，科学不就是努力地确定一些有效的类别，逐渐用专有名词取代普通名词吗？用变化频繁、无法预料、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火红的太阳来代替一个普普通通的和许多同类一样有着完全相同的基本核反应的星球。
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机制，它的确帮我们扩展了我们的理解范围，甚至确保了我们作用于它的力量，但是它以同样的运动压制了现实，用一种类别的共性取代了每个事物的独特性。
脑力舒适在其中占了上风，然而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糟糕的是我们意识不到这个过程的危险性，还冒险使用那些距有效适用领域甚远的类别定义所检验的方法。因此，明确这种机制、阐明它所依据的假设以及找出概念的局限至关重要。那么，我们所赖以划分类别的智力进程是什么呢？它具有怎样的随机性？即使我们只能用若干事实来回答问题，关注这一活动的细节也并非徒劳无益。
我们首先注意到“分类”一词既指划分类别的过程本身，也指这个过程所得的结果。而且在这种分类中必须区分下面两个词：
第一个词用于给各种不同的类别下定义，即分类学；
第二个词用于将一个物体归入一种类别，即个体识别法。
曾经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些活动，尤其是有关生物分类的活动，我们在这里将仅仅举出以下这个特例。
性状的随机选择
一个对象，
我研究它的整体性（借用我们的比利时朋友的准确说辞，研究它的“完整性”）时，它是无法被分类的。它在我面前，它不可征服，它不属于我的类别，它完全避开了我。为了驯服它，将其编入我所定义或将要定义的井然有序的类别中，我必须忘记它，用一个我事先选定的特性的集合来代替它。我得忘记我的忠实伙伴瓦利，而仅限于观察它的皮毛颜色、体重、口鼻的形状、吠叫或奔跑的方式。通过这些特性，我可以确定这是一种动物，一种狗，一种德国牧羊犬，就这样把它归入一个类别。
为了进行这种分类，我将依据自己的目的来选择这个或那个性状集合。因此，我无法真正地给物体分类，而只能根据对这些物体的测量来将一些特性集合分类。
长久以来，我们所考虑的属性就是那些直接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特性，如颜色、形状、重量、行为……因此，我们的已知数据只限于对象的表型。所以我们能够在生物集合中分离
出那些体内有骨骼的生物，列为“脊椎动物”门；脊椎动物中，哺乳幼兽的动物属“哺乳动物”纲；哺乳动物中，大脑特别发达的动物为“灵长动物”目；最后，灵长类动物中与我们可以繁殖出后代的个体总和就是“人”种。每个分类阶段所使用的标准都与一种或几种容易觉察到的特性相关。
此外，我们知道物种常常汇聚了数目可观的个体，分类学家们常常冲动地不遵循物种的等级，以亚种、“宗”和“（比宗更小的）群”（注意，此处的“亚”不含有任何价值判断，而只意味着延伸到下一个层次的分类）来分析这些物种。再者，他们所用的是一些诸如肤色、身高、头发的组织结构等表型标准，就是这些标准确定了3个传统“人种”：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
然而生物学的进步表明了有些非直观的性状可能在描述一个生物并把它归类方面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兰德斯坦纳兰德斯坦纳（Landsteiner，1868～1943），奥地利裔美籍生物学家。1930年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获得者。——译注在1901年发现了第一个血型系统，即ABO血型系统，这个发现把所有人类分属于4个类别（还可以再细分，但是我们在此坚持这一精确程度）：A、B、AB和O。这些截然不同的类别，可以使我们毫不含糊地完成分类。科学家们又逐渐地发现许多其他多种多样的系统，如免疫球蛋白（即Gm系统）或组织亲和性（即人体白细胞抗原系统）系统。
我们对这些特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了非常精确的程度，所以即使各个系统的多种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组合的数量很多，我们也能根据这些特性完全识别其中的每个个体。

另外，这些特性与个体自身起始于孕育初期的经历互不相关。个体自父母亲那里接收到基因，并且受这些基因支配，个体的这种特性终其一生保持不变。所用的数据不再与那些或多或少受环境的影响和支配的表型有关，而是与处于绝对稳定状态的基因型相关。
这种稳定性，这种与个体接收到的生物基因型之间的直接联系促使我们优先考虑基因型的特性来创建分类学，并把所研究的对象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别。可惜的是，我们的可用数据常常只有那些直观的表型特性。我们必须确定表型与基因型之间具有毫不含糊的一致性，才能实现从一方过渡到另一方，可是这种情形很少见。即使在特别简单的ABO血型系统中，这种一致性：
基因型(AA)(AO)(BB)(BO)
(AB)(OO)
表型［A］［A］［B］［B］［AB］［O］
也不可能通过表型来了解基因型，一个个体［A］既可以是(AO)也可能是(AA)。
对与量性性状而言，困难就更大了，因为我们不了解基因如何影响表面性状的生物机制，只能够建立一些数学模式。因而，人体的肤色被遗传，“正如”色素沉着度受四五对加性基因的支配一样。事实上，与此相关的决定论极可能更复杂得多，并与数目更多得多的基因有关，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此尚一无所知。
这些模式补足了我们的无知，强调了某些如“遗传性”等概念的有效操作性，从而建立了表型和基因型的总体联系。因此，特性是分类学和个体识别法的根基，科学家们不再进行直接测量，而是通过概率的分布来了解这些特性。
另一方面，当研究对象不是一些个体，而是一些个体集合、群体时，我们有必要借助概率。
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多少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了解这些群体，并且估算它们各自特性的概率。

总之，分类的出发点是一份研究对象的清单（例如我们已知的个体生物的集合，或者个体组成的群体的集合），根据这些对象，我们列一份特性清单，这些特性或许是一些测量数据，也可能是一些已知的概率法则的参数。
很显然，根据认识的状况，根据我们的研究能力，以及我们生来就对各种标准感兴趣的特点，这些特性清单可以有很多变化。
第三章   分类的圈套对象间“距离”的随机选择
当我们用唯一的标准描述,
“对象”的特性时，很容易就能将同类对象汇聚在一起：按照身高或者按照体重来分类都不成问题。然而，一旦同时考虑两个或多个标准，比如，同时根据体重和身高来分类，一切就都起了变化。不过，为了尽量忠实地描述研究对象，我们显然必须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标准。
对象i和j是两个个体或群体，比较这两个对象就是比较两个数字序列集合：
Xi〓{Ｘ1i, X2i, ... ,
Xni}，Xj〓{X1j,X2j, ...,Xnj}
其中，X1i是对象i的性状
1的测定值。于是我们发现自己的头脑连单单回答下面的基本问题都不行：“对象i更像对象j，还是更像对象k呢？”也可以换一种问法：“i与j，还是与k更相近呢？”
引入“相近”一词促使我们谈到“距离”。任何分类最终都是在确定一个距离，在设想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以点的形式出现，性质相近的对象与距离相近的点保持一致。这个空间对于数学家来说只是一个多维空间，一个由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特性的数量相等的坐标轴所建立的多维空间。我们要确立一个距离，也就是说，根据集合Xi和Xj的元素，采用一种计算方法，得出一个数dij，即i与j之间的距离。
缺乏想像力的数学家们发明了许多计算距离dij的方法，这些方法全都经过论证，但是有时候却得出极为不同的结论。
最著名的方法就是经典的“欧几里得欧几里得（Euclid，生活于约公元前300年），古希腊数学家，以其所著的《几何原本》闻名于世。——译注
距离”，即它的平方等于测定值i和j的间距的平方之和；这就是我们上学时运用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时所使用的距离。
有时“曼哈顿距离”在曼哈顿(Manhattan)，从A地点到达B地点没有直线道路，必须绕道经过C地点；ABC三点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AB是斜边，AC和CB是直角边，用AC和CB可以表达AB的长度。因此，所谓的“曼哈顿距离”是指在不考虑障碍的条件下，两个地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译注
也十分有用，其中，dij就是这些间距偏差的绝对值之和（这正好与纽约城的两点间距离相符：两条绿阴大道的间距再加上两条街道的间距）。
比较复杂的是“马哈拉诺比斯距离”由印度著名统计学家马哈拉诺比斯提出的马哈拉诺比斯（Mahalanobis）距离，又叫“马氏距离”，表示数据的协方差距离。——译注，它考虑到各种特性之间的联系（一条关于身高的信息会带来一条关于体重的信息，因为两者是有关联的）。这种计算方法确立于1936年，需要进行测定值之间的方差——协方差的矩阵反演。因此，一直到研究人员们开始使用运算速度快的计算机时，才得以迅速普及。
最受群体遗传学家们赏识的是“余弦距离”（i和j之间的距离就是一个角，这个角的余弦等于各种等位基因的频率的平方根的乘积之和），它为按照基因型进行的群体比较提供了很多方便。
与这些“距离”计算方法并驾齐驱的就是起类似作用但又有不同优缺点的相似系数或不相似系数（卡尔.珀森卡尔.珀森（Karl
Pearson，1857～1936），英国统计学家。——译注的著名的人种相似系数就属此类）得到了确定。
列举这些事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确定距离的定义不是一件普通事。根据所使用的不同公式来计算对象间的距离，同样的数据可能会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导致“相似性”或完全对立的“不同性”。老实说，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危险性看起来理论大于现实：使用不同的方法常常得出相近的结论。
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距离经常受研究者研究习惯或者计算程序的支配，后者比对各个优势的理论分析更臻完善。为了使某些争论更加相对化，记得这一点是有益的。
大多数计算距离的方法在一开始就需要回答一个新问题：应该保持相关的各种不同性状间的平衡吗？怎么做？因为在总体距离的计算中，或者是由于它们的度量更精确，或者是因为它们的离散差更小，也或者它们与预计的更重要的特性相符，某些标准似乎应该比其他标准的影响更大。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没完没了。我们似乎无法客观地确定一个性状的“重要性”（请参看索卡尔和斯尼思以索卡尔（Sokal）和斯尼思（Sneath）为代表的数量分类学（又称表型系统学）是当今三大分类学派之一。——译注的作品），以至于许多专家认为宁可让各种参数具有同等的分量，无论它们是什么参数。
这次的问题不是什么刻板的问题；按照所采用的统计学加权，爱斯基摩人可能会比尼洛特人更接近俾格米人（根据身高），或者比俾格米人更接近尼洛特人（根据肤色）。
同理，对比不同群体时，我们也同样可以更注重稀有基因的差异，或者相反地，更关注那些频率中等的基因，或那些很普通的基因，等等；其结果也会随之受到明显影响，正如卡林卡林.凯奈特（R.
Kenett）和鲍馁-塔密尔（B.
Bonné_Tamir）合著，《犹太人群体的生物化学基因信息分析》，《美国人类遗传学学报》,
1979年，341～365页。最近所做的各种不同犹太群体的比较研究所显示的那样。
因此，对于任何分类而言，不仅应该详细说明它的分类标准，而且也应该详细阐述其中每个标准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使用何种方法。
第三章   分类的圈套类别定义方法的随机选择
由于研究对象即个体或群体的集合存在于某个带有一定距离的空间里，因此需要把它们集中到性质相同或不同的子集中。由此出现了两个缓慢的进程：一个是不断分化的“递减”过程，另一个是逐渐聚合的“递增”过程。
我们的思想的本能活动常常属于递减过程，我们先前提及的动物界就是这样。面对一个由许多对象组成的集合，我们按照一个标准建立了分类群，把具有形态
X的对象放在一边，把具有形态Y的对象放到另一边（例如，白人和黑人）。然后我们按照另一个标准来分析每个分类群，我们可以根据下面的简图画出一棵逐渐分叉的分类“树”：
研究过所有的标准之后，这个进程就终止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分类都是所谓的“一元”式分类。因为，从一开始所考虑的特性来看，每个分类都是相同的。结果显然取决于对各种不同标准的研究秩序。不同的秩序可能会产生性质全然不同的类别。因而这些类别是在标准的秩序中先天认可的等级的结果，而远非事物的自然反应。为了减少这种随机性，分类学家威廉姆斯（Williams）和朗贝尔（Lambert）主张优先考虑那些与其他性状集合有关并且计算简单容易掌握的性状秩序，而这又是一种随意性的态度。
从理论上看，通过一种总体距离来考虑每个阶段的性状的集合，可以无须创建一元式类别直接进行“递减”分析：选择要分类的n个对象的分布距离，其中n1个对象属于一个类别，那些n-n1
个对象属于另一类别，使n1个对象间的距离n1(n-n1)之和为最大值。
但是为了选择这样的分类，就应当计算所有可能的这种分类的距离之和。而这些分类的数目为2n-1-1，也就是说，如果n=50，其数目大约有100万亿。而这种运算必须还深入到分类树的各个分支的各个阶段，即使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也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对数十个对象的分类。因此，当我们想像一下只能够凭直观来进行这样的分类时，我们实在太失望了。
所以，最常用的自动分类方法不是递减法，而是与我们自发的本能方法相反的递增法：把同类或相似对象聚合为类别，这些不同的类别又与其他聚合在一起的对象或类别作比较。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下面的简图表示出来。
最相似的对象a和对象b 被分到一个类别 f, 接着类别 f 和最接近f的对象 c
被分到另一个类别 g……
完整地画出这棵分类树的渐进运行线需要经过很多的步骤，分类树的主枝不是以树干为根基，而是从最末端的枝杈开始。我们可以在斯尼思和索科尔(1973年)
等书中找到部分相关的论述。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所得结果可能极为不同。在实践中，研究人员（他们通常不怕滥用计算机）借助于不同的方法来分析他们的数据，根据参数确定集合，再变换这些参数研究同样的方法，然后画出所得的分类树，并保留他们认为“合理”的那个或那些分类树。最终会达到接受一种先验观点并用大量的计算来巩固这种观点。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计算常常能够从一个全然乱七八糟的数据的集合里分离出一个结构，明确一些组合，否决其他的组合。这些计算构成了一种能让我们更好地“看待”现实的工具。但是仍然得意识到这个工具的局限性，尤其要避免因为数学更深奥难懂以及计算机的使用更昂贵就对结果怀有无比的信心。
现象树与系谱树
无论使用什么方法，所得的分类树都是一些“现象”树，也就是说只考虑被研究对象（或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的性状分类树。
当这些对象是生物或者生物群时，我们知道它们有一个系谱，即直系亲属的传承史。我们能根据它们的分类来重现这一历史，亦即绘出这棵系谱树吗？
必须的原始假设是因为两个个体或者两个分类群之间有着更多的家系联系，即有着更为密切的结合关系，而使两者间呈现出更大的相似性。
至于那些从定义看来自双亲的有性生物，一个关键性的障碍立即出现了：以我们的定义而言，它们的系谱是一个网络而非一棵树。术语“个体系谱树”完全不合适，因为我们只有将时间顺序颠倒过来，把最新出现的个体作为树干，把最古老的祖先视为这棵系谱树的枝杈，才能绘出这样的系谱树。
对系谱树的研究只对一些逐渐分化却没有任何融合的个体分类群才有意义。这个简图就是物种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分化的简图，因为每个物种都因生殖隔离屏障的存在而得到确定（至少是动物，因为一种植物或微生物可以通过另两种植物或微生物的杂交创造出来，这就导致了一种“网状”演变，而不是“树状”演变）。
试图重建物种分化史的研究随着生物化学的进步而逐渐增多，科学家们可以比较不同物种所含的相同的蛋白质（血红蛋白,
细胞色素……），一直发展到比较它们的最细微层次，即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古生物学的数据与生物化学数据的汇总结合逐渐表明可以把这视为相关学科的一次辉煌成功。
这个成果可能会引导某些研究者不太谨慎地根据现象树就得出系谱树的结论，而根据各种形态特性或遗传特性来对当今的人类进行分类，试图定义“人种”概念并说明人种分化历史的做法正属此例。
第三章   分类的圈套人种的定义
事实上，种族的定义，最初是建立在其表面特性上，没有考虑到可世代遗传的真正的生物因素，即基因。现在不再像19世纪那样，根据人的表面性状即表型来区分人群，而是根据他们的基因型进行分类。最近出版的遗传学著作里提到了下面这个公认的关于种族的定义：“一个种族就是一个共同基因数目极多的个体的集合，这些个体可以根据这些基因与其他种族相区别。”（毛蒂尔斯基和沃热尔毛蒂尔斯基（Motulsky）和沃热尔（Vogel）曾合著《人类基因》等作品。——译注，1979年）
我们还要使这个定义具有实质内容，即明确什么基因能辨别“个体的集合”。
正巧，肤色这个曾作为最早的原始分类标准的性状就遵循一种精确的遗传学决定论。事实上，与此相关的是数量而非颜色。深色皮肤是由于一种色素，即黑色素的存在造成的：黑色素存在于黑人的皮肤，在白种人或黄种人的皮肤里却没有或者数量很少。这种遗传构造的差异可以通过自然选择效应得到解释，即根据紫外线的照射强度。骨骼的钙化必须有维生素D（缺乏维生素D会导致佝偻病），而维生素D在紫外线的光照下在皮肤里生成，如果没有黑色素，紫外线会轻易穿透人体的肌肤。在欧洲以及北亚和东亚地区，紫外线不是那么强烈，缺乏黑色素的个体享有一种强选择性优势，生成黑色素的基因逐渐就消失了（然而这一解释却与几个特例相矛盾，如肤色很深的爱斯基摩人和俾格米人，他们生活在地球的最北端或者大森林里，几乎没有什么紫外线的照射）。因此，第一种分类法根据负责合成黑色素的基因（科学家们对这些基因尚了解不多，但是可以估计它们的数目为4对或5对基因，也就是说位于4个或5个位点上的基因。术语“位点”指一个染色体所处的位置，支配一种基本性状的基因就位于此）而将人类分为两大分类群，把“黑种人”群体与“白种人”、“黄种人”群体区别开来。
另一个遗传性状同样可以把人类分为两大分类群，这就是持久的乳糖酶。
对于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奶里含有一种碳水化合物，即乳糖。哺乳动物的消化需要一种酶，即乳糖酶。在哺乳期间，这种乳糖酶的活动频繁密集，之后就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这就造成了成年哺乳动物对乳糖的不耐受性。相反地，在某些人类群体里，乳糖酶的活动在人的一生都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为新生儿的75%），并且不存在任何的乳糖不耐受性。这种似乎与一对基因有关的性状在北欧的居民中十分普遍，在南欧稍少，而在亚洲和非洲则十分罕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事实对某些人类群体的健康状况的改善计划所产生的后果。适合于欧洲人的不一定就适合于亚洲人或非洲人）。这一次是根据相关基因的频率将人类划分为两个分类群，即欧洲人和非欧洲人。
最后，让我们来研究众所周知的遗传机制的两个生物特性，即猕抗原系统和人白细胞抗原免疫系统。
这种猕抗原系统是受到一些位于3个位点的基因所支配，并且每个位点都包含有两类基因（假设我们忽略一些少见的不同变体），因此有8种可能的组合。其中的一种被称为R0只在黑非洲以高频率出现；另一种被称之为r,
在亚太地区十分罕见，而在非洲和欧洲一个又一个群体中出现频率则很高而且又显著地恒定不变。
人白细胞抗原系统与4个位点上的一些极为不同的基因有关。格林纳科尔和德戈通过对48个人类群体的可用数据的总体分析确定了一些相对同质的“群”登载于1977年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学报》，60～75页，《对124个人类群体样本的HLA基因频率的对应分析》，格林纳科尔(M.Greenacre)和德戈（L.Degos）合著。
一为欧洲人和非洲人群体，一为亚洲人和爱斯基摩人群体，第三个为大洋洲人群体。

总之，这两个系统都成功地划分出相对的两类人种，一类是亚洲人和爱斯基摩人，另一类是印欧语系人和非洲黑人。
根据所采用的研究标准——肤色、乳糖酶或免疫“系统”的持久性，联系这三大传统的人类分类群的观念完全改变了：无论A、B、C指代什么样的分类群，我们都可以随意地断定分类群A与分类群B、C相区别，而后两个分类群是相近的，并用生物学论据来证明我们的命题。

换言之，我们能够根据3个标准来完成关于这些分类群的3棵分类树：
这个结论缺少能够以逐渐分杈的树表述人类历史的结果。这种历史是一张包括同样多的交流、融合和分裂的网。因此，试图确切说明一种不可能具有总体意义的分类是个幻想。

然而，与刚才使用的逐步分化的递减分类法相比，我们宁愿采用一种总体相似的群体的集合递增法。
了解了各种基因在各个群体中出现的频率，就可以在基因型间的整体差异的基础上计算出两个群体间的差距。那么，人种的定义在于研究分类群群体。比如，当两个群体属于同一个分类群时，它们之间的差距小，当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分类群时，它们的差距就大。我们发现，对于人种而言，这个步骤无法完成。
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提及美国哈佛大学群体遗传学家勒翁旦（R.
Lewontin）和根井正利（Masatoshi
Nei）见雅卡尔的著作《差异的颂歌》107页，瑟耶出版社，巴黎，1978年。的研究结果即可：他们发现我们人类的平均遗传多样性的7%到8%可以通过属于同一种族的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得到解释，85%可以通过属于同一民族的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得到解释。这一结论可以表述为：平均看起来，两个法国人群体间的差距要比两个偶然选取的白种人群体小，但该差距只有7%；也比地球上的任意两个群体的差距小，但这个差距也只有15%。
分类群间的这些差异如此无足轻重，以至于任何分类的结果都受所研究的性状及所采用的分类法的支配。为了说明这种不稳定性，我们可以像卡瓦利-斯佛扎（Cavalli-Sforza）和爱德华（Edwards）由朗加奈（A.
Langaney）援引自《人类多样性和历史》，《人口》，1979年，985～1005页。那样对比两棵根据不同血型和人体测量所得出的分类树。
结果出现了许多不一致：其中的一棵树表明爱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和毛利人相近，另一棵树则表明爱斯基摩人与法国人和瑞典人相近。
因此，与否定各种人类群体的差异性无关：非洲黑人会合成黑色素，这是欧洲人所不会的；成年欧洲人仍旧保持着乳糖酶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在大多数亚洲成年人体内已经消失，等等。但是全部的相似性和所有的不同性如此复杂，以至于一旦试图根据已知数据来形成一个观点时，这幅图就会变得混乱模糊。
诚然，人是不同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有性生殖过程，这种差异在同一个家庭或同一个群体内的个体之间的表现比不同家庭或群体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从遗传学角度看，我的邻居与我不同，他属于另一个村庄，另一个民族，另一个种族，这使得他与我的距离稍远，但是外加差距很小以至于无法在真正具有意义的边缘分类群之间划线。
遗传学家关于“种族”一词的回答是明确的：这个概念在人种里不符合任何可作出客观定义的生物学事实。
第三章   分类的圈套分类与多元性
引入“距离”的概念是为了解决一个基本困难：如何对比由好几个测定值描述其特性的对象。通过一种差距，用一个唯一的多少有些随机性的测定值来取代这个测定值集合；于是从所采用的接近的概念出发，把最相近的对象集中在一起。
也可以采用另一种随机性较小的方法，数学家们称之为“多角度的分析”，我们试着描述这种分析法的原则。一条直线，首先确定它的起始点和长度单位，然后根据唯一的测定值把判断为有特点的一些对象用这条直线上的点来表示。如果出现两个测定对象特性的数值，那么这些对象可以用带有两个坐标轴的平面上的点来表示；有3个测定值，则用三维空间中的点来表示。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很容易想到通过4个、5个……10
个测定值来描述的对象，就要用“4维空间、5维空间……10维空间”中的点来指代，可惜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这样的空间（数学家的眼睛和大街上的普通人的眼睛一样都无法看见，这与只有少数高智力的人才能理解的高度复杂的数学概念无关）。
为了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最好地确定那些“多维空间”中的对象点的位置，我们把它们投影在可视空间即一维、二维或三维空间上；这种投影尽可能地不歪曲这些点所构成的阴影。依靠这些方法，我们成功了。这些方法的理论简单，但却需要极为复杂的计算，以至于在电子计算机诞生之前的时代的科学家们只好放弃。现在，只需一个为此目的而编制的程序，再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了。在这之后，只需用智慧来解释所得结果就行了。
法国一件政治大事的事例说明了这些方法的应用所在和它们的局限性，而且尤其揭示了一种直观分类的危险这里所列举的数据引自皮埃尔-玛丽-居里大学（巴黎六大）本兹克里（J.-P.Benzécri）小组的阿拉刚塔拉（Alcantara）、博尔迪耶（Bordier）和奥巴迪亚（Obadia）3位先生的一份研究报告。
1969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竞选有7名候选人：德费尔（Defferre）、迪卡泰尔（Ducatel）、杜克洛（Duclos）、克里维纳（Krivine）、波埃（Poher）、蓬皮杜（Pompidou）和罗卡尔（Rocard）。对巴黎31个选区选票的统计明确说明了每个选区对这些候选人所持的看法：这些候选人就是一个“31维空间中的对象”，这31维仅仅是在31个选区所得的选票数。我们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此不是比较总统候选人或他们的竞选纲领，而只是根据相互间所得的选票来比较选民们摆放他们的位置。
只需将其投影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在一个一维空间上），就能极为简单地分析这7个点的分布。结果惹人注目（见图1）：我们发现左端的点为“杜克洛”，右端则是“蓬皮杜”，右侧靠近中心的点为“波埃”，在这个点和“杜克洛”之间是“德费尔”。
这样，完全重现了传统的左右对立，这些点按秩序排列分别为：共产党、社会党、中间派别、戴高乐派。但是这一完美的排列被另外3个候选人克里维纳（革命同盟）、罗卡尔（统一社会党）和迪卡泰尔（无党派人士）打破了，这3个点位于左侧，接近中心。
1969年法国总统大选总统候选人统计
图1. 一维投影
这个结果几乎不符合平常的观点，因此分析员得出结论，认为在一条把31维空间简化为一维空间的轴线上的投影，极端地缩减了可用信息。那么，我们建立原始的平面投影；换言之，把31维空间简化为二维空间，再画一条垂直于第一条轴线的轴线。(如图2)

图2. 二维投影
这次的结果与预测吻合：在第二轴线上，前4位候选人和迪卡泰尔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指代“迪卡泰尔”的点与“弃权”票的位置相近：意味着投票选这位候选人，与选择弃权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的当选机会为零，他的政治地位也很模糊没有确立。
位置相邻，相反地，象征“罗卡尔”以及“克里维纳”的点的位置则很远。
这第二个方法与左右倾向的问题无关，而是牵涉另一个特性，这个特性使其中的两位候选人与另5位候选人形成对照，这个特性与竞选者个人有关系。根据个人的偏好，我们可以说该特性把“资历深的长者”与“具现代思想的新派人”区分开来，也可以说把拥护秩序的人与支持无秩序的人作一对比。数学家不参与选择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仅限于告诉我们习惯的左右派的区分方法只有在对比某些候选人时才具有意义；对于其他的候选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效的方法。
我们本能地进行一维的政治逻辑推理，根据或多或少的左派或右派倾向，把政党、政党领导人或我们的谈话对象分门别类。极为值得庆幸的是，观点或学说在事实上有着更多的细微差别；数学分析表明其他对立或其他看法也应该被考虑在内。事实上，这类分析给予我们很多东西：它能根据重要性来对各种不同的看法分类，甚至可以通过所发现的各种研究对象（在我们的例子里，就是那7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差距来说出每种看法的重要性。我们不进行这些要求复杂方法论的推理。为了说明这个方法，应该承认对1969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巴黎选区选票的分析表明，选民所意识到的候选人间差异的86%是来自于“左派—右派”的观点，7%则是根据“资历深—新派”的看法。
这些总体价值观意味着，对于那些主要候选人来说（即那些得到最高选票数的候选人），左、右派的一维分析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一维分析完全掩盖了一个事实：迪卡泰尔、罗卡尔和克里维纳在选民们看来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选民们是根据另外一个标准决定投票选或者不选他们。
这种政治分析的真实性，在大多数领域内也表现得如此。我们在这些领域里进行分类，是为了在这种我们看来极端多样性的周遭世界里认识我们自己。一切都归为唯一的一种观点，唯一的维度，即一种极端的信息贫化，以至于就本质而言的现实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我们只看到了它的讽刺。在两维的空间里，我们能够希望稍稍更接近对全部对象的一种正确理解，而对于这些对象，我们声称已经形成了一种想法。然而，为了从一维空间过渡到二维空间，我们的思想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而我们的智力惰性反射常常促使我们只满足于一种简单的左右、黑白、美丑、善恶的对立观点。
在重复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关于必须“摆脱麦卡托化”的主张的同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为了避开数字的圈套，应该“摆脱加法化”；为了逃开过于简化的分类的圈套，恐怕“摆脱一维化”显得更加重要。
我们不是在诋毁分类这样的一种智力方法，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想被来自外部世界的连续不断的信息流所淹没，那么我们就不能放弃分类法。我们没有选择分类或不分类的权力，鉴于我们自身的局限，我们必须以一种我们特有的方式分等、分类和再造外部世界，设想并命名其中的实体。
但是，相对地，在这种活动中，我们的选择面更广，我们不该忘记这一点。我的分门别类或命名某领域的方式是随着有利于我们之间的交流的整个文化集体而变的。面对同样的需求，一个爱斯基摩人或一个俾格米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满足它，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严肃的相互理解的问题。
我们发现这种活动在我们的文化中经过了有系统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使用电脑等在某些既定方面具有高性能的工具来替换我们自己的智力工具。对于任何一门科学而言，“自动分类”都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相应的方程式、算术和相关程序使它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极强的威慑力。我们有可能面临着对由这种复杂科技得出的结论抱有过大信心的危险，我们应该保持批判的态度，自己检验每个情况中所隐藏的各种假说的有效性。关键是我们必须始终意识到这样的事实：无论显得再怎么普通，任何分类都是随机性的。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词语的圈套
正是有了词语，我们才能表达思想，与他人沟通。然而词语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词语参与了这种思想的形成。当我们尝试明确地表达自己一个尚显模糊的想法，一个刚刚开始的思考时，我们借助于词语，正是词语赋予了这种思想一个形式的外衣，而且还构筑了它的内容即思想内涵。在艰难的甚至痛苦的追寻“思想”的过程中，我们的意识展开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而我们的意识只感知到这个过程的残余片段，它需要回忆、组合、图像，尤其需要词语。这一过程的结果不知有多少次令我们深感惊讶：最终的句子比之前的内部运动更清晰更丰富。
因为看到词语只有一种表达方法、一种交流方法，我们把词语的作用简化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工具，然而词语却积极地参与这个常常显得艰涩费力，有时又像闪光一样快的机制中，这种机制以一种模糊的灵感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完善的思想。
作为思想的形成方式和表达方式，词语的这种双重性与一个双重圈套相呼应：交流中明显的词义混淆圈套，词语于是成为错误含义的根源；思想的这种更隐蔽也更危险的不精确性，预示着思想的内部矛盾，或者，更糟糕的则是使思想不具意义；词语于是成为曲解和无意义的根源。
与一个物体或一个人有关的“专有名词”享有其专有性，因而避开了这些危险，它们具有精确性。“普通名词”能够创造精确表达的幻想，事实上，无论它们所描述的对象显得多么具体，这些普通名词所指的永远只是一种概念，而不是一个事物。“石头”、“海洋”、“房屋”、“人”都是一些概念，语言最终无法描述某块石头、某个海洋、某座房屋、某个人，这些事物的丰富内涵使词汇落空。
这些事实曾被无数次地说明，但是日常生活的经验表明，这些事实一贯被我们抛于脑后：假使对话者眼中的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那会避免多少激烈的争论！假使作者们事先查一查词语的意思，那可以节省多少无用的句子啊！分析一个词语并明确其用法是一种有益的练习，而且常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无论偶然碰到了什么词都应该思考这个有益的问题。我们希望并鼓励读者在自己的思考范围内做几个这样的关键词语练习。在此，我们将探讨两个名词和一个形容词。我们首先研究的词语就是刚才在前面几段曾经滥用的一个名词“巧合”。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1“巧合”
任何认知都有局限性，任何信息都具有不完全性，因而任何决定都是一次赌博。未来是不确定的，面对一个已知的情形，我们通常不能肯定地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最多能列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正在实现的事情就是这些可能之一，它被我们从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中“选”中。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学过，“选”是一个行为动词，它必须有自己的主语。这个主语是什么？显而易见，它名为“巧合”。
我们自然而然地给“巧合”一词下了个定义：巧合是下面句子中的动词“选择”的主语：“从各种可能当中选择了现实。”这样一个真正与我们的本能活动相符的定义似乎不够充分，它说明这个词常常只是一件遮盖旧衣服的外衣，一种掩盖我们无能的手段，因为我们不能确切说明“这个”选择的性质。
进程—决定论—巧合
无论是天空中的繁星还是一滴水里的无数微小有机体，对宇宙的观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科学的目的的确就是尽可能巧妙地描绘、计算、测量、思考这一现实，然而更是为了解释现实的演变。积累数据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些说明模式。观察结果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某个星球、某种细菌的连续发展状况的信息，它告诉我们各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史”；想像力能够帮助我们提出一种尽可能简单解释造成这种连续变化的原因的过程。
构成这些模式的基本成分就是因果概念。经验告诉我们某些结果一直在发生：假设我在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上施加一个力F，这个物体的运动具有加速度的特点，其加速度
γ，公式为F=mγ；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同理，热是气体膨胀的“因”，或者压力的增加是气体收缩的“因”。
科学的一切努力都在于定义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能够通过度量（质量、体积、压力、温度……）来描述现实，比如能够用一些既诱人又简单的用语来描述因果概念。
这一连串的因或果具有一种深刻满足我们灵魂的普通决定论的性质。发现，在我们周围的混沌中发现一些我们可以简单描述的因果链，这是我们想像力的一个胜利，并且这个胜利能够帮助我们预测及在若干情况下采取行动而显得更加辉煌。
科学家们尤其是18世纪的科学家，他们的希望是在一个遥远却想像得到的未来，实现对整个宇宙的所有机制的全面完整的认识，精确地预测将要到来的下一刻。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唯一与我们的信息不完善的相一致的态度是在提到未来时，只列举各种可能（当这些可能是可数的）并致力于赋予每种可能以一个概率，也就是一个反映我们信心度的特定数字，对我们心里认为是这个可能而不是另一种可能将会成真的信心的反映。因此，面对现实，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确定性”，在我们的说明模式里，这个事实通过概率得到论证。自帕斯卡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译注发明它以来，科学家们不断地修正这类论证技术，尽管它们尚有已知数据不完善的缺点，却仍然可以维持发展内部的严密性。有了概率论证，即使只是一些零散的信息，我们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些信息。
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谈巧合来研究不确定性。这样，概率定义就容易得多，因为它在这篇科学研究所涵盖的内容足以确保我们的一致性。
以一个名为“巧合”的因素作参照并非真有其必要性。只要假设某个我们无法用决定论机制解释或预测的事情的各个特性之一就是它的“偶然性”，这就迫使我们使用“概率法则”来描述我们对它的局部认识。
我们能够找出类似的逃避艰深概念的行为。当我们对天体运动提出疑问时，我们只需按照牛顿发现的定理，假定一切就是质量以一种与mm′/d2成正比的力相互吸引，我们不必绝对要把这个事实与
“万有引力”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万有引力”只是一个指代统一概念的词语，它使我们的思想感到舒适，但是却难以成立。
定义
当我们不知道这个主语的真实性质时，指代动词“选择”的主语“巧合”一词，可能会给人一个假象：因为说出了这个词，我们很想相信它与一个对象或一个主语甚至是一个具有自我意志的真实角色相一致。但是命名并不足以了解，还应该给出它的定义。然而巧合的定义似乎极为含混不清。
它的最著名的定义是哲学家奥古斯丁.库尔诺奥古斯丁.库尔诺（Augustin
Cournot，1801～1877），法国经济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译注所下的。他认为“巧合是两组无联系的原因的相遇”。我们可以通过库尔诺所举的例子来阐明这一构想：饥饿令我走出家门到面包店去，同时，雨水使得正在盖屋顶的工人手中的一片瓦滑落下来，这个瓦片掉到了我的头上。这件事情是出于
“巧合”，因为我在街上的原因和瓦片滑落的原因之间没有关联性。然而,
这个定义反映了无关联性概念的定义本身也难以得到明确。在一个绝对决定论的领域里，绝对的无关联性是否存在呢？（在一个起源于宇宙初期并遵守无缺陷的决定论的宇宙观中，没有任何一个粒子是与其他粒子互不相关的。）
我们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定义来表明巧合概念与我们对于解释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的无能为力之间的联系。例如，承认“巧合是参与或者看似参与系统演变的因素的整体，而我们不会以描绘某既定时刻的系统状态特征的参数值，与下一刻的参数值之间的功能联系的方法，来描述这种系统演变”。
这个定义能够阐明一个事实：巧合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对那些关联机制的理解水平，还取决于我们选用来描述事实的参数。假设我描述一种完全隔离的气体的演变并且只考虑到该气体的压力、体积和温度，我可以用下面的函数关系表示两个时刻的参数：
PVT(t1)=PVT(t0)
其中，巧合在我对事实的理解中不占任何分量。与此相反，假设考虑到该气体的所有分子的位置和速度，我就无法确切地说明联系两个时刻的参数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不得不将其中的一部分归因于巧合。
“巧合的法则”
由此，科学家可以放弃质疑产生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而去运用一些注重研究进程的偶然性等的逻辑推理技巧来摆脱“不确定性”这个马蜂窝。将概率归因于各种不同的可能，用尽了已知信息的所有结果，因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惜，不作任何定义地用“巧合”一词来解释这些偶发事件已经成为了习惯，这种不谨慎的做法构成了无意义争论的根源，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关于使用广泛的“巧合法则”的争论。数学家约瑟夫.贝特朗约瑟夫.贝特朗（Joseph
Bertrand，1822～1900），法国数学家。——译注写道：“怎么敢谈巧合的法则？巧合难道不是任何法则的反命题吗？”
事实上，这个极为错误的论断将巧合与偶然过程两者混淆在一起。掷骰子就是一种巧合的事情：在始终相同的条件下，无数次地重新掷骰子，我们发现，虽然每掷一次所得的结果都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根据已掷骰子的全部结果所计算的各结果的平均出现频率的振幅范围越来越小。例如，结果为3的频率逐渐趋于1/6,
而这个结果在我们所做的连续掷骰子的每组动作中都观察得到。一切就像是一次又一次反复无常的明显巧合让位于一个可预测的秩序，一个法则。“大数法则”的枷锁逐渐紧紧地束缚住这种巧合以至于它具有决定论的种种表象。
事实上，巧合本身并不遵守什么法则：巧合在该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是一样自由和强有力。
我们把法则应用于实验，法则随着实验性质的变化而改变。
有一个装着100个白球和100个黑球的箱子，如果我们每拿出一个球，再放回所拿的球，“法则”会断定白球的出现频率趋于1/2，甚至能根据取放球的次数确切地指明这种概率会超过一个已知差，一个介于真实观测的频率与1/2极限之间的已知差。
可是，我们再做另一个实验：箱子里有一个白球和一个黑球，拿出一个球，再把两个与拿出来的球颜色相同的球放进箱子，周而复始地这样做。这一次，我们根本无法说出箱里的白色和黑色球的最终数量有多少：在1
000次取出和放回球之后，箱里可能会有1，2，……x甚至1
001个白球。我们唯一能肯定的就是，所有这些结果具有相同的概率。
难道第二次实验中的巧合比第一次实验更强吗？显然不是。原因是在第二次实验中大数“法则”没有起作用只是因为实验条件始终在变化，箱里黑白球的构成每次都有所改变，而在第一次实验中它却发挥了作用。
所谓的“巧合法则”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历时性的连续阶段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关产生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机制本身，而不是受巧合的影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谈“偶然过程的法则”而非“巧合的法则”。
形而上学的抽象疑问
很显然地，对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实验即摸球和掷骰子，更好地了解实验的初始条件有助于得到完全精确的结果。了解骰子的形状，骰子的重心位置，作用其上的力，空气的阻力……就有可能准确无误地确定骰子将会落在哪个面上。我们所讲的这种掷骰子的巧合是一种“可约”巧合，它的作用随着我们所掌握的信息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当这些信息达到某种精确极限时，这种巧合甚至可能会消失不见。
微小层次的东西显得更加模糊不清：怎么保证一个基本粒子的变化完全被它的存在状态和其周围的环境状况所确定呢？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的认识有多进步，我们都无法具有百分之百准确预测的能力。但是，我们能就此断言一个真实物体的存在状态不能确定它的变化吗？

答案似乎不是引人思考或实验的原因，它并不取决于物理世界的某种有待发现的特性，确切地说，它是形而上学的玄奥抽象。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假定自己是拉普拉斯式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世界中，一切都在起作用，所有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严密的法则完全引导向一个既定的未来，一切早在初始时刻就被注定；反之，人人都有权相信自己属于一个未定的整体，整体中的粒子总是游移不定，如同走在钢丝上的杂技演员，可能偏右，可能偏左或者保持平衡。
第一种观点认为时间只是一个多余的参数，因为将来和过去一样都包含在现在之中，时间只是其他维度中的一“维”；第二种观点则把时间视为一个处于永无休止地运动的世界的首要物质。
我们对我们自身即一个独立的个体或人类集体的看法当然因我们的选择而不同；第二种观点——并且我认为只在这种观点中——我们可以让路给自由和希望。
但是科学无法使我们倾向于这一边或那一边。同理，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阐述我在青年时期从《圣经》里读到的上帝就他自身所下的那个惊人的定义：“我就是那个是我的人。”时间被上帝吸收，因而被废止；现在吞没并摧毁了一切时间。但是，亨利.阿特兰亨利.阿特兰(Henri
Atlan)，法国生物学家。——译注最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在我看来更为忠实的解释：“我将会是那个将会是我的人。”上帝自己也将会发生变化吗？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2“智力”与“天赋”
我们每个人都自豪于自己拥有他人承认或自身所承认的种种优点，但是最影响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某人的“智力”，或者说某人很“聪明”。这个词语涵盖了大脑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些脑力活动无论从性质来看，还是从水平或强度上看，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智力是杰出的优点，我们正是以它为基础默许并普遍承认了个体等级的建立。无论是一个行为令人厌恶的流氓，或一个决策激起我们愤慨的当权者，当我们能够补充说“对，但他很聪明”时，我们对他们的钦佩几乎未受什么影响。而这意味着什么呢？
精神病科医生或心理学家，这些研究人类思维功能的专家们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想把他们的差别细微、难以捉摸的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也就是一门值得尊重和信赖的学科。
因而，他们引入了数。
成功远远超过了他们当初的希望，因为在我们许多当代人的思想中，智力就像温度或压力一样是个可测量对象，可以用一个或好几个参数来描绘智力的特征。因此，他们设想了一些著名的测量工具，英语名为tests（测验）：有了这些测验，我们就会了解智能的一切吗？

答案与问题
在作更进一步的解释之前，最好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这主要是为我自己考虑。无论出自“心理学家们”丰富想像力的测验是什么，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样我们能够注意到答案的准确性和回答问题的速度。但是我们的智力不是只有唯一的回答问题的功能；相反地，最出色的智力活动难道不是想问题吗？所以，重要的不是核实这些问题是否“正确”，而是看看它们是否合乎情理以及是否以别人能够回答的用语表述出来。至于我们想出一个问题的速度快慢与否常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因此正确和速度这两个标准失去了它们的恰当性。
有朝一日，在这种缓慢的内部进程中会出现一个问题。除非能够时常感觉到这一点，否则这个进程往往呈现出我们意识不到的复杂性，并因我们与他人思想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一堆个人的拼凑物在我们的身上慢慢成型；我们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一些问题；我们因问题的模糊而感到惶惑，又因为惶惑而下意识地不想去思考；但是，渐渐地，这些问题脱离了模糊疑问的领域，发展到用清楚的词语表述问题的阶段，并且最终将会产生一个答案。
智力与速度
设想一个问题的慢速工作难道不是比或快或慢地发现一个答案更具有人类智力活动的独特性吗？一个问题可能是从未出现的新颖问题，它比一个答案更有意义。我自己的一件不如意的遭遇令我意识到这种缓慢地成熟、理解和深入问题本质的思考过程的重要性。某天早晨，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的内心形成了一个想法，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想法相当精彩又极为独特，我感觉自己“非常聪明”。下午开完工作会议之后，我情不自禁地对几位同事陈述了这个新的重要的事实，其中一个人没有说什么我期待的赞语，而是嘲讽地笑了一笑。“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吗？”“不，我当然认为它很有趣，不过我曾在我的论文里完整地阐述过。”一年半以前，我曾是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个评审委员。我立即从我的书柜里翻出我手头的他的论文复印件，很快地找到了那段几乎一字不差地表述“我的”想法的文字，而我当时写在空白之处的评语是“不对，错误”。
可能我的思考速度特别慢——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理解了一句话——但是，在经过这段漫长的时间之后，我才真正地理解了这个问题，并形成自己的见解。如果我花一周的时间就弄懂了这句话，那么我多少是比较“聪明”，但它却仍是我的身外之物。理解，也就是为我所用，归我所有。在这个过程中，速度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诚然，在我们处于永恒运动的社会里，快速的反应常常显得十分有用。预见到一个答题速度比旁人快的人会有更大的成就，这并没有什么不恰当。但是速度只是智力活动的众多特性中的一个，它只在某些文化或情形下受到特别重视。昔日的农民需要很多的“智力”来作出某些决定；但是他与季节同步生活，所以他几乎不需要什么速度，他可以在漫长的时间里认真地思考，并作出成熟的决策。
那些由测试人员启动秒表的测验无一例外地首先就是速度测验：这个优点诚然可贵，但是为什么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呢？
智力与“智商”
在大多数心理学家参与的讨论中，最初的发言都与智力相关，然而问题迅速地变成只研究测验的结果，甚至发展到用“智商”（QI）一词来对这些结果作出唯一概括。在假定智商和智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象的几个简短句子之后，余下部分就毫不分辨地将这两个术语混淆在一起使用。
智商当然极有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测定值，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词在意义上的一贯的模棱两可后，它就变得极其靠不住。
智商一词中的I只有在该词呈现出令人惊异的随机性和有限性的前提下才与智力有关。我们常常开玩笑地引用最初测验的发明者比奈比奈（Binet，1857～1911），法国心理学家。1905～1911年比奈与西蒙（Simon）等人一起设计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表。——译注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智力？
”“就是我的测验所测量出来的东西。”假设我们想把字母I作为智力的首字母，那么这根本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有必要了解的一点是，在任何一篇出现智商这个术语的研究里，“智力”都是一个含义特殊的词，与它的常见含义相差甚远。
美丽，恰恰与智力一样，也难以定义。从一些“测验”出发，如测量耳朵或鼻子的长度，头颅的周长，胸围或腰围，面颊的光滑和眼睛的颜色，我们可以设想计算出一个“美商”（quotient
de
beauté）。人人都可以把她（或他）自己的美商与卡特琳娜.德诺芙卡特琳.德诺芙（Catherine
Deneuve，1943～〓），法国电影女演员。——译注或艾丽丝.萨普里奇艾丽丝.萨普里奇（Alice
Sapritch，1916～1990），法国电影和戏剧女演员。——译注，与米歇尔.西蒙米歇尔.西蒙（Michel
Simon，1895～1975），瑞士演员和制片人。——译注或阿兰.德龙阿兰.德龙（Alain
Delon，1935～〓），法国电影演员，制片人。——译注的美商作一比较。为什么不呢？然而，几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结果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少有人将美商（QB）所包含的美（B）与“美丽”一词所令人联想到的众多回忆联系在一起。
至于字母Q，它只有在比较儿童的智力年龄和实际年龄的特例中才真正意味着“商”。这样的一种“商”显然对成年人来说几乎不具意义（一个50岁的人像90岁的人那样思考，就能说明他比一般人聪明吗？），因此有人用个体在所属群体中所占的位置为指数来取代计算商数。假设研究者通过定义得到了一个智商平均值100，如果一个人的智力超过其群体平均值的16%，他的智商为115；反之，低于平均水平的16%的人，其智商为85。因此，问题不再涉及“商”，而是按照一种“正常法则”，通过各种各样对部分数值的平均计算方法，作为为每个个体在所属群体中定位的一个参照。
至少，尽管智商一词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对语言的滥用，但这个术语本身却得以保持永久，这一点就极为令人惊讶。
认识的进步在于抛弃某些旧的概念，而代之以新的概念；为了使事情变得更清楚，就有必要借此契机更新一些词语。即使有些研究人员一开始真诚地相信能够用商数来描述“智力”的特性，那么他们的后继者也逐渐放弃了这种奢望，他们同时改变了研究的目标和方法。但愿他们也这样改变自己所用的词语！
定义
我们要尽力区分各种各样的相关概念。定义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心理学家们进行测验的成功标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些测验的效用）；我们想研究在正常条件下精确测量出来的我们的智力工具的一种性能，说实话这种精确性很小，但是我们可以估算出来。这种成功标准确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或在图像测验中正确反应的能力。我们可以用术语可测智力来表示这个概念，它的主要意义在于由一个或几个数表现其特点，因而适用于一些算术操作：分类、计算平均值、方差、关联。尽管我们仍然应该核实所得数是否真正适合于这些计算，可是情况远非如此。“可测智力”就是我们上文引用的比奈的答案。很显然我们在此所面对的是一个重复定义，它将一个对象的定义归于测量该对象的某种属性，完全不了解这个对象的其他属性。这种“智力”与我们对该名词产生的本能联想几乎没有关系。
一个更为模糊的概念则是可用智力，它是指我们的智力工具所具备的使我们能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和情况下作出反应的能力的总和。这种智力千变万化，因为它与行为有关，也就是说与对无限变化的环境的所有质疑或侵犯所作出的全部反应有关。这种在个人经历的逐步安排下临时为我们所有的特性可以用术语发达智力表示。这种避开了各种测量的智力至多可能成为一种试图明确其主要特征的定性分析的对象。
但是这种智力在一种生物介质的影响下逐渐被确立，这种生物介质简言之就是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很清楚这个神经系统本身也是以某种基因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准备谈谈这种基因型的能力，它能在最理想的环境作用条件下，构筑一个使我们人类智力活动无比发达成为可能的神经系统。这种潜在智力将会与我们的自然天赋，与有赖于我们个人经历的偶然性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天赋相符。这第三个智力定义的明显的意义，是这种智力具有可遗传性，但是一个更精确的分析令人怀疑这个概念极不可靠。谈到它就等于承认我们可以把某种智力强度或某种智力形式与精子或卵子结合时汇聚的信息集合联系在一起，等于承认我们可以明确地解释每个人在母体受孕的那一刻接收到的“天赋”。
天赋
当然，我们的有机体的反应、变化、分泌等一切活动都按原始受精卵的指示行事。某种抗体能保持我们的完整性，某种血红蛋白链与其他的链配合参与生成红血球的工作，都是缘于我们从父母亲那儿接收的染色体的编码信息的确切表达。一份复制的染色体被提供给我们的几十亿细胞的每个细胞，特别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细胞及其四周的介质细胞。如果这些信息和基因所建筑的器官由于缺少与要求素质相一致的化合物而不能正常工作，那么我们的整个大脑活动都将受到影响。还有好几种基因的出现会导致严重的智力迟缓甚至完全痴呆。

最常见的例子大概就是在欧洲每1.4万名儿童中就有1名儿童患苯丙酮酸尿症。造成这种疾病的原因，是双倍数量基因的存在使大脑逐渐受到破坏。20世纪50年代初在了解到这种疾病的病因后，我们就采取了有效的疗法。相比之下，在许多其他的案例中，人类暂时还不可能战胜这种遗传必然性。具有此类基因的的确确是接收了一种不健康的“天赋”。
与此相反，我们不了解能造就特殊智力才能的基因。无论在数学、音乐还是绘画方面，这些才能是我们见到的一个事实，我们丝毫不能清楚地解释其根源。把这些才能称为“天赋”，用形容词“有天分的”甚至“天才的”来形容那些展现才能的孩子，我们默认了这些能力与遗传有关，这是一个至今未经任何验证的假设（我们将在第5章探讨这个问题）。
诚然，有些基因会使我们眼瞎或耳聋，因而盲童很难成为伟大的画家，耳聋的孩子也难以成为伟大的音乐家。所以，绘画或音乐才能受基因型的支配。但是，在超才能和无才能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对称性；同理，在动作敏捷灵活的原因与肢体不灵便的原因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对称性。“天赋”不是一个中性词。它暗指那些我们所羡慕的某些人的特殊智能，这些特殊智能是遗传赠与的直接结果。这一点尚无法得到严肃的论证。唯一经研究得出了部分结论的智力特征要么是关于严重的身体缺陷，要么是属于精神病学范畴的人格方面。
寻找准确定义的结果可能会令人大失所望，但却是现实的：“天赋”或者“潜在智力”的概念不能确定。关键问题在于一些不包含任何可理解事实的空词，“发达智力”与我们观察得到的智力活动的所有特性一致，但是，这种活动在多个领域发挥作用，所以任何两个个体间的对比只能是随机性的。总之，“测得智力”可用于作一些对比，
但是它只描述一小部分的大脑功能，因此使用“智力”一词似乎有些过头。
一次研究在听众或观众心里留下印象的原因主要是词语的默认或暗示，而不在于词语所作的明确肯定。有关智力活动的某些特别明显的特征，例如“天赋”，我们在推广一个假说，一种这些特征几乎无可避免的生物决定论：通过比较两个人的智力并假定“A比B更聪明”，我们承认这种特性是可测量的，我们可以用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来表示。
我们应该诚实地承认这是对语言亦即对信任的滥用。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3形容词：“遗传性的”(1)
在结束了两个名词圈套的回顾之后，我们对“遗传性的”这个形容词深感兴趣。认为某某特点、某某性状是或者不是“遗传性的”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
与此相关的是个体表现的特点和怀孕时所汇集的生物基因型内容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是“联系”
一词本身就十分模糊，它可以指一个严密的因果链，也可能指被数学家称为“关联”的伴随关系。在作进一步的解说之前，我必须重点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
因果关系与关联
在上统计学的最初几堂课，老师们就向他们的学生强调相信两个测定值之间的联系是两个已测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逻辑错误。举例说明这种荒唐可笑的错误十分容易：画一个月煤炭消耗量的曲线，然后在同一个图上，再画出老年人死亡率曲线；这两条明显平行的曲线表明一、二月份的上升和六、七月份的下降。得出的结论就是煤炭消耗量的减少将会造成老人死亡人数的下降吗？
坐地铁时，我们向邻座提出两个问题，分别是他们去年冬季在山上度假的天数和他们的房租金额。总体看来，住在富裕街区的居民比住在偏远郊区的居民小区的房客们交的房租更贵，他们在冬季山间度假的时间也更长。房租和冬季度假时间这两个变量有着紧密的关系，应该得出增加低租金住房房租以促进工人们延长冬季度假时间的结论吗？
除了这些可笑结论之外，我们应注意到这种解释的危险性。逻辑错误有时被掩盖住，但本质上仍然是同样的逻辑错误。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注意到智商低于120的孩子在应付高中毕业会考方面有困难，因此建议早早地指导这些孩子选择需时较短的专业方向，这样他们会避免遭受失败，排除在高中学习阶段碰到的障碍。这个推论与前面提到的限制煤炭的消耗量能减少老人死亡的性质相同，但是这个逻辑错误更严重，因为它很好地掩盖住了真正的问题，即寻找两个关联结果的共同原因的问题。
两个现象间的“关联”可能意味着一方是另一方的原因（太阳升起与白天的光线）：这就是因果关系；也可能对一方的认识会向另一方提供信息（房租与度假时间的长短）：这就是统计关系。
若我们想尽可能有效地采取行动，那么第二类关系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局部如此。例如，房租信息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度假的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信息组织一次宣传某滑雪用具品牌的广告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我们对那些令相关参数发生平行演变的原因全然不感兴趣。这无关于理解问题，重要的是最好地利用我们已有的数据采取行动。然而这种行动不能是一个现象以图支配改变另一个现象的情况：因为这可能会破坏我们所依据的统计关系。相反地，当我们想阐明一种解释我们观察结果的机制时，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第一种关系。
对这类关系的形态阐明和解释可能就是一个需要无数实验的漫长的研究过程，在相同条件下，只有重复同样的规程才能保证最初观察结果的非偶然性。改变观察或实验条件来比较所得结果，会使我们分离出每个因素的特性。付出了漫长工作时间的代价后，我们将拥有一种能清晰描述各机制作用的说明模式，它将不只会清楚地解释统计关系，还能解释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与复杂性
有可能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我接上电源开关，电灯亮了；我松开手里的石头，石头掉了。然而，所研究的现象常常参与一种如此复杂的机制以至于我们放弃去描述它的全部，仅限于指出某因素的改变所引起的某种特性的变化。这种联系是由错综复杂的机制得出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自身没有严密的因果关系，可能会发生自相矛盾的变化。比如，因为我的汽车处于停止状态，我必须接通离合器来发动汽车；稍后，我的发动机运转费劲，将要“熄火”，我必须分离离合器以便继续行驶。“汽车向前的运动是与接通离合器还是与分离离合器的事实有因果联系？”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取决于不同的情况。离合器的位置和汽车的前行这两种我随意分离开的特性，的确被完全严密的机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机制极为复杂，以至于同样作用于离合器的动作可能会使汽车的运动产生相反的结果。
只要一种机制稍显复杂，“结果”概念就失去其清晰度甚至没有意义：石头的掉落是因为我松手造成的结果；但是把汽车的加速作为接通离合器行为的后果并不恰当，这个行为只是相互作用产生运动的众多因素之一。
一件事通常是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凑合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脱离其他因素单独导致事情的发生；事情是所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这个或者那个孤立因素的作用结果。

但是我们很不习惯于考虑这些相互作用，为了我们的脑力舒适着想，我们喜欢“原因”。当观察对象是他人或我们自己时，这种需求更为强烈：某性状、某先生所表现的某个特征，其原因为何？很长时间以来，答案与上帝的意愿有关，而现代人认为与基因有关的态度更恰当。那么，“这种特征是遗传性的”，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呢？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3形容词：“遗传性的”(2)
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性的”吗？
当我们观察到基因的性状与该基因或该类基因之间的因果链看似较短时，其含义非常清楚：我们可以使一个或几个基因与每个特征形态相互对应，反之亦然。因此猕抗原血统是“遗传性的”，因为我们观察到这个系统的两个形态间的对应关系，即“猕抗原阳性”或“猕抗原阴性”。我们还知道那些出现在某个位置（术语为“位点”）上的1号染色体的基因分为两类，分别由字母R和r表示。在这个位点上接收到两个基因r
——同型合子 (rr) ——的个体为“负（阴性）”；接收到其他基因——同型合子 (RR)
和异型合子(Rr) —— 的个体为“正（阳性）”。
同理，许多血型系统、免疫系统、先天性代谢缺陷或大体上比较突出的特征均如此。严格地说，所有这些特征都是“遗传性的”，因为它们是个体遗传赠于中存在的某些基因组合的直接结果。
基因型的影响很可能存在甚至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我们却无法建立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精神分裂症遗传的研究很好地揭示了所碰到的困难。在此我们排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词含义的争论，并且作为研究的假设，允许精神病科医生可以用3个术语对每个个体作出诊断，这3个术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类精神分裂症者”和“正常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注意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见于某些家庭，这可能是一个有利于证明遗传性决定论可能存在的迹象；但是对其他相关行为的解释也有可能是想像出来的，因为行为独立于任何遗传因子之外，它是可遗传的。
确切解释可能存在的遗传决定论的一个方法大概就是分析系谱了。最广泛的调查恐怕是一个汇聚了来自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奈克（Necker）医院的精神病科和全国人口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的多学科小组见《美国人类遗传学学报》1980年第32期，55～63页，《精神分裂症：通过家谱分析进行遗传原型测试》，斯蒂沃特（J.
Stewart）、德布雷（Q. Debray）和卡亚尔（V.
Caillard）合著。，这个小组研究了25个系谱，总计为1 333人，
研究人员使用那3个术语对这些人作出了诊断。
把这些系谱与那些用这个或那个遗传机制解释这些特征遗传的不同模式作一比较：一个位点上的基因的活动、两个位点上的基因的相互作用、分散在不同位点上的基因的综合作用……有些与观察结果不可比的模式就此被排除掉；然后用被称为“最大似然性”的经典方法在其他模式中选出“最佳”模式。这个方法以实际观察到的系谱序列概率计算为基础，假设某个模式可能会符合实际机制。概率最高的模式被认为是“最佳”模式。这个建立在众多假设基础上的推论当然是一个临时的结论，绝不可能被作为经论证之后的结论加以介绍；它仅仅与最符合系谱分析所提供信息的态度相一致。
奇怪的是，解释“精神分裂”特征的家族遗传的“最佳”的模式恰恰是最简单的模式之一，它将这种性状与那些存在于一个唯一位点上的基因连接在一起。根据这个模式，有两个“正常”基因即同型合子
(NN)的个体不会患精神分裂症；而具有双倍数量的某个基因 x即同型合子
(xx)的个体患精神分症的概率为25%，成为类精神分裂症者的概率为35%，是正常人的概率为40%；具有一个正常基因和一个基因
x 即异型合子
(xN)的个体绝不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其中的一小分会成为类精神分裂症者，概率约为5%。
假设后来的观察结果证实了这种模式，那么可以认为基因
x就是“精神分裂症基因”吗？这样说有些过分，因为接收了双份基因的人中有3/4的人，以及所有那些接收了一个基因
x的人都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另一方面，通过表述群体基因型平衡的关系所进行的简单计算（即在《差异的颂歌》一书中介绍的哈迪-温伯格平衡关系哈迪-温伯格平衡关系，是对英国数学家哈迪（Hardy）与德国医生温伯格（Weinberg）于1908年提出的描述群体内遗传平衡条件的统计关系的总称。——译注）表明有异型合子
(xN)的个体比我们预想的多得多：在欧洲，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约占总人数的1%（这个数字在德国或苏联以及法国都是有效数字）；携带基因
x 的同型合子的个体则是带有异型合子
(xN)的人的4倍，因为模式显示这些人当中只有1/4患上此病。因此，基因 x
在集体基因型的频率应为20%（4%的平方根），而异型合子的频率则为2×0.2×0.8=32%。换言之，近1/3的欧洲人将毫无疑问地是基因x的携带者。因此，把这种基因视为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将是不可行的。事实上，带有这种特征的人不可能是任何必然性的牺牲品，因为带有同样基因型的人中有3/4的人由于有利的环境影响而并未患病。我们至多能说基因
x 是必须的但却不是足够的致病基因，或者可以说基因
x具有易感染精神分裂症的特点。这种说法与断言该基因的“遗传性”相比其判定差别更为细微。
肤色、失业与基因，性别、数学与基因
为了更好地阐明解释系谱研究的困难，让我们想像有一个火星人，他十分精通各种各样的群体遗传学技术，但是却分辨不出黑皮肤和白皮肤。他来到南非，决定研究一种在他看来决定个体命运的十分重要的性状，即失业这一事实。最初的观察结果告诉他，同一家庭的连续几代之间有着极为清晰的联系：某些系谱中的个体全都没有失业的经历，而有些家庭则几乎是一贯性地受到失业的影响。他从中得出了结论，这一特征极有可能受到基因型的支配。他扩充并且说明了自己的观察结果，设想一些遗传模式并且试图借用“最大似然性”等方法，从中找到“最佳”模式。十有八九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失业”的性状通过某个位于3个或者4个位点上的基因
c很容易得到解释。那么失业是一种人类“遗传”性状吗？
事实上，这个火星人可能会通过对遗传赠与数目的研究发现影响个体肤色深浅的基因（我们知道缺少基因
c
的个体就是白种人，黑皮肤会因这些基因的数目更多而显得肤色更深）。而在对象社会中，肤色与失业可能性之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的火星人所作的结论完全正确；根据这些结论，他可以作出一个正确的预言。至于该社会的运作机制，这些结论却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迹象。只要我们改变了社会规则就足以使所观察到的联系完全消失。
这个逻辑错误在于又一次人为并随意地隔离其中的一个因素，去研究一个起因于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现象。我们的头脑没受过以相互作用的观点思考问题的训练，我们努力地用事实取代一些各种原因相互作用的模式。所有关于“先天和后天”的问题都是这样的典型问题；不需要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否定了它们声称要研究的事实。
可惜，这些荒谬性常常被我们使用的深奥词语或复杂的数学公式所掩盖。面对这样的伪科学，我们有可能受到某些逻辑推理的愚弄；若使用普通词语表述这些推理论证，其荒谬性便会一目了然。唉，报刊常常提供给我们一些类似的滥用词语的例子。最近的一则事例为：一巴黎晚报（不是《世报》）在1980年1月3日以大标题宣称“数学天赋”与“一种女人身上少见的遗传基因
［原文如此！］
”有关。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向妇女们举帽致敬，认为女人并不一定都很愚笨（看看玛丽.居里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原籍波兰的法国科学家，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译注或者巴黎综合工科大学的第一名安娜.肖比奈［Anne
Chopinet］就知道了），接着向我们宣称“美国的一个研究小组”证明了男人和女人的数学才能的差异“首先是一个遗传问题”。
书中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什么研究小组？属于什么领域？他们在什么科学刊物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作者请读者相信并给予信任，因为事关“美国的研究人员”！但是，“遗传性的”这个词在此处的使用特别不审慎。当然，性别被从遗传学的角度加以确定，男女性别间的差异，尤其是荷尔蒙的差异造成了他们的智力活动的差异。但是，将一个像数学才能这样十分难以捉摸和确定的特点归因于“遗传性的原因”，
需要一些我们至今仍欠缺很多的谨慎态度。
使形容词“遗传性的”具有意义，我们必须下一个狭义的定义。最好是将它限定在所研究性状的每个形态都符合一个或多个基因组的范围内。使用这个形容词来描述那些多多少少受基因型支配的性状只会造成混淆。事实上，无论什么性状都取决于这种基因型，因为性状是在个体上表现并发展，而个体又是以许多基因为基础才构筑而成。我们尤其要当心与这个形容词相关的命定性甚至厄运等词语的内涵，它们常常都带有一种模糊的倾向。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疑问
认知的飞跃不是来自于发现了长久以来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来自于一个新问题的表述，或者更常见的是，一个老问题的新的提法。当研究者的思考没完没了地碰到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或一堆不断增加的复杂情况而徒然地走入死胡同时，办法通常是那个用新词语提出问题的人想到的。
以围绕太阳的圆周运动或日心自旋来解释行星运动从16世纪末开始随着天文观测的日渐精确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用椭圆取代了圆，开普勒（Kepler）开普勒（1571～1630），日耳曼天文学家，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译注令之前的天文学家们提出的大部分难题都成为过时的问题；问题不再是将一个一个的圆周运动排列起来，而是确切地说明那些椭圆运动的特有属性。
同样，在19世纪，解释亲子间的性状遗传发展到一种自相矛盾。如果说，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孩子的性格是父母亲特点的融合，那么这种性状近似于双亲性状的平均值。对这一过程的世代重复必定会导致群体系统的逐渐同质化，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同质化，相反地，始终保持着多样性。最自然的解释和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对立不容置辩。孟德尔的假说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父母亲遗传给子女的不是他们的“性状”，而是支配这些性状的“因素”（我们现在称之为“基因”）的各一半；对于每个基本性状，一个个体就这样拥有两个因素，分别来自他的父母；这两个因素共存但不合并，一生保持不变，并轮到它们如此这般地遗传给下一代。这个假说，我们如今已经知道它与生物学事实完全一致。孟德尔的假说与过去的常识发生了冲突，因为它指出了每个生命体都受到其机体双重控制的独特性。我们的思想难以接受这种系统共控性，就在孟德尔发现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许多推论仍然建立在默认的性状遗传，而非基因遗传的基础之上。
最常见的懒惰不是拒绝工作，而是拒绝用我们的想像力来回答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常常习惯于进行冗长的演算，解决一些复杂的方程式，使用一些艰难的推导公式，但是我们的思想在探究使用新术语所表述的疑问时却停止不前。数学家吉尔博（G.
Guilbaud）喜欢肯定地说我们的年龄不是动脉年龄，而是代数年龄，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刻更改描绘现实事物模式的能力。在这方面，一个常用练习和一次跑步一样令人更加年轻（见方框2）。
出于惰性，我们等待科学回答我们的问题；科学家们自己有时也这么做并且同意由那些“知道的人”，那些带来答案的人来向他们作介绍。而这有时是真的，但科学尤其是一个确定其界限的领域；而在科学的边界上，一切都成问题。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就是那些无数疑问尚未真正形成和出现的科学领域。
智力跑步
作为消遣，让我们回想英国数学家贝特朗.罗素提及的下面这个逻辑框架：我到各大学的图书馆去，在每个图书馆都开列一个作品目录单；在做好目录单并将它放在一个书架上之前，我可能认为把目录本身加入这份目录是正常的，因为它构成了图书馆的一个新的成分。我也可以决定不做这个补充。这样，我宣布说图书馆存在两种目录，被包括在内的目录组成了A集合，而不包括在内的目录则构成了B集合。考虑到B集合的各个不同成分，我于是就能列出那些不被包括在内的目录的目录X
；那么这个目录属于集合A还是属于集合B呢？属于集合A吗？那么它被包括在内，所以我应当把X目录列入X目录中，但是
X目录是那些不被包括在内的目录的清单，所以X目录属于集合B；属于集合B吗？那么它不被包括在内，X目录不被列入X目录中，所以它不属于B集合。
我们很奇怪地发现这种自相矛盾与我们在本书13页提到的困难有关，那些事先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接触这种矛盾的人很难理解它，他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听懂这篇其实很简单的研究。接下来的逻辑推导是一个事实，但最困难的却是弄懂为什么其他人难以理解它！
方框2
可惜，将科学状况传播给大众的活动极为失真。消息总是与发现、成果、答案有关。只要一颗新的土星卫星被发现，或者一个新的粒子在泡箱中留下了它经过的痕迹，所有的报纸都会转载这封电讯，向我们报道这个消息。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简讯通报告诉我们一个似乎早已得到解决的问题，它的公式又发生了变化之类的消息。重新质疑构成了研究的核心动力，它们不是“大事”；因此，它们在相关研究人员的小圈子外就传播得很慢。不是因为提供信息的人不愿意或缺乏能力，而是由于传播本身的困难造成了这种非信息性；这可能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某些人于是把自己个人的思想观点视为唯一符合“现代科学”或“经过科学论证”的观点加以阐述。为了与这种有可能会错用（重新鼓吹优生学的企图就属于这种情况）和挪用某些科学结论的行为作斗争，我们有必要弄清当前的疑问，既不过分地自认失败也不得意洋洋地自认必胜。
每个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应该关心这件事，让大众了解他们所碰到的概念难题；这样，他们会提供所有必需的武器来反对科学争论所滥用的不妥当的解释。我们将在下面的几个章节中举例研究三方面的问题，虽然在三个方面中生物学所带来的问题多于答案，但是生物学也使我们能够用比以前更清楚的含义来阐述这些问题，这三个方面就是：教育、社会组织与生命的演变。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个体发育与后天生成
教育：将一个“小孩子”培养为一个“人”；把从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偶然相遇开始的许多生物过程所造就的一个个体，变成一个在人类命运的洪流中占有一个绝无仅有的席位的生命体。教育就是“做”，但是使用何种材料，要达到什么目的，又有什么限制呢？这个讨论十分重要，重要到很难逃脱种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对它的污染。问题仅仅是关于我们的自由。
荷兰主教让塞尼乌斯（Jansénius）在重复加尔文加尔文（Calvin，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法国新教创始人。——译注的论点的同时，又主张一个似乎无可辩驳的推论，这个推论动摇了17世纪的教会。他认为：上帝知道一切，所以他知道我的灵魂是否会被救赎；我的永福已经确定，它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按照让塞尼乌斯的观点，我是被上帝预定灵魂得救的人。
一个世纪之后的1773年，拉普拉斯向法兰西科学院递交了一篇论文。在这篇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过的著名学术论文中，他指出物理世界的法则十分严密精确，“自然界这个系统的当前状态是它前一刻的状态的结果”，因此对现在的完全认知将会帮助我们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个系统在“任何一个过去或未来的时刻”的状态。根据拉普拉斯的观点，宇宙是被预先确定好的。
20世纪初开始的某种对遗传学成就的介绍，尤其是美国动物学家威尔逊（Wilson）所做的统称为“社会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力图说服我们，认为我们的举止行为，包括其中最微妙的部分——我们的智力行为——受到一些记录在我们的基因型中的精确机制的支配。按照威尔逊的观点，我们是受程序控制的。
诚然，不再事关我们的灵魂得救或宇宙的未来，而是关于我们在社会上的“成功”；问题不再涉及上帝，而是关于我们的基因。然而，争论仍然大体相同：我们所走的人生历程、我们的存在是一个预定程序的结果，还是由我们部分承受又部分主导的个人经历的结果？我们的命运是固定不变的，或者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向？教育仅仅揭示了我们的先天能力，还是在左右我们而根本改变了我们的智力未来？
针对这些疑问，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给出了一些基本的答案，然而我们还得留心剔除某些学说的伪科学论断，这些学说用一种深奥模糊的数学语言来美化它们的论断。
个体发育与后天生成
我们的整个有机体都参与我们的智力活动，然而一个特别复杂的集合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它的活性元素主要是一些专门细胞，即神经元。胚胎生命的第三周伊始，“神经板”出现了，它逐渐伸长，边缘连接在一起形成神经管；细胞的层覆盖在这个神经管内，逐渐分化、增多，渐渐地，复杂的神经系统完整地形成了。自胎儿生命的第二个月开始，我们就能观察到他的神经系统活动。
个体一诞生，他一生中共有的约500亿到1000亿个神经细胞就已经各就各位，但是尚未达到它们的最终大小，尤其是令它们具有功能的隔离细胞膜尚未形成；此时大脑的重量大约只有350克。接着，大脑因神经纤维中的“髓磷脂形成”即脂肪膜隔离，其重量迅速增加。之后，增长速度减慢。青春期时为最大重量，1300 至1400克，此后便开始缓慢地减少，在75岁时，重量比最大值小10%。因为每天都有大约5万神经元被废弃不用（即在大约60年时间里消耗掉10亿个神经元，而说实话，这只占总体的很小一部分）。
单个神经元的功能是接收和传递一些电冲编码信息，为了实现这样的传递，通过被称为神经轴突神经轴突，又称神经元接点或突触，是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结构，使神经冲动从一个细胞传到另一个细胞。——译注的接合组织，这个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连接在一起。神经轴突的数量随神经元的功能而变，可以超过2万。
让我们尽力对这个系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的所有神经元的个数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总数的10到20倍（我们想一想那些亚洲或美洲大城市的数不胜数的人群吧）；每个神经元始终都和好几千个神经元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我们就是依靠这个难以想像的丰富的神经网来感知我们的环境，思考和行动（对，这真是难以想像的丰富：如果我们改变浮士德浮士德(Faust)是16世纪初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与魔鬼订下契约，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译注，这个神话的主题，假设一个法国人不向魔鬼出卖灵魂，而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的全部神经轴突
——1法郎一个，他会得到无比巨大的财富，他一人就足以支付所有法国人200年间的全部直接税和间接税）。
这个超级复杂的网络显然受到我们的基因型的支配，一些基因提供了制造蛋白质的方法，蛋白质参与该系统各元素的构成或者调节它们的功能。然而能够设想这个神经网自身的结构是被遗传程序确定的吗？基因的数量之多高达几十万个；神经轴突则多达几百万亿个。前者无法精确详细地说明后者，除非这些神经轴突是一个极为简单的结构的元素，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当谈起完成这个建立在原始受精卵上的系统时，设想通过遗传信息来确定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似乎显得更加困难。我们注意到，早在出生前，个体的神经元装备就已经结束；然而子宫内的9个月的生命就等于40万分钟：这一时期的胎儿平均每分钟制造25万个神经元，在他发育的某几个阶段，这种节奏可能达到了50万甚至更多。我们不清楚有些复杂结构怎样在基因型的严密控制下以如此疯狂的节奏运作。
法国生物学家尚热和当尚以及数学家库雷热（P.Courrège）见尚热（J.-P.Changeux）与当尚（A.Danchin）合写的《在发育过程中通过神经轴突的稳定选择进行学习》，摘自莫兰（E.Morin ）与皮阿泰利-帕尔玛利尼（M.Piattelli-Palmarini）合著的《人的单元》第2卷《人的大脑》，瑟耶出版社，“人类科学热点”系列，巴黎，1974年，58～84页。提出了解决这个自相矛盾的办法，即借用后天生成的概念。遗传程序不再与不变序列的精确定义相一致，而是与一些可变的创造相符，其中唯有平均形态和围绕这个平均值所产生的离散差被程序确定下来。换言之，程序的发展基本上让位给了巧合。
神经轴突的结构情况正是如此。它们只是相应的基因以模糊、不稳定的方式所确定的，随后依据外界的刺激在稳定的状态中固定下来：“神经网的后天生成符合于几何结构环境的巧合所带来的时间因素的演变。环境在遗传的外壳上留下了痕迹。”（当尚当尚，《生命的顺序和原动力》，瑟耶出版社，巴黎，1978年。）
日本生物学家关于某些神经反射定位的最新发现对这一过程作出了解释说明。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知道大脑的两个半球的功能各自不同：左半球负责语言和逻辑思维过程，而右半球掌管非语言功能。无论文化背景如何，这种分工似乎都具有普遍性。
这位日本教授试图确切说明与耳朵接收的不同强度声音有关的反射神经的定位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通过对他的日本同胞的多次观察，他发现日本人的右耳朵对某些声音起“主要”作用，这与大脑的左半球的某个定位相符。
在研究非日本人的神经反射时，他发现观察结果与前面的结论相反：在同样的条件下，欧洲人、非洲人或中国人的右耳朵起着主要的支配作用；只有讲一种波利尼西亚语言的人与日本人的反应一致。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结论是生活在美国的母语为英语的日本人与西方人的反应位置相同，而少数移居到日本的讲日语的西方人，他们的反应位置与日本人一样。这位研究人员从中得出结论，这种神经反射的定位不受遗传因子的制约，而是受语言环境特性的支配（在他看来，日语中数量众多的元音是一个特殊之处，足以解释其同胞的特有举止）。他认为“母语与大脑的情感机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例子，大脑构造不是取决于遗传信息，而是取决于个体的生活经历。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巧合的作用
长久以来，我们注意到胚胎的持续发展使人或明确或含糊地联想到原始人逐渐演变发展成为真正的人这个相当近似的事实，经典论断是这样总结的：“个体发育概括了系统发育。”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途径而同时承认了巧合在个体发育及系统发育的作用，这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7章所作的确切说明，在新达尔文主义提出了演变模式后的70多年时间里，对多态性的蛋白质结构的观察结果使我们重新置疑这些模式。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些研究人员强调巧合在一代一代的遗传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物种的变化不仅仅是自然选择机制结果，它也样是纯偶然性的机制下的产物（况且我们能观察到有性繁殖就是一种让巧合参与其中的最有效的手段）。
同理，借助必然的遗传程序发展来解释胚胎和胎儿发育的理论，也因产品比制造方法所包含的信息更可观这个事实而重新被质疑。通过使偶然变化起关键作用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一自相矛盾的办法。
在这两种情况中，事实被视为巧合在所有可能中进行选择的结果：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些机制限定了各种可能的范围，但是获胜的是巧合。
这种观点可能与某些生物学家和信息论专家关于“信息的诞生以噪音为基础”的思考贴近，我们可以通过“感知元”原则阐明这一观点，所谓的感知元就是一种能学习分辨形式的机器阿特朗（H.Atlan），《生物组织与信息理论》，埃尔曼出版社，巴黎，1972年。
。例如，在不同的人的笔迹呈现复杂多样性的情况下自动辨认字母b，除了书写形式的多样性之外，重要的是分辨出那种使某个形式具有或没有字母b的特质的结构。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电子计算机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作出逻辑判断；但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程序极其复杂。我们可以走另一条路，不需要用仪器计算也无须它作逻辑判断，这个仪器配有感知部件（几百个光电细胞），这些感知部件与处理部件相连（几百个放大器），这些处理部件又与一个能根据所接收的电流的总强度发出＋或－信号的回答部件连在一起。
“感知元
”这个拼凑词的基本特点是初始的接合与调节范围都是偶然产生的：每个部件都与二十来个偶然选定的放大器相连，而这些放大器被一个放大率系数所调节。因此，这台离工厂的仪器什么都不会做，因为它是在没有图纸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被制造出来的。某种程度上看，仪器的结构是偶然性的。但它有学习能力。对于这一点，我们用字母b来表示，我们修改了放大器的可调范围，直到发出一个信号
＋。经验表明在40次左右的试验之后，所得的答案的正确概率接近于100%。
当然，认为我们的大脑功能与感知元或者同类机器的功能相似，这过于简单化也极不恰当.中枢神经系统网的复杂性与那种由几千个部件和导线组成的复杂仪器之间没有可比性。然而，这种类似并非没有意义。这些仪器的特点除了它们的偶然性构造之外，还有部件过多、重复的特点（这么多用于分辨字母b的导线和开关显得极不均衡）；恰恰是这种重复性与偶然性的结合才赋予这些仪器一个基本能力，即学习的能力。中枢神经系统拥有数万亿的接触点，无疑十分过剩；这个神经系统很可能是根据一个带有部分偶然性的过程制造出来的，由于有了双倍数量的重复和巧合的部件，所以我们的神经系统也具有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思考这些机器功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不能回答下面这个常常提出的基本问题的原因：智力工具的特性中的先天部分与后天部分是什么？
先天部分与后天部分
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感知元上来：假设连接各部件的导线的质量很差，或者工人的焊接有缺陷，电流无法通过，机器就永远无法运作。因此，机器的性能取决于制造机器过程中的条件，也就是机器的“先天”部分。但是，我们也看到必须通过连续调节形成某种结构，使机器几乎肯定地辨认出某种形式——比方说，某个字母——无论这个字母有着多么千变万化的各式书写，而在此之前，这台机器什么都不会做。因此，机器的性能也取决于它的连续经验，也就是说它的“后天”部分。
我们把机器换成大脑功能来解释也很清楚：我们的智力是以一种原始数据为基础并依赖学习而形成的；智力既是先天也是后天作用的产物。那么，自然而然地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先天部分是什么，后天的部分又是什么呢？我们在第2章曾读过加法设下的圈套，明了它是如何让我们的思维沿着这个方向自然而然地走入了死胡同。
当我们有可能会发现如果质疑促使我们提问的动机，这个问题就不具任何含义时，那么思考这个问题的重要含义至关重要。
我们回想一下那个基本结论：“部分”的概念只有在智力活动上的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具有可加性的条件下才有意义。如果这种可加性未经过检验，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被考虑在内。那么，分析相关参数（例如智商）的离散差不是包含有两个术语：起因于遗传因子的离散差和起因于环境因素的离散差，而是3个术语，除了前两个词语之外，还有一个补充术语，即起因于遗传因子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离散差。
自然不会有人怀疑这种相互作用的存在：基因的作用依赖于环境，而环境的作用也取决于基因。
先天与后天在创造一个特征方面的作用，可以与表达一个语句意义的语法与词汇的作用相比较。只有在我明白“猫”、“老鼠”和“吃”这些词语的意思，并且只有在我了解表示施动者的名词置于动词前，动作涉及的对象位于动词之后的语法规则的条件下，“猫吃老鼠”这句话才有意义。离开词语的语法规则是哑巴，离开语法规则的词语没有意义。谁会想衡量一个词语和另一些词语的相对重要性呢？
同理，被隔离的基因是哑巴；无基因的环境起不了作用。
总之，我们不应再提到“先天和后天”的问题。但是在我们所处的领域里，信条总是比逻辑具有无限大的威力；我们应该料想还会经常看到一些认为基因在智力决定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专断论断，关于这个一席之地，最常引用的数字为80%。
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错误，那么对这样的论断提出论据相对容易一些；假设事实是基因在其中占30%或者90%，那么会就此达成一致的意见。然而这不是错误数字，它是一个荒谬的数字。假设一个人肯定地对我说，月球在离地球50万公里远的地方，我会说我认为他的数字是错误的，于是我们追根溯源，一致同意某本百科全书所指出的距离。但是，如果他声称月球距离地球1万吨远，那么我无法举出另一个数字来强调自己不同意他的说法。问题不再是数字的不确切性，而是数字的无意义性。经验遗憾地证明与无意义作斗争要比与一个错误作斗争困难得多。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智力、智力的测定和智力的遗传性
我们曾在第4章提到过，心理学家在本学科引入了数字所带来的科学性的表象，他们努力地用不同尺度的标准解释智能，并用一个不恰当地命名为“智商”的参数加以综合概括。弗朗索瓦.雅各布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 Jacob），《性别特征与人类的多样性》，《世界报》，1979年2月9日。曾说过，科学家做的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把一个像智力这样的多方面特性简化为一个唯一的测定值。日常用语中的“智力”一词具有不同的含义。罗贝尔词典用了好几页文字来解释该词，它有着诸如洞察力、判断力、思考能力、创造性、敏锐性等不同的能力，这些能力因每个人对智力的理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在继续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谨慎一些。
这个参数的危险之一是用一个数字描述它的同时企图把它视为数字并把它运用在不同的算术运算中，而且这些运算常常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了，我们常常使用其他的一些意义含混的数，如温度，但是我们在学习它们的定义的同时就学到了使用它们的方法。例如，我们知道温度30℃和50℃的平均值只有在考虑到两个接触的物体的特定质量和热量时才有意义。数字30和50的平均数本身没有任何含义，而把100克温度为30℃的水和200克温度为50℃的水混合在一起所得的温度（其中，热量用σh代表）则是一个完全确定的数，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计算出来：
t=(100×30)+(200×50×σh)(100)+(200×σh)
一个数只有在假设它有确定的意义时，换言之，如果这个数在度量一个与我们周围世界的确定特性相关的参数，才能用于恰当的算术运算。温度正是如此，但是什么公式能有效地使用智商呢？即使两个智商的平均值不可能有意义，我们还是自问用一个数来表示智商是否合理。
经过一些极其微妙但又必定为随机性的过程，有人创造出计算一个称为智商的数的方法。除了那些被观测的特征，亦即在某些实验中具体化的性能外，这个数无法测定任何其他特性。其唯一价值来自于它与个体的其他被测参数之间的关联，并且凭经验证明了这种关联。比奈的最初目标是估算学校教育失败的风险，因此他设计了一些实验并研究实验所得分数，以便得出一个可能与学校教育的成功最有关联的数字（而且他那时没有使用“智商”一词，这个词是后来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个测定值是表明学校教育成功的潜在性的一个指数。为了把这个意义扩展到智力上，必须假定学校成绩代表智力，这并不荒谬，但是却极大地缩减了这个词的含义。
最诚实的态度似乎是承认除了智商外，我们有一个数，我们不知道它测定什么对象，甚至不知道这个对象是否是可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凭经验证明它与学习教育的成功有关，因此，在我们的社会，它与社会成功有关联。我们几乎是处于观察瓶子里的青蛙的观察者的位置，他不知道为什么青蛙爬上或爬下梯子，但是他能观察到青蛙在梯子上休息的位置越高，明天就越可能有个好天气。
为了达到某个目标，就必须为计算智商付出努力：这个智商将用于某些决策。因此我们显然得谨慎小心，而这一点少有人提及；既然与一个测定值有关，那么首先应当研究这个数值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奇怪的是，心理学家们很少研究这种准确性。我们以达格达格(P.Dague)，《智力的测定值》，巴黎MURS研讨会，1977年。提出并由卡利耶卡利耶（M.Carlier），《更好地使用智商概念》，摘自《智力是遗传性的吗？》，法国社会出版社，巴黎，1981年。确认的数字为例：根据他们的观点，智商高于85，离散差的幅度为“95%”±10；智商低于85，离散差的幅度则为“95%”±5。换言之，宣布“这个孩子的智商等于108”意味着“对这个孩子所做的智商测验的结果有95%的可能性是介于98和118之间，得到一个该区间之外的结果的可能性是5%”。某些心理学家认为这几位作者过于悲观了，他们假定这个离散差的幅度为±7。这种智商的不准确范围的不准确本身就揭示了相关对象的模糊性。事实上，我们可以精确地确定一个测量质量或长度的“置信区间”，因为的确存在一个真正的未知质量或长度，我们试图将之定位于两个限值之间；相反地，不存在什么与我们所做的测定无关的“真正的智商”。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对智商的说明必须始终伴随着对它的准确性的说明。医生的职业道德守则禁止他们的某些行为或某些不谨慎的言语；但愿能禁止对父母说：“您孩子的智商是97！”因为我们唯一有权肯定的是：“您孩子的智商介于87
到107 （或者90 到104）之间的可能性是95%！”
至于智商的稳定性比它的准确性更不为人了解，一个在我看来信息特别丰富的结论是全国人口研究所多年来针对学龄儿童的智力水平所做的调查。这些调查突出强调了移民儿童的整体智力水平在4年间平均增加10个百分点。无论这些儿童原籍属于哪个国家，在所有研究对象身上所观察到的这种总体变化是个体变化的结果，其中某些儿童的变化更是快得多。我们将在下文介绍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就被收养孩子所做的调查，调查结果同样说明儿童智商的变化是多么依赖于他所生活的环境。
重点是强调智商不像血型或性别那样是一个依附于个体的特性。它是一个相当不准确的测定值，它与智力态度的目前状况相一致。我们尤其要避免把智商看作一个可以贴在每个人身上并标明其最终命运的标签。
不过，既然智商是个数字，研究人员做了许多研究工作来计算所谓的智商的“遗传性”。这个具有科学风范的词语是最能歪曲心理学家与遗传学家之间对话的一个词语；这个变色龙词语随着研究内容的不同而改变着它的意思，事实上，它对应于下面3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1. 亲子相似性；
2. 性状总方差的比例可归因于全部基因的整体作用；
3. 这个总方差的比例可归因于基因个体的作用。
可惜，第二和第三种遗传性只有凭借一些全然不现实的假设才能确定；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由于缺少这些假设，方差分析变得没有意义。至于第一种遗传性，它只测定一种关联，根本不能确切说明相关的机制。常常可以用一些复杂的方法来确定这三种遗传性；总是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计算，但是最终结果表明它们的困难和准确性都没有意义，而假设的不现实性也不可能确定所估算的参数的意思。
我们在前文提到过的法国儿童精神病学家的著作又再一次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一个因混淆了“遗传性”词语的3个概念而造成误解的情况。他的作品对于那些寻找错误例子以避免犯错误的教授来说极为宝贵；这些作品里充斥着易于吸引学生们注意力的极端情况。他认为，“遗传影响在智力中大约占80%，而剩下的环境因素则占20%”德布雷-利藏（P.Debray-Ritzen），《致小学生家长们的公开信》，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78年。：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指出，这个推论完全建立在把基因与环境对智力的作用相加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支持这个论点。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基因与智力缺陷
如我们所做的那样，强调区分一个像智力这样复杂的性状中先天部分的不可能性，决不是意味着必须否定遗传因子的作用。很显然，智力活动必需的所有器官都受基因的支配，无论是个体发育过程中器官的形成还是对它们的维持和调节，都是如此。因此，显而易见，它们的功能是“遗传性的”。
但是在一篇科学研究中，这个目标就显得过于模糊，我们曾在第4章长时间地强调这个困难。假设我们能够观察到个体基因型中某些基因的出现与一个性状的各种不同形态之间存在着联系，我们和遗传学家一样都会承认这个性状是“遗传性的”。因此，猕抗原系统就是“遗传性的”，因为它的“阴性”性状受某种由字母r所代表的双倍数量的基因的支配。
很显然，这样一个定义说明智力本身不是“遗传性的”，尽管它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我们至多能希望确切地说明某些与智力相关的特征的遗传机制。精神幼稚症的某些表现形式正是如此。
例如，我们知道苯丙酮酸尿或黑蒙痴呆（尤其犹太人的某些群体常患的家族黑蒙性痴愚症家族黑蒙性痴愚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常常造成患儿失明，严重者会导致死亡。——译注）是由于某种基因的双倍数的存在：这些疾病就像孟德尔研究的豌豆叶子的绿色一样世代遗传。
这些基因的活动如此活跃，大脑遭到破坏或失去其功能；智商因而被这些基因的存在所更改。但是，应该注意到那些已经过确定的基因对智力的影响都是一种负面影响，有一些基因导致精神幼稚症，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智力基因。
我们甚至可以尝试去点数这些不利的负面基因，或者更确切地说，点数那些基因所处的位点（一个位点就是支配某个性状的基因所占据的一部分染色体，因而位点就是遗传单位）。为此，我们观察到父母亲的结合对其子女的智商的影响。比如，当父母亲是堂表亲关系时，孩子可能会从双方接收到的不是两个不同的基因，而是最初由他们的祖父母所有的同一个基因的两份拷贝，所以孩子必定是同型结合体。这个情况的概率被称为孩子的“近交系数”。大多数的观察结果表明血亲子的智商都稍稍低于血缘不同的儿童的智商。至于双亲为堂表血缘关系的儿童，根据美国科学家舒尔（Schull）与尼尔（Neel）在日本所做的一个研究，其差距可能至少为4个百分点，而根据斯拉提斯（Slatis）在美国的研究，差距为2.5个百分点。我们必须谨慎地使用这样的结论，因为很难将“血亲关系”的事实孤立于其他如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等相关事实之外，具有堂表血亲关系的夫妻大概不会是所有夫妻的典型代表，而且我们从未确信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偏差。因此必须谨慎地解释所观测到的减少2.5或4个百分点的现象（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数字很小，无须让那些血亲夫妻过于担忧他们的孩子）。如果这种现象真的与遗传影响一致，那么可以从中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这些结果倾向于表明存在着大量的某一类位点，对智商有不利影响的隐性基因就位于这些位点上。通过一些应加以强调其投机性甚至相当的不现实性的论证，毛顿毛顿(N.Morton)，《近亲结婚对智商和智力迟缓的影响》，登载于《全国科学学会学报》第8期，1978年8月。估算出这些位点的数目超过“300”。在对这个结论持保留态度的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它
与一种观点相一致，一种认为大脑功能可能会受到许多新陈代谢疾病的影响，这些疾病就是某些基因作用的结果。此外，问题不一定在于那些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基因，我们的有机体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完整机体，类似于智力活动这样的活动必定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
但是，观察结果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同型结合对智商的不利影响，同型结合就是指出现于该位点上的两个基因的结构相同。不利基因也好，基因的单调性也好，都不一定会降低智商水平。所以，形容词“有利的”或“不利的”也不应再用来形容某些基因，而是用于形容某些基因组合。
这个事实完全打乱了那些认为有必要执行优生政策的观点。在达尔文发表了《物种的起源》10年后的1869年，高尔顿高尔顿（Galton，1822～1911），英国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译注出版了闻名遐迩的著作《遗传基因》，自加尔东和他的理论之后，我们轻易地就承认某些人类后代比其他人的智力更高；用遗传学术语解释这个事实，我们从中得出结论：某些家族有着更好的基因，这些基因的普及有益于我们人类的发展。如果那些智力差的家族的生育能力一直持续高于智力优的家族，那么必须留心智力衰退对我们的威胁，曾经有多少本书和多少篇文章这样提醒过我们啊！正是本着这种思想，1924年的美国移民法限制某几类人进入美国。心理学家布雷格姆（Brigham）就是负责起草这个法案的委员会的顾问，他宣布了“黑人、一些阿尔卑斯人种和地中海人种所造成的智力衰退”，并极力鼓吹制定一项以“科学”为依据的限制政策。
一旦承认“能力”并非与某种基因的存在有关，而是与不同基因的存在有关，所有这些推论就全都失去了它们的根据。想想我们在博斯博斯，巴黎盆地，机械化生产小麦的盆地。——译注或布里布里，法国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的地区名。——译注见到的茁壮生长的玉米，这些玉米的茁壮不是因为它们有某个基因a或者某种基因b，而是因为它们在许多位点上都同时有着基因a和b，即异型合子
(ab)。所谓的同型合子
(aa)或(bb)同样不如前者的生命力旺盛，因此“基因a比基因b好吗？”的问题没有意义。质量不取决于基因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基因的多样性。如果“玉米”群体被一个同时要求种族改良和种族纯净的暴君所统治，那么最坏的灾难是可以预期的，因为这是两个互相对立的目标。
根据这种观点，任何以提高一个群体的智力为前提的优生学测定至多只是一种蠢话。但是，几乎没有哪些针对大众的作品不提一提建立在这些假想基础上的思考：某些杂志刊登的文章颂扬加利福尼亚商人的首创性，他创建了一个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提供精子的精子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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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与必然性
我们曾说过必须非常谨慎地解释毛顿的观察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意味着基因型的多样性有利于智力发展或者至少有利于智商的发展，这就是证明智商具“遗传性”的证据！很多作者认为，这个修饰语牵涉到一种必然性：一旦基因整体形成，智力的命运就得到最终的确定；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更幸运，拥有更多更好有利于智力发展的基因，其他人则不会有这种运气！在这一点上，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他那些不容置辩的论断曾为我们所用，他很出色地阐述了这种机械论观点。在测试过一个儿童的智商后，他毫不迟疑地肯定这个儿童：
如果智商低于120就不能接受正常的高等教育；
如果智商低于130就无法学习高等数学。
我们再一次地面对这个曾在97页宣布的那个错误，把一个关联视为因果关系的论据。英国心理学家埃森克《人类的不平等》，埃森克（Eysenck）著，法国哥白尼出版社，巴黎，1977年。是我们的那位儿童精神病学家的启发者，他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他写道：“智商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它是获得学业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推理与认为煤炭消耗的增多是老人死亡率上升的因素之一的推论相当。重要的不在于因素，而在于同时发生；一些以“科学”的身份出现并常常参考“最新的现代科学发现”的著作竟会犯如此严重的逻辑错误，这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这样缺少严肃根据的论断不由得使我们为之震惊。轻蔑地笑笑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还应该以严密性及我们孩子受到威胁的命运的名义采取行动，按照美国科学家的说法，我们的孩子成为“智商群岛”的受害者。
事实上，关于“先天和后天”的问题，我们看到它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具有意义，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更巩固某种意识形态的态度：即为了从“科学”的角度说明个体成功或失败的必然性，由此，以这些自然原因为基础建立社会等级。在解析形容词“遗传学”的含义的同时，我们强调了基因——必然性联系的有限性。当我们研究某种蛋白质的结构或者某种血型的表现类型时，这种联系是精确的；当我们研究一个“性状”时，即使这个“性状”的机制很简单，这种联系也不再是精确的。“苯丙酮酸尿”这种起因于某种基因的双倍数量的存在的疾病是无可避免的，只要我们还不知道它所涉及的新陈代谢的性质；20多年以来，饮食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环境”的变化，能治愈一些遗传了此类基因型的孩子，在前，这种病百分之百地取决于基因型，现在则百分之百地取决于环境。
这种必然性的倒退，对于其机制起因于很短的因果链的性状是可能的，并且对一些如智力活动各方面的复杂性状则更有理由成为可能。要想尽量了解相关机制，重点是进行尽可能严格的观测活动，这可以确切说明在什么范围内改变环境能改变个体的命运。我们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对分开抚养的双生儿的研究
第一个方向是研究同一卵生分别抚养的双生儿：他们有相同的基因型，因此他们的差异行为只能是受到环境影响的结果。为了能够将他们的相似性归因于他们的生物实体，他们被抚养的环境必须有着强烈的反差，这种情况很少见。这方面的观察结果主要由英国心理学家塞瑞尔.伯特（CyrilBurt）提供，他死于1971年，享年83岁。而在他死后的几年之后的事实是：简言之，他的许多文章中的数据纯粹只是杜撰出来的。他确信智商也好，社会成功也好，都是由遗传所确定的，他制造了一些观察结果，虚构了共53对双生儿的研究对象。某些心理学家为了拯救伯特的基本结论，于是暗示说只有他最后阶段的实验结果令人怀疑，他的年纪太大是最后所犯错误的主因。衣阿华大学的杜夫曼杜夫曼（D.Dorfman），《塞瑞尔.伯特问题，新发现》，《科学》，1978年9月29日，1177～1186页。曾精心研究了伯特撰写的关于社会阶层形成智力差异的主要著作（《从社会职业等级看智力分布》）并由此得出结论：“毫无疑问，他捏造出他的数据。”作者甚至能复原伯特所用的方法，对他在文章中列举的伪造的观察结果进行统计处理以便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而这个他声称涉及4万对子女——父母的研究结果被用于无数的研究实验中，被许多的论文引用过。这个结论逐渐地并最终作为一个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被介绍（或许出于真心诚意地），而它却是一个骗局。
对分别抚养的双生儿的研究不应因此就被放弃；相关的严肃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些宝贵信息。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几年前开始进行一个对出生的头几个星期就被分开的成年双生儿的研究。20来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鉴于他们所持的谨慎态度，其结果将会是精确的，但是他们需要很长时间：目前的速度为每年研究10对左右的双生儿。
在1980年6月于耶路撒冷召开的关于双胎妊娠的大会上，这个研究小组报告了他们对14对双生儿研究所得的第一批观察结果，这些结果尤其表明双生儿动作上的明显相似性。第二个方向就是研究环境对每个人命运的影响，就是对那些被与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父母所收养的孩子的研究。令人奇怪的是，早在1913年英国心理学家理查森（Richardson）就突出强调了这类研究的意义所在，而直到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的一个小组刚刚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之前，一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研究。
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对养子女的研究这是一个由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的一个多学科小组所做的研究米歇尔.西弗（Michel
Schiff）等人合著，《被干部收养的体力劳动者的孩子们》，全国人口研究所—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81年。，小组包括研究人员、心理学家、医生和遗传学家。他们跟踪调查了35名出生于所谓最低社会职业阶层并在出生4个月左右被最高社会职业阶层的家庭收养的孩子的就学情况。他们将所得结果同39名与这些收养儿童有血缘关系由亲生父母养育的兄弟姐妹作对比，以及与对各个社会职业阶层家庭的子女所观察到的平均结果作比较。结论显然非常清楚：那35个被收养的孩子，他们的总体结果极其类似于抚养他们的高职业阶层家庭的平均水平，他们的成绩也远远超出那些生活在低层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牢记下面的数字：在他们10岁时，这35个孩子中有5名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学业失败（留级），但是只有一对双生儿遭到了严重失败（被分在“平行班”）；在他们的生活于亲生父母身边的39
名兄弟姐妹中，有24个孩子处于失败的情况，其中有12名孩子经受了严重失败。
很难不重视这些结果：它们清楚地意味着有将近1/3的低社会职业阶层、生活条件差的孩子不被接受进入我们的社会，原因不是由于我们被迫接受的生物劣势，而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不是某个人口学宣言，而是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它至少让我们想到，如果想得到真正的“机会平等”，我们仍需为我们的社会作更多的努力。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传统的“智力测验”结果解释了学业失败率的现象。在意识到计算出的平均值意义不确切的同时，让我们重新看看所得结果：35名被收养儿童的平均智商为108.7，他们的亲生兄弟姐妹的平均智商为94.6。再想到全国人口研究所对10万个孩子进行调查，得出干部家庭子女的平均智商为108.9，“非技术工人”家庭子女则为94.8。几乎完全吻合的结果不应给人以假象，不过我们的结论是，在这个研究中的被收养儿童的智商与那些出生并生长于相同环境的儿童的智商极为相似。
当然，观察对象相对有限，但是观察方法谨慎细致，这说明结果是确定的。从中得到的教训是：社会遗传，也就是亲子间的社会地位的传递的主要媒介为环境；环境起着相当强的影响，甚至足以掩盖住遗传差异带来的可能结果。
存在或变化
至于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提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答案，科学只给了我们部分数据。主要课题与我们的绝对丰富的潜能及其可塑性有关。智力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数据，它永远在变化。
可惜，相反地，我们所用的语言的目的是将每个人局限于一个稳定的定义内。对着一个孩子，我们习惯于谈起他的“天分”；他的各种爱好被诠释为“天生搞文学”、“有音乐天赋”或“有数学天分”的证据。这个证明并不一定荒谬，可能被当事人后来的人生历程所证明，但是这些词语是在什么程度上与现实相符并符合怎样的现实呢？
所有的个体显然都极为不同，他们对各种智力活动的爱好和能力也有可能极为不同，但是，当我们肯定地说这是一种“天赋”时，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词典上说，“有天赋”就是“天生拥有”；谈到一种天赋时，我们承认这种天赋是自然造就的。自然最初赐予我们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整套基因，如果我们假定某个特性是我们具有的基因作用的直接结果，那么这个特性就是真正的“天赋”。至于某些智力缺陷机制，除了关于一些负面的“天赋”亦即某些精神痴呆症之外，这一论断几乎无法得到证实。
至今为止，尚无法确切地证明任何特殊的智能是基因作用的结果。最常提到的例子就是音乐，有时会举出音乐家巴赫的家族为例作为证明存在“音乐基因”的证据。不过，把一个可能的遗传影响与一个真实的环境影响分解开实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某些家族性的集中存在并不足以作为遗传起源的证据。直到现在，由于我们不可能对整个人类做实验（这不单是一个伦理问题；无论如何，由于一代人的生命时间较长，所以这些实验将会变得过长），所以我们只研究了少数几个通常是人格病理学方面的特征。我们看到，关于精神分裂症这方面的著作最多，得出清楚结论的难度是多么大。不过，根据专家们的看法，关于一个精神实体，它的定义是相对客观的。在研究一些诸如数学才能或音乐天赋的性状时，我们将会碰到怎样的困难啊！
阐明一个遗传机制需要在实验过程中做许多的观察工作，这些实验是根据精确的标准并针对一些严格确定的性状进行的。当问题涉及到智力活动时，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关于天赋的研究最终有可能会停留在思想观念的范畴内走不出来，科学家只能告知他的疑惑并在他的学科不适当地引用这个词时采取相应行动。“天赋”的观念把每个生命局限在多少过于狭窄的、可能是自然赋予他的能力的范围之内。
这个观念在偏向“超智商儿童”的舆论运动中得到巩固，这些具有超强能力的孩子是统一教育的牺牲品，而按照某些作者的说法，本来应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天赋为大众服务。尽管这种与极端多样化教育对立的过度划一教育可能对许多孩子们有害，仍然没有任何人否定它。但是“超智商儿童”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我们已经见过了与词语“有天赋的”相关的困难，而前缀“sur”法语介词“sur”表示“超的，过度的”。 ——译注则使问题变得加倍困难。这个前缀只有在与“sous”法语介词“sous”表示“不足，次等，在……之下”。
——译注相对而言时才有意义，与之有关的是一个测量等级并且是独一无二的等级。如果想在前缀“sur”后加上“有天赋的”的意思，就必须承认所涉及的天赋全都能够由一个数字测量，而这个数字总结了相关的所有天赋。这是使词语“超智商儿童”有意义的第一个条件；这与我们通常所接受的智力的概念相去甚远。
甚至连智商的定义也向我们证明，只有0.4%的儿童的智商在140以上，2.3%的孩子在130以上。因此只需把要求定在保证“有x%的超智商儿童”的标准就行了，与通常所作的表述相反，这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纯粹随机性的定义。因此，我们所讲到的关于智商的不准确性、不稳定性特别是它的模糊不清的意义对于那些超智商儿童来说也同样存在。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质疑“超智商儿童”一词的意思，而是要理解为什么使用一个如此含混模糊的术语来如此广泛地发挥这个主题。
对于那些狂热拥护这些理论的信徒而言，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种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自然等级的思想。事实上，“超智商儿童”只是位于一个随意选定的个体测量等级的一端。但
是，他们被作为一些高等人来介绍给我们，他们的强大能力是一种社会财富，因此社会出于公正和为所有人的利益着想，就应该给予他们最大的改善机遇、最快成功的职业生涯、责任最多最大的职位，他们将会是未来的领导人。
我们惊恐地面对这样一种概念上的混淆：为什么智力发展比正常儿童快的事实就是全才的标志？就本质而言，这是智力早熟，它在极端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学校问题，这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凭什么就应该把这种早熟与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社会成功联系在一起？“超智商儿童”一词所产生的主要错误是对一个孩子进行总体的和决定性的评价。我们能极轻易地列举一些智力并不早熟却取得非凡智力成就的事例：贝多芬、达尔文、爱因斯坦、托尔斯泰，他们大概非常幸运，因为他们生活在尚未发明智商的时代，否则我们在他们之后所确立的择机制会把他们引导向更短的人生路线，会使他们过早地面对所谓的就业社会。贝多芬的智力发展“毫无希望”，达尔文的“智力在平均水平之下”，爱因斯坦的“智力发展迟缓”，托尔斯泰则“既不勤勉也无能力”伯特（C.Bert），《超智商儿童》，《教育世界》，1978年11月。。其根本错误在于设想了一个先存在的天赋，一个仙女、上帝或基因所赐予的天赋。我们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作为结束语，我们引用萨特萨特（J.-P.Sartre，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及剧作家。——译注的一句话：“我的疯狂从第一天起就保护我免于受到‘精英’的引诱，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种‘才能’的幸运拥有者……
［我是］一个所有人造就出来的人，又是一个等于他们所有人的人，还是一个无人可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