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需要加快金融转型

为何需要加快金融转型               潘英丽 (2010-11-1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已有了巨大的推进，不过中国金融体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一方面，中国金融体系仍然是银行主导型的，银行业在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发挥着主体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体系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行政力量在基准利率、人民币汇率和信贷投放规模等方面仍发挥重要的作用，金融业的市场准入、新业务的开发和提供仍需政府主管部门审批。这种银行主导和行政管制型金融体系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现阶段已经到了需要实施变革的时期。
传统金融体系亟待转型
2002年开始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通过多措并举，实现了改革的目的，恢复了银行体系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系是政府主导型的，在改革开放30年中具有两大历史性贡献。
第一，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是工业化战略成功实施的重要支柱。通过行政管制下的低利率和向特定产业倾斜的信贷配置，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为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提供大规模廉价资本，促使中国快速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它与二元经济结构造就的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起，成为中国工业化战略取得成功的两个强有力的支柱。
第二，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有效动员金融资源的功能，对中国渐进型经济改革的成功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出现了20%上下的通货膨胀。在此转折时期，中央政府正确地采取了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正利率政策，吸收居民储蓄存款。储蓄存款总额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1998年3月的4.8万亿元，其中92.5%进入国有银行账户。在这里，银行体系部分代替着税收制度的功能，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部分代替着政府财政的功能。银行体系的政策融资功能，使中国避开了其他市场化改革国家随政府财政实力削弱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陷阱。通过促进外资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体制外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维护国有企业等体制内经济的稳定，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再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消化国有企业改革释放的就业压力，中国渐进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然，渐进改革的社会成本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过银行体系实现了跨时期的后移。这就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积累起一定数量的不良资产。加入世贸组织后，卸掉国有商业银行的这一历史包袱，创造中外银行平等竞争条件，成为2002年开始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中央政府通过不良资产剥离、中央银行再贷款、财政和外汇储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融资以及存贷款利差补贴等多项举措的实施，实现了改革的目的，恢复了银行体系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
不过，金融体系潜在的问题已日渐凸显。体现在：第一，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整个社会资源的运用仍然相对低效。由于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社会资源的低效或无效运用最终必然反映为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的积累。利率作为资金成本，成为企业选择投资项目的门槛，由于利率长期人为地控制在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其对投资项目的筛选功能就不能有效发挥。此外，银行放贷利率除了需要弥补资金成本和经营成本外，还需要弥补相应的信贷风险成本。中国的低利率导致风险补偿功能的缺失，从而使银行在放款时产生强烈的低风险偏好，给所有制、政府背景、企业规模、抵押品和社会关系亲疏等因素以更多的考虑，结果出现信贷及其所支配的社会资源向房地产、国有大企业等项目倾斜，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并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扭曲，资产泡沫的膨胀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
第二，金融业呈现结构失衡的低效率增长。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一是金融发展扭曲为结构失衡下的规模增长。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已从1999年12.3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2.5万亿元，但是融资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中的贷款占比从2000年的 76.3%增加到 2007年的80%，股票和债券融资的发展十分缓慢。10余年前提出的非国有经济在融资上的“倒三七结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金融的过度行政管制堵塞了金融创新的空间，阻碍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并给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融资瓶颈；同时也抑制了城乡居民通过金融投资分享经济高成长成果的机会。二是金融运行仍处于低效率状态。以银行业为例，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从1995年7月的 1.08%提高到 2007年 3月的3.6%。以存贷款利差占贷款利率比例衡量的银行中介成本则从 9%增加到56.3%。由于银行金融GDP相当于存贷款利差与信贷规模的乘积，利差越大，金融GDP越大，但它实际反映的是银行体系运行效率越差，而不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中国的存贷款利差比国际平均水平多2个百分点。2009年金融机构贷款42.5万亿元，利润约为8000亿元，如果取消超常的2个百分点利差，整个银行业实际上处在零利润状态。三是存在金融中介不足。金融中介不足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于反常的国际资本循环。我们对中美双边投资收益率的研究成果表明，2009年中国对美投资总资产为16575亿美元，其中85.4%为债券,美国持有中国资产为2208亿美元，其中股票占29%,FDI占20%。1999-2009年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经营性净收益率为15%，加上资产升值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实际收益率为18%。美国的中国股票投资收益率为13%。相比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实际收益率仅为2.3%，股票投资实际收益率为1.77%，中国投资美国国债与机构债的实际收益率为3.22%。显然中国的投资机会比美国多得多，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也比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收益率高得多，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高达1.4万亿美元的对美资本净输出呢？答案显然是金融中介不足已经成为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有效投资的主要瓶颈，而金融中介不足又与民间有效率企业组织发育不良以及金融生态环境有关。四是存在扭曲的二元金融结构。近年来，在有抵押品的行业、国有垄断企业和短期投机领域出现流动性泛滥，投资过度，资产泡沫的局面。而在很少抵押品的服务业领域、交易成本高的民营中小企业和未来不确定性较大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创企业，则存在流动性不足，从而投资不足，发展受阻的问题。
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否从政府行政主导型模式转向市场主导型模式。由于资金是稀缺的社会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因此金融转型就成了经济转型的核心。
在反危机取得成功后，经济转型无疑已上升为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中国一以贯之地实施着工业化战略。该模式通过转移农业剩余产品实现了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通过廉价的金融资本和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双重支撑。其负面效应和不可持续性已日益显现：三农问题和贫富两极分化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制造业产能的过度扩张遭遇了资源环境的瓶颈；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面临发达国家需求的长期衰减；居民财富积累困难，隐含着未富先老的社会风险。这些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又给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带来系统性风险。
经济转型的一项内在要求是，增长的动力需要更多地从出口需求转向国内消费需求。瑞银信贷关于全球消费增长的预测是，所有发达国家消费在全球的占比都将下降，而美国的消费占比将从 2007年的 30%下降到 2020年的20%。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消费占比将从5.3%增加到21%。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关键是如何创造条件，将这种消费增长潜力激发成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动力。
未来国内的消费需求取决于中国人口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其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趋势。国外学者运用边际消费倾向（即消费与收入间的比例）数据将中国各省市归类，得出结论是就消费水平的差异性而言中国就像是由22个国家构成的经济体。关于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已有众多分析。我在此强调的是公共产品和个性化消费品供给不足抑制消费需求的问题。目前政府已重视并正在改进公共产品的供给。相比较，多样化、个性化消费品和消费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有助于增加低端消费需求，但是中高等收入阶层对个性化和人性化消费服务的需求却仍然受到供给能力不足和作为服务消费补足品的闲暇时间不足的限制。这里需要的是生产体系的转换和经营模式的创新。
经济转型要求中国经济从大规模、标准化和相对简单的生产体系，转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现代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平衡发展的复杂生产体系转换。这种生产体系的转换，或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否从政府行政主导型模式转向市场主导型模式。
由于资金是稀缺的社会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配置的市场化就成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核心；金融转型就成了经济转型的核心。金融转型要求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要求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因此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就成为经济和金融转型的核心任务。
健全金融生态环境
成功的金融转型取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健全，健全金融生态环境需要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并提供合约的多样性选择。
金融转型是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而且金融体系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换的条件也已基本成熟。
中国金融体系的国家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合理性主要基于两点：第一，放权让利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财政实力的削弱需要政府强化其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来弥补，这是中国渐进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但是，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已经从三个方面显著增强了政府的财政实力和调控能力。国家财政收入实现了超越GDP的高增长。 2001-2008年政府税收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1%，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10.7%增加到2008年的20.4%。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已使大型国有企业摆脱普遍亏损并进入高盈利状态。随着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随着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国家拥有的股权和地产的流动性和市场价值已得到大幅度提升，国家的资产运作和使用已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因此与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财政、货币的双重脆弱性相比，中国政府具有财政、货币和国有资产三大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政府有条件而且必须从金融资源配置的前台退出，着力于金融生态环境的营造，促进金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的完善。第二，市场信用基础的缺失曾经是实行金融行政管制的理由，但是过度的行政管制（如股票发行审批、金融业务审批和金融价格管制等）可能成为寻租行为和机会主义盛行的制度根源，成为金融市场有序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逐步取消金融的行政管制，促进金融成功转型已经显得刻不容缓。
成功的金融转型取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健全，健全金融生态环境需要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并提供合约的多样性选择。
信息不对称引起损害债权人和投资者利益的道德风险，并抑制金融机构融资业务的发展。降低信息不对称需要：健全会计审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发展信用担保和信用增级技术，促进信用评估和信息服务业发展，以提高市场的透明度。未来的不确定性抑制着跨时期的金融交易活动。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创企业和缺乏抵押品的中小企业就因为经营状态较难预测的高风险性而得不到以慎审经营为基本原则的商业银行贷款。因此促进经济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我们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产业和风险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创造有效管理风险的各种技术和工具，提高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当事人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导致经济、金融投机行为。人们通常强调教育对提高投资者理性的作用。但是教育并非投资者理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事实上，华尔街交易员和金融市场高管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智商者。真正重要的还是通过制度安排（比如金融交易杠杆率的规定、金融机构合理利润边界的界定、薪酬制度的安排等等），消除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追求短期暴利的机会，并通过创建稳定有序的经营环境，鼓励经济当事人追求长期盈利目标。
具体到如何健全金融生态环境上，我的建议是：一方面，加快政府债券市场的建设，特别是加快建设地方政府信用制度，促进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政府信誉是社会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帮助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用钱的关键时期筹集到巨额款项，完成重大使命。政府信誉的确立是建立民间长期市场信用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达地区试点建立相对独立的立法和司法制度。可以借鉴或引入中国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例如上海试点相对独立金融立法和司法体系，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并通过上海相对独立的金融法庭跨地区受理金融违约案件，扩大先进法律体系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金融转型的路径探索
通过引入外资金融机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可以改低水平无序竞争为适度有序竞争，可以促进金融创新，促进人才流入，促进金融管理技术的提高，并促进金融服务性价比的提高。
金融转型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二是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首先就金融开放而言，我的基本观点是外汇管制仍需要加强，但金融服务市场的准入可以放宽。中国经济未来10年仍有较快的成长性。但是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经济高成长的成果需要优先让本国居民分享，而不是让国际资本分享。如果外国资本更多进入，我国就会有更多外汇储备积累，在对外投资的能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国家财富会面临汇率和资产贬值的双重风险。相比较金融服务市场需要对外资金融机构有更大幅度的开放。通过引入外资金融机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可以改变低水平无序竞争为适度有序竞争，可以促进金融创新，促进人才流入，促进金融管理技术的提高，并促进金融服务性价比的提高。另外，我也建议停止美元QFII额度的发放，建议适度有序开放人民币QFII，通过给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分享中国高成长机会的优惠条件，促进贸易结算中的人民币使用，形成并扩大海外人民币交易网络。
其次，金融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松行政管制。应在业务审批方面引入负面清单制度，即明确规定禁止发展的业务项目，除此而外放开经营，以拓展金融创新空间；股票发行审批制度应该逐步过渡到交易所核准与报备制度；逐步放开存款利率的限制，消除存款负利率和给银行业的利差补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需要合并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以适应金融发展和有效监管的内在需要，从根本上排除目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权力竞争和摩擦给中国金融发展造成的损失。
第三，需要大力促进金融创新。具体措施包括：可在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试点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营化，推进无分支机构的社区银行的试点和发展，以促进消费信贷、消费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并通过取消高利差补贴政策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走向世界，以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内在需要。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 （PE）、风险投资 （VE）等各类进入实业的投资基金。在体制理顺、理念端正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可以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便车，发展杠杆收购融资业务。另外需要加快发展各类企业和机构债券市场，加快信用评级等社会中介服务业的规范发展。同时，大力开发和发展各种信用增级机制，分散信贷和投资风险，促进小中企业、新创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融资；大力发展各类仲裁和协商、协调机制，促进非政府背景的各类行业协会的发展和功能的正常发挥，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细分行业的自律水平。
思想者小传
潘英丽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 1993-1994年获美国国会资助在美国纽约大学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曾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加拿大Mcgill大学和欧洲中央银行做访问和交流。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20余项，出版专著10余部。近期完成的内部报告《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和重构研究》（2009.3）和《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2009.12）三卷本著作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