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还是堂吉诃德——知青返城30年（下）

切·格瓦拉还是堂吉诃德
——知青返城30年（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夏榆发自北京
2009-05-13 15:28:45

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自甘“堕落”的邓贤和大部分人一样，接受了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命令，他来到与缅甸北部山区接壤的云南陇川农场插队。在这个农场的，还有后来声名显赫的王小波、钟阿城和陈凯歌。
在陇川农场，邓贤跟王小波只隔着一条路：“我经常到他们连队去，我在315连，他在312连，他外号叫野牛，瘦高个儿。我当时做司务长，经常到他们连队拿米，他做后勤，喂猪。”
1968年，王小波初中毕业，本来可以跟母亲去安徽教育部干校，但他坚决要求去云南陇川遥远的边疆插队。到云南第一年，王小波就得了急性肝炎，那里缺医少药，母亲辗转从安徽给他寄来两斤救命白糖，一个多月后白糖到了，也已经成了蚂蚁窝。
韩少功的红卫兵战友们一车一车被拉着奔赴远方上山下乡，尽管他还不到政策规定的16岁，但他还是奔赴乡间去插队，落户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挖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上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在神经反应之外。”
当时在湖南知青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学习小组，有影响的是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和后来成为哲学家的邓晓芒。张扬回忆说，韩少功的姐姐韩刚在当时很有影响，他们在江永的一个农场组织学习小组，研究毛主席著作，研究马恩列斯著作，结果被打成“反革命”。
当年革命的知青中越来越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1975年1月，张扬因为写小说《第二次握手》被姚文元以“反革命罪”批示逮捕，内定为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下获得平反。“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王小波曾回忆说。
1975年王小波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当了工人。直到恢复高考，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习。1988年，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3年辞职做自由撰稿人。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弃甲逃回城里。”王小波后来在自述中回忆。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病逝于北京。

闯入者和被掷入者
湖南知青萧云在下乡之前深陷绝望。
萧云的父亲萧仑是安乡农校校长，农学家袁隆平的老师，“反右”时期的大右派；姑父张林是陈布雷的秘书，当时在台湾；爷爷解放初期死在牢房里，据说是自杀。
1968年，14岁的萧云高中毕业，她接到一张白色的通知单，给“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青年的一封信”。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政治背景，品学兼优的萧云不能上大学，只有下乡一条路。接到通知没多久，萧云在离学校2公里一个叫回龙桥的红砂岩峭壁上准备自杀，幸亏被语文老师发现。
这个语文老师原来是《衡阳日报》的记者，那时候属于内部监管不用的人，他很看好萧云，认为她应该是未来的女作家，就把当时的禁书、冰心和丁玲的一些作品，偷偷地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给萧云看。萧云终于放弃自杀活了下来。
当萧云做好准备去下乡的时候，这个语文老师自杀了——他不堪被新来的学生从头泼大粪，自杀的地点，就是萧云当时准备的回龙桥。
1969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波澜壮阔的一年，全国知青总数为267.38万人，创下知青运动史上历年上山下乡人数的最高纪录。萧云插队的地方是在湘潭县江畲茶场，当时插队的知青有83人，最大的24岁。
萧云的第三次生命是农民给的。
那年蝗虫害特别严重，要剧毒农药1605才能除灭，这是老人小孩都不能接触的剧毒，于是有知识的萧云请缨去打农药。打农药不是退着打，是前进式的，农药在前面打，农药多少会落到腿上。
萧云腿上被蚊子叮过一个包，抓烂了，成了一个大溃疡，伤口又被农药浸泡。三天以后，她倒在池塘边，被农民发现，把她背回住处抢救。
“我当时生命特征已经紊乱，瞳孔扩大。还有就是感觉有人抓着你的脑袋，往墙上撞，狠狠的一撞，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萧云过了很久才清醒过来。
农民为了救她，把空心菜的菜根挖出来，捣成汁挤出来喂萧云，挖了很长一块地的菜根，不起作用。他们就送萧云到赤脚医生家里，从萧云住的地方到赤脚医生家里有三公里，农民是跑过去的。
1605中毒，得用葡萄糖配药，但当时葡萄糖紧俏，只有大队副支部书记的母亲那里有，她是严重的哮喘病人，书记的母亲二话不说，把仅有两盒葡萄糖拿去救了萧云。
萧云没了生命危险，但有机磷剧毒必须要特别治疗，才能把里面的剧毒排出来，否则以后会变得痴傻。“当晚我醒过来，发现躺在竹椅上。农民们用两个竹杠子绑起来，做了一个轿子。我就坐在轿子上面，好多人送我，我记得恍恍惚惚的那种颠簸状态，前是人，后也是人。还有火把，因为从我的知青点，我住的这家人家到区里的医院有二十来里路，而且大部分是盘山道，农民要把我盘下山去，弯弯扭扭的小道上，火把非常多。我记得前也是火把，后也是火把。就像一个仪式一样，他们唱着山歌，像给我招魂一样。”2008年秋天，来到浏阳的萧云回忆道。
张承志把知青上山下乡视为“闯入者”和“被掷入者”，他说：“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1960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抛掷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吸吮着沉默的文明的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某种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到至深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

我们要回家
1971年随着林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消失，大批干部子女得以返城。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种趋势有增无减。到1978年后，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子女已经从一万人下降到不足一百人。能走的人远走高飞，留下的注定还要跋涉下去。这种不公正的境遇带给知青的感觉，第一是绝望，第二是愤怒。
“那时候回城的知青都是悄悄地离去，有的甚至是不辞而别。每个人的离开都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也是对留下来的人的提醒，赶快走吧，否则你们就会在这里腐烂。”邓贤说，回城成了一种传染病。
1979年1月，耿马县孟定农场两百多名知青绝食绝水，要求中央派调查团了解困境，要求返城。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进入绝食现场。绝食的地点选择在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幢三面环水的土坯平房，一道大铁门将院子与外界的往来隔断。参加绝食的知青们把自己关在农场招待所的大门里，决心以死抗争。
这些和共和国同龄的青年，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长大的，这次运动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命运。绝食的人里，绝大部分是完全没有依傍，上大学又没有相应的文化水平，能被推荐的也寥寥无几。
孟定农场知青全线罢工的消息传出引发全国各地各省的知青相继发起请愿行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公开集会，以各种方式声援边疆知青。他们喊出的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
1979年，城市对知青筑起的堤防溃决了，知青返城的风暴开始席卷全国。
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安置返城知青达760万人。此后陆续返城约300万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在云南知青为返城而发起绝食请愿的时候，萧云已经回到城市，此时她已是两岁孩子的母亲。
对于返城的知青，最显著的恐慌，一是工资，二是住房，这两样都轮不到回到城里的知青。1982年，已经成为幼儿园老师的萧云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各级领导正视和解决返城知青的困难，信里说：“把农龄变成工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农的时间是按年算的，所以叫‘龄’，‘农龄’，就是说你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一年算一年，工龄就是说你工作一年算一年。问题在这里，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知青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当时这是一封可以被治罪的信。信发出以后萧云就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那个时候看见公安就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那封信由萧云的一个亲戚带到她所在的单位科技出版社，盖了公章，附了一个信函转呈到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委办公厅正好要找胡耀邦解决问题，这封信就被办公厅的人员带到了北京，被转呈到胡耀邦的案头。
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给萧云所在的工厂打来电话，说你们厂一个职工反映的知青困难情况报告收到，现在中央已经下发文件给予解决。
两个月以后萧云接到公司工会给发的一张纸条：“萧云同志，你的工龄从1965年9月15日算起。”按照新的计工方法，萧云是14年半的工龄，一下子变成老职工，一次补升三级工资。
知青们由此和没有下过乡的人，和社会上所有的人站到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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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
“红卫兵”最早出现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使用者是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中学生所贴的大字报纷纷署名红卫兵。
1966年8月，毛泽东身着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连续八次检阅超过1000万红卫兵，此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1967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围绕权力分配的纷争加剧，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派别，直至发展到大规模武斗。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10月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共青团已几乎瘫痪，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
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解散。
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8年10月召开，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没有实现。
红小兵
红小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小学和中学中广泛存在的群众性学生组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中学和大学中红卫兵组织蔓延开来，年龄不够加入红卫兵的小学生和中学低年级学生成立了红小兵组织，以代替从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多数年龄较大的红小兵后来逐渐加入了红卫兵。
1967年2月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决议“小学可以组织红小兵”。1967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认可红小兵组织为在小学范围内取代少先队的制度化的群众团体。
1970年开始，各地中小学基本学习秩序的恢复，红小兵的标志逐渐恢复为红领巾。
1978年10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委员全会通过决议，红小兵组织被中国少年先锋队代替。
知青
作为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历史名词，知青普遍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
建国之后，组织城市青年移居农村是中央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手段。1964年，中共中央设立了一个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的领导小组。
1966年，高考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停止，1966年到1968年间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
1969年始大批年轻人下乡进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1976年毛泽东感觉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但因毛泽东的逝世暂时被搁置。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邓小平也发表讲话：“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粮吃。”